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回、翟是不是一家?有没有可靠地历史文献记载?

作者&投稿:涂婷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介绍下赵禹~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附录:新闻《西安南郊发现西汉名臣张汤墓》〔24〕
出处:西安晚报 时间:2004-1-6
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长安区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铜信印确切地证明了墓主就是西汉名臣张汤。这是我市对《汉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名人墓的首次发现和发掘。该墓是在长安区郭杜一带西北政法学院新校区的基建工地被发现的。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式,坐东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墓道后连接甬道、墓室。此墓虽已经盗扰,但出土了特点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星云纹铜镜和武帝五铢钱等文物。最为珍罕的是,出土物中有2枚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印面径为1.8厘米,即古之所说“方寸之印”。此两印的出土表明墓主应为张汤,结合出土器物和墓葬


形制考古者推断此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武帝之时。张汤为西汉武帝时期名臣,《汉书》记载其起于书吏,曾为长安吏、茂陵尉、侍御史,后迁升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他为长安杜陵人,少儿时即以司法程序审讯偷食的老鼠而出名,长成后升任重臣,办案治狱干练,上疏进谏得力,曾得汉皇宠信,最终受诬陷自杀而死。西汉杜陵所辖范围包括今长安区,即今张汤墓葬在西汉杜陵范围内,此墓的发现与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的古籍地望相符。同时此墓中棺木痕迹表现为一棺葬,与《汉书•张汤传》中“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的记载相吻。墓中随葬物品多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也与《汉书》中“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何厚葬之”的记载相同。市文物局孙福喜等人综合上述分析,断定此墓就是西汉张汤墓。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汉书》记载的正确性。史载张汤死于汉武帝元鼎二年,故其墓葬时代也应为元鼎二年左右。准确的墓葬年代的确定,为以往靠器物组合断定相对年代的汉墓分期断代,也为关中地区汉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标尺。

▲关于“张”字
张是一个象形字,整个样子像一个张弓欲射之人
张,繁体字作眼,由弓和长左右相合而成,张姓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姓氏时,都说成“弯弓张”,可见他们是十分看重其姓氏构件中的“弓”的。从文字学上来看,“弓”对于“张”字实在也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张字,但金文及石刻文中却有很多,其写法也各不相同。这些张字虽然写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与弓、矢、长,尤其是与弓分不开,可以说没有弓就没有张。从字形的演变来看,张最早是弓与矢的联合体。弓矢是自然而然联用的,有弓就必然会有矢,不必再强调,因此后来矢就渐渐退出,而让位于长,最后稳定为长弓的联合体。长弓则表示这弓比一般的弓还要厉害,更有威力。
张字的意义很多,新版的《汉语大字典》计有21个义项,一般的字典皆作十余种,如夸张、张开、强、盛、张贴、看、望、扩大、布置等等,但这大多是后人引申而来的,最早的字书所记义项不多。《说文解字》说:“张,施弓弦也。从弓,长声。”《广雅·释诂三》:“张,施也。”另外还有一层意思,见于《周礼·秋官》:“罗取鸟兽曰张。”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汉明帝水平七年》中“劳勤张捕,非优恤之本也”时也说:“张,设也,设为机阱,以伺鸟兽曰张。”
▲张姓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自黄帝之后,挥为始祖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这支张氏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最早发源于尹城国的青阳,目口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祠附近,其后望族也出于这一带。
张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它起源于遥远的传说时代。据说张姓的始祖名“挥”,他是黄帝的孙子(一说是黄帝的儿子),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了弓箭和网罟 (gu)。弓箭和网罟作为当时的新的生产工具,使人们可以猎取更多的鸟兽,捕捞更多的鱼虾,又能够减少猛兽对自身的伤害。挥所在的氏族部落世代以生产弓箭和网罟为业,于是他的后裔就以“张”作为自己的姓氏。
张姓公认的血缘亲祖黄帝是远古传说时代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以德经天地,以仁,信治天下,选贤任能,严惩顽凶,开创了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
据《帝王世纪》记载,黄帝由其母有峤氏女附宝感电而生。“(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后人据此推演出两种传说。
一种传说是:黄帝降生于天帝下凡之际,那时正是神农氏时代,神农的舅舅有个儿子名叫少典,他是有熊国(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内)的国君。当时少典族正与有峤氏族互通婚姻。于是少典便娶有(虫乔)氏的女儿附宝为妻。有一天,少典和附宝扛着木耜去田间种地,正走着,天空突然暗淡下来,顿时星斗满天,和晚上一模一样。这时,附宝抬头仰视,只见上空有一道闪闪发亮的电光像蛇一样不时绕着北斗七星旋转,刹那间,四野罩上了一层浓郁的青光。不一会,附宝只觉得腹部有什么东西猛地一动,吓得她大喊大叫,等少典急忙回头询问时,她却说没有什么。打那以后,附宝便怀孕了。自怀孕那天起,经过24个月,也就是在第三年的一天,附宝在新郑西北的轩辕之丘(一说在山东曲阜),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出生在轩辕,所以便给这个孩子起名为轩辕。传说轩辕刚生下来就会说话,非常精灵。还在孩提时代,他看见人们在树上构筑房子,便说:“把房子建筑在树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如果盖地上不是更好吗?”不久,神农氏闻知黄帝这种见解,大不以为然。于是,黄帝便在地上盖了一间房屋让他看,神农氏这才信服了。
另有一种传说:附宝与少典成亲后不久,便迁徙到山东曲阜的寿丘。在一个初冬的夜晚,附宝独自一人来到郊外散步,她仰望星空,思念故土之情油然而生,忽然间,天空出现一道银白色的闪电,只见那闪电绕着北斗星中的枢星转了几圈,然后迅速地由天及地,很快消失了。这时,大吃一惊的附宝顿然感到身上有奇特的感觉。不一会,她才意识到自己受雷电感应而怀孕了。此后,经过24个月,于第三年冬季的一天,在寿丘生下黄帝。刚出生的黄帝,额骨隆起,形状像太阳,而且面部有龙的相貌,其手足也似龙爪龙趾。更奇异的是,黄帝有四张脸,传说这样黄帝可以随时随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观察、了解一切情况,以更好地相机行事。黄帝刚出生就咿呀说话,不久就会走路了。他十岁左右离开寿丘,到处拜师学艺,遍访名山大川。
黄帝生活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当时中国大地的社会结构表现为氏族——由若干氏族组成的部落——由若干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各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发生战争,黄帝开始还只是姬姓部落的首领,在长期的征战中,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最终完成了对其他各部落的统治,坐上了部落联盟盟主的宝座。
对炎帝、蚩尤与刑天的战争是黄帝通向盟主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据文献记载,黄、炎二帝本是同胞兄弟,《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新书·益壤》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当黄帝成为姬姓部落首领并开始兴盛强大之时,炎帝部落已步入虚弱衰微之路,各氏族之间相互征讨,暴虐百姓,而炎帝则无力平息战乱,保护臣民,于是黄帝遂起而教民习用干戈,以征残暴。结果,各氏族都前来朝拜并归服于黄帝。炎帝乃迁居涿鹿(在河北涿鹿,一说在山西运城),但仍然大行无道,史称“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逸周书史记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再次“振德修兵”,决定与炎帝在涿鹿进行决战。据文献记载,黄帝所率以熊、罴、狼、豹、躯、虎等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联军挥舞着用(周鸟)、鹃、鹰、鸢等羽毛制作的战旗,向涿鹿猛烈进攻,炎帝则退到城东一里的阪泉。经过血战,黄帝方“诛炎帝而兼其他”,于是“天下乃治”。战败的炎帝部落被迫向南方和东方转移,与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犬牙交错,渐趋融合。黄炎战争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对原属炎帝势力范围的黄河中游地区的领导权,使他登上了中原各部落联盟盟主(有称“中央天帝”者)的地位。
当黄炎之战结束,黄帝刚登上中央天帝地位之时,居住在黄河下游(即今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就率众西进涿鹿城下,向新盟主提出了挑战。九黎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族,他们英勇善战,以蚩(一种毛虫)尤(同蚍,即人腹中的长虫)为图腾。到黄帝时代,该部族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人们就将其称作蚩尤。蚩尤通晓天道,精明强干,长于战事,史书中也把他描绘成超乎凡人的神明,说他人身牛蹄,四日六手,鬓发如剑戟,头上长角。不仅如此,他还有“兄弟八十一人,并铜头、铁额、食沙石”,武猛异常。凭着强大的武力,蚩尤不断向四邻扩张,大有与黄帝分庭抗礼之势。其时黄河中游一个以榆罔为首领的部落在受到蚩尤侵扰后,遂向黄帝求援,于是就引发了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此次大战对黄帝来说极为艰难,所谓“流血百里”,“九战九不胜”,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在经过炎帝、蚩尤之战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黄帝把寻求治邦安民之道建立在遍访天下贤明之士的基础上。为此,他不辞艰辛,连续奔波,走王屋而受丹经,越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人金谷而咨滑子,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岐伯、雷公,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兽之辞。(《抱朴子》)足迹所及,“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黄帝的巡游,一方面扩大了黄帝族的声威与影响,从而使黄帝的势力范围日益拓展,《轩辕黄帝传》所说:“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另一方面使黄帝游历之处的外族人民受到深深的感化,他们在黄帝仁义之德的感召下,纷纷前来向黄帝族朝贡,首先是诸北、儋耳之国来向黄帝族贡献礼物,接着南夷族乘白鹿献上美酒,后来四方之外族人都不断地前来朝贡。外人朝贡进一步加强了黄帝族与其他族的友好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就为黄帝族和其他族的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巡游天下,了解各地情况,获得养民安邦之道之后,黄帝遂提出并开始实施自己的治世方略。
黄帝一生娶有四个妻室,她们是嫘祖、方雷氏、彤鱼氏、嫫母。据《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路史·疏仡纪·黄帝》等文献记载,嫘祖又作(亻累)祖,西陵氏女,为黄帝正妃。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之术,并教人以丝织帛,做成衣服暖身遮羞。次妃方雷氏、彤鱼氏皆贤淑。嫫母相貌很丑,但贤而有德,因没有名字,出嫁前人皆呼为丑女。黄帝认为“属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貌)虽恶何伤”(《吕氏春秋》),故娶为妻室,封号嫫母。
关于黄帝的子孙,文献记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唯青阳与夷鼓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藏、任、荀、僖、姑、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戴礼记》等书,与此大体一致。
与《国语》、《史记》等书所云不同,《山海经》说:“黄帝生禺(豹-勺+虎),禺貌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貌处东海,是为海神。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禺番,是始为舟。禺番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狄。”
黄帝一共有25子却是历来所公认的。25人虽是伺父之子,却有不同的姓,仅就得姓的14人来说,又分为12姓,这说明他们是嫁出之夫,各自以他们所嫁的氏族的姓氏为姓氏。至于“同姓者二人”,是指他们同时嫁给一个氏族。
据《路史·国名记》记载,黄帝子孙所封之国有陈、昌、张、资、寇、郦、瞿等,凡七十,其分布地域遍布今全国各地。这些黄帝子孙的进一步繁衍则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假若说他们并非黄帝子孙,或者说历史文献记载有所依附的话,那么,他们也当是黄帝这一“中央天帝”统领下的各部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都自称自己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
黄帝逝世后,葬于桥山。桥山隶属的郡县在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在今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墓既是号称“天下第一墓”的中华民族始祖之墓,也是我们将要在下面介绍的张姓家族的血缘亲祖之墓。
张挥是张姓的得姓始祖,但张挥与黄帝的关系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张挥是黄帝之子,另一说则认为他是黄帝之子少昊青阳氏之子,即张挥为黄帝之孙。《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姓氏急就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有关姓氏学的史籍记载虽稍有出入,但都主张挥为黄帝之孙说,其称: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造弓矢,实张罗以取禽兽,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后世张氏后裔所修张姓族谱、张姓家谱多有沿用此说者。
清乾隆甲寅重修裕裔堂版《张氏家谱》卷三《受姓渊源考》云:“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昊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持张挥黄帝之子说的有《广韵》(下平声十阳)、马骗《绎史》等,张氏后裔所修张姓家谱也有很多赞同此说。
中国人姓氏之得皆有渊源,而且遵循一定的原则。姓氏命名的原则概括起来有以国、邑、乡、亭为据的,有以人之名、字、出生秩序、官、官名、爵、爵系、国符、技、事、谥、谥氏、邑系、邑谥、族、族系等等为据的。
张姓始祖挥之得姓亦基于上述原则。尽管在张挥是黄帝之子还是黄帝之孙这一问题上,古文献记载各持一端,但具体到张挥本人的情况,则无大的分歧,都承认其制弓矢、官弓正、祀弧星这一基本事实。然则,细心的读者还会从我们前引文献中发现,记张挥之得姓,有“观弧制矢,赐姓张氏”,“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和“性长弓矢,善张纲罗,世袭其职,因赐姓曰张”等微小区别。据此,我们可以说挥之得姓为张,是以技即职业为姓,也可以说是以官为姓,或者记作以职官为姓。
春秋时由周文王的姬姓后裔所建的晋国有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始祖张挥传21世,历数百年,大概到商代初期,出了张嵩,字仲山,任御驾将军,后封为济国公。他生有张亮、张奉、张文、张进四子。这些仅见于世系而不见于古文献。
再传30代至51世祖张仲,字忠嗣。他与尹吉甫共同辅佐周宣王中兴周王朝。生有张象、张宜二子。据史籍记载,张仲生活在周王朝实行共和行政的前后。当时周厉王因大行无道而被国人推翻,逃出王宫,朝中大臣就公推共和伯代行天子之职。共和元年(前841)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14年之后,周厉王病死于彘(今山西霍县),共和伯请太子姬靖即位,史称周宣王。周宣王依靠一批大臣,重振国势,征伐戎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历史上被称作“宣王中兴”。
张仲之后,张姓先民有很多人载人史籍。如《左传》在成公二年(前589)记有手和臂肘被箭穿连,仍奋力推车,冲向敌阵的张侯。昭公二十一年(前521)有怒杀华多僚的宋国大臣张句。另外,还有张良的先祖张老、张(走翟)、张骼、张抑朔等人,他们籽在下一节中进行介绍。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世卿升立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它标志着中国进入战国时代。这个时期,张姓先民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如魏国人张仪西走秦国,合纵连横,大展其才能。而楚国则有大臣张旄,曾出奇计让楚王将充当秦国使臣的张仪赶走。齐国有张丐,说服鲁国在齐楚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张姓先民主要还是以原晋国属地为其建功立业之所。在赵国,张孟谈策反韩、魏,反击智伯,一举解晋阳之围。魏有张丑力谏,阻止张仪为秦国在魏国开展外交;张倚出使赵国,使赵国在秦魏交战中倾向魏国。韩有张去疾、张谴及张良的祖父张开地、父亲张平等。
秦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在那里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张姓先民——张若。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大将司马错率兵攻占四川,贬蜀王,派张若为蜀国守。上任伊始,他迁移秦民万家人川,实行农垦,发展生产。又与张仪一起共同经营成都,按照秦国都城咸阳之制建有里闾、下仓、市肆、官舍、楼宇等。又设置锦官、盐铁官,发展官府手工业,为增强秦国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285年,秦国废除巴、蜀侯国封号,改设蜀郡治川。张若因功被任命为首任蜀郡郡守。
二、少数民族赐姓改姓
元朝末年,有一个出生在山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说大兴安岭)的蒙古将领,名叫伯颜帖木儿,他作战英勇,曾率兵多次打败农民起义军。但在一次战役中,败在朱元璋的手下,于是归附明朝。明太祖佩服他的武猛,就赐给他张姓。他的后代一直从军,传至玄孙张晟,官至都督事,进入明代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核心领导层。又如鞑靼人(明代对东部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人的称呼)哈剌尔敦,英勇善战,被明成祖朱棣赐姓张,改名隆善。永乐七年 (1408)十月,张隆善被任命为北京右军都督签事,也成为一名中央军事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另一个鞑靼人奴儿,是明代一位有名的北方边疆守将,屡立战功,宪宗皇帝朱见成为表彰他的英勇,赐姓张,改名友。成化八年(1472)八月,张友被任命为金吾卫指挥使。
明代前朝,有一个女真族(满族人的祖先)人,名叫咎卜,官女真千户,领兵征战,勇猛异常,其事迹传到首都北京,明成祖朱棣非常高兴,赐姓为张,改名志义。永乐八年(1410)张志义被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东大城子。四年之后,治所移至今跨吉林、辽宁两省的浑江流域。
今岫岩县前营乡张氏,本为蒙古族治良匡氏,是清代改姓张氏的。其始祖是元代的马札尔台,他历任武宗、文宗、惠宗三帝,曾任行营都统,陕甘、湖广等省平章,并知枢密院事,官至中书右丞相。二世祖也曾任中书右丞相。元朝灭亡后,其后裔世居长白山麻加乐和忽密拉,大多从事畜牧业,也有人经商巴唐地区。到11世纪继英授德时,正值爱新觉罗氏崛起于东北,于是弃牧从戎,成为努尔哈赤帐下的一员勇将,属镶黄旗。清兵人关,建立统一政权后,治良匡氏迁居盛京(沈阳)。13世祖名叫伯尔格,精通汉文,熟悉汉书,文武双全。乾隆六年(1741)调任岫岩防御使。因为热爱当地秀丽的山川,就奉侍母亲佟氏,携弟吾令吉定居下来。兄弟二人在此繁衍,子孙都改姓张氏。
赫舍里氏分布在于都英额、哈达、辉发、长白山、佛阿拉、伯都讷、宪颜等地,在清代有一部分改姓张氏。
扎库塔氏分布在瓦尔喀(今苏联东海滨省南部)、扎库塔、松花江、长白山等地,在清代全部改为张姓。
扎拉哩氏分布在瓦尔喀、扎库木、赫图阿拉等地,在清代全部改姓为张。,爱义氏分布在爱湖流域一带,在清代全部改为张氏。
明洪武元年(1368),回族人张某任宝庆(湖南邵阳)卫指挥。据《宝庆府志》卷33记载,指挥张氏的先人叫璞罗德,北平三河人。张氏任满之后,即定居武冈车林铺鸡脚塘,依靠屯田百余亩田产为生。今天邵阳市各地的回民,以马、张、苏、海、蔡姓为多,其中的张姓回族人或许就是璞罗德的后裔。
唐代初年,在云南洱海地区近百个白蛮部落中,有一个相传从陇西迁来的张姓部落。公元7世纪中期这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张氏进求。这时正值乌蛮部的蒙舍龙和他的儿子龙独罗(又作细奴罗、细诺罗)开始扩张势力,建立南诏政权。7世纪70年代,细诺罗势力推进到洱海地区。据文献记载,张氏进求因抵挡不住南诏的攻势,就将自己的部落政权“禅让”给了细诺罗,而细诺罗为了酬谢张氏,就将自己的大儿子罗波海,改姓为张,改名叫张朝凤(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这支蛮人张氏,后来演进为彝族的一部分。清末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起义的队伍中,有一个叫张兴癸的彝族将领,史称他是南诏王细诺罗之后,他的祖先大概就是改姓张的乌蛮人罗波海(即张朝凤)了。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它主要活动在秦汉、三国魏晋时代,内有19个部落,其中屠各部等少数几个部才有资格成为最高统治者单于,是匈奴族中的贵族。东汉时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则归附汉室。三国曹魏时期,在今山西汾阳地区设置西河郡,安置南匈奴左部,—即匈奴族屠各部,历史上把他们叫做西河胡或屠各胡。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屠各胡张XX”“西河胡张XX”的记载,这些就是匈奴张氏。如《晋书·符坚载记》云:“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卑子,坚遣邓羌讨平之。”《魏书·太宗纪》云:“神瑞元年六月,屠各胡张文兴等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魏书·太宗纪》:“天兴元年三月,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 羯族是古匈奴族的一个别支,出自匈奴羌渠部,居住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地区。主要活动于我国魏晋时期,十六国时代,以石勒为主曾建立过后赵政权(319—351)。羯族中张姓很多,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例如《晋书·石勒载记》云:“胡部大张旬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十六国·后赵录》称:“张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后赵国内张姓人特别多,石勒起兵时,十八骑中就有张噎仆、张越二骑。石勒自立为后赵王时,以张离、张良二人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传至石虎为后赵王时,离、良二人都官至尚书仆射,另外还有张群、张豺、张散、张茂、张斯、张屈支、张夷、张举、张舂、张贺度、张沉等,都是后赵的达官显贵。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外编第八《羯族诸姓·张氏》中对上述张氏作了一番考证之后,得出了他们是羯族张氏的结论。他认为羯族张氏之张,是“羌渠” (康居)谐声转读而来。由此看来,羯族张氏是为后赵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渤海族是古代生活在我国东北(包括前苏联、朝鲜一部分)的一个古老民族,辽金时期有一支由高姓改姓而来的渤海族张氏。隋况已在前面作了介绍。在这之前的渤海国
时期(720—962),还有一支渤海族张氏。如大将张文林、大臣张仙寿等,共有达官显宦二十余人,他们活动于上层,是渤海国的贵族。但这支渤海张氏之姓张的缘由却不是很清楚。
奚族是一个活动于唐宋辽金时期的古老民族。历史文献中常把它记作“奚人”、“奚回”。辽代末年,奚回离保曾在今东北地区称帝,建立奚国,改元天复。唐代奚族张氏知名的有张孝忠,曾任义武节度使。另有张忠志,本是奚人,居住在范阳,因善骑射,被范阳宋将张锁高收为“假子”,遂从义父姓张。后屡立战功。官至礼部尚书,封赵国公。唐代宗即位,拜成德军节度使,又改赐姓名为李宝臣。李宝臣,有的文献将其原名误作张宝臣。
战国以后,不断有汉人移居云南,他们和当地的土人长期杂居、通婚,相互影响,到隋唐时期就形成白蛮族。唐初,在洱海、滇池周围有数以百计的白蛮部落。白蛮的族源主要是汉族,因此在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和汉族大体相同,他们的姓氏也基本沿用汉姓。当时,在洱海地区有赵、李、杨、董姓等大部落。其中有一个张姓部落,相传是从陇西辗转迁来的。他们的首领名叫张氏进求。其子孙衍繁,人口日多,移居各地。到明代初年,白蛮张氏就分布到云南太和县洱西驿、云南县、浪穹县十二关、阿迷州东山江、猛丁塞(今元阳县老猛)、镇南州英武关、楚雄县、腾冲州、孟合驿、宁番(今北胜县)等地,并且很多人做了土司的驿丞、巡检、主簿、通把等官吏,其中官阶最高的是腾冲州土知州张铭。

  我只能说有可能,常姓有部分是出自周朝姬姓,而回,翟也有部分是出自姬,也就是说几百年前可能是一家。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凡力保惠帝的诸家大臣都遇难遭祸,并殃及九族。时有常遇春的近门族人常姓有德公,为避难活命,遂率三子北上,逃匿到河南、山西,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应诏来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其三个儿子当年为了避难,并且希望将来再回南方故里,故而分别改姓为回、翟、常三氏。

  总的来说部分回,翟,常是出自一家,并且是出自两处,一种是出自姬姓,一处是出自朱姓

  常姓起源:
  相传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以常为氏的古人相当多。相传周族与商族的首领高辛氏次妃为常仪,以善占月之晦、朔、弦、望著名。《帝王纪》说她是帝喾之次妃,生帝挚。因古代“仪”与“娥”同声通用,故后世的嫦娥奔月故事有可能是由常仪占月附会而成。《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的记载,常先曾被黄帝任命为大司空(掌管工程的官)这是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常姓。清人张满《姓氏寻源》说:“黄帝使常仪占月,又有常先为大司空,常姓宜出于此。”黄帝所居之轩辕丘,在今河南新郑市西北,帝喾的都城在
  今河南偃师市,故中国最早的常姓出于河南。因此,常姓应该说五千年前就有了,是为河南常氏。 出自姬姓,以邑为氏,为西州时卫康叔支庶子孙。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文王幼子)于康邑,世称康叔封。卫康叔姓姬,名封,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少弟,卫国的始祖。所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说:“常氏出自姬姓。卫康叔支孙食采常邑,因以为氏。”后周公(武王之弟)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卫国于前254年沦为魏的附庸,又于前209年为秦所灭。周初,周公大肆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采邑。卫康叔把他的一个儿子封邑在常(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卫国灭亡后,其后裔有以国为氏姓卫,也有以邑为氏姓常的,史称常姓正宗。同时,也不能排除殷商后裔有改姓卫或常的。是为山东常姓。另一支"常"姓出自战国时吴国公族之后裔,也源于姬姓,即南宋罗泌《路史》所云“吴后有常氏”。吴国始祖是周文王姬昌的伯父大伯和仲雍,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但吴国公族后代何人何时因何而得为常氏,未见古籍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据《姓氏考略》所载:“吴后有常姓”,是为江苏常氏。 出自恒姓,为避讳改姓。北宋真宗名赵恒,古时“恒”“常”义相近,故因避皇帝讳,改恒姓为常。恒姓本是楚国公族恒思公之后,此即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所云“又有恒氏避宋讳亦改为常”,主要繁衍于今江苏省东海沿岸一带。

  翟(Zhái,Dí)姓源出有五: 1、出自隗姓,以国名为氏。隗本来是周代中原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赤狄人的姓。春秋时,赤狄人活动于晋、卫、齐、鲁、宋等国之间,称为翟姓。公元前六世纪末,晋国大举进攻赤狄,灭掉翟国,翟人大多沦为晋国臣民,逐渐融合于晋人。翟人的后代就以原国名为姓,称翟姓。据《国语注》所载,新安翟姓,春秋时赤翟(即赤狄)之后,以种名为狄姓,后改为翟(Dí 音狄)姓。 2、出自祁姓,是黄帝轩辕氏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所载,上古时候,北方有翟族(后称翟国)。翟国是远古时黄帝的后裔建立的。传到古代春秋时,翟国灭于晋国,后来晋国又灭于韩、赵、魏三国,到战国时,这三国又先后灭于秦国。在这长期战乱中,翟国人都以原国名为姓,逃奔迁居各地。由于各地方言不同,翟姓形成了两种读音,居于北方者读(Dí 音狄),迁居南方者读(Zhái 音宅)。 (1)翟羽 : [pheasant feather]。古代乐舞所执雉羽 3、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周成王封次子于翟(故城在今河省南洛阳),其后以国为氏。 4、出自张姓改翟而来。据《知足集斋集》所载,安徽泾县之翟姓,原姓张。 5、出自他族改姓而来: ① 白族以海螺为图腾的氏族,有的记音为翟姓。 ② 今瑶、满、蒙古、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轩辕。上古时期黄帝轩辕氏(一作有熊氏)部落首领,后为炎黄部落联盟的组织者。其部落原定居西北高原,与炎帝同出少典氏。后分路东进,在坂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一战,打败炎帝,遂合并为一。后又擒杀蚩尤,被推为炎黄部落联盟首领。其时发明创造甚多(如棺椁、宫室、舟车、蚕丝、医药、文字、历法、算数、音律等),故后人称赞他“能成命百物”,赋予帝王形象。翟国在春秋时世居北地,后灭于晋。子孙遂以国为氏,称翟姓,他们尊其先祖轩辕为得姓始祖。

  回姓起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臣下火正(管火的官)回禄,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回禄,是传说中的火神。在史籍《左传·昭公十八年》中记载:“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玄冥,水神;回禄,火神。”唐陆龟蒙《销夏湾》诗:“昔予守圭窦,过于回禄囚。”后用作火灾的代称。宋朝时期的朱熹在《答包定之书》说:“近闻永嘉有回禄之灾,高居不至惊恐否?”明朝学者蒋一葵在《长安客话·卢师山》中也说:“平坡寺既回禄后,荒凉殊甚,惟后殿藤胎大像,亦唐制,佳。”清朝时期的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仇大娘》也描述:“适西邻有回禄之变,魏托救梵而往。” 回禄的后裔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回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祁氏尧帝之贤臣吴回,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吴回,是生活在吴山(今浙江杭州西镇)的一个杰出人物。吴回是颛顼高阳氏的曾孙,老童之子。在远古时代,吴因迁居吴人之地称吴回。 吴回氏族部落以叫声宏大的驺虞兽为图腾,吴回之兄重黎担任帝喾火官,叫做祝融,后因办事不力被帝喾所杀,吴回便接替了管火之官,任祝融。祝融之官的职责,主要是观察天空的火星火宿,另外掌管部落用以照明、取暖、熟食方面的大火,这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回任祝融后远近闻名,威信很高。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在史籍《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元封四年冬十月,待幸雍,祠王畴,通回中道,名四中。”在史籍《明通志》中记有“陇西北有回城,亦中回中。”吴回部落发展后,广布于今陇县千山和陈仓区吴山一带,故曰“回中道”,“回城”,吴山,千山均为其吴回姓名而命名。 吴回部族的一部分留居吴山,至夏,商、周仍存。其族的另一部分人约在尧舜之际渡河而迁晋南,于商末形成吴山(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一带的吴伯国,并留下“虞”的地名。吴回又带领部分族民从于祝融之墟(今河南新郑),吴回逝世后亦葬于该地。在江南一带亦有吴山,虞山之名。 吴回死后被尊为祝融神,即火神。历史典籍皆把他列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之一,也叫“朱天菩萨”,乡间民俗,一遇火灾,则口中大呼‘米天菩萨保佑平安’双膝跪地而拜。在五行学说的神秘理论中,火与南方相配,于是火神祝融又成为五方帝中南方之神。 吴回的子孙后代,有称吴氏者,有称回氏者。 第三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元朝时期大臣方回, 方回,(公元1227~1307年),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今安徽歙县),著名元朝文学家。南宋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别省登第,出任严州知府。当蒙古兵至时,方回迎降,授建德路总管。不久被罢官,遂往来杭歙间。 方回以评选唐、宋以来律诗为业,编著了《瀛奎律髓》,标榜为江西诗派,并提倡“一祖三宗”之说。他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对于方回所著其文,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被评为“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馀力,居然醇儒之言”。方回还著有《虚谷集》,已佚,今存《桐江集》、《桐江续集》。 方回的后裔在当年迎合元朝统治,其后人皆取回为姓氏,称回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张氏,出自元朝末年元军一张姓大将,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山东遭州府(今山东菏泽)有一村,大部份人皆姓回氏。据其族人说,元末惠宗皇帝(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被明军打败北逃,时有一张姓大将保驾直至北都后,方辞驾南回。元惠宗念其有保驾之功,故赐其姓为回,张姓大将的后裔遂以其为姓氏,称回氏。 本书按: 此说有些天方夜谭,因为若真是如此,则在明朝初期强烈的反元氛围环境下,早就会被明王朝及民众以“汉奸”、“元奴”之名被屠戮干净了。这似乎不合历史演进逻辑,因此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五个渊源:源于张氏,出自元末明初期地方割据政权吴王张士诚,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元朝末年张士诚十八条扁担起义,反对封建王朝,后占有浙、苏、皖等大片土地,并一度自立为吴王。因种种原因不久被朱元璋之大将徐达、常遇春打败,追其至北方,在河间过河时,自知不能逃脱,故而投河自尽。徐、常二将赶到,割其首带回,弃尸于野。后其三个儿子埋尸成坟,名为三姓坟。三子遂分别改姓为回、翟、常三氏,分散逃匿。 争鸣: 该种说法是出自河间市臣卧佛堂乡小回庄之回氏所自传。但回族老人传说,卧佛堂回是回族二门四世的一位祖爷,在西北舒城娶来一位小妾,曾生下三子,祖爷死后,正室大妻的儿女们和小妾的儿女们不合,争怒之下,小妾的儿女们去了河间,三子分姓回、翟、常三氏,各置庄园,立村居住。他们所自认的回、翟、常三氏乃张士诚三儿子改姓,实是误传。 回族学者纪文波为了印证此种说法的正误,多次去了江南,走访了南京、镇江、苏州、上海等地,并到了苏北的大丰市大龙乡白驹场,在那里的张士诚老家,他找到了张士诚纪念馆、档案馆,查阅、访谈了张士诚的有关情况。 张士诚是贩盐出身,他与李伯升等十八人因抗争元朝的封建剥削压迫而起义,聚众占领了苏、浙、皖地区大片土地,一度号称为吴王。但不久,张士诚即被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常遇春打败,本人被俘,被押进南京劝降无果,后绝食七日自缢而亡。这就是说,张士诚根本就没到过北方,又怎能死在河间呢?当时其妻刘氏夫人,得噩耗后,将所生二子藏匿民间,聚家人、丫环等几十口人于翠云楼集薪楼周,举火人楼具焚,同归于尽。因此,张士诚只有两个儿子,虽费尽全力也未打听到张士诚还有妾和儿子,所以说其三子埋尸改姓回、翟、常三氏,实为误传而已。 第六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民族自称,属于以民族称谓为氏。 回氏在回族中虽占比例不大,但却很有代表性,极富民族特点。 回族民间早就流传着“回回姓回”之说。在中国大陆国河北、山东、西北等地今居住着不少回氏回族。回族立回为姓氏,据回姓老人讲,是有其深刻的含意的:一是回回本身是古代阿拉伯、波斯等“回回国”来的;二是回回人信仰的是“回回教门”,即伊斯兰教;三是回回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为回族。 为了让后代记住祖源,信仰“回回教门”,记住自己是回回民族,有回族人便立“回”为姓氏,称回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明朝初期将军常有德,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称明惠帝,与其叔燕王朱棣打仗争夺皇位,既历史上的“靖难之役”。曾有朱元璋时的大臣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共五十一家大臣都力保惠皇帝。最后,因内变等原因,明惠帝被打败,朱棣燕王登基坐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凡力保惠帝的诸家大臣都遇难遭祸,并殃及九族。时有常遇春的近门族人常姓有德公,为避难活命,遂率三子北上,逃匿到河南、山西,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应诏来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其三个儿子当年为了避难,并且希望将来再回南方故里,故而分别改姓为回、翟、常三氏。

三个不同的姓,并不是一样的


青原区19459844672: 百家姓有没有姓回的 -
店信银花: 有的 自古以来,回姓的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1、古有火正(管火的官)名叫回禄,其后裔就以“回”为姓; 2、上古尧时,有贤臣名叫吴回,他的子孙均以回为姓; 3、新疆大学出版的《中国回族姓氏溯源》中说“回族的回姓,取自回回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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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区1945984467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话,靠谱吗? -
店信银花: 1.这句话通俗的可以解释为:就是志不同道不合,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永远没法走到一起.放到生活中却通常表示两个人(指的是夫妻、男友朋友较多)行为举止都十分的相似,都能想到一块去,也有贬义的意思.2.这句话大多部分是对的,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慢慢总结的口语,在生活情趣或者学习中再或者工作中都没有交集,完全是属于陌生人状态,理所当然不会进一家门了,反之会在一起.

青原区19459844672: 我最近认识一个小女孩,她经常找我聊天,老是问我在干嘛,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难道她对我有意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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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区19459844672: 1979年的人生肖是什么?此生肖性格有什么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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