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西方自由问题的名著《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谁的作品

论述西方自由问题的名著《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谁的作品~

　　
　　论述西方自由问题的名著《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贡斯当 的作品

　　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来看，人民主权的原则也有可能被误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贡斯当是在对卢梭著作的不断评注和反思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贡斯当指出，主权在本质上必须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个人的独立与存在。不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少数人控制的政府，都不应企图跨越个人权力所要求的界限。我们必须记得一个真理: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企图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力不侵害个人利益，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幻想。现代人应该享有比古代人更多的个人权利――首先表现为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其次表现在公民权的淡化。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法]贡斯当 著，阎克文，刘满贵 译

尽管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有所评价，但严格地说，在1795年以前，他只是大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改变这一状况的契机是他与斯塔尔夫人的关系。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内克的女儿，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贡斯当于1794年在瑞士结识了斯塔尔夫人，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充满感情风暴的浪漫关系。这一关系对贡斯当一生有深刻影响。斯塔尔夫人不仅帮助了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而且也激发了他的文学激情。贡斯当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他与斯塔尔夫人关系的自传性作品。1795年，贡斯当随斯塔尔夫人来到巴黎后，立即卷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他是斯塔尔夫人沙龙里的中坚人物，该沙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与斯塔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从1796年开始，贡斯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著。其中最重要者当属《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这部论著中，他极力鼓吹“结束革命”。他写道，“我强烈希望结束这场革命，因为继续革命会伤害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主张加强我们的共和国的原因。人类命运中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事业都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又译本扎曼·孔斯坦），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贡斯当出身于瑞士洛桑一个法裔贵族家庭，他曾在其自传性随笔《红色笔记本》写道：“1767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瑞士的洛桑。母亲昂利埃特·德·尚迪厄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古老的家族，其先辈是为了躲避宗教之争才移居到沃州来的，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德·勒贝克则是驻在荷兰的瑞士军团里的一名上校军官。就在我呱呱坠地后的第八天，我的母亲不幸因患产褥热而离开了人世。”
尽管父亲为贡斯当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但是他接受的教育有些杂乱无章，在布鲁塞尔他接受了一连串家庭教师的教育。从14岁开始，贡斯当开始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782年就读于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大学，从1783年7月至1785年4月就读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在那里接受了两年正规的大学教育。贡斯当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佛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深受影响，由此他对英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奠定了他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终生不渝的推崇。
离开爱丁堡大学以后，贡斯当四处漂泊，先后到了巴黎、洛桑等地。虽说贡斯当的一生主要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但在1794年之前他只是大革命的一个旁观者，对大革命只有间接的感受，因为从1788年至1794年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小朝廷中供职。1794年9月18日，他在洛桑遇到了斯塔尔夫人，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斯塔夫人在以后近2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内克的女儿，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1795年5月25日，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一起抵达巴黎，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他与斯塔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从1796年开始，贡斯当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年）、《论政治反动》（1797年）以及《论恐怖》（1797年）等。
拿破仑执政时期，贡斯当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作保卫共和国与革命成果的人物。在这一时期，贡斯当被任命为立法院的委员。然而，随着拿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的外衣，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贡斯当变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拿破仑的独裁，被欧洲各种反对拿破仑的力量视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仑赶出立法院。1803年，斯塔尔夫人也被拿破仑勒令离开巴黎。他们两人被迫离开巴黎，开始过流亡的生活，直到1814年才得以重新返回巴黎。
在流亡期间，贡斯当继续从事写作和著述并曾访问德国，在那里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和宗教思想。1806年完成了一部全面论述政治学的专著的初稿，即后来的《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1806年，贡斯当完成了一部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807年，贡斯当把席勒的悲剧《华勒斯坦》译成法文。1813年，贡斯当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出版了《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两本政治小册子，对拿破仑的军事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813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并制定了1814年宪法，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而贡斯当返回巴黎以后担任当时自由派的主要代言人。1815年，在百日政变期间，贡斯当先出逃，而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担任了他的制宪顾问，为拿破仑负责起草了《帝国宪法补充条例》，并正式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
从1815年至1830年，贡斯当不断地同复辟的波旁王朝进行斗争，一直是法国自由派的领袖人物。他曾当选为议员，利用议会讲坛抨击波旁王朝的反动政策。他合办杂志，发表文章与小册子，阐述自由派的主张。他到处发表演讲，其中最重要者为1819年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以后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830年11月，七月革命后不久，贡斯当逝世，法国于该年的12月12日为他举行了国葬。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贡斯当的政治思想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时期的事情。二战以后，贡斯当的政治思想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二战中，战争经历以及专制统治重返欧洲的政治舞台，使得他为自由所做的辩护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重新焕发出生机，因此其政治思想的复兴与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不同的自由主义者批评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从五、六十年代起，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思想史线索。自此以后，曾经批判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不断反思，贡斯当的政治思想逐渐赢得了诸多赞誉。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贡斯当尤为推崇，称贡斯当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典范，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人类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后来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直接脱胎于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也认为贡斯当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知识界领袖”，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称贡斯当是“立宪制自由主义的最敏锐的理论家”。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都会提及贡斯当对自由思想的重要贡献。

一、两种自由概念的提出

对自由的维护是贡斯当毕生为之捍卫的目标，而他有关自由言述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时代的区分为基础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贡斯当认为，现代人的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概括而言，现代人的自由就是私人生活中的独立性，个人应该拥有最低限度的不受政府干涉的私人空间，应该享有专有财产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参政权等基本权利，但个人很少参与公共生活，这是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即“免于强制的自由”，该自由类似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由于现代人的自由强调个人私人生活的独立性，因此贡斯当称之为“个人自由”。
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做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然而如果这就是古代人所谓的自由的话，他们亦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在古代人那里看不到他们享受任何现代人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现代人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和亵渎。社会的权威机构干预在现代人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志。对古代人来说，对政府的决策是否拥有表决权是判定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的重要标准，只有当一个人享有参与制定政府决策的权利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同时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观念，虽然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永远都是主人，永远分享主权的一部分，但在私人生活里永远都是奴隶，个人的私人生活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个人面对国家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个人为保持能持续不断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可以看出，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资格，相对于现代人的“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而言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以集体为本位的自由”。在前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说是一种权利，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古代人的自由以参与之名剥夺了个人处理私人事务的自主权。对古代人而言，政治生活在人们的心目中处于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明了这一点，卢梭的“人只有成为公民才能成为人”的思想也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人的自由只有在追求集体目标的时候才能实现，类似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由于古代人的自由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极大的关系，故贡斯当称之为“政治自由”。

二、区分两种自由概念的根源

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做出上述区分的缘由何在呢？根据贡斯当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古代共和国的范围狭小，这意味着每个公民在政治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公民所享有的政治参与权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能发挥重要的影响，因此古代人愿意放弃私人生活中的自主权而充当公共生活中的主人。但现代国家疆域广阔，这意味着每个人所分享政治的重要性将相应降低，在政治上公民发挥不了积极的作用，公民只有通过他们的代表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只能享有一种被代表的快乐，而不能享有古代人所体验的那种行动的快乐。
其二，基于古代共和国的疆域狭小，古代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这样古代公民必须不断地行使政治权利，日复一日地讨论国家事务，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而随着现代国家范围的扩大，战争已不是生活的主流，现代国家的精神是和平。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已经取代战争成为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商业没有给人们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人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商业的出现也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涉及他们私人事情的范围内获得完全的独立，这也就使人们不可能完全放弃私人生活中的自主权而去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
其三，由于商业、宗教以及人类道德与知识的进步，现代社会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这也使得人们缺乏持续参与公共生活的那种闲暇，公民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生产财富而无暇顾及公共生活。从这也可以看出，古代人享有的自由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为代价，一些人享有权利以其他人承受义务为代价，即必须依靠奴隶的劳动。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惟其如此，古代人随时准备做出许多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的感觉中发现巨大的补偿。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现代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

三、对混淆两种自由概念的批判

通过对两种自由的比较，贡斯当认为不能在现代社会效仿古代人的自由，因为那只会以自由之名扼杀自由之实，而法国人在大革命中总是犯这种自由的“时代错乱症”，在故纸堆和编年史中去寻找古代人的自由，在卢梭和马布利神父的抽象理论的指引下去模仿这种自由，为此必将采取专制措施，人们仅仅因对政治缺乏热情就被逮捕、被残害，效仿古代人的自由而没有给予个人自由足够的重视，这是法兰西民族的最大错误之一。
贡斯当认为，卢梭把属于古代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尽管他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卢梭的后继者马布利神父更是旧制度的代表，他根据古代自由的教条，要求公民为了国家的主权而完全服从，要求个人为了民族和自由而被奴役。卢梭与马布利犯了与古代人同样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
马布利谴责人的独立性，他希望法律管制瞬息万变的思想与意见，毫不留情地监视人们，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可以逃避其权力的避难所。他象憎恶自己的敌人那样憎恶个人自由，不论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发现一个完全剥夺个人自由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并没有政治自由，他也会情不自禁地赞美它。因此，他将斯巴达那种将共和国的形式与对个人的奴役相结合的模式奉为完美共和国的典范。
但是，贡斯当认为，现代社会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社会权力以其所有可能的方式伤害个人独立，却无法摧毁对这种独立的需求。由此导出，现代社会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许多倍受赞赏的制度在古代共和国曾障碍个人自由，在现代更无法被接受。现代人不要相信对某些古代记忆的崇拜，生活在现代的人需要的是一种适合现代的自由，即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虽然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求现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了。

四、建立两种自由之间的关联

在这次演讲的前半部分贡斯当强调两种自由的区分，反对在现代社会恢复古代人的自由，似乎两种自由是完全对立的，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但在演讲的后半部分，贡斯当却话锋一转去考察古代人的自由的积极意义，对古代人的自由做出了更为客观和更富同情心的解释，并呼吁通过制度建设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在了解了两种自由的内涵以后，需考察两种自由之间的关联性，借以解决为什么必须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的问题。贡斯当认为，两种自由都面临着一定的危险：古代人的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而往往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虽然贡斯当对现代人的自由有一定的偏爱，但贡斯当认识到现代人的自由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现代人的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两种自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纯强调某一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危险的，两种自由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就两种自由的关联性而言，个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因为个人自由是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个人只有享有私人生活中的自主权，一个人才能成其为人，生活才有意义，因此无论在何时在何种社会中个人必须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必须拥有为任何社会强力所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但如果只强调个人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由于个人的冷漠、无知、自私等原因而不愿或不能参与公共生活，那由谁来限制公共权力呢？一旦权力被滥用而又无人限制时，个人将享受不到任何权利和自由。为此公民不但要关注私人生活，也要关注公共生活。
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和危险的，公民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生活，关注公共权力的运作，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对维护个人自由而言，政治参与是不可或缺的。贡斯当在波旁王朝复辟以后针对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私利、出现政治冷漠情况时也曾呼吁人们发扬爱国主义，参与公共生活。在贡斯当的心目中，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人们的自我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政治参与能够培养一种真挚和纯洁的爱国情操。政治自由把对公民最神圣不可侵犯利益的关切与评估毫无例外地交给所有公民，由此丰富了公民的精神，升华了他们的思想，在他们中间确立了某种知识平等，这种平等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荣誉和力量。但如果只强调政治自由，公民只关注参与公共生活，这就会回到古代人的状态就会在积极追求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堕落为“激情的奴隶”而不自知。因此，为避免出现两种极端，绝不能放弃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既要维护个人自由，也要维护政治自由，以在两种自由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贡斯当曾在演讲的结尾呼吁通过制度建设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制度必须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参与行使权力，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由此实现控制和监督。
由于两种自由的结合体现为民主与宪政的统一，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内含有代议制民主思想和分权思想，因此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通过代议制民主这一制度安排实现公民分享公共权力的权利，凸显古代人的自由；通过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以防止政治权力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侵害，维护公民私人生活的独立性，凸显现代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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