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是哪里人？

曾子是什么时期的人？~

曾子 （春秋末年思想家） 编辑 讨论37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姒姓，曾氏，名参（shēn），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一说为山东嘉祥县 [1] ，一说为平邑县郑城镇 [2] ）人。春秋末年思想家，孔子晚年弟子之一，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夏禹后代。 [3]
倡导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曾子参与编制了《论语》、撰写《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 [4]
周考王六年（公元前435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尊为“宗圣”，成为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仅次于“复圣”颜渊。

《曾子故里考》—— 驳沈效敏 《曾子故里在嘉祥，铁证如山》
曾子,名参, 字子舆,南武城人,孔子“四大弟子”之一。他重视仁德, 提倡孝道, 主张“内省”, 在孔子去世后, 名声大噪, 被后世尊称为“宗圣”。从明成化年间直到现在,“曾子故里在何地”, 众说纷纭, 各执一辞。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在今山东平邑县, 一在今山东嘉祥县( 以下简称“嘉祥说”) 。笔者认为曾子故里南武城在今平邑而不是嘉祥。

一、南武城与武城实为一地, 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 春秋时鲁国有两个武城, 其理由: ( 1)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 南武城人;”澹台灭明, 武城人;”同一文中, 一说南武城, 一说武城; ( 2) 襄公十九年冬“城武城”, 指费之外另一武城, 目的主要是备齐; ( 3) 史书记载曾子故里除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外, 都是南武城。如魏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晋皇甫谧《高士传·曾参传》、宋苏辙《古史·孔子弟子列传》,这些典籍没有直称武城的。以上三点并不能说明武城、南武城是两城。

首先, 司马迁写《史记》时认为春秋前只有一个武城, 而他生活的西汉鼎盛时期, 出现了两个武城, 即定襄武城、清河武城, 为了加以区别, 特在曾参名下加一“南”字。又曾子和澹台灭明同属一地人, 已众所周知, 所以澹台灭明只书“武城人”, 连书顺带之故。

其次, 襄公十九年城武城的真正目的是御邾,而非备齐。襄公十五年,“夏, 齐侯伐我北鄙, 围成。”[1]秋, 邾人伐我南鄙。”[1]襄公十七年,“秋, 齐侯伐我北鄙。”[1]冬, 邾人伐我南鄙。”[1]从襄公十五年起, 每次“齐师伐我北鄙”, 邾国几乎都紧随其后“伐我南鄙”。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之会:“执邾悼公;取邾田, 自漷水归之于我。”[1]失去了土地的邾国绝不甘心, 因此鲁国“城武城”[1]使邾国不易侵“我南鄙”。从以上史料看, 至少从襄公十五年到襄公二十年, 鲁国总体上“防齐”, 直接对手却是南边的邾国。因此所城之武城, 既不在鲁西, 也不在鲁北, 而是与邾国接壤的南部边疆。

第三,“嘉祥说”所谓记载“曾参, 南武城人”的史籍, 均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所书, 乃直接沿载。在《史记》前无任何史书记载“南武城”, 却有许多史书记载“武城”之事, 如《论语》、《孟子》等多处记载曾子居武城。倘若武城、南武城是二城, 依曾子的显名, 则此前史书绝不会无“南武城”之名。最后, 依据平邑、嘉祥两地对武城故城城墙的发掘文物看, 襄公十九年城的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平邑南武城故城西、南两面以曾子山、孝子山为屏障, 东、北两面依山势用夯土筑成不规则的半圆型城墙, 城墙之上, 满布圆孔, 整齐排列, 说明筑城时为加固城墙放进很多木棒。根据《左传》等史料记载及现藏于平邑县博物馆的南武城故城出土的巨型青铜弩机和大批青铜剑、戈、箭簇等兵器,说明此武城就是春秋鲁襄公十九年筑的武城。根据“嘉祥说”, 嘉祥县亦有南武城, 故址在今县城南20 公里的南武山东南, 山即以城得名。其故城城址现已被群众整地时铲平, 暴露遗物多为汉砖汉瓦等, 说明此城所筑时间最早在西汉。这正好验证了明末王雅量所言:“嘉祥古为大泽, ?汉武帝时河决, 泄其潴水, 历汉、魏以来皆未成邑。”“尤可据者, 武城鲁下邑。今嘉祥虽属之鲁郡, 然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 非鲁下邑也。”[2]( 卷三P352)

二、春秋时鲁国只有一费,“子游为武城宰”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春秋时鲁国有两费, 一是东费,即今费县, 为鲁国季氏食邑地; 二是西费, 在今金乡县西, 包括今嘉祥南部南武山一带。其根据: 一是隐公元年“夏四月, 费伯帅师城郎”[1](P10) ; 二是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 费庈父胜之”[1](P22)。费伯费庈父同为一人, 是西费的主人。

首先, 笔者认为“嘉祥说”断定鲁国另有一西费证据不足。根据杜预注“费伯, 鲁大夫”可知费伯乃一人名, 是鲁国的大臣, 非鲁国的伯爵。费庈父也是另一人名。清人叶圭绶对此早已进行考证:“ 杜预以为鲁大夫; 盖费氏伯字非费国伯爵也。”[3](卷二十)因此春秋时鲁国只有一费, 即僖公元年:“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1](P279), 襄公七年“城费”[1](P949) ,据此,“曾子居费”之费乃为季氏之费。《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悼公时, 三桓胜, 鲁如小侯, 卑于三桓之家。”[4](P1546《) 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 鲁悼公卒。十四年, 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5]( 卷十三)此后季氏不复见, 想此后季氏既不能独占鲁国, 又不能说服叔孙氏和孟孙氏分别立国, 而自己又不甘心臣于鲁, 遂据费地自立为国。据何浩先生考证季氏费国立于悼公死后鲁元公即位不久[6](P373)。“鲁人攻鄪, 曾子辞于鄪君”[7] (《尊贤》P263)的原因是当时武城已为费所并。而“季氏将伐颛臾”的主要原因是“夫颛臾, 固而近于费, 今不取, 后世必为子孙忧。”[8](《季氏》P350)颛臾地接费邑, 位于今山东平邑东。南武城, 战国时先属费国, 改名南城, 又名武城, 后因费势孤国危, 被齐国夺取武城。因此, 南武城在春秋末属费国, 春秋只有一费存在。

其次,“子游为武城宰”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论语》“子游为武城宰,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曰:‘有澹台灭明者, 行不由径, 非公事, 未尝至于偃之室也。’”[8](《雍也》P122) 这是说, 澹台灭明是“子游为宰”之武城人。哀公八年“三月, 吴伐我, 子曳率, 故道险, 从武城。初, 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 拘鄫人之沤菅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 ’及吴师至,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王犯尝为之宰, 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 明日, 舍于蚕室。”[1](P1648)这是说澹台灭明是武城人, 武城离鄫国很近。今平邑县南武城与原鄫国田陌相连, 容易发生矛盾, 而嘉祥县与原鄫国相距数百里, 根本不会因种田发生冲突。且平邑县南部山区多路险, 又确有东阳城和五梧、蚕室等地。因此, 哀公八年“吴伐我, 从武城”的武城, 即是今平邑南武城。

三、鄫世子巫避于鲁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鄫世子巫避居嘉祥南武城原因是其地是巫的表兄叔孙豹的封地; 嘉祥离莒远, 离晋国近, 易于躲避; 其地四面环山, 交通闭塞, 人迹罕至, 十分安全。这三种论据也不成立。

首先, 不能根据有限的史料证明嘉祥南武城是叔孙豹的封地。其材料一, 昭公九年“冬, 筑朗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叔孙昭子曰: 诗曰:‘经始勿亟, 庶民子来。’焉用速成? 其以剿民也。”[1](P1312)叔孙昭子反对速成, 是因其劳民伤财, 并不能证明其地是叔孙豹的封邑。其材料二, 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 以为不祥。”[1](P1682)当时跟随哀公狩猎的肯定不止为叔孙氏驾车的子鉏商一人, 正因为其获麟才得以记载下来, 不获麟者则无此幸运载入史册, 这也不能判定大野之地是叔孙氏封邑。

其次, 鄫世子巫避居于鲁的目的是兼避难和复国, 而不仅仅是避难。鄫世子巫避难于鲁前, 已有三个鄫君被邾、莒杀害。一是鲁僖公十九年“夏六月, 鄫子会盟于邾。”[1](P380)结果被邾文公捆绑, 当了会盟之牺牲。二是鲁宣公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1](P776)。三是鲁襄公五年夏,“鄫世子巫如晋”[1](P941) 以成属鲁之事, 未回, 次年秋莒国又杀一鄫君[1](P945)。从鄫君两次被邾公、一次被莒公所杀来看, 鄫国的不共戴天之敌应以邾为主, 鄫世子巫既要避难, 又要复国。

最后, 既然鄫世子巫既想复国又要避难, 则取邾、鄫之间的今平邑南武城为最佳, 因怕遭到被莒国控制的新任鄫君的迫害, 不得已将“鄫”字去其邑部为曾氏, 并在武城娶妻生子, 成为今平邑南武城地方曾氏的始祖。该地又北濒祊河, 南、西两面69群山环抱, 风光旖旎, 山高路险, 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为兵家用兵之地, 也是理想的隐居栖身之地.

四、曾子“居武城”“处费”, 不是做宾师, 而是其故里就在此“嘉祥说”认为“曾子居武城”“曾子处费”是被武城大夫聘为宾师, 设教于平邑之武城。此说更不能成立。 首先, 据《孟子》记载, 曾子居武城时有越寇,率先逃跑。孟子引此事时又引了子思的事做反证,说:“子思居于卫, 有齐寇。或曰:‘寇至, 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 君谁与守?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 师也, 父兄也; 子思, 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10](《离娄下》P354)“嘉祥说”认为子思遇此类事不肯走是子思为卫臣, 理当与卫君共患难, 曾子在武城做宾师, 与子思地位不同, 理应重道远害。笔者认为“嘉祥说”对子思的分析是对的, 但对曾子的理解却失之偏颇。曾子之所以率先逃走, 是因为其身份是老师,主要负责教育子弟, 而不是守城。

其次,“曾子居费”时,“曾母投杼”证明曾子所居之费应是其故里。“嘉祥说”认为明末费人王雅量提出的论据:《史记》载秦武王二年, 欲以甘茂伐宜阳, 甘茂托讽以对曰:“昔者曾参处费, 费有杀人者与曾参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参杀人, 其母投杼而走。“嘉祥说”对文中的“托讽”二字的解释为假托编造的故事达到讽劝的目的, 并说曾参杀人的故事是甘茂的老师史举编出来的。但实际上,《史记》原文的记载并无“托讽”二字( 参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又“嘉祥说”认为曾参处费是在他38 岁时作为武城的宾师而来, 并非其故里在此。这一说法不能成立。根据考证曾点在曾子31 岁时就已去世,其母已早逝, 如果曾参38 岁做宾师, 则必无其母,又何来其母在费织布? 以曾子的至孝, 其父母在,必不远游。齐欲聘曾子为卿时, 曾子不就, 说:“吾父母老, 食人之禄, 则忧人之事, 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11](《七十二弟子解》P56) 有高官可做, 尚且不远亲, 何况其父母健在而远做一宾师? 再者,《史记》原文“鲁人有与曾参同名者”, 离曾参所居之地并不远, 既与他同名, 根据曾氏世系, 世子巫生阜、阜生点、点生参, 则嘉祥之南武城必无与曾参同名者, 而费之武城则极有可能, 因为原曾氏故国鄫国距费之武城仅35 公里, 其周围肯定有不少原鄫国的鄫氏后裔, 只因“鄫”“曾”音同,“鄫参”则会被误认为是“曾参”, 所以曾母才投杼逾墙而走。以上两点, 可证明“曾子处费”、“曾子居武城”就在他自己的故里武城, 即今平邑南武城, 而非在此做宾师。

五、从曾点、曾参墓址看, 曾子故里在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当地先贤古迹可证其地有南武城。作为“宗圣”, 曾子庙、曾子书院等古迹则是其地后人仰慕曾子之名而建。所谓的“曾子墓”是因为“成化初年, 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东麓, 有渔者陷入一穴中, 得悬棺, 其前有碣,镌‘曾参之墓’”[12]( 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墓在嘉祥始此,此前此地并无曾子墓的记载和传说, 更无曾点墓。对此明于慎行在主编《兖州府志》时加以记载, 但同文中他又对此进行了批驳:“今嘉祥县;有南武山, 上有阿称, 亦名南武城, 乃今附会为费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 其缪甚矣。”[12]( 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因此“嘉祥说”的所谓先贤古迹不能证明曾子故里在嘉祥境内。而平邑南武城, 不仅有曾子墓, 更重要的是有其父曾点之墓。曾点墓位于南武城故城东北300米, 现封土高达4.5 米。曾参以孝著称, 以至在其故里有“孝子山”之名, 但曾参简葬其父, 历代传为佳话。东汉王符“案鄗、毕之陵, 南城之冢, 周公非不忠, 曾子非不孝”[13]( 卷49《王符传》)。李贤注:“南城山,曾子父所葬, 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文中的“南城”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关于曾点墓址的最早记载, 南城即春秋时的武城。于慎行在编《兖州府志》时同样记载了曾点墓址:“曾晳墓在县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曾子, 南武城人, 南武城者, 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晳墓在磨山故县之墟, 于理为近。今祀于嘉祥, 误矣。”《古迹志》费县条下“故武城, 在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 所谓南武城也?曾子所居。”[12]( 卷二十三《陵墓志·费县》)

六、从山东曾姓聚居地看曾子故里也应为今平邑南武城，现在曾子后裔遍布全国各地, 亦有众多后裔移居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地, 始终是我国的一个名门著姓, 根据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在全国100 个大姓中, 大陆曾姓占第38位, 台湾占第16 位。其中山东曾姓主要有两大聚居地, 一为嘉祥,一为平邑。今嘉祥县曾氏后裔乃明嘉靖年间从江西永丰徙居。自明成化年间渔者得一镌有“曾参之墓”的悬棺后, 皇帝就提出对曾氏后裔“照孟颜二氏例, 授翰林五经博士”。当时嘉祥南武城尚无曾氏后裔, 一直到嘉靖十二年, 大学士顾鼎臣奉诏访求曾子嫡嗣, 避开嘉祥, 访得“南宗”和“东宗”。“南宗”以“久居南方, 不乐北徙”为由不应诏。“东宗”曾质粹在其兄曾潮瑶的推让下, 由他徙居嘉祥奉祀曾子, 承袭五经博士之职, 故今嘉祥曾姓乃曾质粹的后裔。今平邑县内尤其是平邑县南, 曾姓分布甚广,魏庄、白彦、山阴、临涧、郑城及费县的关阳司、梁邱等地, 曾姓人口更为集中, 均在平邑南武城附近, 系曾据南迁时滞留当地的曾氏后裔, 至今已传八十余代。查历代史书并无记载有曾氏后裔迁居于此之事。因此, 从曾姓在山东的两大聚居地就可断定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南武城。另外历代名家注及考论证明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南武城, 除前文提及的明朝王雅量和于慎行外,还有清代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考武城》、阎若璩《四书释地·曾子居武城》、周炳中《四书典故辨正·曾参南武城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书〈武城家乘〉后》等均主此说。民国以来出版的各种《辞海》、《辞源》及人名、地名词典, 各类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地图均肯定曾子为山东费县即今平邑南武城人。而“嘉祥说”在论证曾子故里为嘉祥时, 主要是宋元以后的史料, 且绝大多数不足为证。如清朝的赵佑《四书温故录》主张武城、南武城是两地, 吕元善的《圣门志》:“南武城;子游为宰处。至今基址尚存, 乡音呼阿城。”这两种史料笔者已进行质疑。此外, 还有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 同文中编者已进行驳斥) 、明万历《武城曾氏族谱》、明万历本和清道光本的《巨野县志》、清光绪本《嘉祥县志》及《宗圣志》、《山东通志古迹》、《省直通考》等明以后的史料, 从取证材料的可信程度看曾子故里更应在今平邑南武城。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县南武城。明确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从其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等方面全面考察曾子及其思想, 以继承和弘扬其中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 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2]王雅量.曾子费人考实[A].费邑古迹考[M].清道光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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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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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于慎行.兖州府志[M]. 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明万历二十 四年刻本.

[13]范晔.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曾子故里考析

王瑞功

曾子故里武城在于何地，现有两说，即在今平邑与在今嘉祥(平邑旧属费县，引文中称武城在费县者即指今平邑--编者)。在这两说之中，“平邑说”理由较为充分，兹考析如下：

(一)鲁国只有一个武城

春秋时的鲁国武城邑，先秦文献如《论语》、《春秋经》、《左氏传》及《孟子》中都多次出现过。《春秋经》中襄公十九年(前554年)“城武城”，这是第一次，晋朝杜预注曰“泰山南城县”。《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邾国人修筑翼城，返回时路经武城，被武城人打败，俘获了邾国将领徐、丘弱、茅地；《左传》哀公八年(前487年)：“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境田焉，拘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导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吴师克东阳而进，??遂次于泗上。”这两次所言之武城，诸家注释一般都认为是费县的武城，澹台子羽的故里。《论语雍也》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阳货》篇又有“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的事。《太平御览》卷一六《沂州》引《论语阳货》之文，下注曰：“武城在今费县。”《孟子离娄下》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与弟子离去之事，曾子所居之武城，学界亦认为是费县的武城。

襄公十九年所城之武城，即今平邑县南武城(晋朝时为南城县治所)，与子游所宰，曾子、澹台灭明故里为一地，其它未见另有一武城。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地名考异》引程启生说；襄十九年《经》所书武城，在济宁州嘉祥县界；昭二十三年《传》“邾人城翼，还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与哀公八年《传》所云武城，乃费县之武城。费县乃鲁与邾、吴相接界，非所当备齐之处”。考：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传》曰：“穆叔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查《春秋经》及《左传》，自襄公十五年至二十年，齐、鲁、邾之间有下列大事：襄公十五年《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十六年《经》：“齐侯伐我北鄙。”“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左传》：“(晋)平公即位，??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襄公十七年《经》：“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率师伐我北鄙，围防。??冬，邾人伐我南鄙。杜注：齐未得志于鲁，故邾助之。”《左传》：“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襄公十八年《经》：“秋，齐师伐我北鄙。”《左传》详述此役鲁在晋援助下大败齐师过程。襄公十九年《经》：“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取邾田，自水。”“城武城。”襄公二十年《经》：“仲孙速率师伐邾。”《传》曰：“二十年春，及莒平。??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由上列大事看出，齐伐鲁，都是“伐我北鄙”，设若鲁有两武城，则直接防齐之武城应在鲁国北部边界；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引》称“武城属鲁。当时鲁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或许就是据此推论。但既未指地望，后人亦未曾言及，故难作根据。而邾国当时与齐国友好，虽与晋、鲁会盟，并于十八年参与伐齐之役，系为晋所迫；其私与齐国通使，说明邾国实际上是站在齐国一边的。自襄公十五年至十七年邾国两次伐鲁，且十七年之“邾人伐我南鄙”，《传》言“为齐故也”。费之武城为鲁南鄙，与邾北境相邻，“城武城”防邾亦即防齐，并不矛盾。再说，襄十九年“城武城”，二十年即伐邾，也可视为在防御工事上加强之后的行动。查《左传》所记齐伐鲁所经之路线，未有在今嘉祥附近者；故又一武城在今嘉祥之说难以成立。鲁国在春秋时见于记载者只一武城。“两武城”之说原因复杂，下详论之。

(二)南城即武城

南城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以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史记》“三家注”未说明南城之地望所在，于“泗上十二诸侯”，《索隐》曰：“邾、莒、宋、鲁之比。”顾炎武认为此“南城”即武城。《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有“南成县”，《后汉书郡国志》泰山郡有“南城县”，并说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可证西汉之“南成”即东汉之“南城”。“东阳城”，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左传》哀八年‘克东阳’。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预曰南城县。”东阳故城，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是费县的关阳镇(在今平邑县南武城东四公里处)，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此说可疑”，提出“今费县西北平邑县南数里有东阳镇，不知是否即此”之说。不管哪一种说法，东阳城都在今平邑县境。这个南城县，旧本《晋书地理志》作“南武城县”，是不对的。查《晋书》之《羊祜传》、《景献羊皇后传》、《惠羊皇后传》，介绍籍贯时都称“泰山南城人”；又，《羊祜传》曰：“其后，诏以泰山之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祜为南城侯。”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指出致误的原因“乃因下文有南武阳而衍一武字”是可信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已经改正。同样，杜预注《左传》于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条曰“泰山南武城县”，是其书在流传中误增一“武”字，由上引唐代李贤注引杜预之说即为“南城县”而非“南武城县”可知。

《隋书地理志下》于琅邪郡记有费县、颛臾县等。在“颛臾县”下作了如是说明：“旧曰南武阳，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又有南城县，后齐废，有开明山。”按：开明山，亦曰石门山，在南城山西侧，东面即武城。此山自南而北，石脊中断，象是门户。太阳沉西时，山谷已暗，只有石门中一线阳光犹存，当地人呼为“漏明崮”。清人阎若璩《四书释地》谓“武城在(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即此。可见，南城即春秋时鲁国之武城邑。

(三)曾子与澹台灭明俱为武城人

《后汉书王符传》引王符所著《潜夫论浮侈》，其中有“案、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之语。唐人李贤注曰：“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后汉之南城县，北齐废，其地入南武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称颛臾县；唐贞观元年，省颛臾县入费县。曾子葬父之地，即其故里春秋之武城。对于曾子葬父之所，即便是倾向于南武城在今嘉祥县的明代人包大，在其所著《兖州府志》(明万历元年刊本)卷五《世德曾子父母考》中亦曰曾子将其父曾“葬于费县西南成山”，所据即李贤之注。只有明代从江西永丰迁于山东嘉祥奉祀曾子庙墓的曾质粹后裔、曾子六十九代孙世袭翰博曾毓在《武城家乘》中否定：“旧言曾子葬父于费县境内，宗圣‘志在《孝经》’，岂忍委先灵于远地？”俞正燮评曰“其言可谓憨谬”，是很恰切的。

前引《左传》等书，已知澹台灭明(字子羽)是武城人。郦道元《水经注》引京相说：“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此言更加明确。(案：此说中之“南武城县”，亦当作“南城县”。)

(四)“两武城说”之由来及其演变

“两武城说”源于《史记》。其《仲尼弟子列传》称曾参“南武城人”，而澹台灭明则为“武城人”。在《曾参传》中，唐代司马贞《索引》称鲁有南北二武城，即是为此。张守节《正义》另有解释：“《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是否定鲁有两武城之说。在《澹台灭明传》中，《正义》引《括地志》云：“亦在兖州。”《言偃传》：“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正义》对“武城”的注释是：“《括地志》云‘在兖州，即南城也。’。《舆地志》云‘南武城县，鲁武城邑，子游为宰者也，在泰山郡。’”《括地志》是唐初魏王李泰组织门客所修，成书于贞观十六年。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兖州上都督府，贞观十四年置，管兖、泰、沂三州。时费县属沂州。故《括地志》所云“南武城在兖州”、“在兖州，即南城也”之“兖州”皆是指兖州上都督府而言。曾参与澹台灭明，都是春秋时鲁国武城人，为什么司马迁称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学者们作了各种探讨。明代姚庭槐首先提出了“加‘南’于曾而不加‘南’于澹台者，蒙上言之耳”的看法(见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八《曾子南武城考》)，明人王雅量、清人顾炎武等从其说。清代胡元玉《武城考》一文在考证了《晋书地理志》之“南武城”其中“武”字为衍文后作结论说：“参互考校，曾子、子羽既是同邑人，隋以前又无南武城，则《史记》南字、《大戴记》注之南字、东字，皆非其旧可知。盖后人据误本《晋志》增《史记》，而加之未尽，灭明下尚作武城。后又据误本《史记》，疑鲁有两武城，因及妄增东字于灭明下也。”(《璧沼集》卷三，转引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之《地理类汇编》)亦可备一说。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误增、误删、误改、遗漏等错讹，所在多有。即如《史记》“曾参南武城人”之“南”字，也许是因春秋时鲁国之武城邑成为西汉时之“南成县”，在传抄中误增，亦不无可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今后仍应予以研究。

不论《史记》称曾参“南武城人”也好，澹台灭明“武城人”也好，宋代以前的各种注释，都明确肯定曾参之故里武城为汉至北魏的南城县，即今之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但自明代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说在今嘉祥县南武山发现了“碣曰‘曾参之墓’”的“悬棺”，之后，曾子故里出现了“嘉祥说”，鲁国“两武城”还是“一武城”则都围绕着曾子故里是在费县抑或嘉祥而展开。明、清时代所修之《嘉祥县志》也认为春秋时鲁国只有一个武城，在嘉祥南武山之阿城，费县没有武城：“费在春秋为季氏私邑，但闻为费，不闻为武城也”。俞正燮《书(武城家乘)后》记曰：“今嘉祥城东门立数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为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台子故里’，又曰‘黔娄故里’。”对此现象，俞氏称“鬼神有知，徒为先贤所恶”。学者中持“两武城说”者，除就《史记》中《曾参传》加“南”字、《澹台灭明传》无“南”字而肯定“明是两地”外，再一主要论据是《孟子》中“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率其弟子离开一事，认为不合情理：“若其本邑也，则家室在焉；既云为师，亦徒党里塾之常所谓乡先生矣；一旦寇难之来，方效死，徙无出乡，相守望扶持之义，而徒以舍去鸣高，岂人情”否定了费县之武城为曾子故里，就转向嘉祥了：“嘉祥于今曲阜为西南，与巨野县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赵佑《四书温故录》，转引自王定安《宗圣志》)但这种说法仅系推论，于史无徵，所以赵佑只好假设：“要鲁有两武城。武城地险多事，故见《经》屡；南武城没，不见《经》。而曾子自为南武城人，非武城人。”(出处同上)汪之昌《武城考》承认：“而诸家说鲁武城者，于费县则毫无异词，在嘉祥者未能确指所在。”(《青学斋集》卷九)可以作这样一种设想：如果不是成化初年的“曾子悬棺”出现，曾子故里之在嘉祥一说，大概除了《嘉祥县志》或《巨野县志》以外，是不会引起学者注意的。

(五)几则值得注意的史料

俞正燮《书武城家乘后》指出：“足证武城为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艺文》有济宁路教授赵思祖作《鲁秋胡庙记》云，庙在嘉祥县南五十里??。”(详参本志附录二《曾子故里考文选》所录此文)俞氏考证后说：“作伪者以为托于元时，则嘉祥为南武城非成化后人妄说。”类似的材料，从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中亦可看出：渔人能认识蝌蚪文，确属奇闻；而除了这“渔人”之外，“鸣于有司，因即瘗碑而为之茔”，到底是什么样的“悬棺”和墓碣，似乎谁也不知道，神龙见首不见尾，别的史料都未记载，即如《明实录》，一字也未涉及。万历年间包大纂修的《兖州府志》卷八于“琴堂”的碑文，说是署为金太和七年正月上元日苏思忠立。题为《重建琴堂记》，“乡人相传以为昔曾子尝弦歌于此，后人因作堂以识之，或曰乃子游弦歌处也。”则时间更早，模糊其词，真假难定。

明代万历年间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系东阿人。在其家居期间，对万历元年包大所修的《兖州府志》作了修订，万历二十四年刊行。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曾子》，除介绍曾子生平及历代赠封外，全文引《费县志武城考》，论证曾子为费县人。卷二十三《陵墓志》，于嘉祥“宗圣公墓”称：“在县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祠。详见祠庙圣里，有辩。”“辩”即指《费县志武城考》。“鲁秋胡墓”条曰：“在县南五十五里平山之下。居民有邵氏者，称秋胡妻邵氏之后，为立庙山巅云。费县亦有秋胡墓，于理为近。”于费县“曾墓”下记曰：“在县西南八十里南成山。《王符论》所‘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是也。《史记》‘曾子南武城人’，南武城者，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墓在磨山故县之墟，于理为近。今祀于嘉祥，误矣。”卷二十四《祠庙志》，于费县“子游祠”条曰：“在费县西南八十里，武城东关阳川。”“澹台祠”：“在县西南七十里。”再阅《兖州府志》卷首《府境州县图考》，《嘉祥县图》在南武山之南有曾子墓、曾庙，《费县图》则在南成山北画上武城。更值得重视的是于慎行在卷二十四《祠庙志》末所写的《论》：“兖之秩祀备是矣。其间有典礼甚重而传信失真，有遗迹可凭而肇未举者，是不可不知也。夫尧葬谷林，在济阴城阳，今曹州之境也，而祀于东平；曾子家于武城，今费县之境也，而祀于嘉祥；此当厘正者矣。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就时于负夏，皆郡境也，而祀于平阳；商之北亳与有之国，在曹之蒙城，亦若有据，而祀于偃师；此当核实者矣。国家景仰前王，敬共明祀，不爱圭璧牲帛；奔走奉祠之臣跋涉致享而至于失其真迹，祝史陈信胡以辞焉。姑记于此，以告后之正礼典者。”

在此之前，孔子65代孙、知曲阜县事孔承业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编纂《阙里志》，于“曾子故里”，先列“费县说”，次列“嘉祥说”；两说所引资料的权威性及可信性的差别，一目了然，(详见本志末附录二)故清人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誉之“辩驳尤详”。嘉靖三十一年距曾质粹迁徙嘉祥才十七年，而孔氏为“孔、颜、曾、孟”四族之首，对嘉祥说并无确认之意；于慎行于万历十七年任礼部尚书时曾奏请拨给宗圣祭田三十顷，是对曾子的尊重。他长期在礼部，任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直至尚书，对于曾子有关的赠封及朝廷章奏、诏书应该是熟悉的。设若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的内容凿凿可据，于慎行起码会承认曾子“悬棺”的真实性，而不会在《兖州府志》中全面否定“嘉祥说”，且指出是“此当厘正者”了。

清代的张鹏翮所修《兖州府志》， 关于“曾子故里”及葬所问题加案语说：“《费志武城考》辩论武城虽详，然今费县止有曾皙墓，并无曾子墓。今嘉祥既有曾子墓可据，古人尽有父子异地而葬者，何必纷纷耶？《传》云：‘有其举之，莫可废也。’从之而已。”王定安在《宗圣志》中称赞此语“最为通论”。诚然，如果确有“曾子死葬嘉祥”的根据，张氏之言是很可取的；问题在于，不仅没有确据，而且“嘉祥说”也是以“武城在嘉祥”为依托的，也就是说曾子故里与其墓葬之所为一地。

对于曾子之墓在嘉祥南武山，曾子70代孙曾国藩去祭祖时，在《日记》中写道：“缘宗圣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东守臣奏：嘉祥南武山有渔者陷入一穴中，得悬棺，有镌‘曾参之墓’。弘治十八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观山石顽犷，地势散漫，不似葬圣贤者，殊以为疑。”曾国藩的“疑”仅就局部而言，亦应引起重视；而孔承业、于慎行等人这些距“悬棺”一事发生时间较近而对曾子问题有研究的人的观点似更值得思考，以期得出恰切的结论。

曾子

平邑曾子山

平邑曾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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