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个朝代“党争”比宋明都严重?

作者&投稿:凭喻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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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所以,难免有政见不合的情况。

不过,发生在古代王朝中的“朋党之争”,显然与政见不合没有太多关联。争斗的两党,纯粹是为了权力而相互倾轧,为此不择手段。之所以古代党争频发,还是因为古代的党派往往是建立在人际网络上的,其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古代比较严重的朋党之祸,有唐代的“牛李党争”以及明朝的“东林党争”。

拆开“朋党”这个词来看,就不难理解朋党的内涵。官场之上,同窗、同乡拉帮结派,为了巩固己方在朝中的势力,也为了扶持更多私党,不断对其他官员、朋党进行攻击。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党争之乱,往往始于两个甚至多个朋党。在绝大多数时候,皇帝都不会坐视这种现象的发生。


所以,几乎每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会三令五申禁止结党。不过,在一些个别情况中,皇帝并不会制止党争:一是皇帝希望巩固集权,制衡阁权、官权,所以会纵容党争,坐山观虎斗;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被架空,根本无力制止党争。例如我们今天要讲的“牛李党争”,便属于后者。

自唐朝步入中期以后,宦官之祸愈发严重。起初,皇帝为了巩固集权,赋予了宦官参政的权力。没想到,这些宦官比官员更难掌控。宦官掌权后,靠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阻断了皇帝与外界的联系,名为皇帝的“代言人”,实际上,他们已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很多朋友以为,历史上宦官之祸最严重的是明朝,实则不然。


很少有哪个朝代的宦官,能像唐朝宦官一样凌驾于皇帝之上。什么将皇帝架空对外廷发号施令,对于唐朝宦官来说都是小儿科。唐朝宦官可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能够操纵皇储的人选,废立天子。更有甚者,像仇士良之流,敢直接带兵与皇帝对着干。唐朝宦官之盛,堪称绝无仅有。

宦权滔天,皇帝的处境十分尴尬。按理说,作为辅国栋梁的文臣集团,理应挽大厦于将倾,帮助皇帝解决宦官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唐文臣忙于内斗,根本无暇顾及皇帝的处境。

说起“牛李党争”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宪宗一朝。


元和四年,牛僧孺、李宗闵这两个靠科举入仕的新生力量,在奏章中极力抨击当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主张。李吉甫身为一国之相,怎会容忍这两个毛头小子?

于是,他立即上奏朝廷,对二人进行弹劾。虽然弹劾之事不了了之,双方的争执也告一段落,但是,两派的矛盾却延续了下去。在后来,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带着一众私党(是为李党),与牛僧孺、李宗闵这些新生力量(是为牛党)进行了一番角逐。

根据文献的记载,虽然,宪宗一朝这两派就已经有了相互倾轧的苗头,但均属一些不伤筋骨的小打小闹。两个朋党开始正式较量,是在穆宗继位以后。两个朋党及依附于两党的官员,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倾轧,在政治场上进行较量,将本就在走下坡路的大唐王朝搞得乌烟瘴气。

直到宣宗登基后,这场“牛李党争”才画上了句号。虽然,党争已被平息,但因党争所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却破坏了大唐王朝之根基,将王朝推向覆灭的深渊。


在古代王朝中,党争的形式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我方得势后打压你方,你方得势后变本加厉地回报,不斗个满门抄斩家破人亡绝不善罢甘休。

那么,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究竟在争些什么呢?是个人私怨,还是政治主张?

从表面上来看,不难发现“牛李党争”中存在一定私怨的成分。

作为前任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处于党争的风口浪尖上。宪宗一朝,牛僧孺等“新生力量”得到了重用,被宪宗调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统领藩镇。早年牛僧孺与李吉甫之间闹过矛盾,所以牛党将仇怨全都发泄在其子李德裕身上,一有机会就递折子对其进行弹劾打压。

武宗上台后,局势陡然扭转。李德裕平步青云,官拜宰相,一跃成为内阁第一人。今时不同往日,得风得水的李德裕自然不会放过早年打压自己的牛党,于是便对其进行了又一轮政治攻击。武宗登基后,牛僧孺再度崛起,成为新一任宰相,风水轮流转,牛党自然要给李党些颜色瞧瞧。


看起来,“牛李党争”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今天你给我一巴掌,明天我踹你一脚,没完没了。实际上,在私人恩怨背后,还涉及到许多因素。且来看看为什么牛僧孺早年要得罪李吉甫?正是因为他与李吉甫之间的政见不合。所以,这场党争从一开始,便是由政见不合引发的。

我们知道,自安史之乱之后,天子脚下闹事的藩镇就像是按倒葫芦起了瓢一样,拥兵自重的藩镇势力成了朝廷的大难题。藩镇问题,就是牛李两党之间最大的冲突点,两党对藩镇问题所持的主张截然相反:

李德裕及“李党”成员,都觉得应该竭尽所能打压藩镇,避免安史之乱的再次发生;

牛僧孺、李宗闵等“牛党”则觉得,应该姑息藩镇势力,毕竟藩镇关系到国家之安危,牵一发而动全身。

李德裕当宰相时,对藩镇拿出了强硬的态度,极力弹劾那些有作乱苗头的藩镇势力。到了牛僧孺担任宰相时,正赶上“卢龙军乱”的爆发,但牛僧孺却主张姑息,还拿出了“不系国家休戚”的理由。且不说这两人的主张孰是孰非,从他们截然相反的立场来看,牛李党政已注定不可能善终。

可以说,只要藩镇仍存在,他们之间的争斗就不会停下来。


除了藩镇问题之外,牛李两党还有另一个冲突点,那就是朝臣的选拔问题。我们知道,自武周朝开始,科举制度已经逐渐成型。不过,虽然有这样一套成熟的官员选拔制度,但让科举制就这样取代士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且来看看李德裕与牛僧孺入仕的方式,就会恍然大悟。

李德裕的父亲是谁?前任宰相李吉甫。李德裕是个非常典型的士族官僚,他能够子承父业,多半要得益于他的老爹。

而牛僧孺呢?十年寒窗,啃了许多年书本终于登科入仕,凭自己的本事跻身官场,并闯出了一番天地。

在李德裕眼中,牛僧孺就是个出身卑贱的草民;

在牛僧孺看来,李德裕就是个靠拼爹起家的官二代。

由于在当时,科举制和士族制并行,所以,此二人一个支持科举制,一个支持士族制。

如果说,对于藩镇问题的政见不和,源于牛李自身,那么,对官员选拔主张的不同,则牵涉甚广。在当时,有不少官员像李德裕一样,出身官宦世家,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是朝中栋梁,甚至,其祖宗的画像还挂在凌烟阁里。

这批官二代、官三代就是靠着士族制进的官场,又想将自己的爵位和官职传承给子孙,怎会允许科举制的存在?然而,牛僧孺与他代表的登科进士人数更多,他们希望能给天下寒门子弟一个入仕的机会。选官制度之争,关乎大唐官场之根本,这也是这场党争能够持续四十年的最大原因。


像这样的党争,不分个高下,双方绝不肯罢休。而这场党争的戏剧性结局,颇为耐人寻味。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那么,牛李两党斗罢后,谁是最后的赢家呢?

前文说过,自唐中期开始,宦官已经成为皇帝与官场之间的“传话人”。牛党与李党想要斗上一斗,难免要讨好内廷的宦官,给自己找靠山。在牛李两党闹得如火如荼之际,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文臣集团的斗争使第三方坐收渔翁之利。

一场“甘露之变”,让宦官控制了皇帝,一手遮天。此后,宦官掐死了皇帝与外廷的一切往来,外廷大臣再也没机会让皇帝听到自己的声音。到了这时,连皇帝都被控制在宦官手里,党争还有什么意义?“牛李党争”就这样戏剧性收场了,双方斗了个两败俱伤,反倒便宜了宦官。

根据文献的记载:

李德裕及其党羽被赶出了中央,被贬到地方,李党在京城的一切势力均被拔除;

牛党虽小胜一筹,但从这以后史料中再未看到关于牛党的只字片语。



这个朝代就是唐朝,自唐朝中期以后,皇帝为了巩固集权赋予了宦官参政的权力。没想到这些宦官比官员更难掌控。宦官掌权后靠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阻断了皇帝与外界的联系,名为皇帝“代言人”,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土皇帝,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就是唐朝衰落的开端,后期更有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并在朝堂扶植官员,党派之间的斗争十分严重。

清朝,因为清朝的明珠和索额图的党争差点毁掉了清朝,所以是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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