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长大以后做了什么????????????
司马光长大了之后最大的惊人之举是主持编写《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在现代的名气是非常大的,他砸缸救人的故事被编入教科书,每个人都在小学时读过这个故事。司马光还编修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历史地位。不过,司马光的为人却让人诟病。司马光性格偏执,又认死理,同时又深陷党争之中,在宋哲宗时代任职宰相期间曾多次采用不光明的手段对付新党人士。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西夏派使者向宋朝朝贡,要求宋朝归还元丰年间宋朝攻占的兰州、米脂等五砦,当时任宰相的司马光向宋哲宗建议:“元丰年的战争,是我们先发兵的,所占的这些营寨都在西夏的境内,现西夏归附称臣,如果不还的话,西夏人必定会说,宋朝新帝即位,我们西夏谦卑地送上贡品,竟然都得不到许诺,那称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西夏会启战端,攻陷城池。那时再归还的话,就是宋朝之大耻。况且驻军营寨本就没有什么大用,因这无用之地而发动战争,是国家的忧患,也得不偿失。”
《宋史夏国传》记载:“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贡。六月,复遣讹啰聿来求所侵兰州、米脂等五砦。司马光言:‘此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砦,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宜靳而不与?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之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愿决圣心,为兆民计。’时异议者众,唯文彦博与光合,遂从之。”
西夏要求归还的这些土地,其实是在元丰四年 ( 1081) 时宋朝攻夏过程中夺取的。当时西夏内乱,宋朝制订灭夏的战略目标,发动五路大军数十万军队攻夏,虽没有达到战略目的,却仍然占据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而宋朝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数万军队。如今司马光竟打算轻飘飘的一句话还就把这些领土还回去,这种行为跟卖国没有什么区别?
司马光的建议中至少犯了几个错误:
1.元丰年间的宋夏之战确实是宋朝发动的,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当时宋朝发兵时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况且在外交上宋朝也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无端攻打西夏;
2司马光竟说这些营寨属于西夏的领土?自宋朝建立以来,不仅这些领土就是大宋的领土,整个西夏名义上都是大宋的领土。李继迁叛变自立,建立西夏,夺了这些领土。站在宋朝的角度来看,宋朝怎么能去承认这是西夏的领土呢?
3.司马光竟认为宋夏再启战端,宋朝会打不过西夏,这些领土同样会丢失。不管宋朝和西夏军事实力对比如何,从战争的角度上讲,这种话司马光都不应该说出口。元丰年间的大战,宋朝虽没有达到战略目,最终退兵,但西夏人损失同样惨重,无力再战。如果再启战端,仍然胜负难料;
4.司马光竟认为宋朝占领的兰州、米脂等五砦只是无用之地。这些都是属于军事要地,否则西夏就不会要求归还了。退一步讲,就算是无用之地,也属于国家领土,也应寸土必争,怎能轻易放弃?
从司马光的话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是害怕宋夏再启战端,为了安抚西夏,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司马光提出这个建议,至少还有几个他自己无法启齿的原因:1.宋夏战争是在朝中新党掌握朝政时做出的军事决策,取得的战果也跟司马光无关。司马光任宰相后,对新党实施变法的举措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停止,包括军事战略;2.宋哲宗刚刚继位,朝廷不稳,宋夏如再爆发大战,对朝廷不利。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打算割让这些土地给西夏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党争。
司马光的建议提出之后,朝中大臣除了文彦博之外,大多数大臣都反对。时任枢密使的章惇看到司马光的这种卖国行为,竟大骂司马光是村夫,没有能力。章惇于元丰三年(1080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于元丰四年(1081年)被短暂罢免,不久又重新任宰相。这段时间恰逢宋夏大战,章惇显然也参与决策,他知道宋朝夺得这些领土并不容易,那是边疆数万军队用性命和鲜血换来的领土,绝对不能就这么还回去。可惜没过多久章惇又被贬职。元祐八年(1093年),章惇重新为相,同时对旧党进行打击,他曾建言宋哲宗挖司马光的坟墓。可见,章惇心中有多恨司马光。就司马光割让领土这事而言,司马光的建议显然越过了章惇的底线。
不过幸运的是,司马光这地并没有割成。当时有一名大臣叫邢恕的建议,这是边疆大事,应该咨询一下曾在西北呆过的大臣的意见。于是咨询了当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孙路,孙路在西北呆过四年时间,他告诉司马光,这些营寨都是战略要地,绝对不能丢,否则对大宋就危险了。司马光才恍然大悟。
《宋史孙路传》:“元祐初,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按照这段史料的记载,当时朝廷应该是拒绝了西夏归还土地的请求。不过,一些史料记载了后续的事情,表明当时宋朝并没有完全拒绝,而是反复与西夏进行谈判。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西夏再派使者来宋朝,再次要求归还葭芦、米脂、浮图、安疆等四砦(少了一砦,可能是史料记载有误),提出的条件是可以归还元丰五年(1082年)9月永乐城之战抓获的宋朝将领和士兵,宋朝答应了这个请求,并派金部员外郎穆衍参与交割事宜。元祐四年(1090年)二月,西夏归还永乐城之战抓获的俘虏,宋朝也归还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不过双方就四砦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还存在争议之处。一年多以后,宋夏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宋史夏国传》记载:“(元祐)四年二月,始遣使谢封册。六月,稍归永乐所获人,遂以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与之,而画界未定。
可以看出,宋朝最终还是归还了元丰年间以数万军队的损失夺回的领土,不同的是并不是无偿归还,而是要求西夏归还宋朝永乐城之战战败被西夏活捉的俘虏。元丰五年(1082年)9月的永乐城之战,宋军战败,损失2万余军队,至于被活捉的士兵有多少,就很难知道了。
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后面以领土换回被活捉的士兵事宜跟司马光也没有关系。在这件事中,司马光开了个不好的头,司马光也确确实实提议把领土无条件送给西夏,这无疑是卖国行为,只是后来发现自己的错误,再加上朝臣的反对,卖国也没卖成。
宋朝受儒家影响较为严重,采取的又是以文治国的策略,文人好名不好利。越是放弃利益,反而越是彰显其品德高贵,越能博得好名声。有些人放弃的是个人利益,例如王安石,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代,曾经多次拒绝高官厚禄,士人反而以为王安石清高,结果王安石声名远播。有些人放弃的是国家利益,例如司马光想轻易放弃千艰万苦夺得的领土,只为维护虚名。类似于司马光这样的所谓的“名臣”,在宋朝并不少见,包括支持司马光卖国的文彦博和富弼,也包括在《答赵元昊书》中擅自答应给西夏增加岁币的范仲淹。反倒是被后人评价为官场小人的沈括、章惇等人,虽在党争采取了一些不光明的手段,但在面对外敌之时,能挺起腰杆,维护国家利益,痛击来犯之敌。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url》。
宋仁宗(赵祯1023-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64-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68-1085)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资治通鉴》内页
步人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 ‘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椅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url》。
宋仁宗(赵祯1023-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64-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68-1085)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资治通鉴》内页
步人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 ‘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椅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回答者: 226688999 - 探花 十一级 11-19 19:46
史官,<资治通鉴>的编撰者
回答者:YXWDV - 初入江湖 二级 11-19 19:46
司马光(公元一○一九—— 一○八六),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涑(sù)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及长,学识更为渊博。仁宗(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一○三八—— 一○四○)初中进士,英宗(赵曙,一○六四—— 一○六七)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一○六八—— 一○八五)熙宁(一○六八—— 一○七七)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一○八六—— 一○○)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C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_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司马光(公元一○一九—— 一○八六),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涑(sù)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及长,学识更为渊博。仁宗(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一○三八—— 一○四○)初中进士,英宗(赵曙,一○六四—— 一○六七)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一○六八—— 一○八五)熙宁(一○六八—— 一○七七)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一○八六—— 一○○)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官做了宰相,人也当了父亲,祖父 , 文也编写了《通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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