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方面军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4方面军为何撤出川陕根据地?~

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川陕苏区反围剿示意图
川陕苏区的困难。在红四方面军入川的两年多内，红军先后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1933年2月至6月）和六路围攻（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两次都是采取逐次防御、收紧阵地、集中兵力，决战反攻的战术，其中反六路围攻历时十个月，虽然最终成功击退川军，但苏区也因此元气大伤，田地荒芜、房舍被毁、物资短缺、疫病流行、兵源枯竭，实属惨胜。因此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计划向西北发展，建立川陕甘苏区，不过后来因嘉陵江战役而放弃。
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1935年1月（土城战役前后），进军到黔北地区的中央红军计划从黔北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于是电令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下接应。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研究命令后认为仅一个师难以完成接应中央红军的任务，更好的选择是西渡嘉陵江，攻占川西地区，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如果要渡过嘉陵江、进军川西，必须集中主要兵力才可在当地立足，则川陕苏区必然空虚，因此红四方面军决定有步骤地主动撤离川陕苏区。
敌人的压力。六路围攻失败后，四川军阀刘湘已经开始准备新的围攻，而且随着中央军进入四川，川军准备联合中央军出动二百多个团对苏区发起“川陕会剿”，以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当时的状况恐怕难以抵御这场更大规模的围剿，与其坐等敌人进攻，不如主动出击，开辟新战场，把战火引向白区。
综合来看，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还是情势所迫的结果，这种为争取战略主动权而放弃难以坚守的地区的行为在战争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长征经过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因为守不住。
当时所有的根据地都很难守，所以才要长征去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地方。而当时地方军阀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也很大，对于红军屁股后的薛岳很提防，反倒对于红军不太上心。所以红军路过，关系并不大。张国，焘可能因此错判了形势，觉得敌人不过如此，跟着中央红军没意思，不如回去当土皇帝。但是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态度是，你路过可以，留下抢地盘不行。一场大战之后，四方面军从十万人损失到四万人，不得不第三次过草地，北上会师。

原因主要有三：

1. 川陕根据地内部困难。在四方面军入川的两年多内，红军先后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1933年2月至6月）和六路围攻（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两次都是采取逐次防御、收紧阵地、集中兵力，决战反攻的战术，其中反六路围攻历时10个月，虽然最终成功地击败了川军，但川陕根据地也元气大伤，田地荒芜、房舍被毁、物资短缺、疫病流行、兵源枯竭，绝对属于惨胜。因此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计划向西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不过后来因嘉陵江战役而放弃。
   

2. 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1935年1月的土城战役前后，进军到黔北地区的中央红军计划从黔北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于是电令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下接应。四方面军领导层研究命令后认为仅一个师难以完成接应中央红军的任务，更好的选择是西渡嘉陵江，攻占川西地区，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可是如果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集中四方面军的主力才可在川西成功立足，如此则川陕根据地必然空虚，因此四方面军领导层决定有步骤地主动撤离川陕根据地。

3. 敌人的压力。六路围攻失败后，四川军阀刘湘已经开始准备新的围攻，而且随着中央军进入四川，川军准备联合中央军出动二百多个团对苏区发起“川陕会剿”，以川陕根据地和四方面军当时的状况难以抵御这场更大规模的围剿，与其坐等敌人进攻，不如主动出击，开辟新战场，把战火引向白区。

综合来看，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当时情势所迫的结果，这种为争取战略主动权而放弃难以坚守的地区的行为在战争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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