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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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别~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在世界四个文明古国中产生的文化体系中, 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仅存下来的文化体系, 它给 我们留下了丰硕的遗产。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讨论至今, 对何为 “ 中国传统文化 ” 这一概念的内 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继承。

首先,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在不断流传,形成现代文化的根基在日益扩散发扬。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世界的很多精神文化都来源于中国,因为时间的推移凸显传统的底蕴,文化的内涵来源于古文人的科考传扬,时代在变,传统的习惯依然还在,这就是中国特色文化的发展。

与时俱进,传扬古文化美德是我们的使命,更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初心,耐心学习传统的内涵和定义,联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现代文化,要追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要想韵色蓝图规划,必须读懂传统古人的习惯和表述方式,方能提升文化空间的思维,犹如泰山脚下无云行走在人间。

因为,文化的基础就是人灵魂所在,没有魂魄的魅力在延续何来发展,又能如何提升翡翠的价值和生活历练。所以,传统文化改变的是思想未来,开拓的思路规划,成就的是文化的魅力在不断的光辉闪耀。

扩展资料: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 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物态的、制度的、思想的和习俗的等不同层次。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

中国传统文化,指中国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5000年之久。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世界上曾经有过与中国古代文化相媲美的文化类型,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它们对于人类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有的消失了,有的衰败了,有的中断了,唯独中华文化传承不绝。

虽然它也曾遇到过种种危机和挑战,但却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一样,一往无前,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内容丰富,气势恢宏,蕴含深刻,形式多样、悠久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现。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有必要了解和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现代文化



由西方引导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充分发挥所有感官功能的文化生活等等。

但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加速的耗竭和生物圈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它也越来越快地把人类推向了不可救药的死亡边缘。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

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

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

我相信,人类的“后现代化”,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唱主角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摘编)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工业化、教育普及化和科学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主导世界的现实,决定了无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走向现代化,这是它的必然趋势。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各自不同,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

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从认识论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四、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

其次,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否则,就不会变为现实的文化传统。所以不能把传统文化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的历史”而应认识到它同时关系着现在与未来。把发展看成为“反传统”,其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其实,任何现代化只能从现实传统文化出发,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陈寅恪先生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波普尔曾针对那种妄图“彻底清洗社会这块布—创造一块社会的白板,然后在它上面画出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指出:“没有比毁掉传统的构架更危险的了,这种毁灭将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一切人类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瓦解。而且,一旦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所以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

再次,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当然,由于各方面具体条件的不同,在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各不同,但这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应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人类世界组成的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别的国家有所影响: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国家这样那样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只有各个国家充分发挥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界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可靠的保证。相反,一个国家不顾自己民族的特点,一味模仿或照搬别的文化,不仅不会有好的发展,甚至会走上灭亡的道路,世界史上是有这种教训的,其实,西方文化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有好的东西,也有糟粕,不可“拣进篮里都是菜“,如”拜金主义“之类,即使在西方,也是被批判的。西方文化也并不等于世界先进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先进文化是以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及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标志的。因此,学习与引进外国文化,必须作具体分析,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决不是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而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面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一面对本国文化进行革新,不断提高自己的现代化水平,由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弘扬,关键在于人们用何种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消极因素,这与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就其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表现是:

一、缺乏民主精神。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造成特权思想,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缺乏民主意识。

二、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的是人治,如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因而君言就是法。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还时有发生。

三、商品意识差。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

四、守旧意识严重。中国的小农经济广大,个体经济,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和自学接受新东西的。

三、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传统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但这种转化需要社会实践,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才能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根本的结合点 。

第一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

得到合理配置,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现在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制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按照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能有效激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与竞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与创造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也就是明天的文化;而明天的文化,也将是后天的经济。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具有一定观念文化的人去从事的,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首先素养的人,就无法胜任,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

第二、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规范作用—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三是保障作用—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利。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

第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要保证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价值的实现,不仅个人实践活动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学会按法办事,而且也促使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卢秀华副教、山东科技大学文法系)

现代文化分为被中国认可的现代文化和不被中国认可的现代文化。就中国而言,中国的现代文化主要是扬弃了被中国认可的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按时间先后依次主要有: 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仁、义、礼、智、信;《中庸》) 佛家(《心经》、《地藏经》、《佛说阿弥陀经》......) 道家(老子、列子、庄子;道德,无为、逍遥) 墨家(墨子、《墨子》、兼爱) 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 名家(邓析、惠施、兰名钧) 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杂家(吕不韦) 农家(《吕氏春秋》) 兵家 医家 社会人道主义(谢周勇)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文优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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