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笔话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

红楼梦的艺术特色~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它把生活写得逼真而有味道。
《红楼梦》里面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它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继承发展了前代优秀小说的传统。《红楼梦》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它“放射着强烈的诗和理想的光辉”。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光异彩。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
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扩展资料：
《红楼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时代的特征。它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写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
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
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楼梦

　　写景是填词家一半本事，然却必须写得又清真，又灵幻，乃妙。(见《圣叹全集》卷六)清真灵幻，意当包含清丽粹真与空灵洒脱两个方面。我国诗文，索尚清真；空灵的境界，亦为人们所乐道。李白怀古：“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既指其人，兼指其书法，明白拈出了“清真”二字。清人钱咏《履园谭诗》说的诗写景物“太切”则“粘皮带骨”，不切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则实可谓是对“空灵”亦即灵幻的具体注脚。写自然景物，是小说创作尤其长篇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红楼梦))景物描写中可以看出：作品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总是既清真又灵幻，宛然一幅幅清丽而富有诗意的画卷，展读一过，令人陶然于醇美之中。 大自然界中变化万千、珣丽多姿的景物，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常常有着十分紧密地关联，因而诗人、作家、艺术家在以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时候，也就常常花去不少的笔墨对大自然景物进行绘声绘色的描写。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景物描写中，把作者对美的追求和探索，充分融汇在他的艺术笔墨里。由于他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典诗歌词曲的因情咏物、借物抒情的传统，并且打破了诗、词、曲等形式的限制，用活泼明快的白话语言加以描绘，使人与物、情与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不仅有浓厚的诗情画意，而且把人物内心世界充分地揭示出来。《红楼梦》的景物描写是这座伟大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和伟大的艺术才华。
　　通观《红楼梦》，曹雪芹把四时节气做为全书结构构思的一部分，或者说做为他的著作连贯线索的一个暗隐的肢脉，那是无疑问的。

　　曹雪芹不愧为文坛泰斗，他在小说这个时间艺术中，巧妙地揉进了绘画这个空间艺术的笔意，使《红楼梦》的景物描写，既有静态的美，又有动态的美。许多场合的写景，乍一看起来是一幅静物素描，转眼之间又觉流动欲舞，恰如电影镜头中的由定格转入动格，连组接的痕迹也难于觉察。
　　在《红楼梦》的景物描写中，运用得更多也更妙的手法是白描。所谓白描，就是不傅彩而专事勾勒，就能将客观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是中国绘画的传统画技。不过在绘画中，这种手法多用于写入。而在《红楼梦》中，无论写入写景，皆能臻于妙境。如第七十六回写中秋夜月，作者先写贾母等人在凸碧堂“见月至中天，比先越发精彩”。然后避实就虚，抛开月色写远处飘来的笛音：“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越显得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点头称赏。”接着又写黛玉湘云在凹晶馆所见月色：“天上一轮浩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水晶馆鲛鮹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最后又写黛玉、湘云发现池中一个黑影，随拾了一块小石头向那黑影里掷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后复聚而散者几次。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于是溶景入诗，逼出了黛、湘二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妙句。这里没有任何铺陈，却将天上浩月、池中水月、夜空笛音、水中涟漪、寒塘鹤影、风动月摇等等景色以及人们的感受，写得维妙维肖，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秋赏月图。有人以为曹雪芹笔下的中秋月色，深得苏轼《赤壁赋》的意境，是颇中肯綮的。不过在《赤壁赋》中，是将景色的白描溶入作者的主观抒情与对人生的深沉思考的；而这里的白描，却将人物的感情波澜溶入景色中去了。此中的奥妙，也许可以启发我们，在小说文学中，如何使绘画与散文融和。

　　倘使这些纯粹的景色描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许多有人物活动于其中的景色描写中，就看得更加清楚了。这里不用举更多的例子，单是宝钗捕蝶就足以勾起人们对此的思考。在饯花日这天，众姊妹都齐集园中饯花，独黛玉园与宝玉刚闹过别扭，深锁闺中，于是宝钗便去叫她。后来看见宝玉也向潇湘馆走去，为了避嫌，宝钗便折身回来，“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捕了来玩要，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捕；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姣喘细细。”这里无论写人写景，都系白描，而且达到了“空谷传声，一击两鸣”(脂砚斋评语)的艺术效果。从写景来看，人物活动完全溶入了蝴蝶翩翩飞舞的景色，使画面显得特别生动活泼而又妙趣横生。从写人来看，翩翩飞舞的蝴蝶，撩起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还没有完全被封建礼教扼杀的真率感情，使艺术形象显得特别丰富饱满而又含蓄隽永。这样的描写在《红楼梦》中俯拾即是，如湘云醉眠、黛玉葬花、宝玉吊金钏等等，简直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写人还是写景了。这说明小说中的写景，既不同于绘画中的写景，又不同于散文中的写景，不能单靠画面的明晰和文章的意蕴去打动读者，而必须使画面的明晰与文章的意蕴都成为靠近人物心灵的窗户，或者站在人物的角度去选择观景点，或者就干脆让人物活动在景物之中，组成一个艺术整体，才能唤起读者的审美兴趣。否则，不是景与人隔，就是景与情乖了。

　　当我们谈到画技对《红楼梦》景物描写的影响时，不能不叹服于曹雪芹对皴染法的精通。《红楼梦》中的景物描写，从来不大事铺陈，让人一览无余。总是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从局部看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整体看来首尾相应活龙活现，给人以层次感、分寸感与立体感。对大观园的整体描写是这样，对某一亭榭馆斋的个别描写也是这样。以对大观园的整体描写为例，作者主要是通过三次大的游园活动来反复皴染的，这就是宝玉试才游园、元妃省亲游园与刘姥姥中秋游园。贾宝玉试才题对额，这是在大观园刚刚落成的时候。贾政带着贾宝玉以及众清客入园观赏，既是对大观园景色的概览，也是这父子两代在园林建筑和艺术见解等问题上矛盾冲突的暴露。从写景的角度来看，正如脂砚斋指出的，是一篇“大观园记”。但这篇“大观园记”却写得很不寻常，作者对园林各处的景色只作了概括的介绍，却将重点放在由于游园者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引起的如何题扁额、对联的争论上。当然，每次争论都是以贾宝玉的胜利而告终，这在写入上显示了作者的倾向性，而在写景上，既加深了读者对景色的印象，又突出了各处景色的不同特点，同时也给景色抹上了一层诗的光辉。这第一次游园活动，起到了给大观园景物打底色的作用，不过这个底色却起势不凡，既使大观园显出了鲜明的轮廓，又给以后的反复皴染留了广阔的余地。

　　元妃游园，是一次省亲盛典。这正是贾府“烈火烹油，繁花着锦”的极盛时期，又值元宵佳节，大观园失去了“天然图画”的魅力，被抹上了一层富丽堂皇的景象。“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火相映，时时细乐声喧”；“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纸上，每一株悬灯万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露诸灯，亦皆系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进入行宫，只见庭燎绕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而这种富丽堂皇，只不过拿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虚热闹”而已。与此同时，作者又借元妃让众弟妹作诗的机会，再一次渲染了几处轩馆尤其是潇湘馆、蘅芜院和怡红院的景色特点，这就为“安大观园诸艳”作了铺垫。

一、《红楼梦》的主题特征：《红楼梦》骄人的成就和巨大的艺术价值还在于作品本身。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作品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可以容得下一部二十四史。也由于《红楼梦》内容含量的浩大，所以不同的人赋予给它不同的主题。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宝黛爱情的千古绝唱；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隐喻的是康熙朝政；也有人说它暗藏的是董小婉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作者的自叙传；有人说这是一部宣扬色空观念的小说；有人说这是煽动解脱或出世的作品。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多重性，多主题，已成为《红楼梦》的一大特征。
1、《红楼梦》的历史性、政治性。该书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和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历史。回顾当时的世代背景，无可置疑，康雍乾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代，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基督学说孕育下，文艺复兴、欧洲各国兴起了海洋探险、人文解放、科技发明的热潮。这些看似遥远和不相干的事情，后来变成摧毁强大中华帝国的重要因素。
自清兵入关以来，满清王朝内部始终充斥着复杂的权势斗争，王公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落到十分悲惨的地步，杀的杀、砍的砍、流亡的流亡、抄家的抄家。其中雍王朝八王内乱便是最著名的例证。贾府内部的争权夺利、王熙凤的弄权、贾府的衰败不正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吗？甄府、北静王府、曹府等谁不是这样的后果呢？这个过程曹雪芹看透了。一部二十四史是如此，清史又是如此，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吗？所以书中写了层出不尽的，影中有影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2、《红楼梦》表现了作者对人的本性之源的爱的深刻理解和封建社会对人性摧残的血泪控诉。皇室社会，摧残的是人性。书中大量的篇章并不是写皇族的灭亡，而是对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被摧残者的泣诉，这就是对人类爱的本性的招魂。曹雪芹是用爱的哲学理念雕塑着他书中的主人公宝玉。《红楼梦》对爱的神理和纯洁在封建社会中必然牺牲的哲理，以及宝玉的主导性格都作了最完整的说明，书中称“二”“爱”同音，园中姊妹有人就真呼宝玉为艾哥哥了。宝玉是曹雪芹用生命的祭礼塑造的人本性的爱的化身。而作者的痛苦正在于他清楚人的本性的爱是没有出路的。出家当和尚作道士（甄士隐）是皇室社会为宝玉早已备好的结局，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是红楼之书的状诉，已毁之心诉诸笔墨，用艺术的爱寻求一种自毁方式的解脱。所以作者写此书时，疯、狂、痛、血洗悲嚎，兴来执笔狂歌。
书中还有许多用曲折手法表现这一主题的地方，如万艳同杯（悲）酒、元迎探袭（原应叹息）、千红一窟（哭）茶、贾代化（带话）、贾宝玉（假宝玉）、秦钟（情种）、贾语村（假语村言）、甄仕隐（真事隐）等等都是暗点书中某些含义。更有诗、词、灯迷、酒令、骨牌等皆用隐语，对研究该书结构和主旨都有帮助。
二、《红楼梦》的结构特征：《红楼梦》的结构特征新颖而奇巧。曹雪芹脱出中国章回小说的窠臼，改变了说书人那种叙述格的体例，以散文化的描写为主，进行着生活全景的创造，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人情世态和人物刻画见长。曹雪芹的创作原则开辟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用以假寓真为结构，全书开篇就用了五个回目，以神话故事，“假语村言”掩去内容的实质，将作品置入扑朔迷离的雾色之中，而改借用“真”“假”观念，托言“梦”“幻”世界，使得整部小说按着这一以假寓真的结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出一个 “生活世界”。
《红楼梦》结构程式纵向发展的线索有多条。一条主线：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四条副线：贾元妃与贾府的联系，僧、道与贾府的联系，贾雨村与贾府的联系，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这些结构线索的设置，不是单一的结构艺术的表现，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宝、黛、钗的爱情悲剧不是个体的偶然的，而是带有一般的历史必然性的。这一悲剧，是民主与专制、叛逆与卫道思想对峙，进步思想与美好情愫被毁灭的结果（宝黛的民主与叛逆精神是为贾政、贾母、王夫人等所不容的）；这一悲剧，是政治与经济联姻的结果（贾府于政坛显赫，又是皇亲国戚，然经济形势每旷愈下；薛家系皇商之家，经济殷实；而林黛玉父母双亡，不名一文，贾薛两家联姻便是一拍即合）；这一悲剧，是封建宗法、礼教综合作用的结果（黛玉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谙人情世故，不拘礼法；不会圆滑，不会虚伪。一个孤立无援，一个不合封建礼法规范，与旧制度、恶势力抗争的弱女子，无论呐喊还是沉默，死是必然的。哭泣与流泪也是一种释解与渲泄）。
三、《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红楼梦》的森罗万象，也表现在它的人物塑造上，这是《红楼梦》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它代表了《红楼梦》的最高艺术成就。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0多个，其中有妃子、王爷、兵丁、老爷、太太、小姐、丫环、小厮、仆人、村女、村妪、伶人、尼姑、道士……显示了纷繁丰富的封建社会的人生图景。塑造了一大批独具个性、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著名的人物有，反封建的叛逆青年贾宝玉，敢于反抗封建淫威、宁死不屈的婢女晴雯、鸳鸯，刚烈的尤三姐，也有藏愚守拙的美人薛宝钗、两面三刀的王熙凤、外慈内狠的王夫人、迂腐昏庸的贾政、道貌岸然的贾赦，还有贾母、探春、袭人、尤二姐、刘姥姥以及贾琏、焦大等等。这些形象，无不血肉饱满、个性鲜明。这众多的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繁多姿，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决无重复，囊括了世间各色人形，即便在同一个人的塑造上，也是一人千面。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丰富复杂的艺术形象。曹雪芹在宝玉未出场前，借贾雨村之口说：贾宝玉是一个“时代的怪胎”。大家都知道，贾宝玉极具闺阁风貌，表里都透露着脂粉气，“周旋在姐妹中表及侍儿之间”。贾政说他是个“酒色之徒”；贾敏所知道的宝玉“顽劣异常，内帏厮混”，警幻仙子和贾雨村对他的评价稍稍脱俗，前者说他是“闺阁良友”，后者说他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但终归还是带有个人的兴趣点和局限性。《红楼梦》里的人对贾宝玉所做的盲人摸象般的评价，也反映了读《红楼梦》的人对贾宝玉的局限性理解。当然，也有高明的读者读出了贾宝玉身边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对贾宝玉做出了新的判断：贾宝玉是反封建的叛逆者；贾宝玉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的痴情表现的是对恋人、友人、亲人及对万事万物的博爱；有人说，宝玉最后的遁世，表现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自己赖以生存的最珍爱的东西被彻底摧毁，理想彻底幻灭所带来的剧痛过后的最终平静。综上所述，宝玉身上的一切，表明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共性，人类社会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秉性及现象都涵盖在宝玉一个人身上。
《红楼梦》塑造的人物还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和个人的遭际做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这在林黛玉和薛宝钗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病弱的林黛玉，貌若西子，多疑刻薄，清高孤傲，任情任性，弄得众人相背；康健的薛宝钗，冠艳群芳，知情达理，宽容随和，稳重和平，深得上下欢迎。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薛宝钗理智藏奸，胸有城府。这两个形象一经出世，便交替沉浮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和社会形态的变幻中。作为个人来说，在失意时能深刻地理解林黛玉，而得意时又由衷地爱慕薛宝钗，一个社会，在专制压抑的时候，林黛玉备受推崇，而国泰民安的状态下，薛宝钗被大加褒扬。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借用王蒙的一句话：“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
《红楼梦》还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反复细致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从任何细节描写中，都可以看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例如：凤姐总是那么奸诈泼辣，黛玉总是那么伤感而又尖刻，宝钗则是表面上庄重平和而处处可见城府很深。这些不同的性格都是由于人物各自的不同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经历、不同地位、不同思想所造成的。因此，不同性格的人物，往往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力量。
《红楼梦》还通过大事件、大场面，把人物安置在生活冲突的漩涡里，用人物自己的言行，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抄检大观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封建统治势力向它的反抗者进行的一次集中的大镇压，通过这个尖锐的矛盾冲突，在更广阔更深刻的意义上，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人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王夫人，指使和筹划了这一次大抄检。凤姐装作很冷漠的旁观态度，玩弄两面三刀的伎俩。随着抄检，我们看到了园子里众多人物的不同表现：甘心投靠封建统治阶级的袭人懂得这次抄检于她有利，毫不介意地接受了检查；晴雯则相反，坚决抗拒；紫鹃冷静平和，但显然带着很大的反感；因是庶出而要特别维护自己尊严的探春则满腔怒气；惜春胆小怕事，只能洁身自好，唯恐连累自己；司棋敢做敢为，坚强自信等等。在这其间无不流露出人物的思想面貌和个性特点。
《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达到了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

作这样揣测的人，与主张曹雪芹是曹�遗腹子曹天佑或者总想雪芹能活到四十八、九岁的人一样，他们大概都卡在两个问题上了：一是曹雪芹如果没有风月繁华生活的亲身经历，就写不出《红楼梦》来；二是小说中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所以总想让曹雪芹有机会过上一段那样的生活。可是事实上，从雪芹懂事起，曹家已经败落了，大观园里的怡红公子的那种富贵悠闲生活，他连一天也没有过过。

那么，《红楼梦》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曹雪芹随家人回北京后，在他成长的岁月中，曹寅、曹两代孀妇即其祖母、伯母，以及父母辈、亲友、家人(拨还曹家少量房屋时，还发还家奴三对)等，毫无疑问地会常常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述家中昔日的盛况，在这位天才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而激起他无比活跃的想象力，令他时时神游秦淮河畔老家已失去了的乐园。直至二十多年后，他仍会忍不住向友人说起先祖当年荣华富贵的盛况，说得又是那么具体生动、有感情，仿佛曾身临其境，竟使比他年轻得多的敦敏、敦诚兄弟误以为那些风月繁华的盛事是雪芹早年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有“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赠芹圃》)、“废馆颓楼梦旧家”(敦诚《赠曹雪芹》)等诗句；更笑话的是还说：“雪芹曾随其先祖(曹)寅织造之任。”(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原注)其实，雪芹要真能回忆起他祖父曹寅时的种种盛况，那就非得再早出生二十多年不可。

由于雪芹祖上几代人与皇家的特殊亲近关系(如其曾祖母孙氏曾为康熙的保母，被诰封一品太夫人；曹寅少年时即近侍康熙，一直都是亲信)，曹家在京城跟高层有姻戚关系或世交旧谊者必不少，尚为孩童的曹雪芹是可毋须避嫌地被人领着进那些豪华的大宅深院的，这会使他增长见识和加深感受。此外，宗室贵族中由往昔的玉堂金马，现如今的陋室蓬窗的升沉变迁，雪芹所见所闻一定也多。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他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也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永忠《吊雪芹三绝句》之三)曹雪芹把广泛搜罗所得的素材，结合自己家庭荣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酝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部描绘风月繁华的官僚大家庭到头来恰似一场幻梦般破灭的长篇小说构思，便这样逐渐地形成了。

所以，《红楼梦》写的不只是一家一事一人，它不是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小说化了的曹氏一门的兴衰史。虽然在小说中毫无疑问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的见闻、经历和自己家庭兴衰变化的种种可供其创作构思的素材，但作者搜罗并加以提炼的素材的来源和范围，都要更广泛得多。作者的目光和思想，更是从几个家庭扩展到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红楼梦》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最大胆、最巧妙、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艺术虚构。所以它反映的现实，其涵盖面和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广的。

贾宝玉常被人们视为作者的自我写照，以为曹雪芹的思想、个性和早年的经历，便与宝玉差不多，甚至以为曹雪芹也自幼爱弄脂粉钗环，爱吃女孩儿嘴上的胭脂。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两者的生活环境、贫富条件完全不同，其意识和言行也不可能处处相似。当然，作者确有将整个故事透过主人公贾宝玉的经历、感受来表现的创作意图，所以虚构并撰写了此书的“石头”亦即”通灵宝玉”伴随宝玉入世，并始终挂在他的脖子上，以示书中的一切“离合悲欢，兴衰际遇”，都是作者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并非任意编造。同时，也必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体验，注入了自己的某些思想观点，但这毕竟与作者要写自传或照着自己来写贾宝玉是两码事。发生在贾宝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点，也有许多根本不属于作者。

贾宝玉是曹雪芹提炼生活素材，综合和强化某些典型性格特征后，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全新艺术形象。如果找人物的原型，无论是作者自己、他的叔叔或别的什么人，只怕谁也对不上号，因为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脂砚斋是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况的，连他也看不出宝玉究竟像谁，他说：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脂评)

这是文学作品中典型性格创造理论在我国出现之前，最准确、最生动的描述。可知，贾宝玉形象完全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犹鲁迅之创造了阿Q。

其他如林黛玉、薛宝钗也是这种情况。脂砚斋说：“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第四十二回脂评)“合而为一”是指“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回中钗、黛释疑和好了。此话无论正确与否，也无论你是否同意他那样解释钗、黛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却不可否认：即熟知雪芹生平情况的脂砚斋，也不认为生活中实有此二人，书中写成二人，只不过是作者的“幻笔”。这也足可证明钗、黛也不是按生活原型实写的，而是艺术虚构的形象。
二、再现生活的广阔画面

《红楼梦》具体、细致、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中广阔的生活场景，礼仪、习俗、爱情、友谊、伦常关系，种种喜、怒、哀、乐，以至饮食穿着、生活起居等等琐事细节，无不一一毕现。这也是以前小说从未有过的。

我国小说历来受史传体文学很深的影响，总着眼于事件本身，着眼于故事情节，而忽略表现生活和生活环境。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家都很熟悉。书中虽写到他有个儿子叫关平，却从不提及关公的家庭、妻室等私生活，这一点与史书《三国志》无异。至于刘备，是写了他的几位夫人，可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写到的呢?甘、糜二夫人曾被围于曹营，不写此事，又怎能写关云长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和古城会呢?糜夫人在长坂坡把儿子阿斗托付给了赵子龙，自己投井而死。不写此事，就没有后来继位的刘禅了。再有一位孙夫人，因为有她，才有“吴国太佛寺看新郎”，新房后埋伏着刀斧手，因诸葛亮的妙计，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看来，一无例外地是在写事件而非生活。所以，我们读了《三国演义》，终究也无法知道汉末三国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爱情在人生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动人的情歌。这一传统在诗歌领域中一直保诗着。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许多诗作，尽管可能都另有政治寄托，但它们在许多读者心目中，都是被作为爱情诗而受到普遍喜爱的。词，在这方面就比诗更花繁叶茂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再后来是戏曲，《西厢记》和《牡丹亭》使《红楼梦》中宝、黛等少男少女都为之而痴迷了，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之强。可独独在小说中，它迟迟未能开花结果，有的只是如《红楼梦》开头部分所说的“终不能不涉于淫滥”的才子佳人书，那些书中“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至于传奇、话本之外的长篇小说，就更没有爱情描写的地位了。如《水浒传》中有一点涉及男女关系的情节，却也没有深入到人物真正的感情世界中去，有的只是淫夫淫妇的贪色、勾引、私通、谋害和仇杀。《红楼梦》把爱情描写从诗词、戏曲的领域中搬到了小说里，并极大地加以发展和提高，使之更深刻、真实、动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重要的首创。

再说人人每天都离不了的饮食吧，又有哪一部小说认真写过呢?读《水浒传》，大家会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印象，或者还记得鲁智深把吃剩的一条狗腿揣在怀里，荒山野坡的黑店里甚至还卖人肉包子。但我们毕竟无法知道水泊梁山寨子里好汉们每天的伙食究竟如何，早点吃的是什么。《红楼梦》则不然，一顿螃蟹宴就写得令人仿佛亲临其席。从螃蟹的价格、吃一次的花销，到煮好放在蒸笼里，须趁热拿出来吃，体弱的人只宜尝点夹子肉，还得喝一小口烧酒之类，无不写得头头是道。现在餐馆里供应顾客吃蒸螃蟹，常常只有醋，不上姜。我想，如果他们记得《红楼梦》中有诗说“泼醋擂姜兴欲狂”，又说“性防积冷定须姜”就好了。因为螃蟹只有就着生姜末一道吃，才不易闹肚子。现在许多大中城市都有餐馆请名厨师设计做“红楼宴”，各色点心，还有刘姥姥吃过的“茄鲞”等几十种菜肴，其名目甚至是做法都是从《红楼梦》中来的。却未闻有“水浒宴”、“三国宴”。还有写喝茶，光《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一回，便把中国茶文化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精彩动人。总之，《红楼梦》令人耳目一新地将当时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多角度地、生动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

曹雪芹当然不可能知道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在强调自己所写的小说特点时说：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第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美学理想，也正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坚持这一美学理想和忠实于这一理想的艰苦实践，又使其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创作，自然而然地符合了恩格斯所说的这一普遍性法则。相比之下，后40回续书中，有着明显任意性的“调包计”，以及宝钗、黛玉在同一天、同一时辰内一个拜堂成亲，一个含恨咽气等非现实的戏剧性情节的安排，就难免失之于“穿凿”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人类历史无尽的长河中，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有谁能将它留住?现代科技进步，还能将历史的某一瞬间的画面和片断情景用摄像、录音手段保存下来，至于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内心的声音，就只能是一个永远叫人猜想的谜了。史书、笔记可以记下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却无法像《红楼梦》那样再现两个半世纪前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仿佛也进了大观园，亲身领略和感受到早已逝去年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红楼梦》的这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绝不应该低估的。
三、突破传统的旧方法写人

《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这一看法是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在《红楼梦》之前，长篇小说中创造的人物形象，多数是善恶分明的，作者的倾向性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不像现实生活中的活人那样，往往一时难辨其好坏。比如说诸葛亮吧，在小说中他是一个十足理想化甚至神化了的人物，已成了智慧的化身，你很难从他身上找出什么缺点来。再比如高俅，他先是流氓无赖，后成了奸邪权臣，坏事做绝，除了踢得一脚好，你再也找不到他还有哪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倒是神怪人物孙悟空、猪八戒性格、品行还复杂一点。这当然不是说那些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得不成功，不是的，而只是说在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美学理想和创作思想支配下写成的小说，其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和价值各不相同。当然，形象的社会意义自然也不一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贾探春、史湘云、晴雯、鸳鸯，都非十全十美；贾琏、贾蓉、薛蟠、甚至贾雨村，也并未写成天生的十足的坏蛋。至于像王熙凤那样形象最鲜明生动、最丰满复杂，又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人物，更不能简单化地将她归之于好人或坏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之列。

香港中文大学已故教授、著名红学家、翻译家宋淇说，曹雪芹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与莎士比亚所写总数差不多。但莎士比亚的人物是分散在三十几个剧本中的，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其中个性鲜明生动的形象也不下几十个(参见其《红楼梦识要》，中国书店2000年12月版)。这话是不错的。小说中主要人物或用较多篇幅写到的人，固然形象生动，但有时即便是只有几句话的人物，也能惟妙惟肖地将其身份、个性勾勒出来。如写秦氏之丧，贾珍为使丧榜上能写得风光些，想花钱给贾蓉捐个官衔，恰值宫中太监总管戴权来上祭，贾珍顺便说出要给儿子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不但对其用意领会得极快，还开口就称贾蓉为“咱们家的孩子”。脂砚斋评曰：“奇谈!画尽阉官口吻。”

在《红楼梦》诸多人物中，贾宝玉形象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脂砚斋曾想为读者剖明宝玉之为人，但却因评不出他“终是何等人物”而感到无奈。他说：

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第十九回评)

脂砚斋的话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这是个“今古未见之人”，他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二、他并没有被写成一个完人，反而是一个相当矛盾复杂、很难用世俗的道德观念或为人标准来评说清楚的人物。这实在并不奇怪，刚刚从污浊腐臭的淖泥中冒出来的新苗头，怎么能立即被庸人俗眼完全认识和理解呢?

我们今天看来，贾宝玉是一个封建传统观念中“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子弟。他怕读被当时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却对道学先生最反对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闲书爱如珍宝；他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求仕道路和以八股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讥讽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向往的是一种不沾尘世污浊和俗念，能保持自然天性和彼此友爱的无拘束、无压迫、无欺诈的自由幸福生活。在丫环、僮仆、小戏子等下人面前，他从不以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总是平等相待，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爱；他往往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有时竟会达到忘我的境地。从这个“于国于家无望”的封建逆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征兆，封建主义正在趋向没落，民主主义思想已逐渐萌芽。

四、全书有机的整体结构《红楼梦》全书的结构，与我国其他古典长篇小说相比，可以说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具有一种成熟的艺术性精巧结构。《三国演义》是在客观的历史框架基础上，据基本史实的脉络，把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巧妙地结构编纂起来的。尽管这也极不简单，需要作者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和很强的史料组织能力，但毕竟人物和故事的安排，大体上是有规定的：汉末的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到三分鼎立，最终晋朝的统一，以及其中各方势力的强弱盛衰、重要战事的胜败结局、人物的存亡命运等等，都是确定了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其结构也不同于一般小说，且不细论。《水浒传》则是“板块结构”，总的是前后两大板块，前面是各路英雄被逼上梁山，后面是受招安、为朝廷利用、起义归于失败。其中又有若干小的板块，如宋江、林冲、武松落草前，都有相对独立的大段故事情节；受招安后又有打方腊和征辽等相对独立的故事。这与小说原本是在民间传说特别是在说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才由小说家连缀、组织，统一加工而成的有很大的关系。《西游记》也分前后大小不等的两块，前面是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故事，后面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取经故事是书的主体，其情节则是“念珠式结构”，即唐僧师徒一路上遇到九九八十一难，每一难就像一颗念珠，由一条西去取经的线串连了起来。外国人翻译此书，有嫌念珠过长的，有重复之累，就把一些他们认为较次要的难关和妖魔删去，只保留最精彩的章节，如斗铁扇公主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之类，结果也挺不错。本来嘛，念珠串可长可短，珠子也未必定要八十一颗才行。《儒林外史》则像是很多短折子的连缀，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写到后面，丢了前面，并无什么关照和呼应；读着前面，也不知后面写的会是什么，可称之为“集锦式结构”。《红楼梦》构思完整，精细而严密。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都置于有机的整体结构中，没有率意的、多余的、游离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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