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生》揭秘末代皇帝溥仪14年的秘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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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结束了。这座曾经给了溥仪恢复清朝根基无限幻想的傀儡宫，也变成了一片废墟。从此，末代皇帝在苏联赤塔、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9年12月底，与李结婚两年后，他撕下胸前的981号，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四十年前，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

绥芬河火车站绝密行动

1950年8月3日上午，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的绥芬河火车站。

浓雾笼罩着山城，人们还在沉睡，边境一片寂静。凌晨四点，年仅21岁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程元兴，摸黑赶到绥芬河火车站。

“车站小而严肃；没有普通人，这里很安静。”57年后的今天，83岁的程元兴依然记得半个世纪前浓雾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但作为市领导，他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人会私下做好准备。说白了，这已经是埋伏了。双方都有军队。想惹事，跑不了！一级战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命令程元兴在绥芬河火车站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今天，这里将会有一列绝密的国际列车。

清晨6点，远处苏联传来的火车声打破了边境上的寂静。专列在早晨的浓雾中驶进了车站。门一开，一群荷枪实弹的苏军士兵迅速列队。

当时在场的护士赵育莹回忆说，“他是第一个下来的，我马上就认出了他。”“高个子一米七多；他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他还戴着黑框眼镜，装得满满的；拉长着脸，穿着可能是黑色的西装，手里还拿着钱包。”

1959年大赦前，溥仪和溥杰在富顺战犯管理所工作。

“没有黄袍玉带，也没有日服，就是一个普通人下来。当时看起来是这样。这是皇帝吗？皇帝是什么样的人？皇帝应该是最高领导人。他总是装腔作势。至少他是居高临下的。不，很奇怪，好像是村民。”

程元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感觉对方有点害怕：“当时我看他的表情，发现他情绪不是特别稳定和不安，甚至有点害怕和害怕。他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这个惊恐的中年人就是溥仪。爱新觉罗溥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是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当了14年。在苏联当了五年战犯后，他再次踏上了曾经的“天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中苏双方多次磋商，同意将1945年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引渡回中国。时间地点定在1950年8月3日绥芬河站。

富顺战犯管理所21岁的护士赵育莹也接到了上级的秘密指示，来到绥芬河站。这不是她第一次面对这个“皇帝”。1938年，满洲国33岁的皇帝溥仪访问沈阳。年轻的赵育莹是当局组织的学生欢迎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的溥仪给她的印象是另一种。

“早上去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大家聚集在礼堂读信。把红布黄布一层一层拿出来，华主席看了一遍。日本校长念了一遍，大家都去行了宫廷仪式，认真听了。”

“我们认为他是皇帝和最高统治者。他是领导，应该受到尊重。小时候看到的人像，穿着马靴，带着军棍，带着绶带，非常威严漂亮。这样的照片随处可见。”

1950年8月3日，这个雾蒙蒙的早晨，溥仪迎来了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天。

“不能辜负祖宗”[S2/]

1935年4月7日上午，日本横滨港。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溥杰艾辛乔罗觉得他的大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勇敢。

岸上，礼炮响起，人群拥挤，百余架飞机日复一日编队飞行。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满洲国沿途派出的留学生和日方人员欣喜若狂，满街欢迎，气氛热烈。

在这个雾蒙蒙的早晨，溥仪迎来了一生中最骄傲的一天。这一天，29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开始了他作为满洲国皇帝的首次访日。在这种情况下，溥仪难掩兴奋之情。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有礼貌”，感谢自己的“朋友”。他写道：海平如镜，他将远航万里。两国携手使东方永久化。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溥仪第二次宣布退位。他不想把清朝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三百年江山毁在自己手里，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关东军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帮助统治，与溥仪一拍即合。1934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指挥下，溥仪在伪满洲国称帝，首都长春改为新疆和大同。这是年仅28岁的溥仪第三次称帝。

尽管溥仪不情愿地穿着日本关东军大元帅陆海军的制服，而不是象征清朝皇位的皇袍，但他仍然梦想着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帮助自己恢复清朝的国家。“不能辜负祖先”是他此刻唯一的想法。

溥仪的生父春亲王和他22岁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去北方拜访新登基的满族皇帝溥仪。

父亲不同意，带我去见他。94岁的AisingiorroPullen回忆说，“溥仪很骄傲。我记得他在那里说过，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在这里了，我们在北京宫见面。”

然而，溥仪终究没有实现“京宫相见”，他的父亲春亲王再也没有见过他。

捕获

1945年8月9日早上。满洲国，首都，新疆，伪满洲国。

侄儿爱新觉罗玉山刚走到同德堂门口，就看到溥仪拉着贵人急匆匆地钻进了堂前的地下室。玉山还是很惊讶。突然，他听到了城市里空袭的刺耳警报声。火势向南蔓延，然后发生了小爆炸。向南望去，他听到头上的螺旋桨向北运转的声音。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代号为“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宣布出兵中国东北。

8月9日下午两点，日本关东军高级将领吉冈直接来到溥仪的办公室，沮丧地告诉溥仪，数千辆苏军坦克已经越过“边界”，预计第二天到达首都新津附近。时间紧迫，溥仪必须立即撤退。关东军打算带他去通化。临走前还写了一句“准备战败自杀”。

余说，“溥仪的行程被打乱了。”"一大早，我看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漫无目的地在内院四处张望。"

整个伪满皇宫都开始紧张地收拾东西逃跑，溥仪吓了一跳。他有一本书《诸葛神的课》，他每天用它做作业。他在包装时不小心被氯化汞染红了。溥仪认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红色是血的象征。他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然而，此时此刻，溥仪认定的血淋淋的灾难，并不是兵临城下的苏军，而是日夜陪伴他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会在他垮台前的最后一夜杀了他。

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结束了。这座曾经给了溥仪恢复清朝根基无限幻想的傀儡宫，也变成了一片废墟。溥仪等人从东站上了火车。火车载着满洲国最高统治集团，经吉林、梅河口到通化。准备去通化大连沟避难，再做打算。

“我连晚饭都吃不下。别说他当皇帝的时候，吃饭至少要48个菜，现在一个都吃不了。”“只有对他来说特别的东西。他煮了一个面吃，其实就是混淆的汤。另外，做汤也没有擀面杖。只有当你发现一个空瓶子的面条，别人不能吃它。”

逃亡的第五天，忐忑不安的溥仪终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不想听到的消息。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发表“最后战信”，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让溥仪慌了。“他现在怕日本人说他没用，就杀了他。”于回忆说：“过去所谓‘鸟尽弓藏；一只狡猾的兔子死了，一只流浪狗在做饭。他害怕日本会毁了你，尤其是这次。

听到战败的消息，溥仪立刻站起来，当着众多日本民众的面跪在了东边。一边磕头，一边看着他的脸喊道：“我觉得对不起皇上。我的满洲国没能在太平洋圣战中帮助你。是我的罪过，我满洲国没帮上忙。”

当晚，溥仪颁布满洲国钦差使徒，宣布第三次退位。第二天，溥仪带着弟弟溥杰、侄子虞山、虞山、虞山等。组成一个9人的“逃跑小组”。乘小飞机飞到沈阳后，乘大飞机逃往日本，将婉容、傅贵等人留在大连子沟。

8月16日中午，溥仪等人在沈阳机场候机室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飞机引擎声。向外望去，我看到几架苏联飞机降落，一群群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来。很快，机场就挤满了苏联士兵。

同一天，苏联红军宣布在沈阳机场抓获了满清皇帝溥仪。

关于溥仪在沈阳被苏军俘虏的猜测很多。几年后，溥仪回忆起沈阳机场的那一幕，怀疑自己被捕并非偶然，而是战败的日本关东军和苏联红军之间的秘密交易。对于当时的溥仪来说，他唯一关心的就是生存。他幻想留在苏联可能是他摆脱日本人的最后机会。

随后，苏联飞机为溥仪护航，在苏联降落后，夜幕降临时飞行了5个小时。

“飞机直到晚上天黑才掉下来，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九人逃生组唯一幸存的成员于山回忆道。“渴了，没有水了。当时溥仪不知道是自来水还是地下水。他酒量很好；在飞机上吃黑面包，苏联产的黑面包。没有食物，美国罐头，美国猪油罐头。这个是猪油，这个是黑面包，这两个一个吃。我说是同一时间。一开始想喝香片，现在喝凉水，吃黑面包，吃猪油。”

由于语言不通，溥仪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突然，一群人被黑暗中奇怪的瓷器声吓了一跳。

”下了车，旁边一名士兵用中文问道，有没有人想接自然电话？溥仪听了国人的话后不知所措，以为自己已经交给八路军了。其实没有八路军。那个人是在中国会说中文的苏联军官。”

溥仪大吃一惊，以为自己死期已到，在黑暗中静静等待命运的安排。

《蔡云秋后的待遇》

1945年8月21日上午，苏联赤塔。

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今天见到他的“老朋友”时，不知如何开口，一句话也没说。

苏联人抓长春的时候，问张景辉是不是很久没见你们的皇帝了。你想他吗？没关系。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很快，张景惠、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被护送到避难所。事实上，皇帝、大臣们和满洲国的最高统治集团在苏联这个异国他乡再次相遇。这可笑的一幕，似乎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只是现在，已经没有旧的“君、辟、臣、臣”了。还有更多陌陌，以前是“王侯将相”，现在有了自己的顾虑。

“伪满洲国的大臣根本不认识溥仪。见到溥仪怎么称呼你？你叫我什么？我还叫你陛下吗？现在不行，现在我们都是犯人，谁叫谁去！”他回忆说，“张景惠用木头打麻将，每天和军政大臣、教育大臣、农业大臣打一桌麻将；日本人喜欢打牌和围棋；王之友会讲一本书。现在他可以了。他每天会和大家聊20到30分钟。今天破哪个镇，明天就拿下哪个岛。没人在乎他们做什么。”

与伪满洲国的大臣莫莫不同，他的侄子虞山等皇族成员对同为“战俘”的溥仪依然敬而远之。“我们为他服务，想入非非，死心塌地。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去食堂，拿一盘这种饭带回家。他一个人吃饭；喝水的时候，我们给他带一壶开水；给他洗衣服，给他铺床，叠被子，给他穿衣服，伸手张口。”

末代皇帝在红色苏联没有遭受很多困难。相反，苏联给了溥仪衣食住行和劳动力上的优待。他们专门为溥仪安排了单间，甚至还提供佣人帮助溥仪管理日常生活。苏联人在溥仪的住处放了很多红宝书，让溥仪“学习”。斯大林和列宁对溥仪这些奇怪的名字不感兴趣。他侄子于山看出了他的好奇，想把它翻过来。溥仪白了他一眼。

“斯大林、列宁哪知道什么？看到这本书，我会慢慢去学。于珊回忆道，“我看到的是新鲜的，我还没碰过。”“我想看看列宁长什么样，斯大林在干什么，我就把书翻过来。“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他还在读书。他学习共产党和共产党的书籍。你没造反！”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共党史。几个侄子给他放一把大点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泡茶；看报纸看书的领导必须先向他汇报，点头后才能开始学习。

经过日常的例行学习，可以说占卜是溥仪贫乏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数数，我们只好在门口守着。”虞山回忆说，“跪在床上，数卦，拿铜钱，抖个不停。当苏联士兵来的时候，他把钱收好，坐在那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苏联士兵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他继续数着

早晨，如果你占卜，你会有希望和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不到卜卦不罢休”。这种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有在那一天才有效，因为第二天就重新计算了，昨天的希望和安慰已经破灭了。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溥仪觉得自己前途不妙。虞山回忆说，“那一天，他做了一个占卜，说‘秋后必数云’。”“秋天之后不可能有好消息。他整天都在想这个。"

这一天，溥仪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给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在苏联。

“划时代的一天”[S2/]

1946年8月16日上午，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项哲勋见到溥仪时，溥仪激动得抓住他的手哭了起来，称他为“同志”，这让项哲勋始料未及。向哲勋回忆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好像很担心，因为他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他担心中国会评判他。”告诉哲勋放下包袱去打官司。

中国末代皇帝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这是审判前的历史，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5年后第一次回到公众视野。溥仪的出庭引起了全世界媒体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将溥仪的出庭称为东京审判中“划时代的一天”。这一天，法庭也很拥挤，记者席已经挤满了拿着相机和各种颜色笔记本的记者；就连台阶上的画廊也是人头攒动。

上午11点25分，法官传唤证人到庭，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转向新证人。溥仪穿着浅蓝色西装，白色衬衫，黑色领带。因为他没有戴帽子，所以可以看到他浓密的头发，其中一根垂在他宽阔的前额上。证人通常由一名宪兵护送，但溥仪在法庭上总是有两名美国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站在他身后。

“我1906年出生在北京。我的名字叫溥仪。按照满族习俗，名字前面加Aisingiorro。1909年登上大清皇位。”庭上宣誓完毕，溥仪开始用北京话回答济南司法部长的私下询问，声音略显洪亮。

他称孙中山为“伟人”，形容清政府“腐败”，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伟大人物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项非常进步的运动。那年十二月，中华民国成立，我也同时退休了。”从末代皇帝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是苏联“借鉴”的结果。

出庭前，原告律师告诉溥仪，这八天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防备被告律师设下的陷阱，尽力证明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皇帝。按照他的理解，他的傀儡级别越高，战争责任就越低，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溥仪预想的那么顺利。

专门研究溥仪的学者王庆祥在分析溥仪当时的心理时说：“刚开始，他很激动，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后来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出来指责溥仪，说溥仪自己有责任，这个问题你有责任，那个问题你也有责任。这让溥仪真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推就推，想承认自己害怕以后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这几天真的很难受。'

溥仪意识到，东京审判虽然不是针对自己，但他并没有站在被告席上。但他迟早会站在另一个被告席上，他的罪行会被清算；这些罪行与日本战犯的罪行有关。如果现在曝光，以后就会成为自己的证据。"

庭审第八天，溥仪作证前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建议。他提出第二天谈谈日本天皇。毕竟溥仪两次访日都和日本天皇有过近距离接触和密谈。

第二天，溥仪准备作证时，法庭突然通知他，作证已经结束，可以回苏联了。

981号囚犯

1950年8月5日上午，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当黄国成递给溥仪一套新的囚服时，他觉得溥仪有点情绪化。

“他对这件衣服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件衣服像寿衣，像死人的衣服。当他穿上这件衣服时，他就完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浑河北岸。1936年我建的时候叫“抚顺监狱”。1950年，根据的指示，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伪满、蒋介石战犯982人。溥仪从苏联引渡回来后就被关押在这里。

溥仪拿到囚服时，看到胸前绣着“981”这个数字。从此，这个地方就成了他的名字。

溥仪一生有很多头衔：1908年三岁登基时，老北京称他为“小皇帝”；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再次成为康德皇帝。1945年到苏联后，周围的人因为时势所迫，纷纷改称“尚尚”或“蒲叔叔”。溥仪，这些头衔听起来都不好听。相反，这个“981”让他觉得不好意思回避。

“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溥仪怎么长成了这样？”黄国成回忆说：“以前的照片很有气势。没想到这个男生这么贤惠却不怎么样。戴近视眼镜的人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们说话带着北京口音，日子过得很不好。没事，没事，就这样。”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尴尬。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自理能力，战犯管理所特意将他与家人隔离开来。没有了陪伴他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

当时，护士长赵育莹有点同情溥仪。她说：“很痛苦。””他忍不住了。他的家人和他分开了，现在和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义务帮助他。他跟不上别人。早上到了做被子的时候，大家很快就像军队一样整理好了。他不会叠被子，不会穿衣服，大家都聚集在外面，他跟不上；衣服不能洗，所以现阶段他根本不洗。如果他想问别人，他不会说；长时间洗衣服拿脸盆打鼓都起不来，好疼。他像个孩子。”

纪委书记罗回忆说：“有一次，贺龙到管理处视察。””他要求见见溥仪。那天是我值班，我接到传票把他带上来。我说你来看溥仪。结果他忙了很久。出来后看到衣服没扣也没斜，鞋带没系，裤子皱皱巴巴的。头这样看。”

“战犯组织劳工糊纸箱。溥仪糊了一个纸箱子。如果你贴这个纸箱，哪个箱子最差最丑最歪，那一定是他的，”说。

一些小技巧可以解决最直接的麻烦。

-洗个澡。溥仪不想和别人一起洗澡，怕被别人埋没。轮到他的主管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了出来，跳进浴缸，飞快地洗了起来。当其他人下水时，他已经把水冲走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清空厕所。每个监狱都会安排学生值班，轮流打扫卫生，倒厕所，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导演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说可以给溥仪免税。溥仪松了一口气，仿佛得到了赦免。

“没精神”是溥仪惩戒罗时最深的记忆。“看他像个傻瓜一样四处游荡。不像电影和电视剧，当你是一个皇帝的时候，你是如此充满活力，”回忆说。“其实你当了皇帝，也是个傀儡，没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家都在他身边。现在不理他了。不是部长，下属，部下，侄子。他完全被孤立了，所以溥仪在那个阶段非常沮丧。”

被嘲笑、被歧视、被孤立、被一针见血，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经历过的。很多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不和室友说话，也不和自己的人说话。有时候他受够了，被逼急了，就用——占厕所来报复。

“他坐在马桶上会犯一些错误。他的气味太浓了，别人都受不了。他不让别人用厕所，”刘家昌回忆道。“白天别人不说他坏话的时候，他不能还手；别人对他不是冷嘲热讽。他沉默不语，气喘吁吁。晚上把你熏死了。”

离婚

1955年4月16日上午，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妻子郑英顺刚刚离家去上班，在门口遇到一个带着头巾和行李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问她你找谁？”郑应顺回忆说，“她说要找溥仪，溥仪的妻子。”

李出生在长春的一个普通家庭。1943年，年仅15岁的李被选入伪满洲国“皇宫”，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星”，成为溥仪的第四任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把李留在大连子沟。几经周折，他一直生活在北京。1950年后，李从多方渠道得知溥仪被关押在抚顺，立即筹集旅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与溥仪分别关押了10年。

抚顺战犯法庭在请示上级后，特批准在院内设立单间，并在溥仪、李来访期间为他们安排了一张双人床和两张单人床。战犯管理所的惩戒意图是利用溥仪的上一段婚姻，帮助他重新做人。

看到溥仪，李沁宇还是吃了一惊。安排接待的郑英顺回忆说，“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在她的想象中，康德皇帝是一个非常年轻、英俊潇洒的年轻皇帝。现在，他是一个糟老头子。我的背也有点驼，说话好像也麻烦。”

普李逸琴语

”除此之外，一些细节让李感觉到了距离。例如，她带了一些糖果。溥仪看到糖果的时候，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她赶紧把它们拿走，砸碎，塞进嘴里。她没说要把另一块打碎，说你吃了一架玉琴。这一切都使李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会密切关注这些事情的一些细节。所以，她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感觉。眼前的人好像不是她老公，远远看去是个相对陌生的人；它看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有前途，但已经相当过时了。”

此后，李多次到战犯管理所探视，但与溥仪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差，溥仪获释日期也远未可知。最后，李湘提出了离婚申请。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离婚对溥仪打击很大，”管教人员刘家昌回忆道。“它似乎有一个头和一个希望。现在没有了最后的希望，人们变得非常沮丧。”

大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金，一个高中生，放学回家去看他的叔叔。他以前从未见过他。他认为他的叔叔看起来像一个诚实的人。

金回忆说：“戴棉帽，穿棉裤，穿棉袄，都是劳改制度的服装。”“和我们握手特别有力。刚回来的时候身体很好，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我会叫他叔叔。我不能再提那个老的了！都配得上亲人。他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子。”

一周前，“981号”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整修，突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立即被释放。

“溥仪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担任大赦国际纪律委员会委员的黄国成回忆道。“他是最大的罪。他是伪满洲国的第一任皇帝；转型方面，不能说好，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的；在学习上，弟弟溥杰比他强很多，政策水平也不错；溥杰写了十个字，所以溥仪可能一个字都没写。那么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从哪个角度来看，溥仪都没有想到第一个大赦的可能是他。”

他的哥哥溥杰刺伤了他，然后他向前走了几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举起双手接受了特赦。管教黄国成说，他看到溥仪眼里有泪。

当他回到监狱时，他拿起一些锅碗瓢盆，所有的室友都向他祝贺。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胸前的“9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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