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任职期间北京大学创办的思想，与同期中国哪些事有关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渊源关系~

　　1917年（民国六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义”，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

蔡元培曾两次担任北大校长.
第一次:1916. 12 ----- 1927. 7
第二次:1929. 9 ----- 1930. 12

详见:http://www.pku.edu.cn/about/deans.htm

许多人都觉得“北大精神”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底什么是“北大精神”，
实在难以界定。可是，说蔡元培的胸襟与领导作风是“北大精神”众多因素中的核
心，一点也不夸张。如果你我都承认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独
特的重要角色，那么，蔡元培使北大成为一所伟大的学府，他的成就显然是无出
其右的。其实，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
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自然，并不是所有历史要人都受到像
我们今天这样的纪念的；这种盛事为传说而设，也是传说赖以流传不灭的原因。
要写像蔡元培这样一个超凡入圣的人物殊非易事，因为难于在真实的历史人物本
身和传说对历史事实的渲染之间持平。两者都属于历史，都不可偏废。
我想从一个简单但又常被忽视的观点说起：时势造英雄。蔡元培的伟大不光
是他自身的条件造成的，而是环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角色。蔡元培本人也承认这
一点。在一九二九年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中，他纠正了北大同人以为
他们的大学乃天之骄子的自满，并提醒他们，在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是中国惟一的
国立大学，故而影响必大。换言之，蔡元培明白，北大在五四时期之所以举足轻
重，泰半是由于该校显要的地位使校内的一举一动都必然备受注意。它是当时惟
一的国立大学，而且位居首都——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北大一定优良，但那里发生的
事总是惹人注目的。
当一九一六年孙中山鼓励蔡元培接受北大的聘请时，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
这个讲坛去影响国事。蔡元培似乎也意识到，这所最高学府就像个扬声器，谁通过
它说话，它就能把谁的声音放大。乎从一开始，蔡元培晋身北大就多少怀有政治目
的。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为了从政——这种想法是他所不屑的——而
是说，他清楚了解教育和文化领域是权力之所在。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关
于文化的，但很明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文化权威是建筑政治权威
的众多基础之一，因此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
这一点，于是寻求以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来影响国计。
蔡元培了解到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但他仍然相信，知识分子需要开辟自
己的领地去发挥影响力。他寻求把知识分子从长期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好
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而不单是为了顺应当权
者的政治需要。因此，他在北大的首要之务就是要创造高瞻远瞩的眼光，切断学
生心目中大学文凭和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就任北京大
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寻求消弭遗留在学生和教授意识中的科举心态，给与
他们新的大学观：

诸君来此求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
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
，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
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
又何必来此大学？

蔡元培的这番话是要表明，他对北大众人寄予厚望。他认为，如果他们有领导
社会的道义，他们就必须出类拔萃。
一年之后，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以提倡正直的德行。他又一次表示，他
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须戒酒、戒赌、戒嫖。蔡元培
甚至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大学同人若要做社会领袖和模范，就不能向狭
隘的政治利益妥协；他们要做勇敢的人，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
义。蔡元培说：

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
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
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
蔡元培试图藉着前人的榜样在北大创造一种使命感，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
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面对挑战永不退缩。蔡校长刻意把北大与敢于反抗的精
英传统联系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信念灌输到北大师生的头脑中。蔡元培对
知识分子作为领袖和道德模范的强调，是与儒家的观点一致的。不难看出，蔡元培
在努力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他一些最重要的想法是从中国历史的仓库中
借来的。
尽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种多样，而且涉及校园生活的各方面，然而，没
有一条政策的影响力比得上他那奉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学精神，那就是开明的头脑
，求知的诚意，以及批判的思维。这精神可以用“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来概
括。蔡元培的哲学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义的特质，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
其可取之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不会去遏止其他声音，而会去鼓励各种方向的
学术探究，从而丰富自己的资源。蔡元培对这种取向的强烈信念与他对理学正宗的
憎恶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后的数十年间，在理学的薰陶下长大的，因此认为
僵化的理学正宗是造成中国百年来陷于列强围困的主要原因。
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
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无疑问，他在德
、法大学校园内所度过的岁月，特别是德国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
育哲学，对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过很大的影响。当然，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
身深厚的中国古史知识，以及他从百家争鸣时代之中获得的学术活力。在其思想核
心处，蔡元培深以为国家干预国民的学习生活是错误的，把对理念的思考和讨论定
为政治罪也是错误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时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
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
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认为，学术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北大这种与官方文化紧密联系的机
构，已导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滞，妨碍国民进步。为确保政府不干涉校务，蔡元培
在北大掌舵之后即制定一套学术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欧洲时考察过的一些大学，
建立大学评议会，成员由同事互选，并在各系开设教授会。这些体制负责起北大最
重要的决策，维护知识分子自理的权利，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扰和截然不同的利
益所左右。
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学是特区，相信知识分子领导社会责无旁贷，相信
所有思想都应受到尊重并得到表达的机会——指引着蔡元培动手改革北大。蔡元培
促进学术多元化的显例见于他的招聘政策。一个教授只要才能出众，蔡元培就愿
意雇用，并不取决于政治或经验的测试。一个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赞成某
家学说或年届几许，只要学有所长便在招聘之列。因此，北大既有陈独秀，又有辜
鸿铭，既有钱玄同，也有黄侃。用人而容许这样不同的学术和政治倾向并存，可
见蔡元培胸襟广阔。这意味着他不把真理定于一尊，而且明白，两个持相反的观点
的人，在教学上都能使学生有所得益。
蔡元培相信，通过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比较、对照，学生既会在学术上增
强信心，也可获得知识。在这种信念支持下，蔡校长很尊重学生的辨识能力，同
时他也懂得，学生要在学术上成熟，首先得接受学术的挑战。蔡元培就像父亲一
样，既悉心引导自己的孩子，但又不剥夺他们自己去尝试，去犯错的自由。他鼓励
北大学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实际行动中，蔡
校长大力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五四运动前后年间，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
学生社团，例如新潮社、国民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画法研究会
、书法研究会、静坐会、哲学研究会等等。
当然，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根除所有师生的陋习。即使在他到
任之后，许多师生依旧寻欢作乐，赌博、嫖妓、旷课——这些使北大的声誉在辛亥
革命后最初几年严重受损的行为仍在持续。这只要翻翻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
便可一目了然。然而重要的是，蔡元培致力在北大营造一种开明、活跃的学术氛围
，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于北大有史以来最严谨的生活之中。五四运动前后，北
大是全国最生气勃勃的机构，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参
与感，以及相信中国青年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意见的信念，对一个从来都是厚古
薄今、重传统轻革新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革命。从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
蔡元培把北大惊人的能量释放出来，宛如在一潭死水中发现了生命的奥秘。
不难想象，蔡元培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培育的新气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
的反对。这些人当然不愿意支持新的思维方法或新的文化权威。一九一九年冬，面
对林纾等守旧分子以及与安福系结盟的政治反动派的攻击，蔡元培义正辞严地维护
了北大的各种革新实验。他的带头作用也激励了其他人站出来拥护学术开放。蔡
元培来北大前已认识到，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独立的权力根源，因此他敢于直面对
他本人及其学校的恫吓。由此也可看出，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么的政治化。这并
不是说蔡元培想挑起类似一九一九年那种与军阀政府的对抗。事实上，学生在五
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
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
信中这样写道：

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
万分之几。……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
绝对牺牲之乎？

虽然蔡元培过去从未对政治积极性与学习的关系阐述得如此明确，但他显然相
信二者之间应泾渭分明，而学生的爱国热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却认为，蔡元培
就任校长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向北大全体学生传递着复杂的信息。通过鼓励
学生独立思考并在社会上担当领导角色，蔡元培实际上为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
运动铺了路。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的后期，确实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行使权力，而又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一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政治斗争只会干
扰学校贯彻其学术研究的宗旨。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长一职，是因为
他知道，这所最高学府会为他提供一个独特的讲坛去影响国事。然而，他没有预
见到其他人也同样会看中北大这一位置所能产生的威力，而利用它来别有所图。蔡
元培相信权力可以通过文化来行使，而直接的政治行动也可以尽量避免，这想法
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免过于谨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形势都很危急，
难怪北大的学生不满足于闭门造车，空谈救国，也难怪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变得越来
越政治化。教育与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参与政治，而蔡元培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丧；二十年代各路军阀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
他不满。实际上，整个二十年代，他与北京显然聚少离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
时间他都不在北京，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离京，一去不返。虽然直到一九二七年，
他都是名义上的校长，但其实二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蒋梦麟在北大主持
日常校务。正如蔡元培后来所写的：“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
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蔡元培这样写无疑是过
谦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
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使之与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
学看齐。他当然知道，比起从前，他的改良措施已使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变成生机
勃发、充满理想的地方，但他也认识到，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级研究中心的计划
，在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下遭到了挫败。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
学术的轨道，这是蔡元培深感遗憾的。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
周年之际，蔡元培正是这样提醒学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北大
。他写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备受注目，是因为它地处首都，而且是中国的惟
一国立大学；北大不能永远安于吃老本，而应努力成为一流的研究中心，这才是
造福社会的最佳途径。在那篇文章中，蔡元培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但他无疑
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没能达到他的期望。
假如蔡元培认为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是失败的，那么，为何他与北大的关系
变得如此传奇？这会不会只是蔡元培的自谦之词，而他实际上非常成功呢？我认为
并非如此——起码以蔡元培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非如此。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蔡
元培以学生为社会领袖的哲学，创造了引起五四运动的学术气氛，这很大程度上
解释了蔡元培传奇式的声望。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五四运动都是作为伟大的爱
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捩点来纪念的，蔡元培的声誉也自然水涨船
高。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二十年代由此引发的
学生政治浪潮，蔡元培都并非百分之百地支持。
然而，我认为，蔡元培传奇式的地位并非全然因为他与五四运动的联系。事
实上，我觉得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
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他有开明而宽容的胸襟，加上他试图创造一种多
元的气氛，建立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地带，在在都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典
范。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每当知识分子为这些理想而奋斗时，蔡元培总是被奉为
圭臬，正如蔡元培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
一样。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他的风范与北大历史同在。北大精神乃蔡
元培所孕育，只有不断弘扬蔡元培的风范，北大精神才可望历久不衰。

　　一、应邀长校 学府新风

　　1916年9月1日，已近知天命之年仍在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文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
　　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收到这封恳请自己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以后，蔡元培思忖良久，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清季翰林出身、后为忠诚的革命党人的蔡元培，早在15年前就走上了民主革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以年近5旬之身去国远游，留学法国，其目的就是要融合中酉文化，培养硕学闳材，以教育救国强国。在法国，他和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努力为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造条件。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一些入在法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虽然留法勤工俭学取得了进展，但蔡元培并不满意。他总觉得“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同内之切实”。现在机会来了，擅权专制的袁世凯倒台了，共和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口碑不好，但它毕竟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对全国教育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高学府，他可以把北大作为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夙愿。经过一番考虑，蔡元培初步打算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对于蔡元培是否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他的友人中有不同看法，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也有异议。不少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倒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蔡元培深有所知的孙中山却主张他去，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他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迎难而上，赴京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辉煌历程。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当时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这个演说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蔡元培就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20周年的活动。校庆纪念歌词写道，“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靖的由衷欢迎和热切期盼。
　　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京大学的新风气、新局面终于出现了。

　　二 延聘名师 改革旧制

　　蔡元培接手的北大无异于新瓶旧酒：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
　　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首先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延聘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二是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蔡元培深知要办好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员。他认为“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是北大的两大弊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人尚未走进北大校门，就开始了延聘名师、罗致英才的不懈努力，并留下了“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不拘一格聘任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等佳话。

　　1916年12月26日．正是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造访因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声名愈来愈大的陈独秀。对陈独秀，蔡元培早有所识，认为他足自己从整顿文科入手进而整顿
　　北大的最理想的助手。他把陈独秀列为自己延揽人才的首选对象，不辞辛苦，亲自登门拜会。蔡元墙求贤若渴，陈独秀却因办《新青年》等原因推辞。于是，蔡元培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几乎天天都来探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坐着板凳在门口等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蔡元培诚心纳贤，加上他应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等实际问题的解决，陈独秀遂同意到北大任职，并于1917年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又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沈尹默、陈垣、陈大齐、萧友梅、沈兼士、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高一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除了积极延揽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外，还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领导体制、系科设置、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招生制度等进行厂一系列改革。

　　在学校领导体制方面，按照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由校长、各科学长以及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总理，连各科学长也没有权力过问的状况。教授代表经选举产生，校
　　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此后，在评议会以外，还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设立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教学工作；设立总务处及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
　　作。

　　在系科设置方面，扩充文、理两科，调整法科，归并商科和工科，改革预科，并且废门改系，融通文理，创办研究所，确立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学制。至1919年，全校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文学、经济、法律共13个系和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

　　在教学制度方面，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利于因材施教。当时规定预科学生学满40个单位(即后来的学分)、本科学生学满80个单位就可毕业。关于选科的确定，分别由本科和预科教授会负责，对于一年级新生，专门设立新生指导委
　　员会作为其入学选课的顾问。选科制于1919年在北大首先实行，1922年起全国其他大学也陆续采用。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救育，强谓加强学理研究；沟通文理两科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掌握比较全面、宽厚的知识；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重槐学生体育，首创学生军；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对世界科学取最新学说；主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但反对简单模仿，重在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世界语课程；改革史学课程，重视科学方法和考古工作；积极聘请外籍专家来校讲学，注意派遣师生出国留学等。

　　在招生制度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这一年春天，北大先后招收了王兰等9名女生来校旁听，从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有9名女生被录取为本科生；倡导平民教育，从1917年暑假开始，改变招
　　生中的重资格、看出身的旧办法，坚持通过考试和以考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平民子弟能够入学。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招收正式入学的学生以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
　　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为全校工友办夜校，这是在北大历史上，也是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后来，经由蔡元培积极赞助，北大学生会教育股还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这些都体现了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

　　蔡元培不拘——格罗致人才，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诚如冯友兰所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放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
　　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

　　三、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
　　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
　　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
　　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良莠混杂，是非不分，—切都包容下来呢?不是。从延聘教员来看，蔡元培是坚持很高的标准的。一是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故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即便对国故也要艇用新方法来整理。二是要热心教学，讲究教授法，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能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三是要为人师表，有好的道德修养，能成为“学生之模范人物”。按照这个标准，他延揽了大批人才，也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够资格，或者品行不端如人称“探艳团团长”之流的教员，也包括不符合要求的外籍教员。从学术方面来看，首先，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个搞兼容并包的。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第三，蔡元培对各派学说并不是一概半斤八两，没有褒贬、扬抑的，相反是有所约束、有所提倡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各种场合对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新学说、新观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提倡。正因为如此，北大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对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作了精当的诠释。他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中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当有的学对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想不通时，蔡元培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说明蔡元培在实行兼容井包方针时确是“很有主义，徂有分寸”的。

　　应当指出，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针。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初叶，他提出这个方针是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存在、发展和传播
　　的。正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民主科学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才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舞台上，并以北大为基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
　　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因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然，这个方针，主要是“兼容并包”的提法．也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样提没有明确指出对立面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革故鼎新的责任，容易使人产生不分新旧、一概包容、任其发展的误解。然而，蔡元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个方针，并且在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使北大开辟了中国学术界之新纪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是昭然不灭的。

一、、思想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教育独立思想
大学性质探讨

民族学研究

五育并举

二、、事件

新文化运动呀！

他就是代表，把北大的教育搞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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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塘县13445072547： 评述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及所体现的大学教育思想. - ？
唐伟纳美：[答案]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只为做官,因此,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

壤塘县13445072547：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认为,大学的宗旨是 - ？
唐伟纳美：[选项] A. 研究高深学问, B. 倡敬爱师友之风 C. 砥砺道德品行 D. 倡导正当之娱乐

壤塘县13445072547：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发生在哪个时期. - ？
唐伟纳美：[答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 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 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

壤塘县13445072547：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实质是什么? - ？
唐伟纳美：[答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 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

壤塘县13445072547： 蔡元培的教学思想是什么? - ？
唐伟纳美：[答案]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

壤塘县13445072547：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是否? ？
唐伟纳美：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壤塘县13445072547： 蔡元培先生 -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是什么? ？
唐伟纳美： 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认为教学内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戏曲、小说等课程,在教师的选择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