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章正字道正新居翻译及赏析是什么?

初中《最后一课》的做者是谁？~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陋室铭》赏析】：
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德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德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山可以不用高，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所虽然简陋，但却因主人的有“德”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德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的技巧，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德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和反复推敲了。四到七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一到三句是一种铺垫，那么四到七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以及两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德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荣辱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德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德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德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陋室铭》原文】：
《陋室铭》
刘禹锡 〔唐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铭》全文翻译】：
山不在于高，有了神仙就会有名气。水不在于深，有了龙就会有灵气。这是简陋的房子，只是我品德好就感觉不到简陋了。苔痕碧绿，长到台上，草色青葱，映入帘里。到这里谈笑的都是博学之人，来往的没有知识浅薄之人，可以弹奏不加装饰的琴，阅读佛经。没有弦管奏乐的声音扰乱耳朵，没有官府的公文使身体劳累。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扬子云的亭子。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词句注释】：
陋室：简陋的屋子。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后来就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一般都是用骈句，句式较为整齐，朗朗上口。
在：在于。
名：出名，著名，名词用作动词。
灵：神奇；灵异。
斯是陋室：这是简陋的屋子。斯：指示代词，此，这；是：表肯定的判断动词。
惟吾德馨（xīn）：只因为住屋的人品德好就不感到简陋了。惟：只；吾：我；馨：散布很远的香气，这里指品德高尚。《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苔痕碧绿，长到阶上；草色青葱，映入帘里。上：长到；入：映入。
鸿儒：大儒，这里指博学的人。鸿：同“洪”，大；儒：旧指读书人。
白丁：平民，这里指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调（tiáo）素琴：弹奏不加装饰的琴。调：调弄，这里指弹（琴）。素琴：不加装饰的琴。
金经：现今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指佛经（《金刚经》），也有人认为是儒家经典。金：珍贵的。
丝竹：琴瑟、箫管等乐器的总称，这里指奏乐的声音。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之：语气助词，不译。用在主谓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乱耳：扰乱双耳。乱：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乱，扰乱。
案牍（dú）：官府的公文，文书。
劳形：使身体劳累。劳：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形：形体、身体。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扬子云的亭子。南阳：地名，今河南省南阳市。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在南阳卧龙岗中隐居躬耕；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蜀汉丞相，出仕前曾隐居南阳卧龙岗中；子云：即扬雄，西汉时文学家，蜀郡成都人；庐：简陋的小屋子。
孔子云：孔子说，云在文言文中一般都指说。《论语·子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作者在此去掉君子居之，体现他谦虚的品格。
何陋之有：即“有何之陋”，属于宾语前置。之：助词，表示强烈的反问，宾语前置的标志，不译。
【作者简介】：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创作背景】：
《陋室铭》作于和州任上（824—826年）。《历阳典录》：“陋室，在州治内，唐和州刺史刘禹锡建，有铭，柳公权书碑。”
作者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见作者被贬，故意刁难之。和州知县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作者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作者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作者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作者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作者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表达主题】：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全文短短八十一字，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文章层次明晰，先以山水起兴，点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主旨，接着从室外景、室内人、室中事方面着笔，渲染陋室不陋的高雅境界，并引古代俊彦之居，古代圣人之言强化文意，以反问作结，余韵悠长。
【名家点评】：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陋室之可铭，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有德者居之，则陋室之中，触目皆成佳趣。末以“何陋”结之，饶有逸韵。
清·谢有煇《古文赏音》：陋室但作知足话头，终脱不得个“陋”字。以“德馨”为主，则室以人重，陋而不陋矣。此文殆借室之陋以自形容其不凡也。虽不满百字，而具虎跳龙腾之致。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通篇总是“惟吾德馨”四字衍出，言有德之人，室藉以重，虽陋亦不陋也。起四句以山水喻人，次言室中之景、室中之客、室中之事，种种不俗。无他繁苦．即较之南阳草庐、西蜀玄亭，匪有让焉，盖以有德者处此，自有不同者在也。末引夫子“何陋”之言，隐藏“君子居之”四字在内。若全引，便著迹，读者皆不可不知。
清·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句句将“陋”字翻案，末引孔子语作证据归束，最为有结构。
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小小短章，无法不备。凡铭多自警，此却自得自夸，体格稍变。起以山水喻引，则来不突；末引古结，则去不尽，中间室中景、室中人、室中事，布置层次。末引“何陋”之言，隐藏“君子居之”四字在内，若全引便著迹，尤见其巧处。
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起首四句，兴起室以德重意。“惟吾德馨”一语，道尽陋室增光处，最为简要、以下皆言吾德之能使陋室馨也，是故苔痕草色，无非吾德生意；谈笑往来，无非吾德应酬、调琴无丝竹乱耳，阅经无案牍劳形，愈不问而知为吾德举动矣。吾德之能使陋室馨者如是，虽以是室比诸葛草庐、子云玄亭，无多让焉，末引“何陋”作结，而诵法孔子，其德又何可量耶？室虽陋亦不陋矣。至其词调之清丽，结构之浑成，则文虽不满百字，自具大雅。

题章正字道正新居翻译及赏析如下：

题章正字道正新居（唐代）   

作者：朱庆馀

独在御楼南畔住，生涯还似旧时贫。

全无竹可侵行径，一半花犹属别人。

吟处不妨嫌鼓闹，眼前唯称与僧邻。

近来渐觉青莎巷，车马过从已有尘。

翻译

我独自住在御楼南畔，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贫困。房屋附近没有竹子，只有一些可以和别人一起欣赏的花。新居在御楼南畔，从而不免嘈杂之音，但因与僧为邻，又显出所居之地的宁静。走近看已经到了青莎巷，车马从过去身边已有尘土。

赏析：

首联“御楼南畔”交代了章道正新居的位置，“独”“贫”二字点明了主人的生活状况。颔联写新居行径无竹、花半属他人，渲染了“贫”，也暗示新居有一丝清雅之气。

颈联写新居的周边环境，因与僧为邻，受寺院钟鼓的吵闹，吵闹来自御楼，与僧为邻恰显宁静。末句化用陶渊明“而无车马喧”“户庭无尘杂”等诗句，反衬新居特点，含蓄蕴藉。体现新居主人章道正安贫乐道、志趣高雅、宁静自适的形象。

作者

朱庆馀（生卒年不详），名可久，字庆馀，以字行，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唐代诗人，喜老庄之道。宝历二年（826）进士，官至秘书省校书郎，见《唐诗纪事》卷四六、《唐才子传》卷六，《全唐诗》存其诗两卷。

题章正字道正新居翻译及赏析如下：
题章正字道正新居（唐代）
作者：朱庆馀
独在御楼南畔住，生涯还似旧时贫。
全无竹可侵行径，一半花犹属别人。
吟处不妨嫌鼓闹，眼前唯称与僧邻。
近来渐觉青莎巷，车马过从已有尘。
翻译
我独自住在御楼南畔，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贫困。房屋附近没有竹子，只有一些可以和别人一起欣赏的花。新居在御楼南畔，从而不免嘈杂之音，但因与僧为邻，又显出所居之地的宁静。走近看已经到了青莎巷，车马从过去身边已有尘土。
赏析：
首联“御楼南畔”交代了章道正新居的位置，“独”“贫”二字点明了主人的生活状况。颔联写新居行径无竹、花半属他人，渲染了“贫”，也暗示新居有一丝清雅之气。
颈联写新居的周边环境，因与僧为邻，受寺院钟鼓的吵闹，吵闹来自御楼，与僧为邻恰显宁静。末句化用陶渊明“而无车马喧”“户庭无尘杂”等诗句，反衬新居特点，含蓄蕴藉。体现新居主人章道正安贫乐道、志趣高雅、宁静自适的形象。

题章正字①道正新居
朱庆馀
独在御楼南畔住，生涯还似旧时贫。全无竹可侵行径，一半花犹属别人。
吟处不妨嫌鼓闹，眼前唯称与僧邻。近来渐觉青莎巷②，车马过从已有尘。
[注]①正字：古代官职名。②青莎巷：唐代杭州城内的地名。
14. 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御楼南畔”交代了章道正新居的位置，“独”“贫”二字点明了主人的生活状况。
B. 颔联写新居行径无竹、花半属他人，渲染了“贫”，也暗示新居有一丝清雅之气。
C. 颈联写新居的周边环境，因与僧为邻，受寺院钟鼓的吵闹，故生出“嫌”的态度。
D. 末句化用陶渊明“而无车马喧”“户庭无尘杂”等诗句，反衬新居特点，含蓄蕴藉。
15. 新居主人章道正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

【答案】
14. C
15. 安贫乐道、志趣高雅、宁静自适之士。①“生涯还似旧时贫”可见安贫乐道；②居处有花、“吟处”、“与僧邻”看出志趣高雅；③居处无车马、无尘杂看出其内心宁静。

独自在南畔楼上住生活似以前的贫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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