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澄的人物生平

吕澄简介~

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瀓chéng 古同“澄”。 其它字义 ●瀓 dèng ㄉㄥˋ◎ 古同“澄”。 吕瀓字秋逸（或作秋一、鹫子），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1989年在北京逝世，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佛学学者，佛教思想家。 吕先生早年于中学毕业后，曾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年后又转入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其间，先生常随其胞兄吕凤子（著名画家）到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居士讲经、购买经书，由此结识了当时在该处任编校工作的欧阳竟无，经常向其请教佛学。1914年，民国大学停办，适逢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习，他即前往随竟无先生学佛学，成为佛学研究部的第一批成员（第一批成员仅四人，其余三人为：邱唏明、姚柏年、徐仲俊）。一年后，先生随其兄吕凤子东渡日本，入美术学院专攻美术。次年，先生因抗议日本侵华而罢学归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年仅二十一岁。先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许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以后于1931至1933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他应欧阳竟无先生的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先生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 吕先生是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最得力助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秋逸先生的忘我工作，支那内学院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绩。在办学培养佛学人才方面，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吕先生担任教务长之职，负责全部日常教务工作。1925年，吕先生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64名之多。吕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他说：“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净、密、台、禅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无容讳言。吾侪大师（指欧阳竟无），苦心提倡，历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础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线。诸君认识既真，应不迟疑，应知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内学》第二辑）1927年，法相大学因故停办，支那内学院研学方面仅存问学、研究两部，规模较前缩小。1937年，日军入侵，内学院由南京迁至四川江津，设立蜀院，继续聚众讲学，由欧阳和吕先生等轮流主讲。 1943年欧阳竟无先生病逝，吕先生继任内学院院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承竟无先生遗志，继续组织人员，讲学不辍。在此期间，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吕先生为在内学院建立“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所作的努力。早在1938年时，吕先生就对当年玄奘留学的印度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是将佛学分为六科，其次第为：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而欲通佛学大纲，则必须完备此六科之讲习。于是，当他主持内学院工作后，在那烂陀寺六科讲习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佛学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一个“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其次第是：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同时，在教学方法和步骤方面，也与那烂陀寺采用的学完一科再学一科的方法不一样。吕先生认为，“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具体讲，则是选定五十部经典，分三个阶段进行讲习。在这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具五科，而以一主题要义贯通之。如，第一阶段，习十二部经典，以“心性本寂”为主题，称之为“知本”之学；第二阶段，习十九部经典，以“转依”为主题，称之为“正宗”之学；第三阶段，再习十九部经典，以“一法界”为主题，称之为“终鹄”（或“究竟”）之学。三个阶段的讲习期限，则需三至五年。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吕先生的佛学教学体系未能得到完全实施。然而，吕先生的这一佛学教学体系原则和设想，对于今日佛学院教学体系的建设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支那内学院在吕先生主持下一直维持到1952年，后经院董会议决定停办。1961年，吕瀓先生受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托，在南京举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材。 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叙”，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先生。《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吕先生不仅在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材培养，以及佛经校勘出版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佛学研究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吕先生在佛学领域中可称得上是一位通才，无论是印、中佛教史，还是佛教各派各类学说，他无不委曲通晓，而对于佛教文献的考证、辨伪，则多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辨析。 如前所述，吕先生认为，中土自玄奘一系中绝以后，伪说蔓延，背离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所以，他在佛学研究中，与其师竟无先生有一共同之处，即把重点放在辨清佛法之原义正解上，冀欲“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关于辨正佛法的研究，吕先生大致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献辨伪，一是理论求真。在文献辨伪方面，吕先生尝指出说：“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复熊十力书二》）其中，对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吕先生更作了详细的考辨。选入本书的《大乘起信论考证》与《楞严百伪》二文，充分反映了以欧阳竟无和吕秋逸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对这两部佛经的看法，同时也是近代有关辨析伪经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理论求真方面，吕先生对于“性寂”和“性觉”之说的揭示和分疏是最有创见和值得注意的观点。吕先生认为，“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然而，对于“心性本净”一义的理解，在印度佛教与中土佛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在与熊十力先生辩佛学根本问题的一组书信中，曾反复强调说：“性寂与性觉两词，乃直截指出西方佛说与中土伪说根本不同之辨。”又说：“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性觉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同前）为什么这样说呢？吕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阐述。他说：“要之，佛家者言，重在离染转依，而由虚妄实相（所谓幻也，染位仍妄），以着工夫，故立根本义曰心性本净。净之云者，妄法本相，非一切言执所得扰乱（净字梵文原是明净，与清净异），此即性寂之说也（自性涅槃不待觉而后存，故着不得觉字）。六代以来，讹译惑人，离言法性自内觉证者（不据名言，谓之曰内），一错而为自己觉证，再错而为来来觉证。于是，心性本净之解，乃成性觉。佛家真意，遂以荡然。”（《复熊十力书五》）总之，吕先生认为“性觉”说完全是“由译家错解文义而成”，它给正确理解佛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吕先生自1953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吕先生一生著述甚多，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吕瀓佛学论著选集》（五册），收入了吕先生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摘自楼宇烈《吕瀓先生小传》）

《杂阿含经刊定记》《显扬圣教论大意》《论奘译观所缘释论之特征》《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诸家戒本通论》《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入论十四因过解》《因轮论图解》《集量论释略抄》《金刚经三义》《楞伽如来藏章讲义》《楞伽观妄义》《辩中边论要义》《起信与楞伽》《大乘起信论考证》《楞严百伪》《禅学述原》《谈真如》《法界释义》《佛性义》《种姓义》《谈院学》《佛法与世间》《谈‘学’与‘人之自觉’》《西藏佛学原论》 《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法句经讲要》《阿毗昙心论颂讲要》《能断金刚般若经讲要》《菩提资粮论颂讲要》《摩诃衍宝严经讲要》《辩中边论讲要》《胜鬘夫人师子吼经讲要》《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讲要》《清净毗尼方广经讲要》《瑜伽菩萨戒本羯磨讲要》《羯磨》《解脱道论分别定品讲要》《六门教授习定论》《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讲要》《大般涅盘经正法分讲要》《入楞伽经讲记》 《百字论释》《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上）》《缘起与实相（下）》《观行与转依》《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佛家辩证法》《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宋刻蜀版藏经》《契丹大藏经略考》《金刻藏经》《福州版藏经》《思溪版藏经》《碛砂版藏经》《元刻普宁寺版藏经》《拖刻南藏》《届璀刻南藏》《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清刻藏经》《西藏所传的因明》《因明入正理论讲解》《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三︰蓝吉富〈吕澄的生平与学术成就〉（摘录自《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

吕澄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而献身佛法之刻苦修学，再加上出于宿慧之绝世天才，使得他精通梵、巴利、藏、日、英、法等各国语言，通过这些得心应手的基础工具，吕澄在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进一步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了中国学者向来依靠传统华言译本藏经进行佛学探源的局限。
一九一一年，“中国近现代佛学之父”、金陵刻经处创办者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竟无）继其业，负责刻经处的工作。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澄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吕澄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
一九一五年，吕澄因为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先生时年仅二十岁。吕澄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世纪初，汉语思想界有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 大力提倡“生命美学”，而首先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革口号的就是吕澄。一九一八年，吕澄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指出对中西古今的美术要公允客观地平等对待，特别是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这在中国美术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正彷徨、徘徊、无所适从之际，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五四运动”时思潮纷起，人文宗教领域也全面展开了深刻的启蒙运动，其中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影响亦深焉。其实陈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吕澄的启发而作的，陈独秀亲撰《美术革命·答吕澄来信》一文，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绘画写实的精神：“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若不打倒王画，“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形成了“革新派”与“国粹派”两大阵营。这两派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革新派”倚靠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在当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倒引起了我的另一个联想：我们的教内信徒对李叔同的出演《茶花女》、画西洋油画、引用人体模特及创作西洋音乐等津津乐道，赞许他是艺术界的绝世天才，以至于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怎么看都披蒙上了传奇色彩。然而若论对美术史、艺术史、思想史的贡献，两人的高下自明。我这里并非拿吕澄来贬低李叔同，只是想说弘一法师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作为一个法师也不该有那么浓重的神话色彩。
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吕澄应其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澄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
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院长，吕澄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澄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鹙子”，鹙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华言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澄的倚重。欧阳渐曾说：“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
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汉语佛教界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序言，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澄。《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澄还从事了大量的基础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经籍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澄撰写《杂阿含经刊定记》、《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
一九二五年，吕澄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六十四名之多。吕澄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
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当时另一佛学研究重镇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澄和邱曦明陪侍欧阳渐，继续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澄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吕澄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澄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
吕澄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吕澄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卓见特出。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翌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澄续掌院务。三年后（一九五二年），该院院友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有“中国第一佛学院”之称的支那内学院宣告解散。
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吕澄被选为常务理事。两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澄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澄同时还编撰了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成书后，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
一九五六年，吕澄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受科学部委托，吕澄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
一九六二年，吕澄在整理佛典、编辑《藏要》的过程中意识到以往旧版《大藏经》存在着不少问题，遂发愿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澄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划被迫中止，如斯伟业，竟亏一篑。
一九六六年，受“文革”冲击，佛学班停办，多年研究成果资料亦散失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澄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这三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
如今，在中国大陆佛教界内部，吕澄的著作与“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并列，禁止其在教内印刷和流通成为“维护正法”的一种标记。
遗忘吕澄，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
吕澄毕生的佛学研究，就是为佛法正本清源。在与之相关的纯文献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堪同”和“佛经辨伪”，吕先生一人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在佛学史上旷古未有，当今佛学界没有不采纳他的堪同成果的！
然而他在佛经辨伪方面的成就，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至于遭到教界的冷淡或拒绝。
吕澄的专著引起教内强烈反映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著（尤其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下），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他完全否认六祖惠能的历史地位，而将神会抬得无以复加）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置疑等，也并没有没有使得教内那么群情愤涌。
难道是吕澄的居士身份才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
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澄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所以，吕澄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之手，而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信仰者对于自身所处教义的全面反省。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吕澄的居士身份使教内异议者备感尴尬，所以攻击他的人有意回避他的信仰者身份，说他只是一个囿于考据的学者而已，没有什么佛教信仰，但是吕澄曾向他的重要论争对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像的“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
我们必须认识到：孤立和封闭吕澄，并不能就此将他的佛学思想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履，佛教界必须改变目前暧昧不明的态度，正视、直面吕澄留下的佛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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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13398836228： 吕澄 - 搜狗百科？
招君氨苄： 这个不好回答.佛教徒的资格问题,很难靠外人观察来判断.比如,比丘.你说这个比丘是不是比丘,那我们看表象他就是现比丘象,也通过调查知道他是受过三坛大戒的正式僧人,但这不能说明他就是比丘.第一,比丘破戒不忏悔,戒体即不清净或丧失,即非僧人.第二,比丘受戒时,其授戒师,证明师,有破戒的,那他受戒的仪式就不成立,都以为他受戒了,成为比丘了,其实没有.那么,居士也一样,三皈依了,受五戒了,但做到没有?没做到就不是. 吕澄,中国佛教界不世出的大师级人物,为正法佛教的复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针砭流弊,破邪显正,不论是不是居士,他对真正佛法的流传所起到的作用,是那些所谓合格的居士僧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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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13398836228： 传记是一种什么的文章体裁 - ？
招君氨苄： 1.经书的注释. 2.泛指记载的文字. 3.文体名.亦单称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