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哪两个民族开始交融

简述中国历史上哪几次民族大融合？分别在什么时期？~

中国历史上4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
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于中国腹心地区，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第二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第三次】
宋、辽、金、元时期，进行于边疆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第四次】
明清二代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很多地方也有把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归入到第三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诸侯国间频繁的兼并战争，大大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隋唐时期
　　隋唐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发展。 　　唐朝中央政府承认周边各族在政治上的“自治权”，不直接干涉各族的内政，各民族的地方官吏由本族的统治者担任。唐政府对少数民族首领册封很多。许多民族地区实际上是唐政府的特别行政区。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朝更为突出。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虽然元政府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中国各民族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与以往的经济、文化等自然交流不同，明末清初的民族同化带有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甚至引发屠杀。应以史为鉴，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提倡自然交流与融合。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但同时，满清贵族为了防止被人数占多数的汉人同化，严禁满汉通婚。虽然清政府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早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时，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满洲八旗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后编为汉八旗，现今的满族就包括满洲后裔、当年的汉八旗人后裔和蒙八旗人的后裔。 　　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春秋时期华夏族和匈奴开始交融。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过程中，华夏族和匈奴的联系、交往、融合加强了，形成了以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北方的燕国为主的民族融合中心，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按《史记》，匈奴人的先祖是夏王朝的末代国王夏桀的遗民，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白种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獯鬻、熏育）。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熏育、獯鬻）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獯鬻、熏育）在殷商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淳维又作熏育、獯鬻、熏粥、荤粥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瓦解和封建社会逐渐形成。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诸侯争霸，分封制崩溃，统一趋势不断加强；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频繁的战争促使各民族迁徙，并在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逐渐融合。这些是后来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
第一，从战争的性质看，其实质都是奴隶主贵族扩张领土、掠夺财富、争夺对其他诸侯国支配权的战争，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春秋无义战”有一定道理。但不够确切，因为当时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正义战争以及各国人民抵御游牧部落掠夺的自卫战争。
第二，从战争影响看：①战争中，大国兼并小国，实现了局部统一，客观上加快了统一步伐，促进了国家走向统一。②战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加速了分封制的崩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③战争又使华夏族与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④争霸战争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争霸，各国都进行改革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⑤加速了新旧制度的交替，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产生。
第三，战争还表明，分封制的政体形式已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以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形式取而代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诸方面，而且最主要的变化是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随着生产力所产生的一系列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一些边远地区开始得到逐步开发。即使相对发达的河洛地区①的偏僻之处也被纳入社会发展的主序列中来，这主要表现在该时期活动于河洛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被邻近的一些诸侯国所吞并，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兹撰此文，对春秋时期活动于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一研究，以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有所丰富。

　　一、少数民族的分布
　　春秋时期分布于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以戎、狄为主的一些部落。他们进入河洛地区有的是被迁来的，有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直接进入河洛地区，有的是因为参与诸侯国之间的争霸而进入的，当然也有一些土著的戎、狄部落。他们大都活跃在黄河两岸的山地及丘陵地区，有时甚至利用其游牧民族的长处，千里奔袭进入河洛地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处：
　　河渭交汇处：河渭交汇处位于河洛地区的西部边缘，这里接近关中地区，所活动的少数民族与关中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左传·闵公二年》云:“春，虢公败犬戎于渭氵内 。”《史记·秦本纪》云:“缪公任好元年(公元前659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唐张守节《正义》注“茅津”引刘伯庄云:“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水经注》云:茅亭，茅戎号。”《左传·僖公二年》云:秋，“虢公败戎于桑田”。桑田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左传·成公元年》云:“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宋元人注曰:“茅戎，戎别种也。《水经注》:‘大阳县有茅亭，故茅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县西二十里。’徐吾氏，茅戎别种。”此处还有允姓之戎，《通典》卷一八九《边防五·西戎一·序略》载，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秦、晋从瓜州将“允姓之戎迁于渭氵内 ”。由上述史实可知春秋时期河渭交汇处的少数民族以戎为主，有犬戎、茅戎、允戎等，这一地区是各诸侯国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故而少数民族活动频繁。
　　晋南河内处：晋南河内处位于河洛地区的北部，这一带活动的是以赤狄为主的少数民族，《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东山皋落氏是赤狄的别种，在山西垣曲县西北五十里，今为皋落堡。《左传·僖公十年》:“十年(公元前650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温，苏子的封国，在今河南温县的西南。鲁宣公十五年“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潞国是赤狄的别种。[1](文公十一年)在这一带除狄之外，还活跃着骊戎。[2]由之可以看出，晋南河内一带也是少数民族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
　　伊洛河流域：伊洛河流域虽然是中华大地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但在春秋时期相对边远的地方仍然活动着以戎为主的少数民族。《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云:“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而在秦、晋迁陆浑戎于伊川之前这里即活跃着不同分支的戎。《后汉书·西羌传》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这里提到了杨拒、泉皋、蛮氏之戎等。吕思勉先生云：“其以戎称者：曰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曰蛮氏之戎，曰骊戎，皆在今河南、陕西境。”本注云:“扬拒，在今河南偃师附近。泉皋，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伊洛之戎，春秋作洛戎。《左传》文公八年，公子遂会洛戎盟于暴。《释文》:‘本作伊洛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之尔。’地皆入周。”“蛮氏之戎”本注云:“今河南临汝。本居茅津。亦称茅戎，《公羊传》作贸戎。地入于晋。”[3](p33)《左传·文公八年》云：“冬，襄仲会晋赵孟，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遂会伊、雒之戎。”杜预注云：“伊、雒之戎将伐鲁，公子遂不及复君，故专命与之盟。”这里专提伊雒之戎。前揭《通典》载：“鲁襄王时，秦、晋自瓜州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迁于渭氵内 ;东至 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由上所引材料可知，春秋时期伊洛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有杨拒、泉皋、蛮氏、伊雒、陆浑、阴戎等以戎为代表的诸部落。
　　郑地之戎：活动在郑国的少数民族以狄为主，基本上是以动态的方式生存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北狄没有固定地生活在这一地区，而是以入侵的方式活动于此。《左传·隐公九年》云:“北戎侵郑，郑伯御之⋯⋯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夏，狄伐郑，取栎。”活动于郑国的戎因来去不定，严格说来尚不是这一地区的居民。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以黄河为中轴线的区域之内。具体而言，黄河北岸的晋南、河内一带以狄、戎杂居为特色，河渭交汇处以及伊洛河流域以戎为主，郑国境域以游移不定的狄为主。这些少数民族与河洛地区的华夏民族共同生活在这一广大的地区。

　　二、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
　　生活于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交错杂居，但其社会生活水平则远远无法与华夏族相比。综观活动于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我们认为，以戎狄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其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华夏族，且以游牧生活居于生活方式的首位。
　　《太平御览》卷七九二《四夷部一三·总叙西戎》中《礼》云：“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又同上书卷七九九《四夷部二○·部叙北狄上》中《礼》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上述这两条材料说明了戎、狄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这是当时戎狄生活总的概括，同样是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现象的反映。《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陆浑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这既是戎人的认识，也是时人的认识。
　　对于戎狄的习性各诸侯国都有几乎相同的看法，这就是戎狄野蛮落后、贪得无厌。鲁隐公九年，北戎入侵郑国，郑国的公子突对其父郑庄公说：“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1](隐公九年)周定王曾经说:“夫戎、狄，冒没轻 ，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4](周语中)作为被诸侯国和戎人所包围的周天子的话可谓体会颇深。晋悼公也认为:“戎、狄无亲而好得。”[4](晋语)戎、狄这种习俗使人们对其产生鄙夷，以至于以后类似的做法都以戎、狄视之。魏安厘王时，“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劝说魏王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5](魏世家)《论语》卷三《八佾》也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华夏民族之所以形成了对戎、狄如此的看法，是因为作为偏远地方的少数民族出于对相对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物质文明的向往，多次以武力抢劫的缘故。春秋时期的许多诸侯国就因此与戎、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作战。
　　从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戎、狄的分布基本上集中在今豫西山地和晋南一带，他们的生存环境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艰苦的。我们首先来看伊洛河流域诸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秦、晋将陆浑戎迁往陆浑山，《水经注》:“陆浑山，伊水出焉，今亦号方山，汉末隐士颍川胡昭隐居山中，有石城，远望之，有金坛玉匮，晶然间出，尤好竹林泉石。时有野人居之，生长不死，春秋时迁陆浑之戎，意其遗类。”[6]陆浑戎所居之地的环境是极为恶劣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勿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由此看来，陆浑戎所迁居之地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戎子驹支又谈及其先人“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方才得以生存。作为游牧民族，陆浑戎由骑马射猎到居住山地，其生活的方式与内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生活于河渭交汇处的除土生土长的诸戎外，允姓之戎也是由西北迁来的，必然要适应新居地的自然环境。在河渭交汇处的戎生活在今豫、陕交界处的山地之中，因为相对较为平坦的经济发达地区已为秦、晋、虢等国家所占领，这里的戎一方面要与诸侯国交战以取得生存的地域，另一方面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以生存下去。处于晋南和河内的戎狄部落同样是如此。

　　三、少数民族与诸侯国的关系
　　我们知道，西周的灭亡是因犬戎攻杀周幽王所致，而迁都洛邑的周王朝仍然为戎狄所困扰。居于河洛地区的诸戎狄在春秋时期与其所在地的诸侯国进行了长期的交战、融合。可以这样认为，春秋时期的历史如果忽略戎狄的作用，忽视诸侯国与戎狄的长期交战与融合，就无法得出贴近历史事实的结论，也无法认识到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后汉书·西羌传》在描述春秋时期河洛地区诸戎时说：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圭阝、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迁于渭氵内 ,东及 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氵干干 、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
　　《后汉书》的这段话可以说是范晔对于春秋时期河洛地区诸少数民族与诸侯国关系的高度概括。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
　　东周王朝与戎、狄的交恶自迁都洛邑即开始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氵已 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周襄王时的这次政变，对河洛地区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周襄王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改变这种局面的，“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5](匈奴列传)前文所提及的鲁成公元年周军败于茅戎，都反映了周有灭戎之心，而无灭戎之力。
　　除了与周王朝发生颇多战争外,诸少数民族与河洛地区其他诸侯国也多次交战。在河渭交汇处有犬戎、茅戎与虢、秦、晋等诸侯国的交战，在郑地有北戎多次入侵郑国。而以晋国为代表的诸侯国则以时时控制戎狄参与诸侯国的争霸为戎狄活动的特色。《左传·成公六年》云:“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因宋人不愿参与以晋为首的诸侯国的会盟，晋国就动员了包括伊洛之戎、陆浑戎、蛮氏在内的诸少数民族共同入侵宋国。《左传·昭公九年》云:“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 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虽然詹桓伯对于晋国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指责，但因晋强周弱，最后晋借“王有姻丧，使赵成入周吊，且致阎田与礻遂 ，反颍俘。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晋人礼而归之”。晋凭借控制了诸戎狄而要挟周天子。《左传·闵公二年》云:“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因卫懿公平日玩物丧志，士兵无心抵抗，“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狄人的力量已达到足以灭亡一个国家程度，固然有卫懿公方面的原因，但狄人的强大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少数民族与各诸侯国争战的同时，各诸侯国都相继展开了“和戎狄”的行动，这一方面有利于利用诸戎狄加强自己争霸的力量，另一方面有利于争取和平的生存环境。以周王朝而论，与戎狄战而难胜，与其和则占居主要的交往方式，《左传·隐公七年》云:“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戎有结好于周之意，但周之公卿凡伯不拘礼节，最终为狄人所俘。前文提及的周襄王娶狄女为后，其目的也是欲结好于狄以伐郑，《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十七年，王降狄师以伐郑。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得知此消息后劝谏说:“不可。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今王外利矣，其无乃阶祸乎?”周襄王不听富辰的劝谏，终娶狄后。但因周襄王在达到目的以后又黜狄后，故而引起狄人的讨伐。因与中原各诸侯国交往的加深，其称呼也在演变，“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7](西羌传)其他诸侯国的“和戎狄”活动也颇有特色。前文提到的鲁公子襄仲借与晋在衡结盟之机，与伊、洛之戎会盟。因襄仲的随机应变，使鲁国免遭伊洛之戎的侵扰。故《春秋》称他为“公子遂”以示尊重。晋国以各种方式和戎狄则使其拥有了强大的与其他诸侯国相抗衡的力量。《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大戎”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小戎”杜预注:“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这说明晋献公时晋国屡次以联姻的形式来巩固与戎狄的关系。即使到后来的晋公子重耳逃往其母亲的国家，仍然受到礼遇，“狄人伐广啬 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1](僖公二十三年)《左传·宣公十一年》还记载了晋景公二年(公元前598年)谷阝 成子收拢众狄之事，“晋谷阝 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木赞函，众狄服也。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谷阝 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于是，径直赴木赞函盟会，使晋国团结了弱小的狄人，来共同对付劲敌赤狄。当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晋悼公用魏绛“和戎狄”，《左传·襄公四年》云:“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则认为伐戎而无法救陈，会失掉中原诸侯国的信任，不如和戎，而且“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魏悼公赞赏魏绛的计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魏绛的和戎之策，使晋国免除了戎狄的侵扰，迅速提高了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晋悼公将郑国所献的乐队一半赏赐给魏绛，并且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1](襄公十一年)对于春秋时期和戎狄以为己用的实质，西晋江统《徙戎论》指出：春秋时期“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8](江统传)这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的见解。《左传·襄公十四年》陆浑戎子驹支曾说从晋文公后，“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崤志也。岂敢离 ?”也是诸戎从晋的真实情况。
　　少数民族与诸侯国之间可以说是战和同时存在。少数民族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且大多居于相对偏远的地方，仍处于游牧生活方式，河洛地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其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使他们多次以掳掠财物的方式对河洛地区的诸侯国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处于诸侯国夹缝中的诸戎狄，为了自身存在的需要，也不得不以战争来争取生存的权利，因为若不积极进取就时刻面临着被诸侯国吞并的危险。而少数民族与诸侯国之间安和局面的出现，既有有些诸侯国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也有诸侯国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以达到称霸的目的，亦有少数民族依附于某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以求其安庇的因素在内。

　　四、少数民族的衰亡
　　河洛地区诸少数民族的衰亡是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其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牛耕的使用，铁器的发明，使河洛地区过去的蛮荒之地得到逐步开发，这其中也包括诸戎狄居住的地方，而诸戎狄仍然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抛弃了诸戎狄。再者，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战国时期，统一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诸戎狄的存在和参与诸侯国的战争只能使统一战争愈加残酷，且诸戎狄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不时地改换依附的诸侯国，使各诸侯国常常感到少数民族的掣肘之患，所以各诸侯国开始消灭少数民族。而这也只能看作统一战争举措的一部分。
　　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灭亡是从陆浑戎开始的。我们研究得知，秦、晋迁陆浑戎于河洛腹地使其扩大了地盘，又将祸水引往周天子的脚下，并起到抵御楚国北进的作用。其实陆浑戎也真的起到这样的作用，以致于楚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周郊”。[5](楚世家)然而到春秋末年陆浑戎又亲近楚国，并且威胁到周王朝和晋的安全，有鉴于此，晋国开始了消灭陆浑戎的战争。《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八月，“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苌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还有一部分逃往今河南巩义市东北。鲁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室内讧，“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庚申，单子、刘分虫 以王师败绩于郊，前城人败陆浑于社”。[1](昭公二十二年)是后史书中关于陆浑戎活动的事实基本上不存在了，陆浑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灭亡了，但其遗民可能仍生活在这一地区，前文所提及的汉代“时有野人居之，长生不死，春秋时迁陆浑之戎，意其遗类”即是明证。这说明陆浑戎已经融合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了。
　　居于颍首之西的蛮氏本依附于楚国，但有时又归于晋国，如前文例举的鲁成公六年蛮氏就与伊洛之戎、陆浑戎等共同随从晋国入侵宋国。《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春“楚子诱戎蛮子杀之”。杜预注:“公作戎，曼戎，蛮。河南新城县东南有蛮城。”《左传》云:“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此次打击使蛮氏受到重创。到了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楚国的左司马目反 、申公寿馀、叶公诸梁设定计谋，“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单浮馀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并逼迫晋国交出蛮子赤。时晋国国内正发生范氏、中行之乱，晋国执政赵鞅乃命阴地大夫士蔑“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1](哀公四年)蛮氏之戎最终也为楚国所灭亡。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河洛地区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诸少数民族虽然居住在相对边远的山地丘陵，但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抗争的同时，开始参与诸侯国的政治斗争，以期争得发展的权利。但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限制，使他们最终成为强大诸侯国争取称霸的工具。当天下即将统一，而诸少数民族的摇摆不定，自然成为诸侯国首先灭亡的对象。不过就社会发展的总形势来分析，诸少数民族只是融合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已，是中国早期民族融合历史的正常现象。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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