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政坛生涯以及其文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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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在文学上有何造诣?求大神帮助~

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整的与残缺不全的共四十余篇。从这些作品来看,其成就的确在建安时期一般作家之上。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有争为太子一段经历,对他深怀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他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这种生活遭遇,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曹植前期也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生活,但颇有功名事业心。他一生所热烈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当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时,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表现这种雄心壮志。《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在《假但篇》里,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为“不知江海流”的假但和“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这些都表现了他追求理想和颖脱不群的性格。但由于诗人前后期生活境遇的不同,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其情调、风貌也有显著的差异。前期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后期以《杂诗》为代表,更多地表现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曹植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世说新语》载一个故事说,曹丕曾命他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他作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传说很能表现他当时的处境。他的后期诗歌也主要是表现这种处境和心情。 作于黄初四年的《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师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全诗共分七章,表现了丰富的复杂的感情。诗中如“鸱号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行的有司;“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现了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也吐露了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境。这首诗虽然只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客观上却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这首诗的抒情艺术水平也很高。诗人把复杂的感情,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一步步抒发出来,极有层次。另外,诗人的感情虽然十分悲愤激切,却不是一味的直接倾诉,往往通过叙事、写景,或通过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这就把感情表现得沈著从容,丰富深厚。 此外,他的《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徒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曹丕即位就积极翦除曹植的羽翼,杀死了他的好友丁仪、丁异等,可见这样的诗是有现实背景的。 曹植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他的壮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只有《送应氏》第一首因送友人而连带写到友人所居的洛阳的残破。后期由于自己生活的不幸,逐渐能体会到一些下层人民的痛苦,才写出了个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如《泰山梁甫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边海人民贫困生活的画面: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杂诗》第二首则表现了对从戎的“客子”的同情。 曹植还写了不少情诗,如《七哀》、《美女篇》等。这些诗与表现壮志的诗风格明显不同 ,感情哀婉缠绵,与汉末古诗中的抒情诗极相近。《七哀》一首情调尤肖《古诗十九首》。这些诗中有一些可能寄托了诗人君臣不偶和怀才不遇的感情。 《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很能概括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曹植一生热中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要算是最讲究艺术表现的。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建安诗歌从乐府出来逐渐文人化,到了曹植手里就具有明显的文人诗的面目了。如《美女篇》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正表现了这种倾向。曹植的这种努力造成了他的“词采华茂”的一面。他的诗善用比喻,不只多而贴切,并且常常以全篇为比,如以少年救雀喻解救受难者,以转蓬飘荡喻流徒生活,以女无所归喻怀才不遇等。他的诗又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如:“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波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字,“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他有些诗句已暗合律诗的平仄,富于音乐性。此外曹植的诗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它们或在篇首,或在篇中,都使全诗增色。曹植这方面的成就提高了诗歌的艺术性,但也开了雕琢词藻的风气。 曹植的辞赋也都是抒情小赋。《洛神赋》是他赋中的名作。这篇赋接受了《神女赋》的影响。它熔铸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于是洛灵感焉,徒倚旁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划得十分突出。最后写到由于“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赠当而去,和诗人失意追恋的心情,有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篇赋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和神话色采很浓,艺术的魅力很大。 在曹植的文章中,《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后一篇直抒怀抱,讥弹时人,文笔锋利简洁,也很能表现他自视甚高的性格。另外,他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是两篇骈俪成分极重的文章。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内容,而在形式上,对偶排比句也往往是三、四、五、六言相间,并且不排斥散句,所以错落有致,工整而不萎弱,与后来许多形式主义的骈文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前一篇,诗人的急切用世之心,洋溢在字里行间。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时期的文学能形成一种传统而被接受下来是不多的。锺嵘在反对晋以后的形式主义诗风时,曾慨叹“建安风力尽矣”!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革新时,也高举“汉魏风骨”的旗帜,这说明“建安风骨”的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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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的不好定论,曹操的文学修养,包括他旷达的胸怀,应该是超越了曹植的,一首《观沧海》就已经胜过了曹植的所有文章。曹操的作品比曹植作品流传的多,而且更有气魄。比如《龟虽寿》、《短歌行》等等。曹植作品多清秀。他们不是同一风格。不分高下。曹操的诗,透着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气魄,雄浑有力,忧国忧民忧天下,有席卷天下,荡尽污垢之志;曹植的诗,吟出一个抑郁青年的伤感,细腻的情绪,词藻瑰丽,文笔感人,有小清新的味道,终归只是文学作品而无政治家的气势。《七步诗》和《洛神赋》大概是曹植名声能够留下来的最大资本了。他们的作品各有千秋,各有可称道之处。其实简单的做个判断就可以比较。看看留下来的著名作品,知名度即可,曹操可谓完胜了。曹操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学修养”,其实是以一定的文学修养为基础而表达出的王霸之气。曹植则不然。他的赋词藻瑰美,语句华丽。前期作品流光溢彩神采飞扬;后期由于仕途不顺且时时有生命之忧,因而郁郁寡欢悲愁潦倒,此时的作品哀婉压抑,令人读来嘘唏不已。而无论悲喜,他的作品总给人以“余音缭绕、三日不绝”之感。也许大家更关注曹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成就,对于诗词歌赋就只能往后排了。文学家水平的高低,历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争出个高低。但我觉得曹操的文学成就更胜一筹,曹操的诗更具有时代感和思想性,明显比曹植有深度,尽管他不是专攻文学的,但那种恢弘大气的气魄是曹植所难比拟的。

政坛生涯:

曹植自小非常聪慧,才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曹操赞赏其文采,宠爱有加。安十一年(206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今安丘东北)。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曹操大怒。令曹丕为世子。从此,曹植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文学造诣:

曹植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扩展资料: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世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

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曹植的一生与其政治情结

  摘 要:传说中七步成诗的曹植,今天大都是以一位文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认识。然而作为曹植本人,在当时却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来自我期许。早年得志时,他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曹氏政权服务。中年后曹丕、曹睿父子相继为帝,曹植被拒于朝廷之外,满腔报国壮志无法实现,以致郁郁而终。可见,强烈的政治情结,实与曹植的一生相始终。
  关键词:曹植 政治意识 政治情结

  曹植在文学史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天才诗人而为世人称道,在杜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扮演了中国诗神的角色。钟嵘《诗品》对其评价为:“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鳞羽之有龙凤。”《南史·谢灵运传》中更载有谢灵运的评价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可见前人对曹植的文章才华钦佩之极。但是,对曹植本人而言,他却未将文学视为人生的主要事业,在《与杨德祖书》中甚至直称“辞赋小道”。这话虽也不免有故作谦逊之意,但纵观曹植的一生,他的确从未将文学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事实上,曹植一直以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来自我期许,这种强烈的政治情结始终萦绕着他,伴随了他的一生。
  作为传统士人的一员,曹植自然也接受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传统观念,其建功立业的心理可以看作古代文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曹植身为魏武帝曹操之子,为曹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极大地强化了曹植的政治意识。曹植生长的年代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少年曹植生乎乱,长乎军,跟随父亲的大军南征北战。在父亲的熏陶之下,曹植很早便树立起成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人生目标。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明确宣称:“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曹植是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的位置。
  曹植的一生以曹操去世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得志与后期的失意。曹操在世时,曹植深受父亲宠爱,爵封万户侯,并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之一。这时期曹植虽流连于与周围文人的诗酒悠游,但已经显露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在很多作品中,曹植实际上是代统治者立言,为曹魏政权进行政治宣传。例如《辨道论》一文,就是配合曹操网罗方士的政策而作。道术在东汉末年大肆流行,以致最终引发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道术在民间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果处置不当,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黄巾起义。因此,曹操将当时最著名的一批方士集中到邺下,名为收罗人才,实际上是对这些人严加控制以防作乱。但是大众无法理解曹操的深层用意,社会上仍然笼罩着迷信方士的空气。为了矫正舆论,以正视听,曹植及时地站在官方正统的立场上写下这篇《辨道论》。文中点明了曹操收罗方士的真正意图:“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并明确宣称:“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文中罗列了曹植亲眼所见的大量事实,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剥下了术士们头上的光环,揭穿了道术的欺骗性。最后又嘲讽历史上曾迷信方士的秦皇汉武:“而顾为匹夫所罔,纳虚妄之词,信眩惑之说……或殁于沙丘,或崩于五柞,临时复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一笑矣。”其揭露和批判可谓不留余地,以致于在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中,这篇文章竟成了佛徒攻击道教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但事实上,曹植自己也写过很多游仙诗,其名作《洛神赋》更是取材于神仙故事。但是在事关统治集团利益时,曹植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充当了官方的喉舌,旗帜鲜明地对道术进行了批判。
  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当时社交圈里的核心人物,曹植又时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其父笼络人才,安抚人心,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见识。如《赠丁仪王粲》一诗中说:“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丁生怨在朝,王子叹自营。叹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面对因不得重用而怀有牢骚的好友丁仪和王粲,曹植耐心开导,并鼓励他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更好地为曹魏政权服务。又如《赠王粲》一诗中说:“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同样是安慰好友耐心为曹氏服务,诗中把曹操的封赏比喻成普降甘霖,并表示曹操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人的功劳。对日理万机的曹操来说,可能不易察觉自己下属的这些不满情绪。而曹植这些交际性的文学作品无疑为曹操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先后三次下诏求贤。而与父亲的《求贤令》相配合,曹植写了著名的《七启》一文,通过文学的形式,提出了在当时这样的繁荣稳定的政局下,退隐岩穴已不合时宜,从而号召在野的人才都来为朝廷服务。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与父亲的政令表里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并于同年代汉称帝。曹植的政治热情并未有丝毫衰减,马上就创作了《魏德论》和《庆文帝受禅表》来替兄长呐喊助威。然而曹丕却对才能出众的曹植心存忌惮,加上之前曹操在立太子一事上曾有过犹豫,让曹丕耿耿于怀。而曹丕的另一个弟弟曹彰也有很高的声望。由于担心自己的皇位受到萧墙之内的威胁,作为皇帝的曹丕便调整了曹操以来的藩国政策。曹操时封诸子为侯,乃“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而曹丕则遣诸侯王就国,并派人监视,诸侯王处境尴尬,形同囚徒。黄初二年(221),曹植更被强加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而险些丧命,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这之后,曹植远离了政治中心,偏处一隅,郁郁寡欢。这时期曹植对回归政坛的渴望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他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回到朝廷中,哪怕只担任低微的官职也好。开始受到曹丕迫害时,曹植心里也有不满和愤怒。《野田黄雀行》一诗中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表达了对曹丕杀害自己的好友丁仪、丁廙兄弟的愤怒。但冷静下来之后,曹植最终选择了委曲求全。因为曹植无法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虽然在文坛上他已名满天下,但那显然不是自己最需要的。为了讨好曹丕,以获得被任用的机会,曹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柔顺和谦卑。为了奉承曹丕,他把之前有司实因曹丕授意而上奏的自己的罪状收集起来贴在门上,绝口不提曹丕迫害自己,而一口咬定是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并作有《写灌均上事令》一文表明自己要严格自律。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曹植几乎把曹操当年所有重要的赏赐统统归还朝廷。其集中现存的《上先帝赐铠表》、《献文帝马表》、《上银鞍表》皆为与之相应的表白。在很多对曹丕歌功颂德的文字里面,曹植更是不遗余力。曹植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曹丕的原谅。黄初六年(225),文帝东巡,幸植宫,兄弟二人重归于好,文帝不仅对曹植赏赐颇丰,还增邑五百户。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次年文帝便驾崩,其长子曹睿即位。此时曹植的政治愿望被更强烈地激发起来。作为皇帝的叔叔,他希望自己能重归政坛成为如周公一般的股肱重臣。然而遗憾的是,年轻的曹睿对自己这位名气极大的叔叔心存忌惮,不敢给他任何机会。眼见自己被重新起用的愿望再次落空,而且恰恰是与皇帝骨肉至亲的身份成了自己回归政坛的障碍,这种遭遇让曹植悲愤难平。他在写给明帝的《求自试表》中不禁悲叹道:“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又说:“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此时的曹植已近不惑之年,但他的政治头脑比以往更加睿智,见解更加深刻。他对曹睿所奉行的疏远同姓而重用异姓的政策深表忧虑,并隐隐感到曹氏江山有被外人篡夺的危险。在上给明帝的《陈审举表》中曹植写到:“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曹植对形势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真正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只可惜,自以为是的皇帝曹睿,对叔叔的警告充耳不闻。当不甘于作一个傀儡皇帝的曹髦奋戈一击壮烈的死在战车上的时候,历史见证了曹植的远见。然而这些,都只能在千载之下留给后人们深深的遗憾和叹息。
  曹植的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因此他无法像一个隐士那样诗酒自娱过完后半生;他也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退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他始终为壮志难酬的悲愤所折磨,在四十一岁时便英年早逝。当然,如果没有曹植政治上的失意,也许现在我们就欣赏不到他创作的许多感人至深的诗文作品。也许,政治的成功与文学的成就本就是一个不可兼得的二律悖反。

性格决定命运——曹植的悲剧战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以其崭新而爽朗的风格备受后世关注。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和七子为代表,各位作家成就非凡,各领风骚。其中最负盛名者莫如曹植。曹植,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曹植文学才华在其兄曹丕之上,政治才干却比不上,加上性格的率性纯真,导致在政治斗争的失败,开始其后生的颠沛生活,报国无门,郁郁而终,可以说,是他“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酿成了他的悲剧。

曹植生于汉献帝初平年间,时值天下大乱,植自幼随父转徙于军旅,如其自言是“生乎乱,长乎军”。他亲历战乱,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其创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建安年间,曹操逐渐统一了中原,他网罗了不少文学之士,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方便。曹植在这种文学氛围中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建安为界,他的创作分前后期,前期宽闲安逸,后期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这完全与其性格分不开的。

曹植曾是一富贵公子,过着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糜烂生活。《斗鸡篇》里说:“长宴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可以说是整日无所事事。《名都篇》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沉迷在这种整日斗鸡走马的把戏里,前期有些诗篇可看出积极进取之精神,如《白马篇》描写渴望征战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精神。有些则有慷慨之气,如《赠丁仪》。雅好慷慨为当时建安风气,不独曹植有。这与当时天下大乱人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多而快,慷慨豪迈的情绪四溢,加之曹操这个活样板的榜样力量,时人渴创一番事业。这也是曹植念念不忘去上表自试,望能一展政治抱负的原因之一。

建安前期,曹植因才干与文学造诣的不凡得到曹操的宠爱。当铜雀台建成时,曹操让各子作赋,“植援笔立成”,一下子引起曹操的注意,“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操因此想立曹植为继承人,认为他是“最可定大事”,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如果按此照样发展,他会接替曹操之位。但是,偏偏他的诗人的纯真率性慢慢为曹操所看不惯,失掉了宠爱,并招来曹丕对他的猜忌。

曹操爱惜文才,这从他网罗各文人学士于府中和到大漠去赎回蔡文姬可看出来。但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更看重政治品质。他不愿意他辛苦一生的江山拱手让人。他逐渐发现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坏毛病。作为诗人,曹植的做法和性格无可厚非,常人会认为此乃诗人之特殊。但作为政治家的继承者,太不稳重,易授人话柄,难以服众。

有以上的缺点,在曹操眼中已失掉资本,即使没有曹丕的“以术相倾”,抬高自己,贬低曹植,曹操也不会考虑把王位传给曹植。加上善于机心的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收买人心,致使宫人左右纷纷为他说好话。曹操逐渐把天平倾向曹丕也是必然的。曹丕这一手段后来为隋炀帝所效仿,同样是铺平了通往皇座之道路。不同的是杨勇终于没能逃出生天,曹植则保全了性命。

曹植空有政治抱负而无政治头脑,在失掉父亲的宠爱后仍不自知,继续任性罔为,不自雕励。如有次他居然私自“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显然是不按制度而为!已经触犯了“王法”,使原先认为曹植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的曹操大为恼火,彻底改变了对曹植的看法。

大概是想对曹植作个警告,也提醒下属们别忘了自己的本分,曹操杀了曹植的得意谋士杨修。在《三国演义》里,杨修一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宣言,猜透了曹操心事。让曹操感受到威胁,借动摇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的头挂到营门上去。曹植深受震动。此时此刻,曹植已失去父亲的信任了。

曹丕趁机落井下石。当曹操派曹植带兵去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时,曹丕在曹植将行前“逼而醉之”。曹操要召见曹植,醉到成泥的曹植当然不能接受命令,这无疑让曹操对曹植的坏印象又加了几分。曹植的缺乏政治头脑于此又见一斑。

曹丕称帝后,对曹植的猜忌加深,老想找机会杀掉心头大患。一次,他苛刻地要求曹植七步成诗,故意刁难。曹植作《七步诗》:“煮豆燃斗箕,漉豉以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箕豆相煎喻骨肉相残,内中有无限感伤,其实又是对曹丕的冷嘲热讽。最后,如果没有太后的维护,估计曹植亦难逃大难。因为以曹丕的为人和能力,要在诗中找点什么破绽,不是什么难事。

从此,曹植诚惶诚恐,屡次遭贬,四处迁徙,生活困顿。但肉体所受之苦比不上心灵创伤之苦。黄初四年,诸侯王入京朝见皇帝,任城王曹彰突然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与白马王同归藩地又遭有司横加干涉,兄弟间生离死别,倍感凄酸。《赠白马王彪》说“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对兄长曹丕仍有所保留,一来环境险恶,二来内心仍存在幻想,那种对骨肉亲情的幻想。在黄初三年写的《洛神赋》,就表达了美好愿望幻灭的失落、伤心和苦闷,有冤无路诉。

在其侄曹睿在位时,曹植仍没有放弃“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努力,先后上《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言词激切,发夫至诚。在经历了曹丕的铁笼统治后,曹植的思想虽有含蓄一面,但对其侄,又露出其率性一面,尽管不如以前的“任性而行”,有点兵行险着之感。或许是想来个激将法之类。可惜曹睿并不在意,于是曹植只得怅然绝望而死。

曹植的一生,勋绩在翰墨、赋辞之中,有远大政治抱负,却受自身性格所困,率性而行,结果是葬送了自己。

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建安之杰”曹植的五言诗,“辞采华茂,骨气奇高”,以其极大的艺术独创性,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领域,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代表了建安一代诗风。

曹植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又对汉乐府有较大的发展与革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诗歌的文人化。乐府诗以古朴见长,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人工加工、改造的成份不多。可谓“天然去雕

饰”,有一股清新可爱之气。至曹植时代,文学开始了自觉的时期,人们对美的创造成份增多。诗歌在构思的方式、词藻的运用、表现的手法上更细致、更艺术化,因而也更具美感。曹植的五言诗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的天然古朴,另一方面又向着“词采华茂”的方向做着开拓性的工作,尤其注重篇章结构的剪裁安排,比如曹植的《美女篇》,对主人公形象的描绘,,既惜墨如金,又浓笔重彩,由简入繁,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繁简得当,详略适宜,细腻敏锐的审美感知力使他的诗篇空前的精巧纤美。诗篇首二句“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即采用简净之笔,对主人公的外貌、内质及其活动场地进行了总的概括和交待,整体上给读者以初步的印象和感受。接着,作者运用繁复之笔,不厌其烦而具体细腻地描写“美女”的外在的美。作者写道:“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从人物的体态、手的动作轻盈之美到头部、腰间的装束之美,再到整个身体的服饰之美,层次清晰,“妙有次第”,词采丰厚,一幅美女图画历历在目,使人联想到汉乐府的名篇《陌上桑》中对罗敷衣着的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其中“缃绮”、“紫绮”尚显单薄。从这两首描写美女的诗篇对照看,诗人对《陌上桑》描写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陌上桑》是用装束之美衬托罗敷的容貌之美。而《美女篇》中,诗人并未止步于对美女的衣饰的静态描写,而是与人物的动作形态相结合,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使得诗人行文摇曳多姿更富有美感;另外,在描写美女饰有明月宝玉、罗绮满身的同时,又极为精彩地描绘了美女的神情姿态,写出她内在的美,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跃然纸上。这便是接下来的两句:“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写出了美女迷人的美目,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具有超群的气质和内在的美丽,使人物形象的描写升华到新的艺术高度。此乃传神之处,画龙点睛之笔。为后世文人所叹服、摹拟。曹植还善于剪裁,化繁为简。《陌上桑》中有“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巾肖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六句,运用艺术空白理论,从侧面描绘人们见到的罗敷的情景;而《美女篇》只用两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便十分精炼地烘托出了美女的动人形象。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汉乐府的学习、发展和提高。

首先,作者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的运用。像《公宴》中的“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六句,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五、六两句给人以动态感,是声对,第四句本身又是色彩对。前四句从静态着笔,写出环境之美,后两句又从动态方面入手描写居处的优美。《美女篇》中的“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二句,给人以袅娜多姿的美感,表现美女动作的轻盈,是一种柔美。而《赠丁仪》中的“凝霜依玉除,惊风飘飞阁”二句描写,又给人以流畅、整齐的美感。其次,曹植又工于起调。

像“高树多悲风”(《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杂诗六首其一》)等等,暗示不测之风云降临,使得全篇笼罩着一股悲剧基调。再次,注意结句。余味曲包的收尾产生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名都篇》,结尾二句:“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二、从叙事开始转向抒情

曹植恰当灵活地运用汉乐府形式抒发自己的身世情怀,具有鲜明的个性。《美女篇》以美女盛年难觅佳偶喑喻志士怀才不遇,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功业不就的苦闷心情。《白马篇》,通过对游侠儿英雄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为国建立功勋的理想和志愿。《七哀》诗,作者以愁妇自况,很可能借以讽君,抒发了君臣不遇和自己不幸遭遇下的怨恨和慨叹。正如黄侃先生所说“古体为今用。”(《诗评讲谈》)

总之,曹植一生写了大量五言诗,显示建安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和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强调,显示了诗歌向文人化、抒情化转变的趋势。曹植写了大量的抒情的乐府诗,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三河少年,风流自赏”①〔P115〕的评价。

注释:

① 敖陶孙:《诗评》,见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宋〕郭茂倩 编撰 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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