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中西古代历史发展的差异’的论文，3500字左右

比较古代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

从西方来讲，教材对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并没有完全肯定，而是指出无论希腊的民主还是罗马的法律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希腊的民主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民主的有限性和直接民主的弊端上，罗马法律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法律不能做到真正的人人平等上。这样的评价尽管有些苛求古人，但是实际上也算是真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弱点，时代的局限性也是局限。教材的编者在努力提醒，我们对古代政治制度要历史地全面地看。


只是编者不明白，这样的体例编写本身容易使人陷入疑惑：比如希腊的民主是不是希腊社会都是民主，雅典能够代表整个希腊代表整个西方吗？希腊其它社会状况为什么不在教材中介绍呢？再如，罗马是一个法律十分完善的国家，罗马的法律对西方国家甚至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日，那么，古代只有罗马国家有法律吗？其他国家的法律不重要吗？对世界不曾产生影响吗？罗马之前的希腊有没有法律？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教师的头脑之中，对那些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产生这样的问题是自然而然的。而当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和我们教材编写指导思想有关，与课标有关。完整的或者相对完整的历史不能展现的时候，历史之间的联系和整体局面都消失了。政治史的教学给人一种跳来跳去的感觉，缺乏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而当历史被孤零零地割裂成几个点的时候，历史的整体发展乃至事件之间的联系也被割断了。这样的割裂不仅影响对历史整体的感觉，实际上也影响我们对那些所谓具有时代性和基础性的重点知识的理解。这是目前专题史教学的障碍，也是教学中老师们最主要的困惑。 剪裁西方古代历史，只留下希腊罗马政治制度，其结果可能是以学生的知识水平，很容易将西方之古代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作一个对比，而这样的对比，即使不是有意进行，实际上也因为教材的编排产生一种暗示。而这样的对比如果只停留于表面的政治特征而缺乏历史的观察则容易对历史误读。


实际上，古代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分别发生于不同的文明圈内，其时间、经济基础、历史传统、文化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的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和各具特色的古代政治制度。对这样的政治制度评价，很难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那个时代的各自的政治文明，他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对各自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我们不能分清古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优劣，那么以现代观念判断古代西方政治文明优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显然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对比很难得出什么科学结论。我们应该明白，历史和现实的距离看似很进，实际很远，走进历史乃至读懂历史是比较困难的。不是我们将现代社会简单地影射到古代，我们就算是理解了历史了。东西方的古代政治各自有其优势，各自有其弊端，是一个慎重的理解方式，简单的对比容易产生错误的历史结论。


当然，在现代社会之中，民主法制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最基本诉求，是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现代公民的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它如此的深入人心，很容易使我们一旦发现古代社会中民主法制特征十分突出的地区，令我们则羡慕不已。而对专制独裁所造成历史灾难的痛恨，也使我们对古代政治制度上专制和权力集中心存芥蒂，倍加警惕。这当然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倘若因为现在对专制的否定，进而将历史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定，实际上抹煞了历史上古代中央集权的合理性。同样倘若因为现在对民主制度的热爱进而拔高古代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忽视古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这两种看法都是不科学的。


我们热爱民主，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民主由一种理念变成现实，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有经济的作用，还有政治和文化的保证，既有现实的渴求，也有历史传统的制约，并不是将西方的理念拿来就可以在中国变成现实的。中国古代制度中的许多因素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的遗存，传统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有时还起着一些消极作用。实际上西方现代政治也不仅仅是将西方古代政治制度完全照搬，其间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更新都对民主制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了解了古代东西方政治制度，更应该明确，民主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多和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的成熟以及民主法制建设有关。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中国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任重而道远。这也许是古代政治制度学习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

　　作为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泱泱大国，中国拥有着无比灿烂的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滋润之下，也铸就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文化。
　　时光荏再，数千年的历史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几经兴衰：奴隶制、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的波涛不断变换着，也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当我们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如今的中国政治制度时，我们不难发现，与传统的西方政治制度相比较，民主与法制建设同样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与完善的重要环节。
　　纵观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西方古代雅典，罗马的古代民主开始，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司法、立法、行政而展开的历史。
　　从古希腊雅典的智者学派，再到近代西方层出不穷的资产阶级学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极致追求、对民主的高度渴望。人本来就拥有为满足自身利益而不断追求的各种权利，天赋人权，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满足每个人的不同利益，统治者必须最大程度上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满足每个人的不同欲望时，个人的权利范围已经不知不觉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个人的选择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行。国家权利也在这一流程中尽可能广地分配给了广大民众。主权在民的理论也就显得尤为合理了。我们可以看到，主权在民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管理国家的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不得不说，主权在民的认识可以说是西方政治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地方。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权的所有权都是属于人民的，然而，资产阶级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它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普通人民的利益。所以说，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加上引号。但是，不管怎样，此时的政治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已经有了根本的变革。一人独裁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主权也尽可能大地分散给了一部分人民群众。同时，人民将权力授予给他们自己选择出来的代表，从而归纳总结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团体的意识和利益，并使用话事权，进而行使自己的权力。西方通过竞选出来的议员，通过参加议会如美国两院，行使主权、制定国家法律并影响国家的重大事务。
　　同时，为了进一步的保障民主，法律的作用也就日益凸现出来。法制在西方发展是比较完善的，从古代西方在处理一些国民事件中看，他们就根据已设立的法律条文，按规定定刑法。古代罗马的成文法就是一例证。法治比人治更有优越性，法治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所发事件有规章依据，可以以根据而论。法治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是以法律制约专断权力。第二，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都同样受普通法院执行的普通法律的管辖。第三，公民个人的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依赖的基础。可见法治就其本意而言，指的就是法律的统治取代人的统治，法律高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因此理论上，在法律面前人人都平等。
　　虽然西方的政治制度有诸多不错的方面，但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规章管理一方地。无规矩，不成方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由此在美国联邦制下，国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律，同样的犯罪事件在美国不同的州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处罚。因此，中国在法治落后于西方的时候，怎么去确定自己的法治，如何实现法治的问题上，具体问题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国情进行分析。
　　近现代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总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两党制和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通常主导和独占国家权力，并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他政党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由于不能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往往对执政党采取对立的态度和做法，为反对而反对，使其执政效果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谓“跛脚总统”、“跛脚内阁”屡见不鲜。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长期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宪法明确赋予的。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实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通过选举方式实现政党轮流执政，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有时为了选票也会考虑民众的意愿，但其本质是金钱政治，有钱人的游戏。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人民政协则按民族、界别、党派和人民团体，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推举产生委员。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使我国的政治制度建构于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使中国特色民主具有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包容性和广泛性。
　　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61年的执政过程中，起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髓，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经验所决定的。中国不仅幅员广、人口多、底子薄、发展极不平衡，而且文化传统独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会遇到像中国这样大的困难，我们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民主模式可以模仿。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表明，与世界其他一些实行多党竞争的国家比较，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具有制度上的比较优势。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制度的有效性，证明中国应当坚持走自己的路。
　　坚持走自己的路，注重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分析和判断政治文明的特殊性，绝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我们每个21世纪的中国人都应当学会借鉴人类民主实践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而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只有在看清自身弱点的同时，才能够扬长避短，更进一步。
　　世界是发展的，中国也处于这个变化发展的时代。如何从西方政治制度中借鉴到精华来加以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这才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句话，抓住时机，看准情况，方能手到擒来。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

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68－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P.218)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P.403)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P.220)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
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P.269)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

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P.278)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

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贵大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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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南区19650934834： 九年级历史对比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何差异?说明为什么 - ？
布征精氨： 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兴起于海洋旁边,海上贸易和工商业特别发达;亚非文明古国兴起于大河流域,以农业经营为主.这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和文明类型. 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潮南区19650934834： 古代东西方的差异,从四大文明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说明差异性 - ？
布征精氨： 通常我们只是说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但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述.近几十年来,国际史学界倾向于更具概括力的“四大文明区”的说法,即东地中海文明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亚述、腓尼基、希腊等)、南亚次大...

潮南区19650934834： 东西方文明的异同点 - ？
布征精氨：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

潮南区19650934834： 中西方古代科学的差异分析 - ？
布征精氨： 中国的科学只是经验性的总结,并不着迷于探求其规律,也可以说是过于功利了,也许与中庸的精神有关,往往是不求甚解;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学则热衷于探索规律性的东西,十分的严肃认真,因此,最后发展的轨道就截然不同~

潮南区19650934834： 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
布征精氨： 中华帝制很早 从汉朝就开始 儒治天下 欧罗巴就有点乱 我也不懂 他们通婚太-_-///

潮南区19650934834： 古代中欧历史差异对比古代中欧历史有何差异要写小论文 - ？
布征精氨： 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时间段其实并不长,主要发生在恺撒身上还有恺撒前后,主要是恺撒后的100年间,大体围绕恺撒就可以, 另外关于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包括地理、政治、文化、世界格局! 地理主要表现在不列颠,法兰西(高卢)和莱茵河...

潮南区19650934834： 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有什么不同?越详细越好! - ？
布征精氨：1)在西方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中,领主占有制是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它有三特点:1)逐级分封2)领地世代相袭3)剥削手段是把田产分为份地和保...

潮南区19650934834： 古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 - ？
布征精氨： 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因此,汤因比曾经作这两个模式对比,指出其间的差别之巨,几乎各趋极端:中国走向统一,而希腊始终分裂为多元的列国.甚至马其顿以边...

潮南区19650934834： 东西方历史发展具体有哪些不同 - ？
布征精氨： 《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十五章对东西方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全书从自然条件不同对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谈起,阐述了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在东西方的不同实践,从而提出束来理想社会主义的模式将是高级韵农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