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意义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的中华文明尤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百花园中怒放。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且我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其早期，又是在基本上没有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在自身的基础上，独立产生、发展起来的。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我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或宣扬中华文明外来说，或贬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或对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否认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我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基于这种情况，通过对我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我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文明史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


从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开展文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有益于深化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历程的认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开展我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的研究，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所具备的条件

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

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七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我们探讨我国古代文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正在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李铁映同志和宋健同志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在科技部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在参加工程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和各方面的大力配合与支持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使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该工程的顺利实施，开辟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古代文明的新途径，为开展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进入结题阶段，即将正式公布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在“十五”计划期间，设立国家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


更加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机制以及在我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初步构想

、开展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应坚持的基本方针


1998年年底，李铁映同志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断代工程的几个突出特点，即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学者专家在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参加工程的科研人员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几点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原因。在即将开始的中国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应该坚持上述基本方针和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日新月异，多学科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已成为今后科研发展的总趋势。因此，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时，不应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局限于运用考古材料结合少量文献中的古史传说进行研究，而是应当自觉而积极地促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共同承担起探索中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的任务。应当最大限度的发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优势，用尽可能全面、先进、多样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多层次对中国古代文源和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总而言之，在工程中，应坚持多学科、多方法、多角度、多层次的方针，充分发挥各学科老中青科学家的作用，团结协作，联合攻关。

、关于在工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


关于在工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点，可重点从环境的变迁、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入手。具体来说，除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应在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应吸收文化人类学、艺术史、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天文学、医学史、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树木年轮及碳素测年学、冶金史、铸造工艺学、化学成分分析、航空和遥感技术、雷达探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到工程中来。

、考古学在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中的地位


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研究，其重点应当放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所涉及的年代范围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由于该时代仅有少量古史传说可供参考，因此，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基本上要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夏商时期虽有文献记载，但大多极其简略，研究当时的社会及其文明发展状况也同样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资料。另外，很多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应用有赖于考古学提供资料和标本，一些测定和分析结果也需要结合田野考古的发掘资料才能予以正确的阐释。因此，在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起源研究中，考古学将成为多学科交叉的中心，考古学将当在这一工程中发挥主导利用。

、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课题设置


开展中国古代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朔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我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课题的设置和实施，应依据着这一方针进行。具体课题似可如下设置

4、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已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5、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系统搜集商代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

6、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

7、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源的关系。研究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8、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研究制陶、琢玉、髹漆、冶铜、冶铁、纺织等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产生、发展及生产组织的变化过程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9、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研究史前聚落形态的变化、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三代都城布局的变化等，进而探讨其与文源的关系。

10、战争与文源、王权形成的关系。研究史前及夏商周时期战争对于王权的强化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11、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及其与文源的关系。研究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过程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12、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源与发展的关系。研究史前至夏商周时期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贡纳、馈赠、赐予、婚嫁、迁徙等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文明因素的汇聚、传播与发展的关系。

13、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探索我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王朝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夏商周三代文明与区域文明之间的碰撞、融合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4、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找出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15、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我国各地的人类基因做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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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

古代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华夏是中国和汉族的古称 。“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即中原之人。
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前者是以手制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上具有彩绘和绳纹为特色，称为彩陶文化；后者以轮制黑陶为特色，称之为黑陶文化。一个是代表原始农业的母系氏族社会，一个是代表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和冶铜业已有明显发展和开始的奴隶社会 。它们分别出现于公元前5000 ～ 前3000年与公元前2900 ～ 前2000年 。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是该阶段后期的代表人物，表示已转入父系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初期国家阶段。传说人物来源不一，反映各氏族部落的融合过程 。它代表华夏文化核心区的出现。
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几个王朝。它使黄河支流的汾、伊、洛、渭至河济之间及附近地区不同部落经过接近、交往、斗争、融合，形成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并作为凝聚核向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地区与北方的红山文化地区扩散并逐渐进行整合，最终纳入华夏文化。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兼并封建诸侯造成的长期纷争而留下的六国 ，统 一 了诸夏 ，开创了以后延续了2000 多年的封建王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由于秦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定度量衡的标准等政策，对华夏文化扩散与华夏文化圈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
从秦把岭南收入版图以后，汉民多次大规模地向长江 、珠江以及云贵地区移民，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带去了中原的华夏文化。当地的土著民族，由于与汉族混居，除西南的山区以外，大多接受中原文化，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北方，由于北面与西北都是干旱的草原与沙漠，当地居民以游牧为主。其南面的汉族则以农为业。由于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以及征战和防守的需要，汉人向北垦殖、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牧马，往往产生边境地区的相互斗争与掠夺。但是，双方经济上的互补产生的往来却是基本的。由于游牧民族善骑射、机动性强，往往越长城，进入中原。在东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宋代时，游牧民族大量进入边境与北方，并且建立一些不同地域的政权。元、清两代，蒙古与满族还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在这种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过程中，给华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动力、形成新的整合。此外，与新疆、西藏地区，从汉、唐以后，由于民族迁移、政治与经济等原因，不仅彼此文化上有密切联系，而且使华夏文化有所扩大。
华夏文化的发展与扩大是在汉族与周边民族不断交流 、融合和整合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它不仅成为中国范围内的主体文化，而且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文化有深远影响，其共同所在地域被称为儒家文化圈，而且还通过华人的海外移民而带到世界各地。它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春秋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后来有儒释道，但是从汉时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它的以“仁”为中心，对个人要求“一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周围的人，要“孝、悌、忠 、信”；对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则要求“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完整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成为华夏文化核心，也是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重要差别。
汉语和文字亦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特征。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中包括的方言有北方方言、吴方言 、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尽管彼此互通性较差，但文字的统一却弥补了此缺点，对华夏文化的统一作出了贡献。汉字的方块具有特殊的笔画，而且一字一义、一字一音节、加上声调不同、同音多字使其文学形式丰富多采，在书写上也成为一种艺术。
由于华夏文化包括的地域辽阔，各地环境差异较大，戏曲、饮食、建筑等都在具有共同特征基础上出现各种唱腔与乐器调合的地方戏，酸、甜、咸、辣、风味不同的菜系以及各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在节日上，春节是其文化区内的共同节日。

华夏文明史的六个起源性问题：第一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第二是中国彩陶的起源；第三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宫殿建筑的起源；第四是中国绘画的起源；第五是中国文字的起源；第六是中国古城的起源。其中旱作农业、彩陶和文字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

一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老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也已有70年的历史。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等人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等遗址，之后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①；1930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吴金鼎等人发掘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县）城子崖遗址，之后发表《城子崖——山东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存》②，以及从1928年起对河南安阳殷墟连续15次的大规模发掘与研究③，都曾着力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但那时考古工作刚刚开始，发现的资料尚不丰富。只知道商代晚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文明，对于它的来源和本身发展的脉络则若明若暗；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跟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些关系，但究宽是怎样的关系，则不甚了了。
二 在50年代和6D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商文化向前推，先后发现了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二是初步理清了中国文明起源核心地区的史前文化的谱系，并且与二里头文化衔接起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文化发展谱系。 二里岗文化是因为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④，郑州人民公园和安阳小屯等处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当属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⑤。 二里头文化是因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郑州商城和临汝煤山等处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晚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三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岗文化。一般认为应属于夏代，有些学者认为它的早期为夏文化，晚期则已进入商代的范围⑥。不管怎样，比起小屯殷墟的商代晚期遗存来，已经是早得多了。 由于二里岗文化期已经有很大的都城和发达的青铜礼器，显然应属于商代文明的一部分。二里头文化期虽然没有发现城墙，但二里头遗址晚期已有巨大的夯土台基和宫殿基址，同时也有了少量的青铜武器和礼乐器，已经是一种青铜文化，一般认为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在它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都还属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应属于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 关于中原史前文化谱系的建立，有两处发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处是河南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庙底构与三里桥，两个遗址相邻，那里不但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叠压于仰韶文化遗存之上的地层关系，而且发现了处于仰韶向龙山过渡阶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当地的所调“龙山文化”乃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是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而不是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⑦。王湾遗址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演变的序列，可据以分为三大期八小段，不但再次证明当地的仰韶早于龙山，属于同一系统，而且依次演变的线索非常清晰，最后同二里头文化的衔接也十分清楚⑧。这样，中国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的，而且是中原起源的，一时间差不多成了考古学界的共识。
三 自从7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和青铜时代考古又都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中原地区继续有重要发现外，其它地区也陆续发现一些发展水平颇高并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人们开始从宏观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夏鼎先生曾专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⑨，从殷墟一直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最后简述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概况，提出文明的起源还应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苏秉琦先生则先后提出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研究的必要性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问题⑩，引起了学术界深深的思考。有不少学者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其中包括孙守道、安志敏、陈星灿、童恩正、邹衡和高炜等人的论文?。1989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年会上，苏秉琦理事长曾要求把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为今后10年的两大任务之一?。同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召开了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座谈会，发表了座谈纪要?。一时间形成了一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高潮。不难看出，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起源的时间在夏商或者还要提早，文明起源和文明因素的起源是否应当分别对待，还有对文明一词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不过这是在许多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某些认识上的差别，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毕竟是深入得多了。 四 正如夏鼐先生所说探索文明起源应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样，最近一次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高潮中，讨论的热点基本上都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一些新的重要发现上。最早是讨论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原始殿堂”的意义?；后来又集中讨论浙江余杭反山、瑶山大墓中出土大批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的贝龙、贝虎等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讨论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也取得了某些共识，但多属就事论事，没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整个文化发展进程进行全面考察。而要搞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样的考察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看来，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可分为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广西柳州大龙潭、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青塘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洞穴遗址为代表，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和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前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前期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期等为代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等为代表，还包括良渚文化的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体相当于通常所称的龙山时代，包括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等，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 我们注意到无论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公元前3500年左右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在此以前属新石器时代，从聚落遗址、房屋建筑或埋葬习俗来看，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在此以后属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迹清楚地表明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人们特别注意到牛河梁、大地湾和反山、瑶山等处的发现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当然不等于说从牛河梁那时起就已进入文明时代。至于西水坡的性质则应另当别论。 五 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及用贝壳摆放的龙、虎、鹿、人等形象确实引人注目。据说那座墓的主人是一位男性老人，左彻青龙，右降白虎，又有3人殉葬，俨然是一位颇有权势的领袖人物。有人以为那是父权的象征，是社会已经发生阶级分化后方可能出现的现象。其中贝壳摆放的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的形象，而且出于传统上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中心的中原地区，可称为中华第一龙。中国人既把自己看成是龙的传人，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这样说来，西水坡的45号墓和其中的贝龙就同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很不一般的关系。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首先要从西水坡谈起，不是很顺理成章吗？的确，如果我们只是看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掘简报，就事论事，是很容易产生那些想法的。但如果把西水坡的发现放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总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发掘简报所报道的第45号墓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墓葬，它的周围是一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墓地。墓地中的墓葬都很小，每墓埋1人，大多数没有随葬器物，少数有器物的均具有后岗类型的特色。第45号墓没有随葬品，但被后岗类型的灰坑打破，不能晚于后岗类型。当地又没有发现早于后岗类型的遗存，所以它只能属于后岗类型，是后岗类型基地的一部分。 如果把仰韶文化分为前后两大发展阶段，后岗类型属于前期阶段，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果把仰韶文化分为四大期，后岗类型属于第一期，与著名的半坡类型属于同一时期。这时期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内部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由众多小房子所体现的对偶家庭生活没有自营经济，最多是一种半消费单位。因而这时比较强调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种情况在埋葬制度上也能清楚地反映出来。例如这时期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制，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和大汶口文化前期都有这种葬制，几个人乃至几十个人埋入同一墓穴，仅仅随葬一套或两三套器物。单人墓中随葬器物的差别也微乎其微。可见当时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当然无所谓贫富分化，更谈不上有任何阶级的对立。怎么单单在西水坡就出现了殉人这种社会严重分裂和对抗下才可能见到的现象呢？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别的地方还没有出现的情况，怎见得西水坡就不会率先发生呢？但西水坡仰韶墓地中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贫富分化现象，也没有其它可解释为阶级分化产物的现象。再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发现的墓葬数以千计，除江苏新沂花厅村北区基地和上海福泉山个别墓葬外，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殉人的墓葬。花厅的殉人是在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明显，良渚文化的某个部落为掠夺财富对大汶口文化的某个部落进行征服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西水坡也看不出有任何异族入侵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殉人呢？细审第45号墓的平面图，既不象通常的墓坑，也不象是借用灰坑埋人。3个所谓殉人的旁边都有较直的墓边，如果依人体的位置将墓边对称复原，很象是3个长方形土坑墓，分别与第45号墓发生了打破关系。据发掘者说，原定属第45号墓的4个人骨大体上处在同一水平面上，但每一人骨下都有一个稍稍下凹的坑，这就更象是4座墓葬而不是1座。只是由于土色难辨而没有分开，现在已无法知道究竞是谁打破了谁。但不管是谁打破谁都无关宏旨，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去解释那些贝壳摆放的龙、虎、鹿、人等形象和它们与那位男性老人的关系。 张光直先生曾把西水坡那些贝壳摆放的动物形象称之为濮阳三蹻，认为它们与后来道家所称的三蹻是相通的?。这一判断虽然无法得到证实，但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宗教性遗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西水坡的贝壳画不止一处而至少有三处以上，彼此通过墓地排成一条直线，应该是互有联系的一个整体。而那位男性老人应该是与这种宗教遗迹有密切关系的巫师，甚至同时也是那个墓地所代表的氏族或部落的酋长。我们可以对这一群遗迹的宗教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义进行种种推测，却无法同文明的起源拉上关系。 六 如前所说，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石并用时代转变，生产获得了发展而社会开始了初步的分裂，穷人和富人，氏族贵族和平民的分化日益发展，原本是平等一体的原始共产制社会从此日益走向衰落。 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银器还十分稀少而石器制作技术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切割法和管钻法的普遍应用。这种方法不但节约了石材，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制造出来的石器更加扁薄、平滑和规范化。由于这种方法的应用，还使大量地制造玉器成为可能。而玉器的普遍出现便成了这个时期的一大特色。这个时期的陶器制造也有显著的进步，陶窑有了改进，不但能烧红陶，还能烧黑陶和灰陶，有的地方还有白陶。少数陶器已使用快轮拉坯的方法。酒器的出现说明这时期已会酿酒。生产的发展使产品丰富起来，除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以外还有少量的剩余，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或强行掠夺的方式榨取他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期出现贫富分化乃至初步的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 七 限于目前田野考古发展还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况，各地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遗存中有大量墓葬而很少房屋遗迹，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存中则有较多房屋基址而很少墓葬，在红山文化后期遗存中出现了大型宗教性建筑而在前两个文化中至今还没有见到类似的情况。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年代相若，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 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墓葬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墓葬规模有明显差别，这不只反映在墓圹的大小上，还反映在葬具的有无和随葬品的多少与质量高低等许多方面。大墓有棺或椁，随葬品往往达100件左右，其中有精美的玉器和象牙雕刻等；中等墓仅少数有棺，随葬器物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小墓无葬具，随葬几件器物或没有任何随葬品。清楚地表明当时不但有贫富差别，还已出现身份地位上的差别。 第二，流行单人葬。前一时期流行的多人二次合葬已为少数夫妻合葬所取代。这种夫妻合葬一般是男左女右，均属一次葬。显然这是夫妻关系更为牢固、核心家庭比以前起着更大作用的一种表现。 第三，不同墓地在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差别。有些墓地的大墓仅相当于大汶口遗址的中等墓，大汶口大墓中的某些玉器、象牙雕刻、精美的彩陶、白陶等均不见于其它墓地。这不仅说明当时各聚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还说明聚落间已经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处于控制地位的中心聚落掠夺被控制的聚落，才会形成那样大的差距。 第四，这时期墓葬中普遍随葬石钺，大墓有时随葬玉钺。人们如此重视兵器，应是掠夺性战争经常发生的一个证据。江苏新沂花厅村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那里有些大墓中除随葬部分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外，同时有大量良渚文化的器物，当是良渚文化某部落远征花厅的象征，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已不是那种完全以血缘为纽带，特别强调平等原则的典型的原始共产制社会，在它的内部已经发生分化，并且出现了迈向文明社会的新的因素，尽管这种因素暂时还是很微弱的。 八 仰韶文化后期的房屋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建筑质量上开始分化。一部分房子用类似水泥的材料加工地坪和墙壁，显得坚实平整；另一部分房子仍是传统的泥木结构，两种房子同时共存。 第二，在房屋结构上发生分化，一部分房子是分为两间甚至三、四间的套房，另一部分仍是传统的单间房。如果说单间房比较适合于对偶家庭的话，双间和多间房家庭的人口构成就要复杂得多。郑州大河村4间一套的房子（21），炊器都放在中间的较大的房间里，有十几个鼎，说明至少有十几人吃饭，这是一种比较完整因而也比较独立的家庭。这套房子中有单独的储藏室，房前有窑穴，说明这个家庭已有自己的经济。 第三，这个时期的聚落也有明显的分化。许多小遗址没有特别讲究的房子，个别大遗址则有若干特别讲究的大房子。大地湾乙址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遗址位于山坡上，面积达110万平方米。根据许多断崖上暴露的迹象来看，那里至少有几百座房子，其中有好几座是用类似水泥的材料建筑的大房子。已经发掘的901号房也许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它有前堂、后室和两厢，前堂有一对直径约90厘米的大圆柱，还有许多附壁柱，残存柱高超过3米，堂屋中间有一个直径达2．5米的大火膛。房子前面还有两排柱洞和一排石板，总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这样大的建筑当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酋长所能占有的，至少是一个中心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总部所在地，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如果在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生贫富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是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见仰韶文化后期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九 在红山文化后期的遗存中，最突出的是牛河梁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半地穴式的“庙”，里面堆满了因火毁而倒塌的塑象践块和房顶、墙壁的红烧土块。目前虽然还没有清理完毕，便已知道里面至少有五、六个人体的泥塑像，同时还有禽兽的塑像。有的人体型像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而置放这些塑像的房子并不大（约50平方米），建筑材料不大讲究，房子的周边也很不整齐，里面已被塑像挤满。我想它就是一个放塑像的地方而并不是什么庙。与它相联系的有一个用石头护坡的巨大的方形祭坛，附近还有一个圜丘可能也是祭坛。那“庙”中的塑像可能是在举行祭祀或其它宗教活动时抬到祭坛上供人拜祭的偶像。 牛河梁还有十几座规模很大的贵族墓，其中有几座已经发掘完毕。墓多作方形，每边16—18米左右，少数作圆形，直径18米左右。四周砌石，上面铺土和碎石。墓中心有石椁，当为墓主人所在，多随葬玉器，但数量并不很多。墓上往往还有许多石椁小墓，当是在大墓埋好后陆续埋上去的，有的也有随葬品。小墓的墓主人在身份地位上显然低于大墓的墓主人，但又不象奴隶，也不象殉人，应是与基主人十分亲近而身份较低的人。 牛河梁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有好多情况还不清楚。但现有资料已可说明那是一个宗教活动中心和贵族墓地。这两者结合起来，说明宗教已被掌握在贵族手里。由于它同一般性聚落遗址相分离，说明它不是某个聚落的内部分化的现象，而是某个占支配地位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脑所控制的神圣场所。这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埋葬制度和仰韶文化后期房屋建筑情况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相通的。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必要性：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重要性：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人心凝聚，精神振奋，各项事业就会全面兴盛。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人心涣散，精神颓废，各项事业都难以搞好。

这就等于一个家族的起源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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