谭人凤的人生经历

什么叫文学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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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照亮人类心灵的灯塔，是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奇葩，是收留人类灵魂的家园。

谭人凤，字有府，号石屏，晚年又自号雪髯。1860年(清咸丰十年庚申)农历八月初六出生于湖南新化八都石鼓塘湾老屋(今属隆回县鸭田公社南塘大队)。
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家庭世代务农，父亲谭忠宅及其六子一家，只有少许田土，力耕自食，勉可糊口。他因有兄弟的帮助，得以入学读书，并考取了秀才。他先娶新化水车毛田罗氏，生有子女四人，即长子德甲(一鸿)，次子德金(二式)，三子三星，早夭折，四女四巽。后娶扬州卞氏，又生子女四人，即五子德揖(五武)，六女德顺(六娃)，七女德宜 (七娥)，八子八骏，幼夭折。 36岁以前的谭人凤，以老秀才的身份，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福田小学，请了谢介僧等人担任教员，潜心文吏，未究时事。1895年偶遇[司乡邹价人经过，与谈古今中外事，皆闻所未闻，思想大有启发，因之一变而投身反清革命。我早年听乡里老辈讲过，谭人凤在家乡教书时，即以好骂出名，当地几个土豪劣绅，几乎被他骂遍了。他在朋友同志间也以好骂称．然而一骂之后，毫无成见，仍和好如初。他在地方很有威信，乡里人每有争议，必请他去排难解纷。在家庭里也很有威信，每早必持旱烟袋杆子敲侄辈的房门，喊他们起来出早工，常说：“三早当一工。”侄辈们跟他年纪差不多，都很敬畏他，乐于听命。
40岁以后，在1903年到1904年两年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仍操粉笔生涯，但接触面比较广些。 据邹永成过去对我说，谭人凤在办福田小学的同时，即注意联络会党，召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在那里开山堂，取名卧龙山，他自己作山主。后来又在宝庆府城分设一个山堂，先后吸收李燮和、唐镜三、李洞天等多人加入。照谭人凤自己的活说．他当初搞帮会活动，是“抱部落主义以自雄”，尚未觉悟到献身关系民族前途的反清革命运动。
1904年暑假期间，有个朋友由日本归来，在县城里找到谭人凤，秘密告诉他：黄克强、宋教仁等将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省城发难。从这年冬季起，他加紧在会党中进行活动，发展组织。他与周叔川由隆回赴桃源，转往辰沅，再赴常德，到处奔走联络，席不暇暖。第二年夏天，应他的老朋友、广西警察学堂总办曾叔式和随营学堂总办蔡松坡的电邀，带领三个学生去广西。到广西后；在警察学堂挂个文案名义，实际上是作食客。后听说李燮和、唐镜三在宝庆起义，他喜不自胜，特地带学生岳森回来相助。半路上遇见唐镜三，才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了。这时传闻宝庆官方将派兵勇到乡里来围捕，经过亲友殷勤相劝，才于1906年春离开县境，经宝庆到长沙，在草潮门新化中学堂任监督。
陈浴新1961年写的《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中，谈到谭人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暑假期间，常到长沙黎家坡遐岭庵来。呼他为“小友”。又谈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阳节，谭人凤召集湖南各地会党代表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游山会后几天－－九月十六，借庆祝黄兴30岁生日，与黄兴、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进一步联络会党。此说可疑。因为谭人风在《石叟牌词叙录》中说：“癸卯、甲辰(1903到1904年)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文场内办小学堂”，并没有提到他曾到过长沙，也未提到他举行游山会、组织华兴会的事。且1904年农历九月十六，是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日期，而不是发起成立的日期，它是先年九月十六黄兴30岁那天成立的。陈浴新所谓谭人凤1904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事关湖南近代史实，有待考证。 1906年8月，谭人凤离开长沙去南京，由南京而上海。12月到东京时，适逢同盟会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他也去参加了。会后，经先到东京的唐镜三恳切介绍，与黄兴相晤，畅谈两小时，决定加入同盟会。不久，萍、浏、醴大起义爆发，黄兴派他与周震鳞、洪春岩、何弼虞、宁调元、。胡瑛等回国谋响应。到长沙后，得知起义已失败，无计可施，又重返东京，入政法学校，插入五期班，时在1907年春。
同年12月，镇南关之役爆发，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亲临阵地参战。谭人凤得到民军占领镇南关的消息，估计大有可为，立即把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借百金，偕同志前往参战，以遂平生之志。他们到达时，战事已结束，民军早已撤走，满腔希望，顿化烟云。黄兴此时正苦于子弹缺乏，因谭与广东钦廉道道台郭人漳有旧，黄过去在广西也运动过郭，便托他往郭处求接济。谭人凤赶到郭人漳处，郭认为革命军事败，态度忽变，最后并悬赏捉拿他。他脱离虎口，跑到广州，转回香港。在港看到报载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起兵于河口，清军望风而溃，便情不自禁地割须改装再往，至则又是烟消云散了，空跑一趟，败兴而归。
1910年1月，同盟会南方支部运动广东新军起义已届成熟，黄兴从日本到香港，与赵声、倪映典筹划一切。黄兴走后，谭人凤接踵前往。结果新军起义以失败告终，他又一次怅然回到东京。 1911年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赵声之邀，由东京抵香港，当天晚上和黄、赵商谈广州起义计划。他认为两湖地当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征得黄、赵同意后，第二天即带2000元往上海，再到汉口，与居正、杨玉如等聚商于某旅社。
谭说：“余奉黄克强同志命，察看长江流域革命近况。并报告紧要消息。因黄同志与胡展堂(汉民)、赵伯先(声)诸兄均在香港，备省同志毕集，决定今春在广州起事。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旋交居正600元，又与孙武200元，告知广州起义汁划，希望相机策应。2月间，谭偕刘承烈到长沙后，在路边井某日本旅馆召集同志开会，到会的有文斐、曾杰、肖翼鲲、龙铁元、吴超征、洪荣圻、何陶等十余人。谭在会上报告，黄兴鉴于往者以会党、新军或防营谋举事，往往坐失机宜。乃改由吾党同志自行发难，而以防营、新军为应援。决定手农历三月间在广东起事，湖南当急谋响应。当时议定，刘文锦在马队任排长，运动军界由文锦担任；绅学界由文斐、曾杰进行运动；会党方面，由焦达峰担任；经费接济，由龙萸溪、龙铁元负责。焦达峰不在省垣，谭等了几天仍未见回，就回上海转香港去了。
黄花岗起义前夕，黄兴由香港秘密进入广州，在小东营机关部进行部署。谭人凤也由香港赶来参加。当讨论进攻计划时，他认为10路进攻，应有一人居中司指挥调度责任，不应同时都告奋勇。最好先炸毙李准，合攻督署，再由赵声从城外以新军进攻，内应外合，较易得手。这个建议，因时机迫促，未被采纳。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从广州脱险抵香港，在港稍事逗留，折返上海。5月初到汉口，与孙武、蒋翊武等多次会商，建议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通力合作，相辅相成。在谭人凤的策动下，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组成机关部，作为筹划武汉地区起义事宜的领导机关。
1912年，黄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说中赞扬他说：“……至于内地之布置，长江一带，谭人凤先生任之。谭先生身体多病，此时亦冒险力疾至鄂。” 1911年秋黄兴和谭人凤诗中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谭与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早有联系，武昌首义他是出了力的。
武昌起义前夕，10月8日，谭人凤由沪到南京，约集同志，商讨响应湖北发难问题。事后，他同居正一起去武汉，船过九江时，即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10月14日渡江入武昌，与黎元洪相晤。黎向他倾诉了一大堆困难，他责以大义，促速下令进击清军。第二天早上，民军步炮各队大批过江进攻，清军不支，狼狈败退。商民欢声雷动，满街燃放鞭炮庆祝。经此一战后，士气愈旺，形势大变。
10月22日夜，长沙新军反正消息传到武汉，谭人凤立即向都督府请领快枪2000支，派任震运送回湘。两天后，他自己乘轮回湘，到长沙后，发现焦达峰的都督府一片混乱，立宪派组织了一个参议院总揽全权，焦达峰遇事受挟制。谭人凤看到了这个不正常情况，以外援事急，只好隐忍，而着重于敦促出兵援鄂。他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当场写了一首军歌激励士气，歌词是这样的：“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
不料王隆中刚率新军一部到湖北去，3天后，就发生了焦达峰、陈作新被害事件，立宪派篡夺了湖南的政权，谭延闿作了都督。这时，光复各省电促派代表往湖北开会，他与邹价人、廖笏堂、刘揆一被举为代表，于11月24日到达武汉。到武汉后，他与邹价人等赴王隆中军中演说，勉励大家奋勇杀敌。不久，黄兴离开武汉东下，准备进攻南京。黄兴走后，黎元洪打算退往葛店，武昌情况危急。革命党人推举谭人风以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支撑危局，秩序稍为安定，不久，黎元洪也回来了。
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武昌集会，会上，推举新到会的谭人凤为临时议长。经过讨论，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随后，黎元洪遣人送到公文及旅费，委派谭人凤为议和代表，促赴上海、南京与会。他于12月26日到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这时，会议已在南京进行半个月了，正准备选举临时大总统。谭人凤曾在各省代表会上倡议举黎元洪为总统，但开票结果，孙中山在17票中以16票当选，黄兴得一票，无有及黎者。他一面参与各省代表的集会，一面仍以北面招讨使名义，在上海组织机关，准备北伐。但是，所谓招讨使者，是个空架子，唯一的兵力就是他的儿子二式从湖南带去的两营人。 谭人凤到东京不久，就结识了宋教仁。章太炎撰《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说他”与孙、黄好尚异，独重桃源宋教仁，以为隽才。”这是事实。
1910年春，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宋教仁深为叹息，经常找谭人凤商量整顿办法，谭这时与新从国内来的邹价人、邹永成等同住在东京神田区。经过磋商后，他们向同盟会建议三策：一、在北方举事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举事为中策；三、在边疆举事为下策。后又决定以中策为上策，组织长江机关付诸实施。邹永成后来对我说过，他们在东京时，计划把新化县的锑矿专卖权卖给日本商人，以所得手续费作长江机关的活动经费。他说这个办法是邹价人想出来的，当时推宋教仁向日本交涉，他和张斗枢回新化与矿商接洽。他们回国后，还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一家广惠矿务公司，以便办理此事。
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医院疗伤，日唯以“报吾良友之仇”为念。5月18日，赵声忧愤致死，黄受刺激更深，时刻想到要去暗杀李准等清朝悍吏，“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稍安”。谭人凤这时在香港，极力劝阻，事后又邮电力阻，黄均不为稍动。宋教仁也是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的，对此次事败悲怆满怀，无限伤感。他和潭人凤以及其他同志，鉴于这次失败的沉痛教训，即时把握川、鄂、湘各省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有利时机，决定组织力量，重振旗鼓。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其美)等29人，在上海湖州会馆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会，谭人凤起草成立宣言，指出：“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帮，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在这次成立会上，谭人风被推为总务干事，兼负交通部之责，两天后又被选为总务会议议长。他随即往湖北组织分会，对文学社、共进会成员多方开导，晓以大义，因而出现了尔后团结对敌的合作局面。
1913年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大招袁世凯之忌。谭人凤在武汉相晤时劝他注意戒备，免遭暗算。宋不以为意。3月20日，袁世凯果然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两天后宋伤重殒命。谭人凤万分悲痛，亲撰挽联：“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宋教仁死后，谭人凤办理丧葬事宜，照料遗族生活，计划周详，煞费苦心，极其奠重牺牲的亡友。 宋案发生后，谭人凤离开北京到上海，其时刺杀凶手武士英已被捕获在押，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返函电，也在应家搜获，可说铁证如山。他向孙中山、黄兴询问主张，孙说，若有两师兵，我当亲率问罪。黄说，此案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他反驳说：“孙先生之说空谈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谭人凤当时主张遣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个主张也是行不通的。在这以后，他往北京见袁世凯，往武昌见黎元洪，想进行调整，结果又是枉费心机。
1913年7月7日，谭人凤奉黄兴之命自上海返湘，与谭延闿面商，告以南京将宣布反袁独立，届时湖南应迅速响应。
7月15日，南京宣布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章士钊任秘书长，通电各省，希望同张义帜。经过谭人凤一番策动，多数下层党人奔走呼号，谭延闿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得不于17日召开全体会议，用省议会名义发出通电，宣布湖南独立。但到各省讨袁军事相继失利时，他见风使舵，于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谭人凤、熊克武等。北京陆军部的通缉名单上，把谭人凤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在袁世凯的罗网下，国内已无容身之地，他被迫出走，亡命日本。抵日后，卜居于福冈县筑紫郡中之太宰府町，改姓名为林泉逸，以避袁探和日本新闻记者的耳目。直到袁世凯毙命后，才由日本回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过从密切，共同商讨袁贼死后的斗争形势问题。翌年4月，黄兴国葬于长沙岳麓山，谭人凤专程返湘，参加国葬仪式。
1920年4月24日(农历三月初六)，谭人凤病逝于上海，终年60岁。长子一鸿扶柩返里，葬于新化县文田镇茅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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