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揽大权，且无政敌的宋朝太后刘娥，为何没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

宋朝历史简介~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因国君姓赵，又为区别于南北朝时期之南朝宋（刘宋），故亦称“赵宋”。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宋时北方政权契丹和西夏以宋朝位处其南方，称其为“南朝”；西夏又因宋朝位于其东南，特称其为“东朝。
宋朝建于五代末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后周帝位而改元自立。宋统一各藩镇后，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二帝发动宋代仅有的几轮北伐，宋代前中期疆域大致定型。此后宋朝一直采取重内轻外的消极防守策略，很少对北再兴干戈。建国之初，赵匡胤为避免重蹈唐后期藩镇割据和宦官频繁干政引发的悲剧，将军权归于中央，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采取调将指挥制。这一国策影响所及深远：一方面宋朝少有廷臣豪强乱政，经济、科技发达，文化极为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北宋自初立之后武备积弱，频频不敌北方外患，对西夏、契丹用兵屡遭挫败[注 9]。宋于1126年—1127年发生靖康之难，徽、钦二帝皆被金人掳去，宋室被迫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入侵的金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史称南宋，此前建都汴梁时期的宋称作北宋。1276年，都城临安陷落，南宋亡于蒙古可汗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
相对而言，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据研究，北宋时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
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详见宋朝科技），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250万增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大有人在。与宋以前的朝代不同，赵宋是通过军事政变而非武力攻夺建立的。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原任后周一朝殿前都点检（即禁军统领），由于战功卓著，受后周世宗信任，成为其左膀右臂。显德六年（959年）世宗崩，年仅7岁的恭帝继位，赵匡胤有了代立之心。显德七年（960年）春节之际，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南下的假情报，时后周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出城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驻扎，当天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将卒加黄袍于身（黄袍加身），高呼“万岁”，被拥为天子，时年33岁，是为宋太祖。后周廷臣得知时城内空虚，只得承认现实。后周恭帝被迫逊位[参 7]。赵匡胤曾为归德节度使，驻于宋州，春秋时期宋州为宋国故地（今河南商丘一带），故定国号为“宋”，定都开封，改元建隆。
建隆元年，赵匡胤平定南北李筠、李重进二人的叛军。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开宝二年（969年）十月，他听从赵普的意见前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等和地方武将的军事指挥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改以文官带军，并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两宋因此得以避免唐时藩镇割据的局面。然而，这项国策也导致地方军事资源减少，使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始终处于下风。
政权稳固后，赵匡胤着手扫除五代残余割据，一统天下。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战略顺序，先取经济富庶的南方六国以巩固国力，再掉头北伐契丹附庸北汉。他先行假虞灭虢之计，攻灭荆南和湖南割据政权，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赵匡胤一心希望恢复唐时北方领土，设立封桩库储蓄钱财布匹，以期日后从辽人手中赎回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他再度北伐，却于当年十月十九日突然去世，留下千古谜团，统一大业暂告停止。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
太宗稳固皇帝位后，继续统一事业。其后，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割据吴越钱氏相机归降。太宗遣大将潘美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击退辽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安史之乱后近二百年藩镇割据的局面。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众臣反对，趁伐取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展开北伐。北伐初期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围攻燕京，宋军与辽人在高粱河畔展开激战[参 10]。太宗亲临战场，结果受伤中箭，乘驴车仓惶撤离，北伐未果。七年后的雍熙三年（986年），太宗遣潘美、杨业、田重、曹彬、崔彦五位大将分东中西三路，以东路为主再行北伐。西路、中路军进军顺利，而主力东路军屡遭辽军挫败，粮道被切断，终未能与中西二路汇合，于岐沟关大败而溃。中、西二路亦只得南撤。西路主将杨业因掩护军民南撤被辽军俘虏，在狱中绝食三日而死。之后，北宋在对西夏党项族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屡次失败，但因其厌战，与宋廷议和。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四川爆发王小波和李顺发动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所到之处调发富家大姓除生活品外一切财产于众，得到蜀地农民呼应。次年正月，起义军占据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太宗得知后派遣两路大军讨之，起义军终于至道二年（996年）彻底失败。几次边陲防线的失利、后方起义的爆发遏制了北宋进一步开辟疆土，太宗的施政也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而展开。太宗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善书飞白体，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也是太宗亲自题写的。
太宗即位之事甚为蹊跷，是为“烛影斧声”之事，为确保政权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其弟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然而，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因为同情廷美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参 12]。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时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始步入安稳守成时期。
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雍熙北伐后，辽国就经常在宋辽交界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参 14]。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历代观点以批评者为主，认为真宗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且军事胜利者却要年年向战败者赎巨款买和平，甚为屈辱。肯定者认为，击退南侵本身已是胜利，宋时经济发达合约负担并非巨大，难以说成城下之盟。
寇准渐渐失宠，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佞臣王钦若。王钦若长于逢迎，深知真宗希望天下呈现一派祥和的气象，于是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于各地制造“祥瑞”之象，极力鼓吹真宗封禅，深得真宗之意。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一年内先后三次封禅，严重损耗民力[参 16]。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真宗偶尔一次临幸刘氏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就是后来的仁宗。而后，刘氏与另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改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刘太后十一年的垂帘听政时代[参 17]。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
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持续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宋夏战争主要经历五个时期，即宋仁宗-夏景宗时期，宋英宗-夏毅宗时期，宋神宗-夏惠宗时期，宋哲宗-夏崇宗时期，宋徽宗-夏崇宗时期。宋军的失利使辽国趁机施压，导致重熙增币的发生[参 19]。宋夏战争不利后，仁宗罢免宰相吕夷简，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良好效果。任用包拯管理京城和御史台。在边疆上，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南蛮壮族侬智高叛乱和西夏的挑衅。北宋进入立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然而，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为朋党。仁宗一向厌恶廷臣结党营私，这些新政官员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
仁宗死后，英宗赵曙即位。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以后英宗始才亲政。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就爆发濮议，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英宗生父名分的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称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一派认为该称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皇考，才平息这场争论。总体来说，英宗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便是英宗发起的。
英宗死后，其长子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初制订的制度已产生诸多流弊，民生出现倒退，北方辽与西夏又虎视眈眈。因此，神宗锐意改革。神宗启用著名改革派大臣王安石推行新法，任其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加之天灾不断，神宗实行新法的决心有所动摇[参 22]。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官员郑侠向神宗呈上流民图一幅，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受到极大震撼。次日，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新法。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被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不信任。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首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复职回京，但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坚决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再罢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世事。
后人对熙宁新法的看法非常两极，但无庸质疑的是，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预期。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平民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立意求新，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的十余项改革措施于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欲速不达的困境[参 24]。且新法实施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偏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品性饱受争议之人，以致被视作小人。对于历史上这次改革，黄仁宇曾评论道：“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改制后国力渐强，神宗将重点转移到外患上，决心一举消灭西夏，以绝外患。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取得大捷，大大鼓舞神宗的信心。9年后的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征西夏，不想遭遇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短暂地被其母高太后废，但不久又陆续恢复，其中不少沿用到南宋时期[参 26]。神宗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哲宗赵煦[注 12]严加钳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冷落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是为元祐党争。哲宗亲政后，贬斥旧党，信用新党，变法事业因此得到持续。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弟弟赵佶[注 13]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赵佶生活奢侈迷醉，喜逛青楼，听信道士之言大兴土木，在开封东北角修万岁山，后名为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芙蓉池、慈溪等胜地，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在两浙路苏杭地区设立应奉局与造作局，专在南方搜集奇花异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酿成民变[参 28]。重和元年（1118年），黄河泛滥，河北、京东四路遭受水灾，流民失所、无可谋生，淮南宋江发动民变，起义军一度占居京东、淮南、河北数县。两年后的宣和二年（1120年），宋江等三十六名起义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起义结束。同年十月初九（11月1日），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北）举义，各地农民闻风响应，不久发展至万人。三个月内，义军占领两浙六州五十余县城。次年正月，徽宗派童贯南下征讨，屡败义军，终于七月生擒方腊。
徽宗寡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廷臣，时称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当政次日，就下达禁止元祐法的诏书，即谓元祐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辽“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给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海上之盟。然而宋军被金军打得大败，金兵乘胜掠去燕京人口返北，并克扣营、平、滦三州。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大惊失色，后依李纲建议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在啼哭中登上皇位，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保卫东京。李纲暂时抵挡金军。 金军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次南下，兵分二路直取开封。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因为郭京作祟，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与诸将破城，俘宋徽宗、钦宗二帝。靖康二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掳妃嫔公主贵戚及宗妇、族妇、歌女等数千人到金国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注 14]，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史称靖康之变[注 15]。被掳走的女眷或被金兵轮流蹂躏致死，或被打入洗衣院（金国官妓院）终身为妓，或被金人霸占为妾。金人在五国城侮辱徽钦二帝，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最后二人皆客死异乡。金朝攻灭北宋后，又扶持张邦昌、刘豫，建立“大楚”和“大齐”两个傀儡政权。

南宋历史
朝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得以幸免。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后赵构一路南行，过淮河渡长江，建炎三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行都，称“东都”。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今杭州市）作为“行在”，绍兴八年正式定临安为行都，建康改为留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撤兵北返。在北撤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截断退路，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兵力围困金兵十万之众，竟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北撤，途中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不敢渡江。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者当推岳飞。通过北伐，南宋夺回金扶植的伪齐政权土地。宋高宗赵构因为种种政治原因一心议和，和岳飞的北伐意向始终相左。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度南侵，由于宋朝军民抗战英勇，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南攻不利，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颖昌，又为岳飞败。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兀术出逃开封，北方各地义军纷纷响应，以至于金人南望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在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于书面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参 34]。宋割让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于临安（今杭州）[注 16]。《绍兴和议》实现，宋高宗生父徽宗的灵柩和生母韦氏本人被送回南宋
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注 18]，当时尚与高宗相左[注 19]，一年后被高宗罢免。罢相后的秦桧韬光养晦，侍机而动。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复任秦桧为右丞相。秦桧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采取默许。秦桧后来权势巨大，引起高宗警觉。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后一命呜呼。
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帝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击退。此时金国发生内乱，金帝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返。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注 20]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以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相对复兴时期，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之思想轻敌，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淡，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惇[注 21]，也就是光宗。光宗即位不久就患精神疾病，对孝宗十分不敬。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孝宗朝的大臣，因此即位两年后日渐疯癫。绍熙五年七月孝宗病逝后，光宗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秘密策划另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光宗被奉为太上皇。1195年，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六年后，光宗去世。史载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宁宗一朝被韩侂胄和史弥远两名权臣操控
内忧外患
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无先例不合礼，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被罢去相位。南宋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当时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大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这批士大夫全部赶出朝廷。庆元六年（1200年）间，韩侂胄见理学已不成威胁，解除了党禁。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参 39]。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开禧北伐，很快就遭到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结成联盟，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
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即位，是为理宗。理宗即位，史弥远继续专政，赵昀也就奉行韬晦之策。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史弥远，次年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改观。其时，金朝在蒙古帝国步步紧逼下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和海上之盟的教训，援金抗蒙，使金成为宋的藩屏。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由于金国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战”被蒙古军歼灭，呈亡国之态，宋廷当朝大臣大多赞同联蒙灭金，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蒙宋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文件，埋下后患。金哀宗得知，也派使节来宋陈述利害，希望联合抗蒙，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于此役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
端平二年（1235年），三路蒙军分别大举入侵川陕四路，荆湖北路和淮南西路，都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再次兵分三路大举南侵，前锋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占领川陕四路从而渡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曹友闻、王坚、孟珙、孟瑛、余玠、张钰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流矢所伤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蒙哥死讯，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称汗，准备撤军以争大汗之位，宋臣贾似道借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忽必烈返回北方自立为汗。
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注 22]为皇储。由于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过堕胎草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赵禥即位后不理朝政，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都（今北京市）建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咸淳十年七月九日（1274年8月12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
宋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隰即位。当时，宋朝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祐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举行受降仪式，赵隰退位，南宋亡。但赵隰之弟赵昰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
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元军将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山海战。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至此宋朝皇族彻底消灭。张弘范在石壁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而还，宋朝到此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此外，据宋王台公园《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记载，昰昺二帝南逃期间，“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注 25]，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葬于今九龙城区，人称“金夫人墓”，后来由于该址兴建圣三一堂，“金夫人墓”也随之湮没。

刘娥与武则天的人生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她们皆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刘娥的父亲刘延庆，在太祖一朝官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虽算不上高官，但也算是个中等的权贵人家，但是随着刘延庆的去世，后继无人的刘家就随之中落。而武则天的家庭也一样，他的父亲武士彟虽在高祖一朝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但到了太宗朝，随着武士彟的去世，武家也就此家道中落（不得不说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刘娥与武则天的父亲都在开国皇帝一朝中身居要职，也都是在太宗一朝中走向没落）。

她们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理政经验，刘娥在真宗朝后期就开始干预朝政，当时真宗回宫处理天下奏章时，她就总是陪伴左右，参与国事的处理。而武则天更是不用说，在高宗中后期，她就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参预朝中事务，“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最后甚至都与高宗并称“二圣”。

再如她们都有极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刘娥知道利用百官之间的矛盾去击败自己的敌人，如她就曾利用丁谓、曹利用等人，一举打垮了反对自己干政的寇准、周怀正、李迪等等人。而武则天，她的政治手段更是惊人，凭借着一己之力，她不但将反对自己为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贬出朝堂，之后还让高宗心甘情愿的将一半皇权交予她，与他并称“二圣”。

再如她们在“垂帘听政”时都有“僭越”的行为。刘娥在听政时，她不但公然接受宋仁宗和文武百官的朝拜，甚至还以帝王的礼仪去参拜太庙。而武则天在听政时，其所作所为更是肆无忌惮，从“公然废掉中宗李显，另立睿宗李旦为帝”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此时武则天已于帝王无疑。

可以这么说，刘娥同武则天一样，她有称帝的条件，也有称帝的能力，如若她要称帝，这不是没有机会。但事实上，最后刘娥并没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她们两人最后是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武则天在听政七年后，宣布改唐为周，建立大周王朝。而刘娥听政尽管长达十一年之久，已然成为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但却自始至终没有迈出称帝这最后一步。

那刘娥为何不踏出最后一步，去行那改朝换代之事，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呢？

关于刘娥为什么成不了第二个武则天，很多答主其实已经给出了非常详细的答案，比如没有庶族集团的支持；没有外戚集团的支持；没有自己的铁杆政治盟友等等。因此，如若重复去说这些，着实有老生常谈之嫌。

所以，对于其他答主已经写出的原因，我这里就不再详诉。 这里，我来说说，多数答主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都很少提到过的一个方向。

刘娥之所以没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这与宋真宗在驾崩后所留下的遗诏不无关系。

与武则天靠李治留下的“大帝遗诏”获得名正言顺的“听政”权一样，刘娥能名正言顺的听政，靠的就是宋真宗所留下的“乾兴遗诏”。

但是，与“大帝遗诏”为武则天后来的称帝铺平道路不一样的是，“乾兴遗诏”却是极大的遏制住了刘娥意欲称帝的举动。

我们来看看这两份遗诏的主要内容：

“大帝遗诏”：“皇太子（唐中宗李显）哲，……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兹亿兆之愿。……皇太子(李显)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天后进止”。

“乾兴遗诏”：“（宋仁宗赵祯）可于柩前即皇帝位。然念方在冲年，适临庶务，保兹皇绪，属于母仪。宜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更赖佑佐宗工，文武列辟，辅其不逮”。

首先，从这两份遗诏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刘娥这二人获得听政权力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先是刘娥，宋真宗赋予她听政权力的原因是“念方在冲年，适临庶务，保兹皇绪，属于母仪”，就是此时刚继位的仁宗还很年幼（13岁登基），且缺乏施政经验，因此如若让他直接亲政，这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为了国家、百姓考虑，真宗就赋予了刘娥听政的权力，让她代行皇权。

反观武则天，李治给她听政的权力，却似乎是毫无原因的，因为自古皇太后能被赋予“听政”权力的，其条件武则天是一样都不占。先是“年幼”，李显即位之时，他已是28岁的大好青年，这显然无法满足“年幼”的条件。再是“缺乏施政经验”，李显未登基时，他就已经拥有较为丰富的施政经验，当时李治多次因事出京时，李显就多被赋予“监国”的责任，如永淳元年（682年），唐高宗“幸东都”时，就令“皇太子（李显）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因此这也显然满足不了“缺乏施政经验”的条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时忠于李唐的重臣，他们皆不能逼迫武则天放弃听政的权力，而只能是用各种借口去请求武则天放弃听政，如裴炎就曾用过“平定叛乱”的借口，《新唐书》载：“徐敬业兵兴，后议讨之，炎曰：‘天子年长矣，不豫政，故竖子有辞。今若复子明辟，贼不讨而解’”。由此，在拥有完全合法，且不受限制的听政权的加持下，武则天是完完全全有资格去将朝堂上的重要位置换上忠于自己的亲信，而不惧任何非议。

而反观刘娥，她的听政是受到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的，一旦仁宗成年，且拥有施政的经验时，刘娥就得归还听政权，而这就给了忠于赵宋的官员逼迫她归还权力的理由，此时刘娥死心塌地的辅佐仁宗治理大宋，这也就罢了，但若是她有半点妄图改朝换代的想法，恐怕那些忠臣就会以此种理由逼迫她交出权力。而此时刘娥一旦拒绝交出权力，那不管是忠于赵宋的忠臣，还是别有用心的奸臣，他们可都有正当的理由去采取兵谏的作法了，真等到那时，刘娥的命运会走向何方，就真的不知道了。

首先在“大帝遗诏”中，李治赋予武则天的听政权力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天后进止”，因“兼”在古文中有着“全部”、“同时”这两种不同的意思，因此这句话有着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凡是遇到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全部由武则天来决断；其二是遇到军国大事有分歧的时候，要同时禀告于武则天，由其来做决断。当然不论是哪种解释，我们都可以看出，李治赋予武则天的听政权力是完全等同于皇帝的权力，她就是整个天下真正的掌控者。

而正是武则天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她才能凌驾于皇帝之上，直接越过皇帝颁布诏令，去行迁都、改官制，乃至是废帝一事，如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就越过睿宗李旦，直接下诏：“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

而反观刘娥，在“乾兴遗诏”中，刘娥被赋予的权力只是“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这里我们需注意“权”这个字，在古文中权有“变通”、“暂时”这两种意思，因此无论是何意，刘娥虽然与武则天一样，同样被赋予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权，但不一样的是，刘娥被赋予的权力是暂时性的，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变通做法。也就是说，刘娥只是皇权的临时掌控者，而不是真正的持有者，她不能长时间的把控着皇权，更不能直接取代仁宗皇帝，成为真正的皇权拥有者。

再是，“乾兴遗诏”中赋予了百官限制刘娥的权力，而“大帝遗诏”中却是没有。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控制住李唐天下，并最终达成改朝换代的壮举，这之中固然与武则天本身高超的政治手腕有关，可更多的是朝中多数重臣的“不作为”。而李唐重臣之所以会“不作为”，虽跟有些官员贪生怕死，趋炎附势有关，但也有李唐重臣没有权力去限制武则天有关。

如上文所说，“大帝遗诏”中赋予武则天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可以凌驾于李唐皇帝之上的，与此同时，李治在遗诏中更是点明：“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兹亿兆之愿”，即朝中文武百官必须是无条件听从武则天的命令。如此，试问李治都在遗诏中如此说道，李唐忠臣就算有心限制武则天，但又有何理由去限制武则天呢？毕竟连李唐天下的拥有者，李治他都不在乎这天下被武则天所得，那些忠臣又还能干嘛呢？

而与“大帝遗诏”中无底线的给予武则天权力不一样的是，“乾兴遗诏”中却是赋予了朝中文武百官限制刘娥的权力，“文武列辟，辅其不逮”，这句话无疑是给予了文武百官指正刘娥政令失误的权力，及限制刘娥擅权的权力。在当时，那些忠于赵宋的重臣正是借助这个权力一次又一次的制止了刘娥赤裸裸的“僭越”行为。

如某一次，刘娥与仁宗皇帝“同幸慈孝寺”，刘娥“欲以大安辇先帝行”，此时参知政事鲁宗道就说道：“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直接与刘娥说道，她不能走在仁宗皇帝的前面，而这时刘娥无奈只得遵从“命辇后乘舆”。再如乾兴元年（1022年）六月，刘娥“以上卧起晚，令内侍传旨中书，欲独受群臣朝”，此时刘娥意欲将仁宗皇帝抛弃，独自接受群臣的朝拜，可最终因士大夫们的严词拒绝，刘娥这等举动并未如意。

同时，与武则天动辄就能亲自下诏罢免百官不同的是，因“乾兴遗诏”赋予了百官限制她的权力，刘娥不但不能罢免百官，还要时刻受到文武百官的监督，比如刘娥晚年纵容外戚乱政时，“稍进外家，任内宫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崇勋等以此势倾中外。兄子从德死，姻戚、门人、厮役拜官者数十人”，她就相继遭到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段少连等人的连番弹劾。

综上所述，从这两份遗诏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刘娥虽与武则天一样有着听政的权力，但刘娥的权力却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的，其不但要受到时间和条件上的限制，还要受到文武百官强悍的限制。简单的说，真宗赋予刘娥的只是暂行皇权的权力，她只是皇权的代言人，当时一切军政事务还是离不开仁宗的同意的，况且真宗在赋予刘娥皇权代理人身份的同时，还赋予文武百官监督她的权力，因此刘娥是做不到跟武则天一样，去直接越过仁宗去执行任何一项政务的。

如此，试问单单靠一个遗诏，就被如此牵制的刘娥，她岂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呢？

宋朝太后刘娥之所以没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是因为当时的皇权已经很集中了。她一个女性是不可能当皇帝的。

因为当时社会制度不允许，当时宋朝文官制度非常强大，刘娥想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大臣不会同意。

因为有大臣在制约刘娥，她没有独断专权的权力，才没有成为第2个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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