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城濮之战可分为几部分

晋楚城濮之战故事梗概~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
据记载此战为先轸所谋划。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

简介编辑
公元前632年，春秋时期，晋文公与楚成王为争夺中原霸权，晋军谋略制胜，在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开“兵者诡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战。4月，晋、楚两军为争夺中原地区霸权，在城濮(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晋国下军副将胥臣奉命迎战楚国联军的右军，即陈、蔡两国的军队。陈、蔡军队的战马多，来势凶猛。胥臣为了战胜敌人，造成自己强大的假象，以树上开花之计，用虎皮蒙马吓
城濮之战
唬敌人。进攻时，晋军下军一匹匹蒙着虎皮的战马冲向敌阵，陈、蔡军队的战马和士卒以为是真老虎冲过来了，吓得纷纷后退。胥臣乘胜追击，打败了陈、蔡军队。
晋文公于周襄王二十年，即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初，率军由棘津（河南滑县西南）渡河，进攻附楚的曹、卫，企图诱楚来援以解宋围。正月占卫五鹿（河南清丰西北），二月进至敛盂（河南濮阳东南）与齐昭公会盟，都城楚丘（河南滑县东北）的卫人逐其君降晋。
三月攻占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但楚军不受调动，反而加紧围攻商丘。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用先轸建议，利用秦、齐“喜贿怒顽”的心理，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一面让宋重贿秦、齐，请两国出面求楚退兵，一面分曹、卫之地与宋，坚其抗楚决心。商丘未能攻下，而曹、卫之地又被晋送于宋国，楚因而拒绝退兵。秦、齐遂出兵助晋，形成三强联合对楚的战略格局。
楚成王见形势不利，恐秦乘机攻其后方，退至申邑（河南荥阳西北），并令围攻商丘和缗邑以及占领谷邑的楚军撤回。但围攻商丘的主将子玉，骄傲自负，坚请与晋一战。楚成王决心动摇，同意子玉建议，但又不肯全力决战，仅派王室亲兵600人增援子玉。子玉派人与晋交涉：如晋许曹、卫复国，楚即解宋之围。晋国君臣认为形势有利，希望决战，但恐不允子玉条件，将遭宋、曹、卫三国仇恨。于是一面暗许曹、卫复国，劝其与楚绝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子玉果怒而求战，率军进逼陶丘。晋文公为疲敝楚军，诱使子玉轻敌深入，以便在预定战场与楚决战。遂退避三舍（在古代一舍为30里，三舍为90里），至城濮与秦、齐军
城濮之战
会合。
四月初一，楚军进至城濮，初二，双方对阵。晋军在秦、齐军声援下配置为上、中、下三军；楚军以陈、蔡军为右军，申、息两军为左军，主力精锐为中军。晋统帅先轸下令首先击溃较弱的楚右军；并让晋上军佯退，于阵后拖柴扬尘，制造后军已退的假象，以诱楚左军进击，使其暴露侧翼，尔后回军与中军实施合击，又将楚左军击溃。子玉及时收住兵力，方免于中军败溃。楚军退至连谷（河南西华境）时，子玉自杀。此战，晋文公及先轸等，决战前充分运用外交谋略，是由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的转折点；决战中，晋军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示利诱敌，在战术上也有所发展。

2过程编辑
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成就了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关于城濮战前的形势，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泓之战后，中原列国郑、许、陈、蔡、鲁、卫、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国的军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齐国谷地（山东省东阿县），拥立公子雍，造成对齐国的威胁。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势力强盛、声威方张。晋国自文公即位以来，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壮大军旅，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以与楚国针锋相对，争夺中原霸权。晋、楚之战势在难免。这是城濮之战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战的直接原因是晋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　年），宋成公因为其父襄公当年善待过晋文公，与文公有旧交，遂"叛楚即晋"。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包围缗（mín，音民）邑（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次年冬，楚率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告急。晋中军元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采纳先轸建议，准备起兵救宋。他在被庐检阅军队，扩编三军，任命了将佐，从而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晋国君臣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总体战的方针。在军事上，决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讨伐曹、卫。因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一着制敌方案，既可引诱楚师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劳之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年）春，晋国出动三军、战车七百乘伐曹，借道于卫，卫人不允许。晋军遂绕道南下，在南河（河南省淇县南）渡过黄河。正月初九，攻取卫国的五鹿。并挥师东进，攻占敛盂（在河南濮阳东南），遣使至齐国通好。二月，晋文公与齐孝公结盟，成功地把齐国拉到了自己一边。卫侯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晋文公不答应。卫侯又想亲近楚国，国人不同意，就驱逐了卫侯。晋军不战而得卫国。
战前，鲁国追随楚国。在晋军攻卫时，鲁曾派公子买帮助戍守卫国。
现见晋军势大，卫侯逃亡，而楚国救卫没有成功，鲁国便召回公子买而杀了他。一面向晋国报告说他擅自兴兵，另一面又向楚国报告说他没有完成防守任务，玩弄两面手法，坐待投靠胜利者。三月，晋军南下攻曹。十二日，攻入曹都（山东定陶）。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晋军若南下救宋，诱楚北上之战略意图则无法贯彻。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国，陷于战略被动地位。面对这种形势，晋大夫先轸又建议：让宋国使者去贿赂齐、秦二国，使齐、秦劝楚退兵。晋则捉住曹共公，分曹、卫的田地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人，逼其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劝楚不成，必然坚定了站在晋国一边的立场，决定出兵对楚作战。这是晋走出的第二着高棋。
楚成王见晋军破曹降卫，与齐、秦结成了联盟，中原形势已变，就退回申邑（在河南南阳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齐国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围宋的军队，并告诫子玉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又说："《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骄傲，不听楚成王劝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请求出战，楚成王一怒之下率王师回国，只给子玉留下了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的军队。这里的若敖之六卒有些许争议，一说一卒一百人，一说一卒为兵车三十乘。但若为后者，若敖一族便有一百八十乘兵力，晋国全国主力也只有七百乘，与楚王“少与之师”不符。
子玉他派宛春赴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玉虽然狂傲，但身为楚国令尹，也并非无谋之辈，他的这个计划就是一石三鸟之策。如果晋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戴楚国。如果晋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晋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张拒绝子玉的建议。但晋中军帅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于是，晋国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这是晋国走出的第三着高棋。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这种刺激，冒然率军北上攻击晋军，终于被晋军牵上了鼻子。
当初，晋文公以公子身份颠沛流离时，曾路过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款待。酒席宴上，成王问文公："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这次，文公果然实践诺言，面对楚军的进攻，命令自曹国后撤三舍，与宋、齐、秦三国军队一同驻扎在城濮（山东省范县南）。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再次上钩。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一战使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在城濮之战中，宋、齐、秦的军队虽然到了城濮，但未参加实际战斗。晋国以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击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十余万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此处并无证据证明楚军真实兵力比晋国多。十余万仅是后人猜测，切尚有争议）晋国的胜利在于，认识到楚是强敌，君臣团结一心，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周密策划，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终于击败了楚国。楚国则不然。楚自战胜宋襄公以来，中原诸侯无一能敌，官兵上下已养成一片虚骄之气。子玉虽为一代枭将，不但不能革除积弊，反而更加骄狂。面对这样的大战，竟意气用事，掉以轻心，结果被人牵了鼻子，导致战争失败。楚成王得到楚军败报，派人指责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羞愤自杀。
四月二十七日，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3结果编辑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本文节选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主要描述了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成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役。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晋、楚争霸中原。在齐桓之霸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成为中原霸主，黄河流域的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都先后与楚结盟，受其控制。而晋国自献公以后，内乱外患不止，削弱了力量。晋文公经过长期流亡，回国掌权后，励精图治，加强军力，遂由弱转强。晋文公要建立霸业，势必与楚交锋。其直接原因是宋叛楚即晋，楚合郑、蔡、陈、许四国之师攻宋，宋求救于晋，就爆发了晋楚之间的城濮大战。
　　城濮之战就是晋楚争霸的关键性的一战。当时晋初兴，远不及楚国强大，但结果是晋以弱胜强，一战而霸。《晋楚城濮之战》正是《左传》中极为精彩的一页。

公元前632年，晋国为救援宋国之围，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击败楚军，开“兵者诡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战。4月，晋、楚两军为争夺中原地区霸权，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晋国联合齐、秦国，南下救援宋都商丘。楚军元帅成得臣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晋文公于周襄王二十年，即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初，率军由棘津（河南滑县西南）渡河，进攻附楚的曹、卫，企图诱楚来援以解宋围。正月占卫五鹿（河南清丰西北），二月进至敛盂（河南濮阳东南）与齐昭公会盟，都城楚丘（河南滑县东北）的卫人逐其君降晋。
三月攻占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但楚军不受调动，反而加紧围攻商丘。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用先轸建议，利用秦、齐“喜贿怒顽”的心理，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一面让宋重贿秦、齐，请两国出面求楚退兵，一面分曹、卫之地与宋，坚其抗楚决心。商丘未能攻下，而曹、卫之地又被晋送于宋国，楚因而拒绝退兵。秦、齐遂出兵助晋，形成三强联合对楚的战略格局。
楚成王见形势不利，恐秦乘机攻其后方，退至申邑（河南荥阳西北），并令围攻商丘和缗邑以及占领谷邑的楚军撤回。但围攻商丘的主将子玉，骄傲自负，坚请与晋一战。楚成王决心动摇，同意子玉建议，但又不肯全力决战，仅派王室亲兵600人增援子玉。子玉派人与晋交涉：如晋许曹、卫复国，楚即解宋之围。晋国君臣认为形势有利，希望决战，但恐不允子玉条件，将遭宋、曹、卫三国仇恨。于是一面暗许曹、卫复国，劝其与楚绝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子玉果怒而求战，率军进逼陶丘。晋文公为疲敝楚军，诱使子玉轻敌深入，以便在预定战场与楚决战。遂退避三舍（在古代一舍为30里，三舍为90里），至城濮与秦、齐军会合。
四月初一，楚军进至城濮，初二，双方对阵。晋军在秦、齐军声援下配置为上、中、下三军；楚军以陈、蔡军为右军，申、息两军为左军，主力精锐为中军。晋统帅先轸下令首先击溃较弱的楚右军；并让晋上军佯退，于阵后拖柴扬尘，制造后军已退的假象，以诱楚左军进击，使其暴露侧翼，尔后回军与中军实施合击，又将楚左军击溃。子玉及时收住兵力，方免于中军败溃。楚军退至连谷（河南西华境）时，子玉自杀。此战，晋文公及先轸等，决战前充分运用外交谋略，是由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的转折点；决战中，晋军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示利诱敌，在战术上也有所发展。子玉以为晋军畏惧，率军追至城濮。两军对垒，晋军分上、中、下三军部署：上军在右，下军在左，中军居中，先轸及晋文公坐镇中军指挥。楚联军亦按左、中、右三军配置：陈、蔡军编为右军，实力较弱；一部楚军编为左军，战斗力较强；中军为楚军精锐，由子玉指挥。二十一年四月初二，决战开始。晋下军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军发起猛攻，陈、蔡军一触即溃，全军瓦解。这时，晋上军竖起两面大旗，并在阵后扬起尘土，佯装后退。子玉不察虚实，下令左军追击。待其突出之时，晋元帅先轸指挥中军向其暴露翼侧攻击，断其退路，晋上军亦回头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子玉见两翼均败，大势已去，急忙下令收兵，退回楚地。城濮一战终以晋胜楚败而告终。战后，晋文公被周襄王策命为侯伯，一跃成为中原霸主。
过程
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成就了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关于城濮战前的形势，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泓之战后，中原列国郑、许、陈、蔡、鲁、卫、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国的军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齐国谷地（山东省东阿县），拥立公子雍，造成对齐国的威胁。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势力强盛、声威方张。晋国自文公即位以来，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壮大军旅，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以与楚国针锋相对，争夺中原霸权。晋、楚之战势在难免。这是城濮之战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战的直接原因是晋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　年），宋成公因为其父襄公当年善待过晋文公，与文公有旧交，遂"叛楚即晋"。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包围缗（mín，音民）邑（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次年冬，楚率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告急。晋中军元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采纳先轸建议，准备起兵救宋。他在被庐检阅军队，扩编三军，任命了将佐，从而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晋国君臣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总体战的方针。在军事上，决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讨伐曹、卫。因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一着制敌方案，既可引诱楚师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劳之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年）春，晋国出动三军、战车七百乘伐曹，借道于卫，卫人不允许。晋军遂绕道南下，在南河（河南省淇县南）渡过黄河。正月初九，攻取卫国的五鹿。并挥师东进，攻占敛盂（在河南濮阳东南），遣使至齐国通好。二月，晋文公与齐孝公结盟，成功地把齐国拉到了自己一边。卫侯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晋文公不答应。卫侯又想亲近楚国，国人不同意，就驱逐了卫侯。晋军不战而得卫国。
战前，鲁国追随楚国。在晋军攻卫时，鲁曾派公子买帮助戍守卫国。
现见晋军势大，卫侯逃亡，而楚国救卫没有成功，鲁国便召回公子买而杀了他。一面向晋国报告说他擅自兴兵，另一面又向楚国报告说他没有完成防守任务，玩弄两面手法，坐待投靠胜利者。三月，晋军南下攻曹。十二日，攻入曹都（山东定陶）。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晋军若南下救宋，诱楚北上之战略意图则无法贯彻。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国，陷于战略被动地位。面对这种形势，晋大夫先轸又建议：让宋国使者去贿赂齐、秦二国，使齐、秦劝楚退兵。晋则捉住曹共公，分曹、卫的田地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人，逼其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劝楚不成，必然坚定了站在晋国一边的立场，决定出兵对楚作战。这是晋走出的第二着高棋。
楚成王见晋军破曹降卫，与齐、秦结成了联盟，中原形势已变，就退回申邑（在河南南阳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齐国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围宋的军队，并告诫子玉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又说："《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骄傲，不听楚成王劝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请求出战，楚成王一怒之下率王师回国，只给子玉留下了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的军队。这里的若敖之六卒有些许争议，一说一卒一百人，一说一卒为兵车三十乘。但若为后者，若敖一族便有一百八十乘兵力，晋国全国主力也只有七百乘，与楚王“少与之师”不符。
子玉他派宛春赴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玉虽然狂傲，但身为楚国令尹，也并非无谋之辈，他的这个计划就是一石三鸟之策。如果晋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戴楚国。如果晋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晋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张拒绝子玉的建议。但晋中军帅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于是，晋国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这是晋国走出的第三着高棋。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这种刺激，冒然率军北上攻击晋军，终于被晋军牵上了鼻子。
当初，晋文公以公子身份颠沛流离时，曾路过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款待。酒席宴上，成王问文公："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这次，文公果然实践诺言，面对楚军的进攻，命令自曹国后撤三舍，与宋、齐、秦三国军队一同驻扎在城濮（山东省范县南）。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再次上钩。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一战使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在城濮之战中，宋、齐、秦的军队虽然到了城濮，但未参加实际战斗。晋国以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击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十余万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此处并无证据证明楚军真实兵力比晋国多。十余万仅是后人猜测，切尚有争议）晋国的胜利在于，认识到楚是强敌，君臣团结一心，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周密策划，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终于击败了楚国。楚国则不然。楚自战胜宋襄公以来，中原诸侯无一能敌，官兵上下已养成一片虚骄之气。子玉虽为一代枭将，不但不能革除积弊，反而更加骄狂。面对这样的大战，竟意气用事，掉以轻心，结果被人牵了鼻子，导致战争失败。楚成王得到楚军败报，派人指责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羞愤自杀。
四月二十七日，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结果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城濮之战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楚成王一怒之下率军回国，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留下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
子玉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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