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理”与“礼”——读《曾国藩》与《曾国藩家书》微谈

~ 梁启超在论及晚清“理学中兴”时说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 ’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山(泽南 )曾涤生 (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这段话基本上道出了“理学中兴”的学术背景，但“反汉学”之说用于曾国藩身上却不尽准确。

在理学阵营中，不少理学家拘于门户，尊宋抑汉，但曾国藩则并不一味排斥汉学，而是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一、曾国藩的理学观

其一，重视汉学修养。曾国藩较为重视汉学的研习与训练。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读书录中可以看出，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汉学著作。道光末年以后，他自称“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在戎马倥偬中，他不忘提醒子弟，“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告诉他们要以王氏为榜样，认真研习汉学，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从事戎行未能卒业，冀尔竟其绪耳”，“(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祖孙 )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他还对曾纪泽说：有清一代，风会所扇，群彦云兴，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都是学有所成的名家，“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他教导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而八本之首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其二，采纳汉学之长。乾嘉以来，除去那些固守门户的迂腐道学先生，多数理学家都不能回避汉学的影响，甚至于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汉学的治学理念渗入到理学研究当中。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曾氏不拘于一家之言，对汉学、宋学的长短得失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在曾国藩看来，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证诸古制而不谬”。他认为汉学的博稽名物、考论事实，有助于纠正理学的空疏之病：“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汉学之博，可以补苴宋学之罅漏；汉学之实。可以充盈宋学之虚疏，均有利于辅翼圣道，增强理学生命力。曾国藩认为，兼取汉学、宋学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才能真正实现维护圣王之道的目的。

其三，调和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党同妒真，判若水火”，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统一基础。曾国藩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对于封建统治的危害性：“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因此主张化敌为友，化解汉学与宋学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汉学末流存有“变更古训”、“破碎害道”的毛病，另一方面对左宗棠、姚莹、孙鼎臣等人用私意分别门户，“追溯今日之乱源”，归诸汉学家头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强调汉学有失亦有得。他还反复指出：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汉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言道则宋师为大”，“言艺则汉师为勤”，各有短长。以汉、宋息争为基础，曾国藩力图实现二者的会通，当然，这种会通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比如他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认为，即物穷理乃古圣贤共由之轨，汉学家讲实事求是也并未逸出这一普遍真理。按：“实事求是”，较早见于《汉书 ·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初叶，顾炎武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加倡导，强调从现实事务中研索出有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就是从客观事物中探求真理。“即物穷理”系程朱理学的命题，虽然也主张认识客观之“物”，但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诉求，以服务于既定的道德伦理为宗旨。由于存在着客观的“是”与主观的“理”之间的区别，所“求”、所“即”也就有了不同。不过，这种区别在清中叶以后则发生了变化。汉学家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等命题中，剥离出“惟经”、“惟古”的内容 ，从而使得对于古经书的考据代替了对“实事”的探索，所求之“是”，或者变成了琐碎的梳文栉字的“是”与“非”，或者变成了圣经中所蕴含的“大义”，就后者而言，经学“大义”与理学的“义理”并无本质性区别。汉学与宋学争论的只不过是途径的不同罢了。就此而言，曾国藩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附会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道理。顺便指出，曾国藩虽笃守程朱理学，但不弃陆王心学。晚清理学家像倭仁、吴廷栋等人都力排陆王心学，曾国藩文集中虽也有批评陆王学说的言论，但并非对陆王学说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有所调和，强调用彼所长。清儒每每鄙薄王学空谈误国，曾国藩则称赞王阳明镇压义军，有事功建树：“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且谓‘明季流寇，褶始于王学之淫诚 ’，岂其然哉 !”他还追慕阳明的为文之道：“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王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一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长期聚讼不已，曾国藩则提出消解朱、陆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他调和陆王与兼容汉宋用意相同。

二、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礼”

仁礼学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但“礼”在理学系统中地位并不突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则是以“礼”合“理”，秉乎礼学，重视礼治。

曾国藩礼学思想的形成与清代学风密切相关。“礼”在清代受到相当高的关注。从清初顾炎武、张尔岐、万斯同，到晚清的孙诒让等人，均不同程度地重视研治礼经，并涌现出江永《礼书纲目》、秦惠田《五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等一批专著。清儒治“礼”涉及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各方各面，并在理论上提出“以礼代理”的思想。“以礼代理”有助于以“礼”之充实纠理学蹈空之弊，但舍理言礼却对理学的合法性形成了挑战。一 定意义上说，研礼学风的兴起不仅没有化解汉学、宋学的矛盾，反而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双方争论的又一焦点。如凌廷堪指出：“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  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故鄙儒遂以理学为圣学矣。”。“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也就是说，圣人所讲的是有典制易实行的“礼”，而非空谈无实的理学。汉学家认为孔孟经典中不言理，言理是宋人的捕风捉影，此说对理学形成了严重威胁。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此作了回应，他说：礼不过是“四端五常之一 ， 理则万事万物咸在”，“礼者理也”，理乃礼之本据，“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礼只是“理之节文”，是天理的外在呈现。宋学家虽据“理”力争，但在汉学崇礼之风影响下，也承认汉学以礼立教有一定合理性。“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

因此，他一生以实践先王之礼为己任：“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他以礼为国家大政礼俗教化之大本，实施礼治，推行礼教，事功建树乃他人所莫及。仅就理学思想而言，他以“礼”合“理”，协调汉、宋，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在一起，“礼”成为他整个理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一，以“礼”合“理”，沟通汉学与宋学。针对汉学家薄宋学为空虚、宋学家薄汉学为支离的争讼现象，曾国藩提出要做到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 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实际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延伸。照此理论，“理”作为本体，统率万事万物，又发散于具体的万事万物身上。曾氏认为，汉学家从“三千三百” “ 一 名一物”中考核博稽“古礼”，所做 的正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的具体工作，汉学家的“明礼”与宋学家的“穷理”并无本质不同。同时，他又指出，“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理学的目的是推行礼治，与汉学的“明礼”也无实质区别。

以往学界鲜有人关注，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王船山遗书序》中各用一大段文字铺叙礼学谱系的意义所在。表面上看，这两段文字体现了他对儒家学说中“礼”的重视，但值得深究的是，这一 谱系中宋儒前承汉儒，后启清儒 (汉学家)，有悖程朱直接孔孟的理学道统。用意何在呢?一是以“礼”合“理”，指出理学家也讲“礼”，以回应汉学家对理学空虚的指责；二是以礼为基础，使汉、宋矛盾在圣人之礼面前得以调解、统一。

其二，以“礼”为纽结，联通理学与经世之学。在理学家的世界里，“理”作为至高无尚、君临万物的本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一点曾国藩并无例外。但他又指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这里，他把修己治人的先王之道统归于“礼”，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礼”与“理”的关系，不仅意味着“理”即“礼 ”也，“理”“礼”相通，甚至有以“礼”代“理”的嫌疑。同时，曾国藩强调“礼 ”的内涵 多指“经济之学”、“治世之术 ”。他 明确表示：“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认为礼几乎无所不包，“《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天鸟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五礼通考》“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他认为礼几乎无所不能，“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因此，学“礼”为基础，曾国藩进一步指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

其实，“礼”不仅在调和汉宋之争、连接理学与经世之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曾国藩整个理学思想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曾国藩理学思想在(礼学 )一间。

有人说，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我虽不敢贸然苟同，但从其理学思想看，的确是博采众说而出新，能够体现出晚清理学在整个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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