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文章《王安石之死》 作者冯伟林 ？？？

王安石的文章~

《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重点介绍:
伤仲永
（伤，是“怜惜”的意思。伤仲永，即怜惜方仲永这个幼时天资聪颖的神童由于没有学习，以致成年后竟成为默默无闻的庸人。）
作者：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作者交代了方仲永的籍贯、姓名、身份、家世。）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仪礼·丧服》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礼记·大传》孔颖达正义：“‘收族故宗庙严’者，若族人散乱，骨肉乖离，则宗庙祭享不严肃也；若收之，则亲族不散，昭穆有伦，则宗庙所以尊严也。”因此，“收族”的意思是：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使不离散。方仲永的试笔之作“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养父母”，是“孝”的表现，“收族”，是“仁”的表现。五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志向，这在封建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因此，难怪人们在赞扬之余，还特地把这首诗送给本乡的读书人去看，让他们来评定。）为意，传一乡秀才（在唐宋时是对一般读书人的称呼，跟明清两朝经过县试及格的生员不同。“一乡”，全乡。这句话应理解为传给全乡的读书人看．不是只给某个秀才看。）观之。自是指物作诗（即作“咏物诗”。过去训练儿童作诗，常常指定一件物品为题，要求在诗中既能说出该物品的特点，又能借此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是作诗的起步训练。）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省略句。省略了“使”的宾语，应为“不使之学”，“之”在此指代方仲永。）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明道”，宋仁宗年号，只有两年（1032-1033）。“先人”。这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按：王安石父亲名益，字损之，天圣八年（1030）曾以殿中丞知韶州（现在广东省韶关市），三年后以丁忧离职还家，王安石（当时13岁）随行。据此，这次还家当在明道二年（1033）。宝元二年（1039），王益卒于江宁（现在属江苏省）通判任上。王安石此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故称“先人”。），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省略句。省略了“令”的宾语，应为“令其作诗”，“其”指代方仲永。）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指王安石）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终于成为普通人，是他受到的后天的教育不到位的原因。）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意义：人的天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经过后天的不断的学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词集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4.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王安石之死
冯伟林
一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肯定对手等于否定了自己，司马光没有这么傻。他甚至还把所有的变法派和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谗佞”，另一类是“反复之徒”。他曾对各个机构中的变法派人物和与王安石多少有些牵连的人，不断地加以斥逐和打击，迫使人们只能对王安石“疏远”，既不敢再对他加以赞扬，因为那就将被列入“谗佞”之列；也不敢再对他加以批评，因为那就将被认为是“反复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边。
司马光对死了的王安石作了结论，接着又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要让天下人知道，我司马光是不计前嫌的，是宽容大度的。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苏轼是大文豪，他的制词当然冠冕堂皇，文采飞扬。
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死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
低回的哀乐让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按理，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在墓前应建神道碑，应有墓志铭，可这一切礼法，全都废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场又有什么意义？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
只有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窃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过数十年，他们要占领北宋首府，要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虏北去。
只有春雨淅淅，像是无声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间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静下来吗？
二
我想，作为一个文人，王安石本该有很多路可走。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或是做朝廷的御笔，小心翼翼，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的诗文本来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绿水，男耕女织，天伦之乐，也是一种选择。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年）冬天，字介甫，晚号半山。他的父亲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携带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便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心里装下了茫茫九州。在长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内的好几个县住过，并曾到过下游的江宁和扬州等地；在粤江流域，他到过广东的韶州；在黄河流域，他到过京城开封。
父亲的官做得辛苦，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换来的是频繁的调动，他不愿意像父亲。做官，就应该轰轰烈烈，出人头地；就应该山呼海啸，惊天动地。一个小小的县令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能有什么作为？
王安石不读父亲为他准备的书，而是“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在阅读儒家经典时，他决不拘守那些先儒所注，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他不想做俗儒和书呆子，抱定学以致用的目的，决意在政治上做一番大事业。
当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拼搏。他没有大背景，没有捷径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赋，是勤奋。一步一个脚印，总能找到向上的台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去做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资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氏闻见录》）。随后，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满又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
进京了，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喜悦，这不是他的目的。那时候，凡是取得高等科名的学士大夫，大都只愿在朝廷上的史馆或秘书省等号称储才之地的机构谋一职事，以期可以比较容易地爬进更高层的统治集团中去。王安石却相反，他总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嘉庆二年（1057年），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在王安石看来是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这十多年，他韬光养晦，增加了人生积累；这十多年，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嘉庆四年（1059年），一场春雨之后，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赵祯写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这是关于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奋笔疾书，38岁的年纪，肯定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是的，时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这个贫困的国家不能再等了！
三
王安石的《言事书》摆在宋仁宗赵祯的案头。这个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之后，已经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关注的仅仅是怎样及时行乐。但他还是懒洋洋地翻开了《言事书》，只因觉得新奇，只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气。
宋朝开国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岁老人，好比老牛拉着的破车，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北宋潜在的矛盾时刻在危及统治的根基。皇宫里没有一天不在争权夺利，当官的多了，腐败的多了，军队没有战斗力。没有人关注百姓疾苦，没有人正视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契丹和西夏打过来了，那就给他们送土地，送钱物，宁愿苟且偷生，也不愿洒血沙场，去争得寸土。
边关告急，奏报一道紧似一道。声声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梦！
皇帝似乎已经习惯，振作过、图谋过，但终究看不到曙光，找不到出路，干脆夜夜笙歌；面对内忧外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济世良药，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他们咬着牙，埋着头，艰难地跋涉。
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作为对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超越，是突破，是变革，是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直熏陶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使中国人民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使民族性格变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为生长的时代忧患，为自己的家国忧患。他在十多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体察到从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慢慢地，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为这是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仁宗皇帝没有表示太大的兴趣。读书人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总有一种表现的欲望，那好，就把《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让他们去评判评判吧！
《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时还是太子，他的老师韩维给他讲《言事书》，给他讲王安石的忧国忧民，讲王安石的才华横溢。这位王储开始留意王安石。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去谋划改革，去实现《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王安石在一个大雪天赴京。白雪覆盖的原野，云雾氤氲，一眼望去，但觉一片空灵纯净，使人尘虑全消。王安石踩着薄薄的雪，心情无比畅快，他以为遇上了明君，以为可以宏图大展，以为历史的春天就要来了。在驿站昏黄的油灯下，王安石泼墨挥毫：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
几行字，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当然想到了五马分尸，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他不在乎个人的命运，战国的吴起、商鞅作为政治家，谁不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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