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的人物生平

黄元御的介绍~

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两卷（1892），认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在内科的治疗方面，中医的优越性确为西医所不能及，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对此后中西医汇通论者影响较大。他重视气血说，著有《血证论》8卷(1884),受杨西山《失血大法》影响，讨论气血水火关系以及血证与脏腑、脉证死生、用药宜禁等问题。提倡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治血证原则，较为实用。另有《本草问答》两卷(1893)，议及本草学理论，比较中西药学之异同与短长。《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1893)和 《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1893） 则是对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论浅注》两书的删补、正误，并合中西医之说而成。以上五书合称《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唐宗海在维护中医，融合西学的同时，认为宋元以后的医学水平不如《伤寒论》以前。另附任务小记：清朝末期，四川医家唐容川，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接触了当时这个大城市的许多医家，相形之下，他的医术还高人一着。在医家中，每有疑证问他，他都会一一作答。凡人身脏腑经络，明为观火；且谈三焦更能发人所未发。皆以西医的形态结构印证中医气化。有一次，上海邓甚章医生遇到一例奇难杂证，束手无策，便延请唐容川诊治，一经用药，妙手回春，沉痼顿除。人们都感到惊讶，上海中医药界也为之震动。邓甚章更是甘拜下风，奉之为津梁。尤其在他读了唐容川的医著更是爱不释手，啧啧赞叹说：“仲景之书是锁，这就是钥，真鸿宝欤”。并且，特为唐容川的《伤寒论浅注补正》一书作序。唐容川，名宗海，四川彭县人，生于清朝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卒于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他从小刻苦学习，研读方书，知识渊博，精通《易经》，擅长医学，中进士前已经是“名闻三蜀”。著有《血证论》、《中西泄通医经精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等，后合订成丛书《中西泄通医书五种》。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血证的研究和在中西医泄通道路上所作的努力。唐容川小时候，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在治经之余，也就“习方书”，亲自调治父亲的病。但过了些日子，父亲病情恶化，突然吐血，接着又转为下血，这是他从未遇到的难题。于是，他遍览方书，遇到有关血证的记载，便反复琢磨，并积极请教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听说本乡杨西山写的《失血大法》，得血证不传之秘，他的门徒争相抄录，私为鸿宝。唐容川便多方购求，好不容易得一览。但他看后大失所望，认为这本书议论方药，未能精详，用它治病，也少有成效。因此，他反过来钻研经典医著，废寝忘食地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触类旁通，豁然心有所得，掌握了治疗血症的要旨。他还钻研了其他各家学说，既吸取他们的所长，又指出他们做得不够的一面。如他对李东垣的认识是：东垣重脾胃，但只知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对朱丹溪的认识是：治病以血为主，所以用药偏于寒凉，但不知病在火脏宜寒凉，病在土脏宜甘缓一类药。此外，他对黄元御、陈修园等，也都有正确的认识。由于他擅于汲取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的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治疗血证的经验，用于临床，疗效较好，“十愈七、八”。这时他父亲虽然因血证病死了，而他妻子不料又得了血证。他便亲制方剂，结果，把妻子的血证治好了。由此，他深深感到，大丈夫虽不能立功名于天下，敬有一材一艺，稍微可以补救一下。为了弥补在血证研究上的传陋，他决心编一部有关血证的专书。于是，他将失血证精微奥义，一一探究出来。有的伸古人所欲言；有的补前贤所未备，力求理足方效，于一八八四年写出了《血证论》一书。书写成后，他回顾自己研究血证的经历，不禁感慨万千地说，他悟医道晚了些，所以未能救治父亲。然而犹幸的是能著出此书，可以救天下后世之人了。由此可见，他为能救后世血证患者而感到自慰，以弥补他未能救治父亲的伤痛。《血证论》是唐容川最有价值的著作。全书综合了各种血证的证治，包括血证总论和一百七十余种血论，还选录了二百余方。论证用药颇有独到之处，是中医学史上有关血证的首创专著。此书解放后有排印本出版，影响颇大，评价颇高。有人认为该书所说的都是实事实理，有凭有验。尤其他强调采用“去瘀生新”治疗血证的原则，对后人很有启发。唐容川所处的时代，西医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唐容川为了保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抵制否定中医的逆流挺身而出，第一个提出“中西汇通”，试图寻找中西医学术之间汇通的途径。他认为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比如西医详于形态结构，而略于气化；中医精于阴阳气化，而绘“人身脏腑真形多不能合”。因此，他主张尽管中西医产生的地域不同，学术体系不同，但可以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互相汇通，达到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寄望五大州万国之民，都无夭折。在中西医汇通中，唐容川是采取保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为前提。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医只能用药，不懂“解剖去病”，以此专门找中医的岔子。唐容川拍案而起，奋笔写了《七方十剂》一文加以反驳。他说，《灵枢》、《素问》、针灸，虽无剜肠剔骨之险，却有起死回生之妙。华佗已有剖析之法，后人因为畏其难，就少用了。实际上，“剖析”是“粗工”，不及针刺之妙，而针法微涉不如方药之详。仲景独以方药治病，是最为恰当的。现在，有些人，偶尔见到西医剖析见效，就“奉为神奇”，而不知道“其是失参半”。他用了自己亲身见过和治过的病例加以说明。四川有个人脑后颈上生了一个疮，俗名叫“对口疮”。此疮发于督脉，督脉上颈贯脑。颈之能竖，是由于督脉之力。这个部位的疮，中医认为是不能割的，而西医不晓得，竟把它割去，敷上药，说很快就会长肉的。谁知病人立即颈折，举不起来，三天就死了。又如陕西有一个人腹部臌胀。西医将其剖腹治疗，流出两碗水，从表面上看，病人的膨胀好象消了。但是，不久又发，发了又剖、剖了又发。如此连剖三次，连发三次，一直未断根。唐容川认为，这是西医不讲五行之过，只知放水，而不知水怎么来的缘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为当时总理衙门总办陈兰秋治病的情形。这人肌肤甲错，肉削筋牵，阴下久漏，小腹微痛，大便十天一次。胁内难受，不可名状。腰内也如此。前阴缩小，右耳硬肿如石。唐容川诊视后，说：“这是肾系生痈，连及胁膜，下连小腹。因此时时作痛，又下阴穿漏。这是内痈的苗头。应以治肾系为主。”陈兰秋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西医也说我的病在腰筋髓内，所以割治了三次，但不能止漏。无药可治。现在你的诊断与西医同，该不是也束手无策了？”唐容川告诉他说：“你出入各国衙门，常常接近西方人，就知道西法千古所无。其实并非这样，就拿你的病来说，西医只知道在腰内，但你的耳朵为什么发硬，前阴为什么收缩，大便为什么不下，他们肯定不知道。”陈兰秋说：“是这样。”唐容川解释道：“西医不知肾系即是命门。生出板油连网，即是三焦。肾开窍于二阴，故前阴缩而大便秘。三焦经绕耳，命门位当属右，故见右耳硬肿，周身甲错，是由于肾系三焦内，有干血死脓。”之后，他按仲景提示的方法治疗，就把陈兰秋的病治好了。为此，唐容川深有感受地说：“中国经数圣试验准确，定出形性气味，丝毫不差，为最精”。这些议论说明，唐容川不免带有“重中轻西”，“崇尚远古”的片面看法，但在当时面对“重西轻中”的潮流中，坚持这种观点，对维护中医原有的理论，是有积极作用的。总而言之，他在研究血证之余，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绞尽心血，可是由于人世界观的局限性，往往采用机械、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收效不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于大胆引用西医的知识来印证和解释中医，汇通中西医学，这种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无论是从他的治学精神以至医学理论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
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当地名医、好友刘太吉劝他学医，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苦读历代中医典籍。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又得到刘太吉认真传授，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淫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温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乘机调兵遣将，奏请平乱。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各类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1757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乾隆皇帝得知黄元御过世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书“仁道药济”四个字缅怀其一生的医术与医德。“仁道药济”意为“行仁道，以药济”，黄氏门生尊其为习医祖训。

黄元御的祖籍是山东潍坊。
黄元御，山东潍坊人，（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乾隆皇帝的御医，乾隆皇帝亲书“妙悟岐黄”褒奖其学识，亲书“仁道药济”概括其一生。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黄药师”、“一代宗师”，清军四川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他医术精湛，声望素著，毕其一生，除了行医治病，便是从事医学理论著述。仅记于《清史稿》的就有医书11种，计98卷，凡数十万言。其中《素灵微蕴》《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意》《玉楸药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解》，习称“黄氏医书八种”。此外，江南等地还流传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及《瘟疫痘疹》等医著。这些医著，解说前人之莫解，立其独见之明，名冠医林，影响深远。黄氏医书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已于清末传入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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