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品赏析

《卡拉马佐夫兄弟》主要描写了什么内容，想要表达什么想法？~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总结性作品。构思于19世纪50年代，发表于1879—1880年。小说描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之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悲剧。老卡拉马佐夫依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家，性情暴戾，极端好色，贪婪阴险。儿子们长大后都憎恶这个父亲，并为了争夺财产和女人而明争暗斗，只有小儿子阿辽沙纯洁善良，谦恭温和，不参与家庭纷争，并在父兄之间起着抑恶扬善的调节作用，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但有些苍白，最终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小说通过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实际上表现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冲击下的社会悲剧的缩影。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卑鄙无耻、自私自利、野蛮横暴、腐化堕落等性格中的共同性因素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卡拉马佐夫性格”。

特卡乔夫兄弟部分作品：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连载了将近两年（自1879年第1期至1880年第11期），并于一八八一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它的主题和哲学在米嘉向阿辽沙自白的一章里已经点明：“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陀氏认为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魔鬼。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贯串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万一上帝不存在怎么办?那么，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世界就只能是魔鬼的闹剧，别的什么也不是。倘若如此，那就“无所不可”，干什么都是合法的了，甚至犯罪。
为了形象地诠释这一主题和哲学，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卡拉马佐夫一家，包括道德败坏的老子和他的四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老二伊万和老三阿辽沙分别象征人的肉体、理性和精神这几个不同的方面，而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则代表被侮辱、被伤害和被剥夺继承权者。这些人物统统给粘在一张道德哲学的网上，谁也休想挣脱。上帝与魔鬼为争取控制他们的灵魂而厮杀。小说从头至尾弥漫着这场拼死搏斗的硝烟。所有的人物都卷入了一起凶杀案，他们在舞台上走过的时候，无不以怵目惊心的清晰度表露各自的感情，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第五卷第五章《宗教大法官》无疑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个案。基督亲临可悲的尘世，却遭到教会的质疑和挑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能不能靠基督的教诲过活?魔鬼，那个旷野里聪明而可怕的精灵，能不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支持人类?为什么人非得在自由和面包之间作出抉择?这—章在某种意义上是—部以文学形式写就的历史哲学。上帝和魔鬼在此短兵相接。结果看来是上帝落荒而走，魔鬼趾高气扬，基督精神败得很惨。这一主题到了第十一卷第九章《魔鬼。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梦魇》中重又出现。这两章文字罗列了否定上帝的种种论点。肯定上帝的论点则包含在写阿辽沙和佐西马长老的那些章节中。在那里，作者试图表现圣贤的形成过程和基督式博爱的力量。陀氏相信基督精神最终将高奏凯歌。但他能加以证明吗?在剖析罪恶和人的畸形心态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得起最高级的赞美。然而他在表现以阿辽沙和佐西马神父为象征的善的那些笔墨中是否取得成功，读者自己会作出判断。在错案面前，胜利者究竟是谁——上帝还是魔鬼?。
人们一般都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评价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作品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作家的创作意图也深远得多。小说酝酿了十几年，写于从一八七八至一八八零年，即在作家去世前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的一生探索做个总结，想要在书中探讨他认为人生与社会最重大的“全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探讨善与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探讨“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类”。一八六九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写道：“将贯穿全书的主要问题——它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苦恼了一辈子——是上帝的存在问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通过了一系列人物的举动探讨了上帝的“存在”，真理的本质和宽恕的重要性。谋杀的情节可被视为是小说核心——一人（德米特里）是否应为另一个人（老卡拉马佐夫）的死亡负责这一主题——的文学表现，这一情节不断与佐西马长老的格言“任何人都应为任何罪负责”照应。小说中的几兄弟分别在弑父案中扮演了各自串谋的角色：德米特里拥有弑父的动机却没有得手，伊万的无道德论使他认为弑父是合理的，斯乜尔加科夫最终将弑父付诸实施，而阿列克塞这一小说中最仁慈的主人公在明知兄长有弑父渴望的情况下却没有制止。德米特里的判决和审判现场旁观者的愉快的举止和伊万在《宗教大法官》中关于“人本质上的弱小和对于是非的计较 ”相互对比。
然而，整部小说可被视作一次“拙劣”的探讨。如果说整个审判是在纠结于上帝是否存在，那么孩子气的检举人和被告律师间的争论显然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阿辽沙 最后的“石边发言”也并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伊柳沙的死反映了伊万关于不存在上帝的观点。相反，他只是告诉孩子要相互爱护并且不要忘了伊柳沙或是任何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以不可知论者的观点阐释小说的神学主题。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辞，一部小说中究竟表现着怎样的哲学命题就见仁见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谙此道，在小说中广泛着探讨着“何为真理？”，就比如老卡拉马佐夫究竟是怎么死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并没有明白无误告诉我们到底是谁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在最后确信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连斯乜尔加科夫自己也承认了。但要说其他人毫无嫌疑或者一切盖棺定论了还为时尚早（比如说斯乜尔加科夫那说不清来处的3000卢布就没有解释清楚）。或许是谁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已经不重要了，幸福与美好还要继续，这一切都该被宽恕。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存在的思考是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展开的。人既然带着原罪降临人间，恶的存在就不可避免。苦难是人生的原生态，是人的宿命。人可以逃避环境，但无法逃避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犯罪、苦难具有人的生存意义上的普遍性，原因就在于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恶，有犯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与无可逃避的悲剧困境。也就是说，世界的苦难是永恒的。因此，上帝在给人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同时赋予了人向善的能力与愿望，人生就是一个善与恶搏斗的过程。在苦难的世界中，人只能信靠上帝，否则便会陷入沉沦。
小说中的人，无论是无神论者伊凡、弑父的斯美尔佳科夫，还是私欲熏心的德米特里，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过，都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有回应说明人内心存在着向善的可能，伊凡发疯了，斯美尔佳科夫自杀了，德米特里忏悔了，都是这种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而这正是人的希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些人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否定的同时，也寄予他们悲悯与同情。他悲悯那些恶人陷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他同情那些思想者因迷失正途而遭受痛苦；他以阿辽沙背负十字架勇敢前行的行为彰显上帝的伟大，为世人树立榜样，期望人们通过道德实践获得拯救，从而改良社会。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人选择善，也有人会选择恶，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必然。但是，只要我们与上帝同行，人类就有希望。
在陀氏看来，在复活的过程中，在死与生的往复循环中，生命被无限地延续下去，死亡不能终止生命，而是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复活的进程中，死亡被改变并转向生命。“一粒麦子”是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生命的象征，它证明着生命的永恒。陀氏相信，人在肉体生命结束之后还有精神的生命，人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不死”指的是人不可混灭的神性，是永恒的善，是道德力量的胜利，是超越个另一个肉体生命的人类道德理想的世代延续。
在小说的尾声中，阿辽沙站在夭折的小学生伊留莎的墓前，面对一群孩子进行演说，鼓励他们友爱、善良、诚实，在别人的心中播下善和爱的种子，而自己的精神也将在身后的世世代代中绵延不绝，得以重生和再现。“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决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小说的尾声和题词交相呼应，再一次暗示了两个关键字眼——复活和不朽。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我们看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时而是天使，时而是野兽。他们同时体味着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但他们的目光，却始终落枉自已身上的那个人上。陀氏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性超越”之中，他所理解的“人性超越”是建立在神性关照基础上的人性的完满，而神性关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涅磐。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于“罪恶”这一主题的把握，隐藏在人物性格的潜性“罪恶”之中。从显性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费多尔的累累罪行，能了解德米特里的邪恶个性，能看到斯麦尔佳科夫的罪恶本质。但事实上，其他人物性格中也存在潜在的“罪恶”。被大家视为“翩翩公子”的伊万，憎恨吝啬好色的父亲，也厌恶流氓霸道的兄长，常常“盼望一个混蛋把另一个恶棍吃掉”。小说中作者极力维护与打造的“天使”阿廖沙，虽然自小到大都很善良，但不可避免地在内心深处也有“罪恶”的因子。例如虽然他将弑父欲望压抑和转化成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也在伊万的影响下发生过短暂的动摇，甚至最后驱使他放弃了阻止兄长以父的念头，从而导致了家庭悲剧的发生。
在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世界里，自由主题与罪恶主题联系紧密。在他看来，“没有自由，恶就是无法解释的；恶出现在自由的道路上，没有与自由的这一联系，就不存在对恶负责的问题，恶是自由的孩子”。因此，在小说中，这两大主题虽各有自己独立的体现，但在表面文字的暗流下，二者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
首先，由于自由意味着善恶间的选择，因此自由之路往往引导人走向恶之路，而恶之路又使人分裂。小说中伊万性格最复杂、思想最矛盾。在父亲死后，并不是凶手的他因为这罪行内心煎熬，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现象。在盔梦中，他内在的恶化为魔鬼展示在他面前。伊万的内心就在这种善恶的自由中挣扎。他对魔鬼说：“你是我的化身，不过，只是我的一面……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的一面，而且是最暴露的一面。”这个魔鬼作为伊万内在的恶人格化出来的另一个“我”，体现了自由与恶在选择冲突时所产生的对人内心的冲击与个性的分裂。由自由产生的恶战胜了自由本身，成为了人格的反面。
其次，赎罪可以重返自由。自由产生恶，而恶又产生罪。在罪恶当中，人往往是不自由的，从身体的束缚到精神的不安，人往往因恶而远离了自由，赎罪则能重返自由。当德米特里误以为打死了照顾自己多年的老管家格里戈里时，他陷入了侮恨的深渊，痛苦得甚至想要通过自杀来解除罪恶，重获心灵的自由。而当德米特里在面对即将犯下的弑父罪恶时，他心中的争斗十分激烈，如烈火炙烤，无比煎熬：是任由恶战胜自由从此永不自由，还是战胜恶以此来重获自由？最终，他的灵魂从地狱中得以解放，他以罪恶的解除重获了心灵的自由，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诞生于19世纪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却充斥着现代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各色写作技巧，很多文学评论家也因此称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些散乱。那个全知全觉的讲述者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小说中的思想与感受大多与作者有利害关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写作怪癖却让他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在陀氏的文本中，讲述者与小说人物的语言严丝合缝，因此小说中也自然不存在话语的权威（巴赫汀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文学艺术的问题: 复调与不确定性》中有更多关于陀氏与其人物的关系的研究）。这种写作技巧提升了“真理”的主题，也让叙述变得更加主观。
语言风格也是陀氏这部小说中的一大特色。每个人都德行一致，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例如律师菲久科维奇习惯将“偷”说成“抢”，更有一次断言老卡拉马佐夫被谋杀案中的五个嫌疑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读者因此便可感觉到这个律师总是想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却反而总是措辞不当。文中还有几处脱离故事情节之处，都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并了解那些在故事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的人。例如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中，全篇几乎都被用来介绍佐西马神父，其中还包含了一段佐西马神父的自白，而这个多年前遇到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线的故事中起到什么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卓越成就，走在后来得到专业心理学家们确认的许多原理前头。比弗洛伊德早生三十五年的陀氏，在小说中记录了他观察人类感隋活动的惊人发现。他曾详细地写到过人的表现狂、俄狄浦斯隋结和青春期变态心理，他认为梦是由潜意识心理活动引起的，并非源于理智，而是发自欲望。陀氏指出，笑可以显示一个人个性中隐秘的一面，笑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面具卸了下来。在他所描写的“偶合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户人家。陀氏观察到人身上有专横跋扈的倾向，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他发现爱的因素中包含着对所爱者行使权力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爱者就可能同时被既爱又恨。这一原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精妙入微的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自虐癖好以及把惩罚作为摆脱负罪感的手段，比现代的“死亡本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准则都早得多。陀氏甚至作过“分裂人格”心态细节的记录。在他的作品中，简直很难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不属于分裂人格。《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也罢，爱与恨同样火辣辣的卡捷琳娜也罢，“魔鬼”Lise也罢，尤其是在与魔鬼对话一章里两个自我猛烈碰撞的伊万……人格分裂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规模宏大而有社会哲理内容的小说。书中人物众多，线索繁杂。但严谨的结构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探讨和“美好人物”的魅力，卓越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的灵魂的无情剖析，独特的创作方法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所有这些都紧紧地吸引着每一个读者。它们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对各国许多文学流派、作家和读者都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的确，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作家，他的世界观和作品中都充满矛盾。只有细心阅读，才能理解书中的思想和艺术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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