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鲁迅的演讲风格

梁启超与鲁迅~

1898年9月，梁启超偷偷搭乘一艘日本军舰逃出国门，带着变法失败的惶恐和不安，来到了扶桑之国。三年之后，另一位少年——周树人经矿路学堂保送乘坐大贞丸号轮船，来到日本留学。两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先驱相继来到日本东京，他们尽管从未相见，但距离是如此之近，并几乎在同时将国民性的改造定为自己一生的主题。梁启超比鲁迅年长八岁，二十出头就已追随其师康有为投身政治变革之中。1896年《时务报》创刊，梁任主笔，所作文章，风靡全国。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899年自立军被镇压，梁启超对原先“开民智、兴民权”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痛定思痛，流亡日本的梁重新发挥自己办报的特长，创办《清议报》，提倡新民之说。而此时刚到日本的鲁迅年及弱冠，对未来还充满单纯朦胧的梦想。尽管满怀一腔爱国赤诚，但毕竟还局限在科技救国的层面上。不久又改为学医，原因很简单，想学成后救治象父亲一样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时代的危机总会以某种方式闯入少年人火热的胸膛，促成其灵魂的觉醒，从此生命为之激荡起来。幻灯事件后，鲁迅弃医从文，国民性的改造已成为他目前迫切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902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随即创办了《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意。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1906年鲁迅筹办文艺刊物，取了一个与之很接近的名字《新生》，出自但丁的《神曲》，也暗合“文艺复兴”之意。两位先行者几乎是在同一个起点开始了解决国民性问题的探索。 1894年的甲午战争击败北洋水师，使老大帝国从睡梦中惊醒，日本的强大也使之成为我们学习西方的成功范例。此后清政府开始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进入20世纪后，在日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1904年-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激增至8000人，留日学生人数已达到高潮。此时日本对西方文化的译介非常全面快捷，满怀一腔报国之心的中国青年来到这里，思想迅速成熟而趋于激进，更多的人关注政治斗争，当时的东京已然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的大本营。此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对“开民智”的问题还只是为了开学堂培养专门人才，那么在遭受了变法失败血的教训之后，他开始把国民性教育视为民族振兴的基础工作。对国人自身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的麻木、愚昧给予猛烈抨击，大倡革命排满，鼓吹破坏主义，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诗人黄遵宪对梁的文章评价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优美的文笔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再加上梁启超天生具有宣传家的素质使之在1902年前后，成为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遗憾的是梁启超很早就投入政治活动中，也很晚才从政治中挑出来。他对国民性问题也之侧重于推行“群”的观念，其核心是“公德”，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促进群体的利益，要求民众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国民对国家的尽责。“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流亡扶桑的梁启超对当时明治时期的日本寡头政府中央集权颇为推崇，已赞赏日本国民的素质：“日本之雄起，……真豪杰之国哉！一夫倡，百夫和；一夫死，百夫继。”（《记东侠》）批评国人几千年来“公德”始终没有发展。他定义的“新民”要求有进取和冒险精神，要有国家意识，要有献身精神。梁启超崇尚墨家，墨家尚同，然而悖论在于当民众尚同于天子时，天子却往往不会完成最后一道程序：继续继续尚同于天。统治者不配合，这样的尚同便毫无意义，梁推行的国家主义强化对民众国家意识的培养，却疏于对专制奴役的防范。这些新民虽称为“新的公民”，可自身奴性不根除，精神不觉悟，最终也不过是作了“奴隶的奴隶”罢了。 梁在日本时曾认真学习西方政治思想，接受了本杰明基德激进的集体主义的社会进步观：“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在梁启超这里，民众个人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是不存在的，如其有也必须服从于集体的利益。梁启超始终是在高高的政治讲坛上，动员民众，维新时他谴责民众和士大夫不尽其责，“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相率不发一论，不办一事而已，其太息痛恨涕哭唾骂之言，正以便其推诿卸责一齐放倒之计，而实非有一毫真心，以忧国忧天下者也。”他谴责国人的旁观心态：“‘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他呼吁“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怎奈流亡日本时他是如此动员，在与袁世凯合作时仍然是如此空泛的动员和说教。 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显然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但几乎从一开始二人的观点就存在歧异。梁启超将国民的劣根性归纳为“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弱，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团结力相差”。全面是全面，但却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要求民众增强国家意识，“心相构，力相摩，……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而鲁迅起初对梁关于“公德”的提倡就不能接受，他不会象一个政治家一样为了国家的强盛改造国民而忽略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幻灯片中那些欢呼“万岁”的中国人给他的刺激太深了。在梁启超那里，国民的改造只是手段，而于鲁迅却是最终的目的。精神上不能觉醒，涤汰奴性，那最终只不过成为奴隶的奴隶。真正的启蒙，“若其道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观点上的分歧使梁启超最终未能成为鲁迅心中的文化偶像，1907年，身心俱疲的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一职，从此退出政治，1918年开始筹备欧洲游览准备工作。梁启超几十年政治生涯一事无成，到头来依然回到国民性问题，重新开始著书立说，办报讲学，就在这一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鲁迅和梁启超一样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与梁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文笔不同，鲁迅的文字却冷峻峭拔，乐观是梁启超文章的主旋律，悲观却是鲁迅生命的底色。梁和鲁思想的形成都受到过进化论的影响，在梁启超的政论中总可以看到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即使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亦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在维新时，梁通过人种、物产来论证“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在日本又写下《论中国人种的将来》，预言“中国人于来世界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人种。”在民国后又乐观的断言此后“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读来使人感奋，深受鼓舞，但细细品味就发现这却是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这种乐观潜藏着对社会进步的过度神话，这种乐观激进的未来主义对每一个个体的精神状态是视而不见的！ 相反早在1907年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时，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宿命，也从此确定了未来之性格：“自尊之大，力抗不可避之定命，为状惨烈，莫可比方”，“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疾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死守真理，以拒腐愚，终获群敌之谥。”“尊侠尚义，挟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葸，虽获罪于全群无惧……”。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歌颂了拜伦、尼采等一批文化英雄，也喊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宣言：“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当梁启超推崇中国的管子、商鞅和克伦威尔等一批强权人物之时，鲁迅却赞美着一批“恶魔”：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当梁启超要求国人服从、忍耐，“齐万而为一，心相构力相摩”，鲁迅则提倡反叛，反叛强权，“反叛多数和一致”。梁启超笔下是神采飞扬“乳虎啸谷”的少年中国，鲁迅笔下却是困顿疲惫但意志坚定的过客。梁启超对国民性改造一直是在动员，而鲁迅才是批判。“他（鲁迅—笔者注）才开始从几年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讴歌，而转为民族的严肃的批判。他不能不以批判的形式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林贤治《人间鲁迅》P141） 梁启超和鲁迅代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两种不同的路径。梁启超一方面教育民众对国家集体的服从，一方面又寄希望出一个强权人物将中国带入宪政之路。我们可以理解梁的用心良苦，即使是后来五四的启蒙大家也大都将启蒙建立在救亡的基础上，这是时代的局限。何兆武先生在《西方哲学精神》一书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述：“自然权利的观念是近代（前现代）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石，但一切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直接目标却更多地不在人权而在救亡。在近代中国总是受着一个更迫切的、更重要的集体的目标——民族生存所制约，因而它的着眼点就更多地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这一点又恰恰能够更好的符合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即轻个人而重集体，个人永远地属于集体之下。……自然权利与救亡图存两者虽不必互相排斥，但毕竟前者被当作后者的一种工具或手段，成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位、从属的东西。集体的生存仍然压倒了个人的权利。”（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P17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 梁启超在袁世凯、段祺瑞的独裁政治下依然呼吁民众对集体的服从，这样的启蒙早已失去了价值。即使在后来退出政坛，四处讲学时梁的国民性理论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主义的窠臼。然而真正的启蒙都必须把人性解放作为最终目标。铁屋子没有砸碎，培养出来的新民不过是更加合格的奴隶而已。正是鲁迅对专制奴役的警惕，对国民奴性的不妥协的批判，使中国近代启蒙具备了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如后人所述：“鲁迅的一生，可以说是怀揣着立人的文化理想观察世界、批判世界的一生”。（摩罗）从梁启超“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的中国少年到鲁迅呐喊的狂人，中国的启蒙才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级，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责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能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也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间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一一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里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惰,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肘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一一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自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鲁迅先生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引人入胜、娓娓动听，其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在老北大，没有严格的课本，没有讲课深浅之规定，也没有课时进度之约束，一切都由教师们根据情况而定。在这样的课堂上，教授们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们的学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教授们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趣味盎然座无虚席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上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并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胡适先生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很具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
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俊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钱穆先生亦是学生们喜爱的教授，他讲课时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先生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写道：
“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
满腹学问敏思讷言
教授中还有一类是学问高深口才却差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笔端了，而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走上讲台时常常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应算在此列。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却不善于言辞，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用手敲头深思。
顾颉刚先生，乃“疑古学”之大家，著有《古史辨》。先生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但口才不佳，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吃吃一会儿，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的速度倒很快也很清楚。
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亦属不善讲课之列。学生们回忆：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讲课有讲义，学生人手一册。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
不善讲课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实在难懂，讲不如不讲者。如陈介石先生，他在哲学系也是深受同学们尊重的。他讲课是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上课时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据说就是因其一口难懂的温州土话的缘故，促成了他的风格。
荒诞离奇标新立异
讲课中有的教授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也有的教授则更注重前人的错误。陈垣教授便是这样。
在讲课时陈垣教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代清楚，尤其注重前人的错误。有的同学回忆陈先生讲课时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教授中也有讲课喜欢标新立异者，有时异到胡说、离奇地步。林损先生便是代表之一。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有时随口胡说。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竟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世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后来，他在学校整顿中被解聘。
还有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据说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精神》曾被誉为是“一部震炫欧洲思想界的巨著”。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即便是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并不是因其学问不精，而是因其教书不认真。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一学期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黄侃先生讲课的奇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田炯锦先生《北大六年琐记》这样写道：“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 ‘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深刻,一针见血.
梁启超的演讲很吸引人。

有很大的区别

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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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18448275139： 为什么梁启超的演讲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影响,演讲到底有何特点 - ？
牧杭法可： 一,动之以理.全文选取了十多个名人名言进行论证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而且作者自己在此基础上再一次强调与解释.另外,或举例或对比,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自己观点的准确.二,晓之以理.在每次引用和举例后,作者以此阐释,有据可寻.最主要的是作者现身说法,准确形象的论证乐业的必要性.所以说,虽然梁启超的语言平实,但由于上述的特点才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绝对原创,别忘打赏,谢啦!!!

南皮县18448275139： 你了解鲁迅的其他情况 - ？
牧杭法可： 我了解的鲁迅情况如下:1、文艺影响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

南皮县18448275139： 梁启超创作风格用两个词语概括还有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这篇课文塑造了 的形象,表达了 之情 - ？
牧杭法可：[答案] 学识渊博率真风趣,景仰之情.

南皮县18448275139： 梁启超《敬业与乐业》的主题是什么? - ？
牧杭法可：[答案] 敬业与乐业》选自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是一篇宣讲人生与事业关系的演讲词.我在以前教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时没有太深的思考,只觉文章浅显直白,学生掌握起来是容易的.近来研读了一些关于梁启超的文章,也特意去读了梁启...

南皮县18448275139： 梁启超、徐志摩、鲁迅之间有什么关系? - ？
牧杭法可：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徐志摩和鲁迅为一代人. 鲁迅因与徐志摩思想差异较大,故对其极为不感冒. 梁启超与鲁迅并无多少交集,他们只是代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两种不同的路径.梁启超为动员,鲁迅则为批判.

南皮县18448275139： 本文对一次演讲中的梁启超作了精彩生动的描写,表现了梁启超的性格、气质和修养,十分生动、传神.请选择一个你最熟悉的人,描写一下他的动作、神态... - ？
牧杭法可：[答案] 我的爷爷是个农民,由于多年的操劳,爷爷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松树皮,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手心上磨出了几个厚厚的老茧;流水般的岁月无情地在他那绛紫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那原来是乌黑乌黑的头发和山羊胡子也变成了灰白色,...

南皮县18448275139： 梁启超与傅雷的写作风格 - ？
牧杭法可： 梁实秋 在艺术上他深受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标举简洁典雅的审美原则,他认为“简短是机智之灵魂”,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强调写文章要懂得“割爱”,要多加剪裁,避免枝蔓,达到删繁就简,由博返约. 林语堂 幽默与闲适是其散文的重要特色.用平淡的话语制造美文,表现出一种心境畅绩扳啃殖救帮寻爆默的超脱与悠闲,与他提“性灵”,表现“自我”的美学观相一致.他的“闲适”在内容上表现为冷静超远,旁观世态人情,面对现实,但不干预和批判现实.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娓语式”的小品文笔调.

南皮县18448275139： 如何提高自己即兴演讲的能力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平常也不爱多说话,有 ？
牧杭法可： 推荐:怎样做好即兴演讲 1、一定的知识广度.只有学识丰富,才能在短暂的准备时间内从脑海中找到生动的例证和恰当的词汇 ,使即兴演讲增添魅力.这就要求演讲者具...

南皮县18448275139： 梁启超先生的开场白具有怎样的特点,这在人物描写中属于什么描写手法 - ？
牧杭法可： 梁实秋对梁启超先生的开场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这是开场前的动作,记载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会如此清楚呢?让我们来看后面的开场白:“'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不待作者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位活生生、有那么一点点谦逊其实又非常自信的梁启超先生了.作者本来就很景仰这位大师,现在得以亲炙其学问,自然是更加佩服又觉得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