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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是指研究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的一门学科。是文艺学的一个门类。传统的习惯把文艺学分成三个门类：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重在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批评重在对文学的现实研究；文学理论则重在对文学作逻辑的研究。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的特点。

一，文学理论-基本诠释
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学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包括它与其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一切艺术所共有的普遍性，也包括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性；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所起的社会作用。


文学理论教程

文学理论包括它与其他社会现象共有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所独具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学本身的不同形态（抒情的、叙事的、戏剧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文学种类、体裁；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及其规律,其中包括方法、风格和流派等等。

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固定不变的法则，而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它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进。文学理论也吸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从而又对文学史研究发生影响。

文学理论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均如此。

二，文学理论-性质品格
(一)文学理论的性质


苏俄文学理论

通常把研究文学的诸学科称为文艺科学或文艺学。它包括五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艺学包括广义的文艺学和狭义的文艺学，上面所说的是广义的文艺学，狭义的文艺学主要就是指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三大分支学科(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一。以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文学活动的审美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反过来，对文学活动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系统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与其它分支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以文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规定了文学理论四个方面的任务：观念论，创作论，文本论，接受论。

(二)文学理论的品格

文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它的实践品格在于：它来源于文学实践，同时又受文学实践的检验，并进而指导文学实践活动。其价值取向品格在于：它作为文学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总是打上阶级或阶层的烙印，体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

（三）同一客体可以形成多对象，并可运用多视角、多方法加以研究，所以形成了多样化形态

（四）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

三，文学理论-自主性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中国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现在，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课件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四，文学理论-视点形态
中外文学理论史表明，任何一种理论科学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经验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概括。而历史同样表明，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概括，都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所有专家认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形态，得到持有共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所有理论家的一致首肯。


文学理论

这种事实反复出现，说明文学活动实践本身与人类其他认识对象一样，在存在上具有无限的广泛性与丰富性，而人类对文学认识的可能性、优越性和局限性都在于，人们对文学的理论概括必须受制于人类理性思维机能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普遍法则，习以为常的理论概括的工作往往是把文学的经验事实纳入一些理性框架，或者说在进行理论概括时，理论家是用一种先在的理性框架去对文学活动的经验事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寻求和建立一种框架内的明确认识。在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中，理性框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因为理性认识的先在框架是人类认识从具体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加工器具，是人类认识具体事物的认识结构。当然这种认识结构是人自身在实践、历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先于人类自身的，也不是超越人类本身的。从人类整体而言，是如此。但是从个人具体的存在而言，它则是外在和先在的。个人总是通过接受文化传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识结构，去理解现实、认识文学。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成型的文学理论都有它在理论上的框架，都有它在理论上的预定性、约定性、假定性。古今中外文学理论丰硕的成果，就体现在它不是一种单一框架的产物，而是从多种框架、视点去观察、分析、概括文学经验事实的成果。

五，文学理论-中国当代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作品论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读者论如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解构主义，都不能说太新了，像后现代主义作为一思潮，已是明日黄花。而后殖民主义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应用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身份紧密相关。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最近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中国学者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他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中国永远追不上西方，使中国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中国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中国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中国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中国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

六，文学理论-文学性渗透
文学理论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学者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艺术真实甚至是生活真实。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直陈，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的论断。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无异于隔靴搔痒。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打比方，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趋之若鹜。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代理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黑色幽默，英文名：black humor
美国现代文学流派 。盛行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5年 ，弗里德曼将12位作家的作品编为一本短篇小说集 ，题名《黑色幽默》，流派的名称由此而得。黑色幽默小说力求突出生存环境的荒谬冷酷，嘲讽挖苦和攻击传统价值与美学观念，表现世界的异化、人性的沦落与情感的破碎。有评论家称之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玩笑”。黑色幽默是可以说是反理性、反理想主义的文学。

“黑色幽默”文学在60年代初兴起后，很快就厕身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重要文学流派的行列。它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重视，除了它深刻的思想内蕴和审美价值以外，还因为它在创作手法上的独到之处。综合起来，它具有如下艺术特色。

第一，特殊的幽默风格。“黑色幽默”和传统文学中的幽默不同。在西方传统文学中，一般来说，悲剧和喜剧的区分是很分明的。喜剧讽刺反面人物的丑恶和畸形，悲剧表现正面英雄的痛苦和不幸。但“黑色幽默”文学打破了这种界限，悲剧的内容采取了喜剧的艺术处理手法，痛苦和不幸也成了开玩笑的对象，即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这就给传统幽默的美学形式引进了一个新因素：认为痛苦是可笑的，对不幸采取嘲笑的态度。 “黑色幽默”的嘲笑讽刺表现得很含蓄，带有寓言性质。作家并不明确作出道德、政治的评价，而是让读者从这些冷隽的幽默和喜剧形式的笑声中，领悟出某种含蓄的寓意来。作家们不拘泥于传统的描写现实的手法，他们总是用放大镜、哈哈镜来看待世界、反映世界，采取无限夸大的笔法来表现客观事物，因而使其扩大、变形，促使那些阴暗、丑恶的东西更突出，更可憎，更可笑。尽管作家抱着冷眼旁观和不加评判的态度，然而读者却能在寻思和回味中悟出其中的深刻的寓意。 第二，“反英雄”式的人物。这些反英雄形象怀疑和否定一切传统价值，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又有一定的追求。这些人物常常嘲笑自己所尊重的，破坏自己所建树的，否定自己所肯定的，抗议自己所接受的，例如冯尼格特《第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义公尤索林是一个卑微猥琐的怕死鬼，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奥尔德曼认为，这些人“被迫扮演小丑的角色。”产生这类病态的畸形的人物的土壤是病态的畸形的社会。

第三，“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法。传统小说采用“讲故事”叙述法，一般都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叙事有头有尾，情节发展要符合内在的逻辑关系。而“黑色幽默”文学则彻底地抛弃了“讲故事”的老一套，改用暗示、烘托、对比、比喻、象征等手法，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新方法。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夸大人物内心世界的广袤无垠；它不再受时空的制约，可以超越社会、超越道德、超越习俗、超越理念。小说既无结构可言，也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当然也就没有严密的结构。这就明显地表明了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几处特点：它常常采用“时间施行手法”，打破时空观念常规。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就是“时间旅行手法”的样板，小说中的人物的活动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奇特交错，瞬息万变。乍看扑朔迷离，眼花缭乱，令人摸不清头绪。其实这是一种叠式和多层次齐头并进的特殊结构，它对故事情节的迅速展开和深化主题都是有用的。 结构上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强化和重复代替变迁和发展，一般在传统小说里，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局说得清清楚楚，而在“黑色幽默”小说里则不然。它不是按照事理常规做交代，而是作品中的人物情节颠倒。例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描写一个人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这在传统文学里是不曾见到也不允许的。而在“黑色幽默”小说中则比比皆是。这正如冯尼格特所说：“让他人给混乱的秩序，我则给秩序以混乱。”传统的作家能驾驭广阔的社会画面，把千万件杂乱的事顺理有条不紊，形成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有“秩序”的文章。“黑色幽默”作家则恰恰相反，他们本末倒置，“给秩序以混乱”，把幽默滑稽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文化结构。

第四，特殊的题材。为了与“黑色幽默”整体的主旨合拍，作家们在选材上也与传统的小说不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科技领域里发掘题材。“黑色幽默”作家大都是大学里的教师，他们有着渊博的知识，喜欢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要领引进文学作品。如：品钦笔下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是导弹发射的轨迹；冯尼格特在《猫的摇篮》里认为斗争来自“动力紧张关系”，在《冠军的早餐》（《顶刮刮的早餐》）中认为斗争来自头脑中有害的化学物质。其次“黑色幽默”作家喜欢选择意义不明，摇摆不定、似梦似醒、似大彻大悟又似雾里看花的特殊场面。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都以二次大战为背景，但作者意图并不在写一部“战争小说”，不在真心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想以此给人以启迪，让人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当代社会的弱肉强食的情景。

提起郑庄公，人们自然会想到《郑伯克段于鄢》。而几乎所有评论者都一致认为，《郑伯克段于鄢》深刻揭露了郑庄公及其母、弟极端自私、残忍、为权力而骨肉相残的阶级本质，客观_创乏映了宗法制度的崩溃及伦理道德的沦丧。并认为其中最该批判的就是郑庄公，因为他阴险、虚伪、狡诈。
然而，看过《左传》全文，尤其是仔细分析了其中有关郑庄公的描写，又使人不得不认为，如此给郑庄公下断语，长见太片面，也太武断了些I郑庄公在位招年，《左传》从鲁隐公元年记起到鲁桓公n年庄公去世，22年中，他的事迹在《左传》中是有许多记载的。他是这段时间内《左传》记载的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评价任何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要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全面地具体地分析，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左传》严格地说算不_仁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具有较强文学意味的历史著作。而对于郑庄公这样的厉史人物，我们更要以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态度，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给其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本着这一原则，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在《左传》的全部描写巾郑庄公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看人们对郑庄公的评价是否公允。
首先，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

比如，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
鲁隐公5年，郑庄公到周都朝拜周天子，周桓王不加礼遇，7年秋，又通过齐人朝王，{(春秋》称其“礼也”。
鲁隐公10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夏5月，郑、鲁、齐攻宋，郑连战连捷，但却将占领的宋足领土全部都给了鲁国。《左传》说:“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道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鲁桓公5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结果大败王师并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郑国大夫祝聊请求追击周王，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樱无损，多矣!”意思是说，君子都不愿出人之上。我又怎么敢侵陵天子呢!如果能自救使国家不受损失，就不错了。并且连夜派遣祭仲去慰问周天子及其左右。可见郑庄公是尊王重礼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郑主公善于纳谏。鲁隐公9年对北戎之战和鲁桓公5年的对周之战，都是由于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而大获全胜的;郑庄公还善于用兵。《左传》是一部善写战争的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全过程。在郑庄公活跃的这22年中，((左传》也记载了大小战争无数，其中有郑国参战的就有十多次。除了其他诸侯国攻打郑国的几筑战役没写结果，《左传》中记载的有郑庄公参加的战役几乎都是郑国取得了胜利。如鲁隐公5年，伐燕大败之，伐宋，攻进了宋的外城，石年，“郑伯侵陈，大获”，9年，大败一北戎，10年，大败宋师;11年伐许，齐、鲁、郑联合用兵，也是郑兵率先登城萝同年，“郑、息有违言(口舌之争)，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竞，息师大败而还”，鲁桓公5年又大败王师。如此等等，·《左传》中没有一字提到庄公用兵如何，但通过上述记载，郑兵几乎每战必胜，联系他当初对付共叔段时的沉着稳重，’以及所用的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之法，郑庄公会用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除此之外，郑国在经历了共叔段之乱后内部一直很安定。祭仲、子封等一批大臣围绕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太子和公子们也都相安无事，效力于国家，这不能说与郑庄公的领一导无关。说明郑庄公是颇懂治国安邦之术的。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较高的领袖的素质。当时，周王室权力日趋衰微，各国诸侯都在积极行动，谋为霸主。而郑庄公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作为周王室的执政官，他一心一意辅佐周天子，替他出兵攻打不朝不敬之人，连攻占的土地都不肯据为已有，但却两次被周王夺了权。鲁隐公3年，因为周平王不再信任郑庄公，因而周郑互换了人质。平主死后，周桓王即位却单方面撕毁合约，想移政于孩公。于是郑庄公一气之下派人割了温地之麦，收了成周之禾，一度与周王结怨。但不久又去朝拜周天子。在 “王不礼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齐人打通关节再来朝王。第二次被周王夺了权，生气不朝王，王却兴师来犯。在不得己御敌且又大败王师的情况下，又派使臣前去慰间周王及其左右。可见为了做到尊王守礼，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郑庄公是多么地忍辱负重!
第三，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带有阴显的时代特色， 郑庄公所活跃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由宗法制社会向封建让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宗法制度崩溃、伦理道德沦丧，各种礼仪制度及社会风俗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父杀兄、盗母偷婶、背信弃义，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腐朽荒淫者真是无所不为。生活主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的郑庄公也难免受到影响。比如鲁桓公2年春，宋臣华父督因见孔父之妻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占有了他的妻子。宋君疡公不满此事，华父督就又杀了疡公。对于象华父督这种杀人夺妻又轼君犯上之人，当时的诸侯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相反，齐、鲁、陈、郑、等国却都由于接受了贿赂而一起扶持建立了华氏的政权。鲁国还把接受的贿赂一从宋国取得的部国的大鼎公然摆放到太庙中，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已是衰落到了顶点。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郑庄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难免受到冲击。比如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侯乞师于郑。郑派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当时其他诸侯国也都有兵来救齐，但只有郑师有功。齐侯送来慰劳品，让替周王室主持礼仪的鲁国人分发，而鲁国却按周天子封爵的次序把有功的郑国排在了后面。这种格守等级差别秩序的守旧做法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后面郑与鲁郎地之战。周王两次夺郑伯的权，郑伯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说明，郑庄公的思想认识上虽有较浓厚的尊王崇礼的传统观念，但却不墨守成规。他的思想行为同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王权意识的衰落。
以上我们对郑庄公形象作了全面分析。可以看出，郑庄公的思想行为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他是尊王重礼的。当然，尊王守礼是当时统治阶级用来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它所依据的也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这是我们阅读《左传》时所必须注意分析和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但是它却可作为我们认识人物性格的依据，对全面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分析了有关郑庄公的大量史实，对其个性特征有了总体把握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郑伯克段于邸》，看会不会得出和前面相同的结论。
发生在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邸》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人们之所以批评郑庄公，理由有二:
一、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瑟将他铲除。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
二、郑庄公对母亲姜氏假仁假义。他把姜氏赶出宫外，还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等到颖考叔来谏，他又假惺惺地“阔地及泉”迎回姜氏，说明了他的虚伪。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全面了解了郑庄公的性格特点后，仔细分析全文，它们似乎又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文中开头即说:“压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巫请于武公，公弗许。”‘可见庄公和段虽是一母同胞，但出生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庄公是在完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寤生”之责任不在庄公，而母亲的偏心却必然会给庄公造成很深的心理影响。等到庄公即了位，姜氏就出面为段请求制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作封邑，庄公没有答应。“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而京作封邑超出了先王规定的法度，“非制也”.庄公是知道的。所以当有大臣来谏，庄公道:“姜氏欲之，焉辟害?”母亲要这样，我又能怎么办?所以就这点看，一做错事的首先是姜氏，而不是庄公。因为姜氏是庄公的生母，段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母亲的请求可以一次不听，却不能次次回绝。等到段一步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庄公也只作不知，直到段图谋袭郑，姜氏欲为内应，才命师伐之。
这里，流行的观点的确有正确的地方。庄公对段的确是使用了诱敌深入、欲擒故纵的手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明白表示了这一点。以此说庄公老谋深算确不为过。然而，设身处地为庄公着想，这么做又是势之必然:姜氏是庄公的生母，一姜氏要做的事，庄公怎么能回绝?段是姜氏的爱子，如果没犯什么大错就收拾他，姜氏焉能许之?所以，只有任其罪行发展到无可收拾，才能一举根除，免留后患。以此见之，庄公耍一点手腕，是势之所迫。如果不是这样，有姜氏作后盾，权欲熏心的段将作为郑国的隐患而使庄公永无宁日。
庄公平叛之后，将姜氏赶出宫外.“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亲生母亲帮着亲弟弟朔谋用武力夺取自己的政权，不惜弓!起内乱，虽在意料之中，也实在令人痛心。但“既而悔之”。庄公是重礼的。姜氏再怎么不好，也是自己的母亲，母子之情又岂能一旦割舍I所以，当颖考叔“食舍肉”时，引起了庄公的悲哀:“尔有母遗，繁我独无!”一种被遗弃的悲凉溢于言表。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颖考叔的建议，“阔地及泉”迎回了姜氏。这里，庄公的冷酷是一时之气，庄公的孝道也不能算虚伪。对待姜氏这样的母亲，能做到“遂为母子如初”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不孝不涕，在《左传》中描写了很多。为争权夺利，轼父杀兄者比比皆是。郑庄公驱逐共叔段，以及一气之下把姜氏赶出宫外，和他对待周天子的表现一样，它是在礼仪制度崩溃、道德观念沦丧的社会中的思想矛盾的体现，在当时实在算不得什么。
而且，郑庄公也没有要把段置之死地之意。在《左传》中，为争夺权利而引起的兄弟之间的互相杀伐是极其普遍的。并且这种权力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鲁隐公谦逊仁爱，代鲁桓公摄政十一年.甚至不敢以国君自居，而鲁桓公长大后却派人杀了他;晋国遭 遇骊姬之乱，太子中生被迫自杀，公子夷吾、重耳逃亡在外。而夷吾回国为君后却拒不接纳诸公子，怀公继位后甚至连跟随重耳逃亡在外的人的亲属都要杀。在这些人眼中， 权势就是一切。对于给自己地位造成威胁的人，总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否则将寝食难安。而郑庄公对共叔段做乱后逃奔到共地，却不再过问，仔其自生自灭。甚至，对段之 出奔在外，还时常感到内疚不安。比如鲁隐公n年夏天，齐、鲁、郑联合伐许。鲁隐公 将占领的许国领土都让给了郑庄公。郑庄公让许国的大夫百里辅佐许君住在许都的东部， 并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 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对段之出奔念念不忘，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只留下公孙获帮助白里辅佐许叔，自己则撤兵回国了。说明郑庄公驱逐共叔段实在是情非得己，他并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基于以上事实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克段于鄂”事件上，人们对庄公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诚然，庄公对段的确是费了些心思，要了点手腕，但如上分析那是势之所迫。
对待段这样一位权欲熏心且有姜氏这样的坚实后盾的人，无沦是从国家和庄公个人哪个角度着.序葵的伪渗都果必要的。它厅睡了序公朴束的机智果断、谋略过人。而对待姜氏，就和对待周天子一样，庄公的思想是有矛盾的。但最终能做到“母子如初”是由于他头脑中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作用，.而不是由于虚伪。因为在当时社会为夺权父子兄弟互相残杀都不算什么，对待姜氏这样的母亲，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亲情，赶出宫外也是名正言顺，他没有必要委曲自己，装出一付假仁假义的面孔。
以此可见，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个友物，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郑庄公是一个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所以如何评价郑庄公也就涉及到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巨是证据确凿的东西”〔“二。恩格斯也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睁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这些论断不仅说明了研究课题要以历史的科学的观点，从整体的、全面的角度出发，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也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从全部史实出发，把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再从辩证法角度进行分析评判，这样才会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决不能只从个别事例上作武断地分析研究。具体到郑庄公，在《左传》的全部记载中，他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尊王重礼，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的。把握了他的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后，回过头再看《郑伯克段于鄢》就会发现，认为他阴险、虚伪、狡诈的观点，与他的性格特点不符。再以辫证观点来分析，就会得出结论:克段于鄂，实出迫不得己;耍点手腕。正见出他的能干;而尊王重礼的守旧思想注定了他一生在政治上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所以我们认为，郑主公其实是一个颇具才干但思想守旧的政治家，他既不虚伪，也不狡诈。鲁迅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入，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
近乎说梦的”。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一定要顾及全篇和招体，从历史的全部史实出发，决不能以偏盖全，断章取义。

论艾德蒙·伯克的帝国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郭家宏

艾德蒙·伯克（1729－1792年）是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是英国保守主义集大成者，对英国宪政，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的帝国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18世纪末，伯克对北美、印度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形成了新的帝国思想，他所阐述的帝国的统治原则，成了英国对土著殖民地的统治原则，为英国在印度新的统治机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英帝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729年1月伯克生于爱尔兰一个律师家庭，早年投奔辉格党，当过辉格党党魁罗金厄姆的私人秘书，是该党得力的理论家。他曾参加过辉格党的改革运动，在美国革命时曾大力支持美国独立。他在议会中发表大量抨击政府，抨击旧的殖民制度的演讲，他的经历对其帝国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伯克的帝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北美、印度两个殖民地发表的演讲中，其核心内容有两方面：

（1）提出“帝国宪法”的概念，描绘帝国前景

对未来帝国政治体制的构想是伯克帝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旧的殖民制度下，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管理仅仅限于控制帝国贸易，英国议会从未颁布过向殖民地征税的法令，殖民地也不承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有征税权，英国与殖民地的冲突主要是由征税引起的。伯克认为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应该保持原来的水平。他反对当时的诺思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征税，主张取消《印花税法案》。他在下院发表的题为“论关系法”演说中，主张议会本身应该满足于矢志维护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的原则，避免通过任何新的立法或征税来任意扩张这种最高权力，改变母国同殖民地的关系。他认为，不顾及时间、观念、局势以及风俗等具体情况的那些人，他们的统治将是不明智的。同样的道理，对于北美殖民地，“他们的宪法的法则必出自他们的具体情况，不能用一个沉重的、垂死的躯体去压迫他们。”[1]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伯克寻求妥协，反对战争，反对政府的武力镇压政策，一再敦促与北美殖民地和解，希望把北美殖民地留在大英帝国内，他并不赞同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分离。实际上，伯克是坚定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的。伯克在批评英国的殖民地政策的同时，提出了帝国思想。他指出“我的帝国思想是……在一个共同的首领之下许多国家的集合体”，“其各附属部分要求许多地方特权和豁免权乃是常有之事”[2]。他认为“就整个帝国而言，英国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最高立法权之下，帝国的任何一部分都有自主权，而假如某个部分篡取了帝国的权利，那就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美妙安排。[3]”这样从英国自身的利益和法律出发对殖民地征税，就变成了横征暴敛，是不合乎公理的。

在此期间，伯克关于帝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设想也日臻成熟。1775年3月，伯克在下院作了“论与殖民地和解”的演讲，开宗明义提出了未来帝国的政治安排，阐述了他的帝国思想，提出了“帝国宪法”概念。他认为：“在我看来，一个帝国和一个单一国家是有区别的。帝国是许多国家在一个共同首脑下的集合，不管这个首脑是君主，还是共和国总统”。“在这个宪法体制下，附属国常常用许多本国特权和豁免。这些特权与它的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妙。[4]”伯克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英国是首脑，但她又非首脑，也只是其中的一员。

美国宣布独立后，伯克又主张采取谨慎的步骤承认美国，这样虽然领土的自然纽带中断了，但还可以继续维持在血缘和传统友情之上的和平友好关系，不给英国的宿敌法国以可乘之机[5]。在伯克看来，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是那共同的称谓，血肉之情，相似的特权，平等贸易保护制度以及相同的文化。“这些纽带，尽管轻如空气，但却坚如钢铁。[6]”也就是说，伯克主张用殖民地对母国的感情和挚爱的信念作为帝国联系的纽带。如果他们想独立，就应该让他们独立。他反对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主张在宪法中承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说：“别梦想你们的官方文书、你们的指令、你们的悬而未决的案件能把这个神奇的整体聚合在一起。”[7]

对于殖民地政府形式，伯克认为应在自由原则上，由殖民地人民根据他们的性格和实际情况决定哪一种政府更适合于他们。他认为，政府是一回事，其特权是另一回事，这两种事情的存在并无共同的联系。

伯克的这种自由的帝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联邦分权为特点的思想。这是与当时重商主义殖民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与集权为特点的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格格不入的，违背了当时英国舆论的主流。当时的英国，对于北美殖民地，上至国王和大多数议员，下至普遍老百姓，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指导他们的仍然是重商主义的殖民理论，他们仍把北美殖民地当作一个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权的英国公司来统治。而“无代表，不纳税”，北美殖民地人民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脱离英国统治的法理依据。伯克等人的声音不足以动员英国民众，更不能改变乔治三世国王等人的顽固立场。其结果便是英国顽固坚持强硬政策，拒绝同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解，镇压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其最终结果是走向战争，第一英帝国解体。

伯克的这种帝国思想与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迅速发展，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英国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使英国深深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作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以及产品的销售方面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海外市场，对外贸易对英国工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英国工业增长的发动机⑻。1740年英国工业产值为2420万英镑，其中出口额仅为630万英镑，1770年英国工业产值增为3690万英镑，出口 1120万英镑。1800年英国工业产值增至6820万英镑，出口额为2350万英镑[8]。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世界贸易的海洋线路上取得了霸主地位。相应的，英国帝国政策的目标也由开拓殖民地，垄断殖民地的贸易，转移到扩大在全世界的贸易，控制战略基地，以此来保卫帝国贸易,英帝国的利益已从美洲转向东方[9]。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迫切要求废除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以便使英国可以到其它国家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在这种形势下，旧的重商主义殖民理论的根基已经发生动摇，废除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根除旧的重商主义殖民体系的弊端，实行自由贸易成了英国政府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伯克关于帝国问题的种种演讲，实际上代表了工业资产阶段的观点。伯克不但关心“帝国的安宁与繁荣”，而且也关注她的自由，使英国宪法的全部福扯恩泽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他不仅仅对维护大英帝国感兴趣，也为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伯克制定“帝国宪法”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英王是大英帝国共同的首脑，英国也是其中一个成员。尽管当时这种思想未被英国政府接受，但是伯克的关于制定“帝国宪法”的思想对未来英帝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70年代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建立及20世纪英联邦的建立，都体现了伯克“帝国宪法”的思想。

（2）主张以“人道和正义”原则统治印度，提出了“殖民地托管”理论。

在伯克的帝国思想中，对新帝国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其“殖民地托管”理论。所谓托管即在法律上将某物持有，辉格党人将此应用到帝国统治上。“殖民地托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18世纪末英国帝国观念重大变化的反应。第一英帝国本质上是商业帝国，它主要关心的是利润。为此它可以用一切手段来获取利润，比如详尽的帝国贸易法律，使用奴隶，而很少考虑为英帝国的臣民做些什么事情[10]。因而过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抢劫行为未受到人们的指责。但这种情况到18世纪末由于“福音教派”及“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之时，在宗教文化领域，兴起了福音教派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受到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对于上层人物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政治领袖是该教派虔诚的信徒。福音教派特别强调个人拯救，强调个人的灵魂对上帝负责[11]。他们坚信所有的人在上帝眼里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必须对那些不幸的兄弟同情，理解，而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因为这些人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12]。福音教派的复兴，极大地刺激了人道主义活动的发展。“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基督教那种“所有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种信念。开始于这时期的人道主义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殖民地的态度。首先，由于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掀起了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对奴隶贸易的攻击标志着对土著民族新的责任感出现，是对旧帝国那种只关心利润，为获取利润而不择手段的作法的否定。其次，由于福音教派和人道主义运动的传播，在英国人们开始考虑帝国责任问题，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种种腐败行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思想渐渐由以伯克为代表的辉格党人发展成“殖民地托管”理论。

按照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那些拥有帝国的国家应对其统治的臣民负责，因而给殖民地一个好的政府是大不列颠道德上的责任。帝国的统治应当公正，永远不出现暴政[13]。在伯克关于印度事务的一系列演讲中，在伯克不遗余力所发起的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运动中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正如伯克在弹劾黑斯廷斯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呼吁平等精神，正义精神，保护精神，慈悲精神，这些应当成为每一个英国统治的地方的特征”[14]。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殖民地托管不同。

殖民地托管理论是在对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的猛烈抨击中形成的。18世纪80年代，伯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对东印度公司的口诛笔伐上，他坚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腐败的，必须通过议会立法来对它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1781年，伯克出任英国议会成立的关于印度事务的小型调查委员会主席，准备了一系列著名的报告，这些报告开始向国民不断灌输对殖民地的责任感。这深深影响了英国同殖民地非欧洲裔臣民的关系[15]。

殖民地托管理论的核心是为殖民地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为此伯克主张把东印度公司置于英国议会的控制之下，规范他们对印度的统治，消除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腐败现象。1783年12月，伯克在下院发表“关于福克斯先生的东印度法案”的演说，这是他关于印度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在这篇演说中，伯克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证据，说明以黑斯廷斯总督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的横暴统治给印度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力主对印度进行改革，并开始总结他的殖民地托管理论。伯克声称如无止境勒索殖民地，只会导致冲突[16]，他说：“20年之后，我们在印度的征眼象当初一样残酷，土著人很少了解他们所看到的灰头发的英国人，一帮年轻人（几乎是小男孩）统治着那里，他们之间没有友谊、他们对土著人毫不同情。……英国没有修建教堂、医院、学校、宫殿；英国没有修筑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17]”

针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腐败暴虐给印度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现象，伯克认为，英国在印度滥用权力，臭名昭著，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8]。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是建立垄断、制造特权的特许状[19]。如果滥用职权属实，则契约就被破坏，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已经背离了它的真正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可改正，而因为他们在行为和体制上是不可改正的就应该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去掉。[20]”正如东印度公司权威是一种托管的分支一样，我们的权威则是托管的源头[21]。

对殖民地实行托管的保证是在殖民地实行法制，以此来根除腐败的影响。伯克讲道：“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法案要剪除这种影响之源。其设想和主要的目的是要在法律的诸原则上规定对印度的管理。[22]”1786年之后，伯克持久不懈地在议会下院发起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运动，伯克认为，黑斯廷斯是腐败的旧制度代表[23]。在长达10年时间中，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伯克始终不改初衷。他在弹劾黑斯廷斯开场演说中讲道：“今天的事情不是这个人的事情，它不单单是要在法庭上确认这个被告有罪与否，而且是数百万人将沦为悲苦或得到幸福问题……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现在大英帝国最大部分的印度的利益，而且将决定英国本身的信誉，我们要通过这一审判决定个人犯罪是否会被转变成公共的罪行和民族的耻辱，或者这个国家是否将把给其政府投上短暂阴影的这类罪犯改造成反映这个王国的荣誉，正义和人道的永恒光辉的东西”[24]。

对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弹劾实质上不是对黑斯廷斯个人的弹劾，而是对英国旧的腐败的殖民制度的弹劾，是对“人道和正义”原则的呼唤。纵观伯克所有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出，伯克并不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更无意把英国的权威从印度完全撤出，而是希望改变英国对印度腐败的殖民统治。以巩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而把印度当作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及产品销售市场。但不能否认，伯克是真心实意地想以“正义和人道”为原则，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改革的，他对印度殖民地人民深重苦难抱以同情，遍览伯克关于印度的演说和书信，对以黑斯廷斯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专横统治和肆意掠夺的义愤比比皆是，同时也就充满了对印度人民的悲悯。

伯克在批评黑斯廷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黑斯廷斯作为英国派去的一名总督，应该用英国的原则，而非英国的形式去统治印度”[25]，而所谓英国的原则就是“人道和正义”的原则。当时曾有人认为不能用欧洲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黑斯廷斯等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伯克对此驳斥道：“我们反对地理道德论……道德的法则到处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行动在英国视为折磨、掠夺、贿赂以及压迫的行为，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整个世界就不是这样了[26]”。

伯克在弹劾黑斯廷斯时总结道：“我以英吉利民族的名义弹劾他，她的古老的名誉受到了玷污；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他们的权利被他践踏在脚下，他们的国家被他变成荒漠；最后，以人类本身的名义，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的名义，我弹劾共同的敌人及所有的压迫者”[27]。最后英国议会宣布对黑斯廷斯所有的指责不成立。伯克对此写道：“我们来这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呼唤正义”[28]。他还说：“为人制定的政治权力，必须最大限度为人谋利。[29]”这样看来，殖民地托管理论的原则就是“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也应用英国的原则去统治，英国应当关心印度人民的疾苦。

为保证“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能在印度实行；伯克还为东印度公司设计一套政府制度，使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公开地对其在印度体面的政府公开负责，同时又不使它变成国王及其大臣的荫庇的另一源泉。为此他起草了一系列印度议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类似现代公共机构的组织—— 一个独立于政府但受章程约束的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组织[30]。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根除东印度公司的腐败行为。

殖民地托管理论在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运动中日渐成熟。这种新的殖民思想一经形成，便极大的影响了英国新的殖民政策的制定。在此之后，英国人开始关心土著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教育等方面的事务。他们开始在印度修筑道路，兴办学校，革除殖民地落后的陋习。英国人开始为殖民地的建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在19世纪英国对于落后地区殖民地政府政策有很大影响。第一英帝国解体后，第二英帝国之所以能迅速扩大，最终形成了遍及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甚至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以后仍然留在英联邦之内，与英国政府采纳这种新的殖民统治理论，实行新的殖民统治政策，注意改善英国的殖民统治形象有很大的联系。

伯克的帝国思想与旧的重商主义殖民理论有很大不同，其殖民地托管理论实际上也是对旧的重商主义只关心利润的殖民理论的否定。目的是给那些仍未充分发展的地区人民一个公正、稳定的政府[31]，而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赤裸裸的殖民掠夺。第一英帝国是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其殖民政策必然体现着浓厚的重商主义的色彩。由于英国政府开拓殖民地的动机是为了商业与财富，所以英国在政治上对殖民地的控制比较松弛，而为了商业及财富，英国严格控制着殖民地的商业及贸易，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政治上控制松弛与经济上严格限制构成了旧帝国统治体制的特征。在白人殖民地，由于其居民大都是英国移民，他们把英国的自由传统也移植到了殖民地，所以那里没有腐败滋生的土壤。而在印度等土著人地区殖民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在那里不断挑起战争，大肆抢掠殖民地的财富，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关心殖民地人民生死的不人道的作法。通过为殖民地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改变英国在土著人地区殖民地的统治，杜绝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腐败行为，缓和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以利于英国在印度的持久统治。

伯克的帝国思想与同期的理论家亚当·斯密的殖民理论也有所不同，亚当·斯密的殖民地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其殖民地自由贸易理论，即英国对殖民地不实行独占政策，任其同所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他们认为与其耗费巨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和军事占领费用来独占殖民地，倒不如放弃这种独占，省下这些费用，而用自由贸易的办法来取得更多的利润。主张给北美殖民地以议会代表权，使之自动服从于英国[32]。伯克的帝国思想的着重点在政治方面，主张用联邦的方式对帝国进行统治，用感情、挚爱的纽带来维系帝国的统一。当然，他们二人的帝国思想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帝国思想，代表了英帝国的发展方向。

伯克的帝国思想是英帝国从旧帝国向新帝国过渡时期产生的新的帝国思想，是对旧的重商主义殖民理论的否定，对于英帝国新的帝国政策的制定，特别是英国对印度殖民地及其他土著殖民地的政策的制定，对于英帝国新的帝国体制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有助于英国殖民统治的稳定，在英帝国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注释：

[1]转引自陈志瑞博士论文《自由与保守——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第40页。

[2]马克思·贝洛夫等：《关于美国革命的争论》（Max Beloff（ed），The De bat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1－1783）伦敦，1949年版，第216页。

[3]致查尔斯·宾厄姆，1773年10月30 日，《艾德蒙·伯克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Vol（Ⅱ），剑桥， 965年，第475页。

[4]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Edited by George Benbnete，The Concept of Empire……Burke to Attlee，1774－1947），伦敦，1967年，第 40页。

[5]转自陈志瑞博士论文《自由与保守——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第41页。

[6]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41页。

[7]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42页。

[8]罗得里克·弗拉德等著：《1700年以来英国经济史》第一卷，1700－1860，（Roderick Floud and Dorlald Ma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 40页。

[9] W·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W·D·Hussey，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1960），剑桥，1963年，第138页。

[10]W·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第146页。

[11]拉姆齐·缪尔著：《英联邦简史》（Ramsay Muir，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Ⅱ) Mordern Commonwealth 1763—1915）第二卷，伦敦，1927年版，第 130页。
[12] 拉姆齐·缪尔著：《英联邦简史》，第二卷，第130页。
[13]W·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第147页。
[14]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0页。
[15]文森特·哈罗著：《第二英帝国的建立 1763－1793）（Vincent T．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763－1793，）第2卷，朗曼，1964年版，第113页。
[16]（英）布赖恩·拉平著：《帝国斜阳》（中文版），钱乘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17]D·D·霍姆，梅·兰塞姆编：《英国历史文件集》，（D·D·Hom，May Ransome，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1714－1783），第10卷，伦敦，1969年，第821页。
[18]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0页。
[19]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1页。
[20]伊恩·汉普希尔－蒙克著：《艾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学）（Iain Hampsher－Monk，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朗曼，1987年，第153页。
[21]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3页。
[22]伊恩·汉普希尔－蒙克著：《艾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学》，第155页。
[23] J·斯蒂文·沃森：《乔治三世统治时代）（J·Steven Watson，The Reign of George 1760-1815），牛津，第 311页。
[24]转自陈志瑞博士论文《自由与保守：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第45页。
[25]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4页。
[26]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5页。
[27] W·A·贝克：《英国通史1688—1852》（W·A·Baker，G·R·St·Anbyn，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ish，1688—1852）伦敦，1963，第178页。
[28] H·H·多德韦尔:《剑桥英帝国史》（H·H·1，Dodwell，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Ⅳ）.British India，1497—1858，）纽约，1929年，第312页。
[29]W ·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第147页。
[30]（英）布赖恩·拉平著：《帝国斜阳》（中文版），第29页。
[31]W· 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第 147页。
[3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卷，第192页。

《史学理论研究》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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