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北宋中期的政风之变

评述北宋词风的三变~

北宋词是宋词发展的重要阶段,按时间,可以初步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在三个时期分别出现了三位对词“改朝换代”的词坛星宿———柳永、苏轼、周邦彦。词到了他们手里,分别进行了三次重大“变革”。一北宋初期,在经过宴氏父子、张先等多位词人的推波助澜下,词至柳永,词风为之一变,即从艳丽之词变为歌者之词。柳永是北宋初期一位大力填词的“专职”词人。他长期出入于秦楼楚馆之中,恣情游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风流才子,死后又一直被视为轻薄浪子。生活的艰辛、处境的坎坷、生命的不幸,使他的词走向了民间,成为真正的“歌者之词”。由此,柳永堪称中国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首先,柳永词在内容上进行了“变革”。柳词虽然还残留了有许多依红偎翠、歌舞升平之作,但其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词的新动向。

正变说指的是风雅正变，也叫变风变雅。原出自《诗大序（毛诗序）》。
正变说内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按照传统的观点，风、雅是指《诗经》的体裁，正、变是针对诗篇的内容而言的。然而关于风雅正变说的起源、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存在的可能性，历代各家各派的学者却众说纷纭。

扩展资料：
传统的风雅是周王朝及管辖地区及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礼乐制度下的“正风正雅”最初并不是直接用以约束人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而是特定宴饮程序和意识下严格按照礼乐要求和规范进行的“娱神工具”。
在周代奴隶制社会下，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在各自的等级地位上安守本分，维持更高统治者“神”的威仪。
但在周王的暴虐统治下，《诗经》不再是被供奉在宗庙里娱神的酬酢有度的和美歌唱了，国家的动乱使得传统风雅中对现实的热情讴歌的理想状态被打破了。体现在《诗经》里的，便是“正风正雅”向“变风变雅”的转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变风变雅

宋初政治颇尚“无为”。
黄老思想在宋初虽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长期以来，“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相与养成浑厚老实之风”，使得“人人因循，不复奋励”。近人刘咸炘《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有论云：“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论洽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乎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跞驰之才。”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时包括政治风尚在内的社会风尚。

南宋时朱熹曾论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朱熹这番话，是近乎事实的。在清静无为、因循持重的政治气氛中，统治者虽然一意粉饰太平，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却在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终于日益严重而暴露出来。天圣五年，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便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出一系列隐伏着的深刻危机：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夕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历史的进程正如范仲淹所预料的那样，此后十数年间，成堆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表现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庞大松散，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国家财政开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农民的反抗斗争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党项族势力在西北崛起，与宋关系紧张，威胁加剧。危机四起，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是数十年来笼罩政坛的清静循默之风造成的必然结果。

嘉祐四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指出：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
这是有识者对北宋前期“恭谨静慎”的政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的深刻检讨。

面对“天下弊事极多”的形势，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继续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定，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因此强烈起来。他们怀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愤悱，“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沉闷的政治空气从此被打破而活跃起来。在野者如李觏，因科场失意而长期羁居山岩，“诵味经籍，窥测教意”，撰写了大量探寻改革之道的政论文章，依托《周礼》等儒家经典，要求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以达成“先王之治”。李觏之论对当时逐渐开展起来的新政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风尚的重大变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称赞。对政风之变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正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宋史》本传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论道：“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政风的变化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激荡的必然结果，范仲淹的活动正是这种变化的真实体现。

天圣三年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时务书》，纵论当今之务，倡言“兴复古道，厚其风化”；要求朝廷广开言路，实施变革。他说“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他的上书，揭开了仁宗时期新政运动的序幕。天圣五年，丁忧中的范仲淹又陈《上执政书》，力言变革之道。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并尖锐地指出：“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务因循而重改作，岂长世之策哉？”再次对旧日派势力发起了挑战。在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书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明国听”等具体建议，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后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的基本构想。天圣八年，他再次上书，公开批驳了道家的处世哲学，表达了与朝廷保守势力绝不两立的决心。这是他对在“清静无为”的烟幕下实行苟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

景佑三年，时任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对权倾一时的宰相吕夷简再一次发起攻势，进献政治论文四篇，从理论的多角度上对“清静无为”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团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弥漫朝廷数十年的无所作为的苟安局面。同时，他再次驳斥了黄老之道主张的无名无欲思想，高唱儒家名教说，提倡献身社会的思想作风。

天圣年间，刘太后听政，事多徇情。晏殊于五年正月、范仲淹于七年十一月、曹修古等于九年十一月，均因抗章忤太后意旨被贬外任。论者谓奋发于庆历之时的直言之风，实胚胎于此时。太后死后的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谏。这年年底，皇后郭氏因无子被废，范仲淹，孔道辅等十人伏阁谏诤，并斥吕夷筒辅佐无方，有损君德。此事引起朝论哗然，结果范仲淹又被贬责。

吕中《大事记》云：“谏官伏阁，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实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也正如吕祖谦所论：“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范氏虽迭遭贬斥，而名望益高。从此舆论大起，政治气氛趋于活跃而一改旧观，一时群臣纷纷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辙。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摆脱困境，不得不启用新锐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气象。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罢相，守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此前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纷纷被进用。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诗，欢呼一时的盛况。蔡襄等人上疏，历数吕夷简误国的罪行。欧阳修作《朋党论》，公开为“君子党”正名。此时，持循默态度的官僚已难以立住脚跟了。

宋仁宗统治中期的政治风尚与宋初以来的情况相比较，变化是非常明显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庙堂安靖，形象庄重。而后矛盾暴露，静极而动。议论蜂起，朝野动荡，侈谈理想，倾言改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在这种剧变中，我们不应忽视如下两个因素对于推动政风之变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是制科考试的复置，二是谏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非凡之选，宋人谓之大科。宋初以来，时置时罢，应者殊少。景德二年七月，诏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六科。四年闰五月，宋真宗强调说：“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因此要求“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天圣七年二月又诏复置，于是增损旧名，为“有官者”设置了六科，为“未仕者”设了三科。由于贡举考试内容在庆历前基本袭唐之旧，而制科考试受诗赋和经义注疏的束缚较少，注重针对现实问题的策论，故一些土人非凡看重此科。《邵氏闻见录》卷九载：“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土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范仲淹天圣五年《上执政书》中曾说唐代“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建议予以施行。天圣八年他上《议制举书》力言：“斯文丕变，在此一举。”建议“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引导士人“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以达到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目的。张方平以进士中茂才异等科，后又中贤良方正科，对制科的作用深有体会。他说：“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张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的观点立场比较保守，故而不满新风溢于言表。制科之设，导致士人了解国情政事，指陈得失。这在旧派官僚看来，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轻，自然感到世道时风在变坏了。

谏臣地位日重，也是宋仁宗以来朝政中的一个重要变化。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六谓：“天禧之广谏员，明道之置谏院，所以重其职也。”据《长编》载：明道二年十二月，宰相任命张沔、韩渎二人为台官，有人指出：“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仁宗也说：“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遂出二人，“仍诏台官有缺，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宝元二年十二月，鉴于中丞孔道辅举其姻亲王素为台官，仁宗下令：自今御史缺员，“朕自择官令举人”。又庆历四年八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仁宗之意，显然在于以台谏的纠弹来牵掣辅臣的权势，这样便使台谏官的作用大大重要起来。正如苏轼所言：“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又王夫之论云：“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相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庆历三年三月，王素、欧阳修、余靖被仁宗任为谏官，为改革派大壮声色。张方平曾述谏官势力的增长说：“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入参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事实上，台谏之职已成为仁宗中期推动政治改革，抨斥保守势力的一个阵地。
宋仁宗即位以来政风及政坛的变化，给庆历新政的出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作好了思想舆论上的预备。大批具有新型思想的革新派人物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列，演出了宋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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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15923105316： 评述北宋词风的三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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