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是哪个朝代的？作品-------------

2013-2014鲁迅原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伤仲永的作者是，他是什么朝代著名~

额，没怎么看懂题目...鲁迅原名周树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朝花夕拾，伤仲永作者王安石，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1、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
投资王羲之书法要学习书法史，将他的书法和两汉、西晋书法相比较，可以发现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
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但法书刻本甚多。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羲之的传世墨迹可以让你对“精彩绝伦”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
2、王献之(344－386)
收藏鉴定王献之书法可将其和王羲之比较，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王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英俊豪迈，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42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其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
3、张旭(675－750？)
张旭的书法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其状惊世骇俗。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草书古诗四首》墨迹本，传为张旭狂草之作。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
4、颜真卿(709－785)
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
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其楷书熔铸古今，传世墨迹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自书告身帖》等。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特别是《祭侄文稿》，其原迹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
颜真卿的传世书迹极多，这值得收藏家和投资者重视，或许在民间会有新的发现，但要认真辨伪。
5、怀素(公元737－？)
投资怀素书法作品，鉴定时要了解他的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致可分为3种：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他自成一家的作品，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鉴定时还可参照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如：“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
怀素的狂草千变万化，下笔连绵不绝，鼓荡而下，又不离魏晋法度。如《自叙帖》、《食鱼帖》、《苦笋帖》。他与张旭比肩，合称“颠张狂素”。其《圣母帖》、《小草千字文》，则冲和雍雅，尚有几分章草意味，可窥其草法变化之来源。
6、苏轼(1037-1101)
鉴定苏轼书法特点要把握两点:一是用笔多取侧势，二是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等。
苏轼绝大部分的字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外形左低右高的特征和较为整齐的章法自李北海处来，但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是他个人的特点，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偶露一下手笔的《黄州寒食诗帖》就已惊天动地了，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几近完美的境界。
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著。
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7、黄庭坚(1045-1105)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世称“黄山谷”。黄庭坚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重“韵”，持重风度，写来疏朗有致，如郎月清风，书韵自高。苏书尚天趣，黄书尚韵味；黄书结体取纵势。他与苏轼一起将宋代书法的人文气推向高峰。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
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
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
黄庭坚书法博采众长，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如摇双橹。
其代表作有《书李白忆旧游诗帖》、《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蕉人诗帖》等。《花气蕉人诗帖》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
黄庭坚的草书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而又有自己的风格。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
8、米芾(1051-1107)
米芾的书法在继承“二王”书法传统上下过苦功，能够登堂入室。真、草、隶、篆、行都能写，而尤以行草书见长。他自称“刷字”，是指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追求“刷”的韵味、气魄、力量，追求自然。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的气势。
米芾的功力是最深厚的，由唐人而上溯魏晋、更上溯战国，形成他独特的精彩生动、跳跃逸宕的笔法，将其为人的性情与写字时的感受发挥无遗。米芾用笔如画竹，喜“八面出锋”，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结字也俯仰斜正，变化极大，并以欹侧为主，表现了动态的美感。
米芾的代表作有《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
9、蔡襄(1012-1067)
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
蔡襄为人忠厚正直，知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
蔡襄书法得力于二王、颜、柳，作品有《万安桥记》、《扈从帖》、《思咏帖》、《入春帖》等。
10、赵佶(1082－1135)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皇帝赵佶虽说政治昏庸，惑于道术，却是艺事超群，书画兼精。
他的书作笔致清朗，点画瘦劲俊美，飘飘乎宛若仙风道骨，真如不食人间烟火。这种书风的形成，除了他在书法方面确有功力外，大概和他精神上对于道教的向往，也不无关系。
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连笔字像游丝行空，已近行书。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顿挫有致，挺秀清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
11、赵孟頫(1254－1322)
赵孟頫尊崇王羲之，一生不改其姿势。其作品清秀遒劲，前后一贯，没有丝毫畏缩不前的迹象。其书画兼善，书法则诸体皆工，尤以楷书和章草见长，代表作有《胆巴碑》、《七绝》、《兰亭十三跋》等。
12、文徵明(1470—1559)
文徵明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90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80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其行书主要学王羲之《圣教序》，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
文徵明的所有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90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这是鉴定他的作品的重要特征。
13、董其昌(1555－1636)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当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其许多作品行中带草，有的作品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体势有米芾的侧欹，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俯，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
董其昌法唐而入晋，用笔有弹性，显韵致，代表作《蜀素帖》、《丙辰论画册》、《答客难卷》、《临古卷》等。
14、祝允明(1460－1526)
他的书法鉴定要点是：结体上大小相间，修长合度，引领管带，疏密成趣。纵观全卷，神采似行云流水，飞动自然，形迹如行立坐卧，意态朴素。其得意之作是《太湖诗卷》，《箜篌引》和《赤壁赋》，流利洒脱、奔放不羁。《名山藏》说：“允明书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他的《白马篇》草书，下笔变化丰富，行笔沉着痛快，信手而作，随意而行。正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所说，祝允明草书“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
15、徐渭
收藏投资徐渭书法值得注意的是，其书法方圆兼济，轻重自如，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为后来书家效法，代表作有《草书七言律诗》、《草书诗卷》等。
说到徐渭，人们很容易将他的艺术风格与大气磅礴、粗头乱服联系起来。然而其论书则崇尚“古而媚，密而散”。恣肆与姿媚，可以说是徐渭风格的独特结合。
16、王铎(1592—1652)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他是书法史上的革新人物，但他对传统的继承也是极有功力的。有专家说：“看惯了自文徵明乃至董其昌那些明智而宁静的大人技艺的人们，一见到王铎的作品，就好像正在享受悦耳的轻音乐一般。”
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
17、朱耷(1626－1705)
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等。鉴定他的书法最好了解一下他的绘画，因为他书法与其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到晚年喜用秃笔，一变锐利的笔势而变成浑圆朴茂的风格。最初，八大山人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稍后学董其昌的行草，又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阔等，多方探索，再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锋圆润，又婉约多姿且厚重浑成，富有晋人气度。他的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笔法的改变。
18、金农(1687－1764)
原名司农，字寿门，号东心。居于扬州八怪之首。诗文书画金石皆精。鉴定他的书法要点是：他的隶书早年是“墨守汉人绳墨”的，具有朴素简洁风格，但是到了50岁既负盛名之后，有意“骇俗”，树立了横画粗，直画细，左撇收笔尖锐的一种前人未踏过的风格，这种带有严厉面貌的字体，似乎是他心怀的直接表白，天真中见孤高严峻。
其代表作《漆书条幅》是金农融合《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等书法名作，创出了以质拙朴厚为体、楷书中杂有隶意、个性极强的作品，自称“漆书”。他写“漆书”用重墨，横粗竖细，直笔多，曲笔少，形同漆匠用扁刷刷出来的笔画。
19、邓石如(1743-1805)
邓石如，安徽休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
其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其代表作《篆书唐诗联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作用笔灵活，同“二李”的篆书有明显区别，不再是那种粗细一致，结构严整的“铁线篆”、“玉箸篆”，结构疏朗，刚而不火、静而不板，笔力千钧，具有阳刚之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邓氏佳作。
20、翁同酥(1830—1904年)
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翁同工诗、书，兼作画，以书法名世，著有《瓶庐诗文稿》等。翁同和擅写楷书、行书、隶书，学书从颜体入手，上溯苏轼、米芾，又借鉴清代翁方钢、钱南园等学颜名家成果，所作书淳厚宽博，当年杨守敬《学书迩言》评其书法为：“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询不诬也。”评价之高，由此可见。晚年更沉浸于汉魏，偶作八分，不矜才使气自成家数。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 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 “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

高士其原名高仕 ，福建福州人。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正当他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他的风华正茂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于是他毅然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为拯救劳苦大众与病魔作斗争。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他没有被病魔所吓倒，带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

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慌马乱的情势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饥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办事处就用一辆军用卡车，将他和十来位同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送出西安。经过三天的山路颠簸，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来看他。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好友重逢，格外亲热。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党的关怀和照顾，使高士其的革命积极性更为高涨，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满腔热情地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讴歌和介绍边区抗日活动的诗篇和文章，并在1938年2月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他高兴得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延安的药品供应又极其困难，他从上海带来的一种特效药亦已服完，党组织断然决定，不惜代价，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这样，他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经历了不少惊险与艰辛。庆幸的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两三天没吃东西，幸被一位留下来的邻居老太太发现，每天烧点稀饭喂他，才没有被饿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才得以从香港到九龙，找到了他，发现他还奇迹般的活着，真是喜出望外。以后黄秋耘同志又经过千难万险，机智地突破了日军的重重检查，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供应前线，并在工作之余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科学小品，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顾他。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这可说是自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但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叶挺将军的家属之后，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经撤离，就特地前去看看。这一看才发现高士其被锁在房间里，才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下了船以后，要翻过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愿让人抬他，坚持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自己走，脚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声。晚上住宿在一所关帝庙里，被马宁夫妇发现了，没有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调了一点消炎药给他敷上。谁知关帝庙的老鼠特多，夜里老鼠闻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结队地来啃食高士其的脚后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鲜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块肉才被痛醒。高士其发现原来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进攻，就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去捂着脚后跟，老鼠也会欺负人，竟毫无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马宁夫妇才发现高士其的惨状，痛心得直哭，目睹这一惨状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从此，高士其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摆脱了几度濒于死亡的险恶处境，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一个接一个负责联系、照料他的众多地下党同志的精心护理与冒着极大风险的及时营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关键时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难中得以死里逃生。没有共产党，没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众就没有后来的高士其。高士其也从中牢固地建立了与党、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热爱这个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士其原名高仕（金其），福建省福州市人，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生。高士其自幼喜爱文学。

一九二五年，高士其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一九二六年夏，转入芝加哥化学系。一九二七年夏，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细菌学系。一九二八年，在实验时不慎，受甲型脑炎病毒感染，留下严重后遗症，后来病情不断加重，以致全身瘫痪。

一九三○年秋，高士其学成归国。在陶行知、李公朴、艾思奇的影响下，开始进行科学文艺创作。一九三七年八月，高士其奔赴延安。一九三八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在一九三五年，写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从这时起，至一九三七年八月离开上海止，可说是他科学小品创作上的最旺盛的时期。他用有点僵硬、发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尽管此后他也写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诗，但是，我以为他的作品最精华的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与别人合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六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细菌大菜馆》，由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七年初，高士其的第四本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该书后又曾改名为《活捉小魔王》、《微生物漫话》出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自一九三六年起，高士其在《中小学》杂志上连载《菌儿自传》，每期发表一章，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写完最后一章。这些文章后来编成《菌儿自传》一书，于一九四一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高士其应陶行知之约，写过一本《微生物大观》；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之约，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他还应《开明中学生手册》、《大众科学》、《申报》周刊、《新少年》半月刊、《读书》半月刊、《妇女手册》、《力报》、《言林》等报刊杂志的约稿，写了许多科学小品文。

高士其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富有战斗性。他是为了战斗而写作。他的作品，象一指把锋利的匕首，剌向国民党反动派。

高士其在他的第二篇科学小品《我们的抗敌英雄》中，用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了白血球：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抗敌英雄。这群小英雄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在最前钱的……一碰到陌生的物体就要攻击，包围，并吞，不稍存畏缩退怯之念，真是可敬。"

"血白球尤恨细菌，细菌这凶狠的东西一旦侵入人体的内部组织，白血球不论远近就立刻动员前来围剿……"

在这里，不用加任何注解，读者就可以领会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买金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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