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一到五章中关于以礼治国的句子
礼的原则 “尊重”原则：要求在各种类型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要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同时又要保持自尊。 宋刻本《礼记》“遵守”原则:遵守社会公德，遵时守信，真诚友善，谦虚随和。 “适度”原则：现代礼仪强调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一定要把握适度性，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应始终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把握好一定的分寸。 “自律”原则：交流双方在要求尊重自己之前，首先应当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一 、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另外他的礼乐治国中也能看出来孔子“引仁入礼”才使礼具有了深层意义的内在本质,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乐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乐的价值也正是由于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所以,仁与礼乐的关系是:“仁”是“礼乐”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乐,依礼乐而行则成仁,礼乐与仁相辅相成,恰好成为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公制礼作乐是孔子礼乐治国的理论基础,周公“引德入礼”,对礼乐进行加工改造,使礼从原始的实物交易行为中抽象出来,进而纳入道德范畴之中,这为孔子“引仁入礼”重新确立礼乐的价值作了的铺垫。人性论也是孔子礼乐治国思想得以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虽然孔子未曾讲过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但是他认为人皆有道德属性且倾向于善,因此教化可施。孔子礼乐治国的内容即“乐治”和“礼治”。 参考资料： 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礼的原则
“尊重”原则：要求在各种类型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要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同时又要保持自尊。 宋刻本《礼记》
“遵守”原则:遵守社会公德，遵时守信，真诚友善，谦虚随和。 “适度”原则：现代礼仪强调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一定要把握适度性，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应始终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把握好一定的分寸。 “自律”原则：交流双方在要求尊重自己之前，首先应当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
一 、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另外他的礼乐治国中也能看出来
孔子“引仁入礼”才使礼具有了深层意义的内在本质,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乐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乐的价值也正是由于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所以,仁与礼乐的关系是:“仁”是“礼乐”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乐,依礼乐而行则成仁,礼乐与仁相辅相成,恰好成为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公制礼作乐是孔子礼乐治国的理论基础,周公“引德入礼”,对礼乐进行加工改造,使礼从原始的实物交易行为中抽象出来,进而纳入道德范畴之中,这为孔子“引仁入礼”重新确立礼乐的价值作了的铺垫。人性论也是孔子礼乐治国思想得以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虽然孔子未曾讲过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但是他认为人皆有道德属性且倾向于善,因此教化可施。孔子礼乐治国的内容即“乐治”和“礼治”。
1•12 有子曰：“礼(1)之用，和(2)为贵。先王之道(3)，斯(4)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5)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
【评析】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遇夫《论语疏证》写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孔门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孔子在本章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由子提出“和为贵”说，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致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但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又感到，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原文】
2•3 子曰：“道(1)之以政，齐(2)之以刑，民免(3)而无耻(4)，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
【译文】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评析】
在本章中，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时有不同于法制的特点。但也应指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原文】
2•20 季康子(1)问：“使民敬、忠以(2)劝(3)，如之何？”子曰：“临(4)之以庄，则敬；孝慈(5)，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文】
季康子问道：“要使老百姓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而努力干活，该怎样去做呢？”孔子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对父母孝顺、对子弟慈祥，百姓就会尽忠于你；你选用善良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
【评析】
本章内容还是在谈如何从政的问题。孔子主张“礼治”、“德治”，这不单单是针对老百姓的，对于当政者仍是如此。当政者本人应当庄重严谨、孝顺慈祥，老百姓就会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又努力干活。
【译文】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就是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评析】
本章中孔子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损益。它的含义是增减、兴革。即对前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有继承、没袭，也有改革、变通。这表明，孔子本人并不是顽固保守派，并不一定要回到周公时代，他也不反对所有的改革。当然，他的损益程度是受限制的，是以不改变周礼的基本性质为前提的。
【原文】
3•1 孔子谓季氏(1)，“八佾(2)舞于庭，是可忍(3)，孰不可忍也！
【译文】
孔子谈到季氏，说，“他用六十四人在自己的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可狠心做出来呢？
【评析】
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过程中，违犯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的必然表现。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反映了孔子对此事的基本态度。
【原文】
3•2 三家(1)者以《雍》彻(2)。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3)，奚取于三家之堂(4)？”
【译文】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祖完毕撤去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这篇诗。孔子说：“（《雍》诗上这两句）‘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这样的意思，怎么能用在你三家的庙堂里呢？”
【评析】
本章与前章都是谈鲁国当政者违“礼”的事件。对于这些越礼犯上的举动，孔子表现得极为愤慨，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各守各的礼，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因此，“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范畴。
【原文】
3•6 季氏旅(1)于泰山，子谓冉有(2)曰：“女(3)弗能救(4)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5)乎？”
【译文】
季孙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难道不能劝阻他吗？”冉有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神还不如林放知礼吗？”
【评析】
祭祀泰山是天子和诸侯的专权，季孙氏只是鲁国的大夫，他竟然也去祭祀泰山，所以孔子认为这是“僭礼”行径。此章仍是谈论礼的问
【原文】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1)乎！揖(2)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题。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了。比赛时，先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后，又相互作揖再退下来，然后登堂喝酒。这就是君子之争。”
【评析】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君子无所争”，即使要争，也是彬彬有礼的争，这反映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而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这是可取的。但过于强调谦逊礼让，以至于把它与正当的竞争对立起来，就会抑制人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成为社会发展的道德阻力。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1)不足徵(2)也；殷礼吾能言之，宋(3)不足徵也。文献(4)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和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评析】
这一段话表明两个问题。孔子对夏商周代的礼仪制度等非常熟悉，他希望人们都能恪守礼的规范，可惜当时僭礼的人实在太多了。其次，他认为对夏商周之礼的说明，要靠足够的历史典籍贤人来证明，也反映了他对知识的求实态度。
【原文】
3•11 或问禘之说(1)，子曰
【译文】
有人问孔子关于举行禘祭的规定。孔子说：“我不知道。知道这种规定的人，对治理天下的事，就会像把这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一面说一面）指着他的手掌。
【评析】
孔子认为，在鲁国的禘祭中，名分颠倒，不值得一看。所以有人问他关于禘祭的规定时，他故意说不知道。但紧接着又说，谁能懂得禘祭的道理，治天下就容易了。这就是说，谁懂得禘祭的规定，谁就可以归复紊乱的“礼”了。
：“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2)乎！”指其掌。
【原文】
3•14 子曰：“周监(1)于二代(2)，郁郁(3)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孔子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评析】
孔了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等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后一个王朝对前一个王朝必然有承继，有沿袭。遵从周礼，这是孔子的基本态度，但这不是绝对的。在前面的篇章里，孔子就提出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都应有所损益。
【原文】
3•16 子曰：“射不主皮(1)，为力不同科(2)，古之道也。”
【译文】
孔子说：“比赛射箭，不在于穿透靶子，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评析】
“射”是周代贵族经常举行的一种礼节仪式，属于周礼的内容之一。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射箭，只不过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只要肯学习有关礼的规定，不管学到什么程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原文】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文】
孔子说：“我完完全全按照周礼的规定去事奉君主，别人却以为这是诌媚呢。”
【评析】
孔子一生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事奉君主，这是他的政治伦理信念。但却受到别人的讥讽，认为他是在向君主谄媚。这表明，当时的君臣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已经没有多少人再重视君臣之礼了。
【原文】
3•19 (1)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译文】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怎样使唤臣下，臣子怎样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
【评析】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君臣之礼的主要内容。只要做到这一点，君臣之间就会和谐相处。从本章的语言环境来看，孔子还是侧重于对君的要求，强调君应依礼待臣，还不似后来那样：即使君主无礼，臣下也应尽忠，以至于发展到不问是非的愚忠。
【原文】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文】
孔子说：“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评析】
孔子主张实行“德治”、“礼治”，这首先提出了对当政者的道德要求。倘为官执政者做不到“礼”所要求的那样，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那这个国家就无法得到治理。当时社会上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使孔子感到不能容忍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孔子曰：“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提拔举用正直的人,使他安置在邪曲之人的上面,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之人,使他居于正直之人的上面,百姓就不服."
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就这么多了~~
孔子是鲁国的一名夫子，全天下遍地都是他的学生。孔子的《论语》教育深刻，因此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孔子》。
孔子在鲁国当夫子时，就提倡以礼治国，才能使国家强大。而当时又有用死人平生最珍爱的家奴们活着为死人陪葬，孔子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就想废除这条律例，看着电影我也认为这样的做法真是残忍，忍不住想为家奴们申冤。孔子的弟子子路捡到了一个从季平子墓室里逃亡出来的小奴，逃出时他的左手已经被砍断，孔子知道了之后上朝时为小奴申冤。使得这个小奴留下来，做了他的弟子。后来齐国要与鲁国进行会盟，暗中把鲁君挟持，让孔子到这边来，孔子深思熟虑后用10辆战车和100辆牛车，吓退了齐国的100乘战车，还收回了汶州三城，可所谓是有勇有谋。但鲁君中了齐国的奸计，使孔子背井离乡，他的弟子也随他一起云游四海。他们先后到了卫国、陈国、蔡国、郑国等地方。但他没有得到重用，因为各国都在发动战争，各国的君上认为他的那套行不通，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行动不便。这时把他撵走的大司徒心中懊悔，也年老了，齐国攻打鲁国，他想让孔子回来领兵打仗，又怕没面子就先让孔子的弟子冉求回来，打了胜仗后才让孔子回来，孔子的旅游结束了。他写了《春秋》，终年73岁。
看了这些，我想：我们要以礼治国，才能使国家更强大，可是，发动战争是不避免的，但是只要是仁者，就会爱人民，保护人民，为国家兴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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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17186958501： 论语中关于礼节的名句要6条 谢谢大家 麻烦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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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逸藿龙： 治国安邦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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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17186958501：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体现了孔子的什么主张? - ？
无逸藿龙： 意思: 孔子说:“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治理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就会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体现了孔子以德治国、以礼育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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