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临风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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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人物生平~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祖父名周铜,捐过清朝“同知”,父亲周景颐,为光绪年的末科秀才。但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些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感觉很新奇。另如弹弦唱戏,初染就能令那些个“角儿们”瞠目结舌。进入小学后,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周汝昌从初中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觉民三年,他的“文学事业”已经发端。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而且开始写“文章”,竟获一个报纸发表,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初中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天津市实验中学。进入高中后(南开中学),此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方面之一即:研习宋词。但这些刊物已不易寻检,如今仅仅觅得小词数首。周汝昌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后,与诸多名家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钱钟书曾回信于周汝昌: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不为虚矣,并另有回信赞其押韵”如土委地。 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学礼堂上演的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深为梨园票友所推崇。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墨问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并告知其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十分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周汝昌从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 1940年周汝昌二十三岁时和十七岁的毛淑仁结为连理。毛淑仁表字芝仙,曾号岫眉。结婚那时,华北正处于日寇侵华的苦难岁月。  周汝昌在怀念妻子的文章中,对妻子的贤惠、聪颖的感激之心、赞赏之语跃然纸上,使人若感同身受,不由得生起对这位女子的敬仰。 周汝昌在自传中曾说其一生写作多得贤妻毛淑仁的臂助,尤其是当时条件之艰辛,其功更不可泯灭。贤妻素喜书法,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她不仅内助辛苦,病时还为他抄录资料,以解周汝昌目坏难读小字之困。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六十载糟糠夫妻,患难伴侣,所历万言难述。她是一个善良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瘁,助其为文写字,缝衣做饭。在危难中表现出无畏的护其申冤的高尚精神。周汝昌平生的这点学术成就,其中包涵着她的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他难以忘怀的。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随后又步入了“研红”。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去燕大图书馆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公之于众。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应胡适先生之邀从西郊学校进城,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先生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道: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的外文系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也由于这本书,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由“红”变成“黑”。在后来的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文革期间,周汝昌也遭受了冲击。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被关进了“牛棚”。1969年中秋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1970年8月下旬,周汝昌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启程那天周汝昌到总部办手续,打开公函一看,“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周汝昌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自1974年离开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即便是在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周汝昌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演讲内容精彩纷呈,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外,周汝昌还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过《红楼梦》,当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周汝昌曾这样表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虽然限于目力身体等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接近真相。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周汝昌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写字则是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后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创作方式不得已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幼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2002年,周汝昌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很留恋人间事。像他这样的人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他写作的精力非常旺盛,几乎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女儿简直打不过来。他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还有没做完的工作,他积累了几十年,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 周汝昌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红楼梦学刊》编委等职。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2002-2008年,数次登上百家讲坛,讲授唐诗宋词鉴赏、解读《红楼梦》以及中国四大名著等。2013年1月6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等主办,《收藏界》杂志等单位承办的“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在京揭晓。周汝昌先生入选。 红学研究  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考证,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作者有了一个空前清晰的印象。  《红楼梦》汇校工作:周祜昌、周汝昌二位先生五十六年心血的结晶《石头记会真》,汇集已发现的现存于世的古抄本10余种,对其进行全面汇校,展示所有异文,使之成为接近曹雪芹原本真笔的一部可以信赖的《石头记》。  周汝昌把《红楼梦》上升到中华文化小说的高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于胡适,但又独树一帜。周汝昌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并且通过对前八十回的仔细研读结合曹家史实,经过严密思考和逻辑推理,为人们揭开了隐藏在书中的深刻艺术内涵,伟大的诠释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研究观点为广大红学研究者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红学观点《红楼梦》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 红楼梦的创作思想:第一、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文化小说,实际上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读懂了《红楼梦》,就能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第二、以写妇女人材的屈辱、不幸、悲惨,来写中国人材的悲剧,甚至人类人材的大悲剧。可惜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硬是被狭隘地庸俗化为哥哥妹妹的爱情悲剧。《红楼梦》的主旨:大旨谈情(而非色空),具体就是:体贴,即孔子所说的“恕”,推己度人之义。《红楼》文化有三纲:曰玉、红、情。《红楼梦》的艺术手法,非仅仅是“形象塑造、心理刻画、描写逼真、分析细密”等西方文艺理论所言,更重要的是在于具有中华一切文学艺术的总特征:“传神写照、追魂摄魄”。《红楼梦》的结构章法:整部书所采用的是“大对称”的结构法,包涵了三次重要的元宵节与三次重要的中秋节,这是全书的六大关目。理解了它,又可发过来推考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轮廓。《红楼梦》是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 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不在红学范围内,若“红学”仅局限“小说文艺学”(特别是移植西方的一套) 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必须回到“学”———即中华文化之学上来,那才海阔天空,前程万里。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程伟元、高鹗所刊行的120回《红楼梦》,是有政治目的在内,程高本的后四十回是狗尾续貂,是对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主旨思想的弱化与歪曲。《红楼梦》原本108回,全书是12×9的大结构,以53、54回为分水岭。原书末有情榜,榜上108位女子,与《水浒传》的忠义榜相对应。 曹家的败落与康雍乾年间的政治斗争有关。曹雪芹,满族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是一位奇人异才,是大诗人、画家、思想家、历史家的“聚合体”,也是是一位创教之人:情教。曹雪芹父亲曹頫,祖父曹宣,曹寅之子曹颙死后,曹頫过继给曹寅,继任江宁织造。曹雪芹,关内祖籍河北丰润,关外祖籍辽宁铁岭。曹雪芹卒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出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廿六。脂砚斋即是史湘云,畸笏叟是脂砚斋的化名。脂砚斋并非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李卓吾等与原批点作品毫无瓜葛,而是一位与着《红楼梦》及作者极其密切关系的人,他对《红楼梦》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与贡献。《红楼梦》的主线:宝玉之经历、家亡、人散。《红楼梦》的主角:一、从贾府衰落史上,贾宝玉男主角,王熙凤女主角。二、从宝玉情途史上,贾宝玉男主角,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女主角。史湘云在八十回后,和宝玉结为夫妻。黛玉之逝,是在中秋之月夜,自沉于寒塘冷月之地。贾宝玉一生所亲厚、所依伴的《红楼梦》三部曲。第一部是与黛玉的情缘,不幸她早亡(木石前盟)。第二部是与宝钗的情缘,虽然成婚也没有白头偕老(“终身误”的金玉良姻)。第三部是家亡人散之后,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宝玉、湘云会和而白首偕老(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一般读者以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周汝昌等学者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只是八十回后的文稿因故迷失了。周汝昌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红学家周岭(1950-),著名红学家、编剧。周岭先生说,《红楼梦》是他的挚爱,已经不可分割,一直感念《红楼梦》带给自己的一切,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希望为《红楼梦》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因此参与了2007年北京卫视举办的红楼梦中人海选,并担任总决赛评委。自己是个兴趣广泛的人,90年代初开始下海从商,要经常往返于京港两地,在国内外都有投资项目,但《红楼梦》仍是自己的“梦”,在伟大瑰丽的《红楼梦》面前,任何人都是要肃然起敬的。由此,我们理解了周岭先生在这次海选现场说的一句话:“红楼梦中人”海选“要打尽天下美女”,可见《红楼梦》之美在红学家心目中是无法撼动的。他们不仅是《红楼梦》的研究者,而且也是《红楼梦》的捍卫者。随着“红楼梦中人”一路走来,周岭先生颇多感慨,他首先肯定了海选演员对于重拍这样一部经典名著的重要性,他说,其实87版电视剧的演员也是“海选”来的,只是当时没有现在的手段。如今通过电视、网络这样的大众传媒,既好看、好玩,又能发现人才。同时还将名著节目化了,这是时代赋予名著的新鲜活力。

戴临风,原名戴永成,192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新宾县位于辽宁东部,属于长白山的支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在戴临风的记忆中,那里群山环抱,一水中流,风光秀丽,物阜民丰。他出生在一户满族小商人家,父贤母慈,尤得祖母疼爱。八岁入学,聪慧过人,每试必能名列前茅,九岁时便可写信,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想好景不长,祖母突然病故,为人正直的父亲经商遭人暗算破产,1931年5月举家迁往天津,靠父亲在天津泸台盐务局职员的微薄薪俸谋生。不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他们真正是有家难归,直到2000年戴临风才得以重回苇子峪。
1935年,戴临风毕业于天津市立第三小学,考入北平东北中学。这是一所东北流亡子弟学校,1931年为张学良所创办,隶属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亲任校长,王化一任代理校长,实行军事化管理,配备有一个警卫营的全部装备。学校抗日气氛很浓,每年九月十八日都要举行阅兵、军事演习,并绝食一日。还设有纪念警钟,要学生毋忘国耻。然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取缔各种救亡活动,限令东北流亡团体撤出。东北中学被迫迁往豫鄂交界的鸡公山。
对于鸡公山,戴临风记忆犹新,他写道——
“鸡公山,好风光,南下武汉北信阳。
军阀靳氏留大厦,五百人居有课堂。
多国外旅起别墅,时闻钟声出教堂。
座座清脊藏樾处,为我留出寝寐房。
半山云海半山雨,天上人间共一方。”
在鸡公山,戴临风经历了“二一九”学潮,深为进步学生抗日热情所感染,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西安事变后,学校失去了张学良的保护,国民党当局借机要取缔东中,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甚至提出要将东中数百学生押送出山海关外,欲借日军之手消灭,终因怕引起公愤而作罢。遂以镇压叛乱为名,于1937年除夕之夜将东中包围缴械。还撤换代理校长孙恩元,让CC特务份子赵雨时来接任校长,引起东中师生的强烈不满,戴临风后来回忆时写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星火燃爆炸药箱。护校声浪如潮涌,鸡公山上烽火狂。半数学子赴武汉,救亡总会作后防。我虽未满十七岁,毅然出走到武昌。”东中学生的护校斗争长达半年之久,直到1938年4月,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支持下,湖北省教育厅被迫撤去赵雨时校长职务,改派无党无派的东北籍地质学家马廷英为校长,同时宣布将东中改为国立东北中学。由于戴临风在护校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很快被介绍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应该说,这是戴临风开始参加革命的标志。
马廷英就任东北中学校长时,还聘来了进步老师高兰和张佑彦(石光)。高兰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朗诵诗人,在鸡公山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抗战诗歌《鸡公山,你多么年轻!》。而石光则是中共地下党员。随着日寇铁蹄的日渐逼近,东北中学在马校长的带领下再次南迁,经湖北武昌,到湖南桃花坪,再到四川静宁寺,跨越四省,行程两千五百里,历经波折。学校每到一地,在石光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抗日宣传,石光老师也成了戴临风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87年6月28日,时年79岁的石光偕夫人到北京戴临风家作客,他们把酒忆旧,激动不已。戴临风即席填词《水调歌头》,其词写道:
“伏骥思千里,髦耋恋童心。当年烽火神州,师友浴征尘。揖别鸡公、黄鹤,小憩桃坪、筑市,剑阁叩川门。随迹播松柳,留观后来春。 胸襟阔,天地窄,羡飞云。武陵溪短,延水方识问津人。半世翻腾起伏,赢得闲花谧境,谈笑数欢辛。卌载都不见,谁忍却金樽。” 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东北中学师生终于于1939年7月到达四川省威远县自贡的静宁寺安定下来。东北中学与另一所东北中山中学共居一寺,一墙之隔。这时的戴临风已是高年级的学生,成为学生会的成员。很快学校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生会不仅民主选举了校长,还成立了“九月剧团”,请高兰老师为艺术指导,将能歌善舞、能说会写,具有各方面艺术天分,政治上愿意动员群众团结抗日的集中起来,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抗日宣传活动。
九月剧团开展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就是歌咏、话剧和壁报。活动遍及威远县,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甚至当时的报纸连篇累牍进行报道。戴临风至今不忘在自贡的一次演出时,差点挨打的情形。剧团在自贡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由戴临风饰演卖艺老人,当他举鞭痛打因饥饿无力而倒地的女儿时,扮演工人的同学在大喊“住手”声中冲进来夺下鞭子,没想到他后面竟跟着两位愤怒的观众直奔而来,举拳便打。全场观众也跟着喊打,经过一番解释方才未酿成大祸。有趣的是,当他表示悔恨,以手拍头,啊的一声,却引来一阵笑声,原来他为了化装成白发苍苍的老艺人时,在头顶撤了一把面粉,这一拍竟拍得云雾缭绕,让凝重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就这样,年方18岁的戴临风为了抗日,和文艺结缘,为日后成为党的宣传干部打下了基础。
然而,为了遏制东北中学蓬勃的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当局调来了一个化学老师王涣彬,在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千方百计地破坏九月剧团的演出活动。戴临风后来写诗称王涣彬为“牛魔王”,上课时怀揣手枪,向学生灌输“一个主义一个党”,不想却偏碰上于永昌。这个蒙古某王公的义子,身材魁梧,好打抱不平,对进步学生的抗日活动颇为支持。他见王涣彬掏枪示众,气愤不过,拿出匕首插在桌子上,吓得王涣彬溜出了教室,引来学生们一阵哄笑。对于三青团,进步学生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始终不能公开活动。
时值长沙大火之后,九月剧团团长黄德普写出剧本《火》,讽刺国民党当局所谓的“焦土抗战”,不顾百姓的死活。在学校演出后,师生们非常气愤,却招来了王涣彬的报复,反污演出为奸党活动,黄德普为“汉奸”,勾结警察要逮捕黄德普,得知此消息后,校党支部通知黄德普连夜离校,并决定解散九月剧团,让暴露身份的学生离开学校,前往成都。尚未入党的戴临风也在其中,从此离开了东北中学,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成都,党组织利用和四川省电台的关系,让戴临风等每周在电台广播一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戴临风的进步表现,经过党组织的多年考察,未经候补,就直接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都东总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后,戴临风先后转赴陕西凤翔东北竟存中学和咸阳中心小学任教。1942年7月调到延安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任教。同年10月,在延安边区文协工作。1944年,担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研究室主任。1948年,胡宗南部包围延安,妄图消灭我根据地。在延安保卫战中,他作为抗大创作组的负责人,带着组织交办的任务,冒着危险来到了战场前线。不料,国民党36师突然向他所在的壶梯山开炮,一块炮弹片击中了他身边的同志,戴临风幸免于难。戴临风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带领同志们勇敢杀敌,由于他在延安保卫战的突出表现,被边区政府评大功一次。
1949年,戴临风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任干事。1953年,奉命调往中宣部,担任宣传处干事。1954年,根据党中央“我们要及时了解基层宣传工作”的指示,他主动要求去陕西渭南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西北慰问团成员,去朝鲜前线慰问我志愿军。美军依仗强大的武器优势,飞机在天空中横行霸道,低空扫射,追击他们的马队。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幸亏部队用高射机枪反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戴临风因公出差,不在中宣部机关。待他回来后,看到中宣部机关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其中还有他们宣传处秦川的大字报,于是,顺口说了声:“哪儿有那么多右派?”第二天,他就莫明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中宣部内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的九名干部称为“九条大鲨鱼”,说他们要吃人,要让我们亡党亡国。戴临风替秦川说了两句公道话,也成了“大鲨鱼”,随后便被调离了中宣部。 戴临风调离中宣部后,被发派到安徽省来安县施官公社劳动改造。幸运的是,由于是首次从中央下放,一同下放的9条“大鲨鱼”中,除2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外,其余七鲨全都分配担任社队干部。戴临风是最小的一条,担任了生产大队支书,除劳动、开会、学习外,还可自由到小队走走,社员都叫他“戴书记”,一年的劳动改造,反而成了深入基层了解的好机会。九鲨事件澄清后,戴临风回到中宣部等候分配。此时北京电视台刚刚成立,总理批示由中宣部调一人到北京电视台当领导。就戴临风和新中国电视事业结下了半生缘。
1962年,戴临风先后担任台新闻部主任、副台长。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百业待兴,尚未形成规模。自从他去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竭尽全力抓新闻播出,经过中央批准,创办了《新闻联播》栏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全国观众每日必看的主打节目。
“文革”期间,北京电视台同样是混乱不堪,受到严重干扰,以至于节目无法保证正常播出。1967年初, 因为电视节目的匮乏,停播了一个月,这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绝无仅有,直到 1967年2月4日才恢复播出,也只能是每周播一次。1973年1月,中央任命任继胜为北京电视台台长,徐国盛、戴临风、王枫、孟启予为副台长,一直到1976年。作为军人出生的任继胜对电视台业务并不精通,因此从一开始,已经担任副台长10年并兼任新闻部主任的戴临风,实际主管电视台的各项业务工作。据多位中央电视台老人回忆,在他们印象中,从1973年起到1982年,戴临风是以副台长的身份,实际承担中央电视台一把手的工作,任继胜直到1980年3月才从中央电视台调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当时确定中央电视台的标志为“CCTV”,有的领导反对,说中国电视台为什么要用外国字?戴临风说:TV是国际上通用的电视台缩写(Television),第一个C字母是代表中国(China),第二个C字母代表中央(Central)。这是因为我们电视台要向国外宣传的因素。经过一场争论,戴临风的意见被定下来。他还请人设计了卫星轨迹的台徽,一直延用至今,流行世界。1979年,他亲自带队赴香港采购影片,在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引进了美国电视剧,这就是一度引起轰动的《大西洋底来的人》。随后《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以及后来在《正大综艺》中播出的《侠胆雄狮》、《成长的烦恼》,都曾经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上风靡一时,并且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为了解决电视台制作节目的经费问题,戴临风开辟了为中外客户做广告宣传的业务。当明有人认为,电视台是党的宣传喉舌,怎么能播广告?这事反映到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书记说,“他们不播广告,谁给他们钱做节目?”总书记的话使得戴临风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获得支持。此外,他还在节目形式上进行改进,从国外购进了一批有关动物的电视片,开辟《动物世界》栏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直到现在仍长盛不衰。
不过,他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远非这些,最为突出的在于他对中国原创电视连续剧的发展具有突破性的贡献。最初,编剧许欢子把一本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敌营十八年》改编成六集电视连续剧,当时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还没有搞过,戴临风拍板可以一试。拍出后,播出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在当时并不为观众所接受。
1979年,导演王扶林从英国考察回国,提到英国改编的莎士比亚剧集,十分畅销,深受全世界观众欢迎。戴临风当即决定,也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学经典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首当其冲,就是要拍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消息一出,可谓是石破惊天!因为红学界历来论战不休,首先在剧本改编上就很难办。戴临风在诗中回忆道:“内部定案尚顺利,传言社会翻了天。你们胆大诚可爱,没把祖宗脸丢完,红学岂可轻易碰,国之瑰宝万世传。标点符号不可动,改成戏文准难堪。更有低俗村头语,难登大雅不予谈。”尤见他当时压力之大。但戴临风决心已定,“塞听东讽西嘲,拼却老颜红”,就是拼出老命也要干下去。
为了拍摄《红楼梦》,戴临风倾注了全部心血。从组织班子,统一思想,到剧本的编审,无不亲历亲为。他担任摄制级领导成员,参与改编、摄制全过程,聘请专家、学者、作家讨论剧本,最终由他拍板定谳,这其中需要的是相当的识见和魄力。三十六集红剧反复修改、审查,累计近百集,夜以继日,前后数年。这期间历经波折,面对各种责难,毫不动摇。
电视剧播出之后,后六集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学者丁维中认为:“红”剧全然改变甚至抽掉了以“理”为基础的金玉良缘和以“情”为基础的木石前盟的对立冲突;这条重线索处理的失当,是导致全剧性失败的关键之一。“红”剧的全部,看不出黛玉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深刻原因;中部,宝黛爱情的情节断了线;直到最后,宝钗还在争取“备选”入宫,而贾母竟对木石前盟原想“恩准”,打算选择咯血不止、病入膏肓的黛玉为“宝二奶奶”,如此等等,不仅缺乏逻辑根据,而且根本上改变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性质。
参加87版红楼梦播出后学会研讨会的专家们则一致认为:
虽然,高鹗的续作劣于雪芹的原著已有定评,多有悖于原著也为世人所知,但它毕竟通过了时间的考验淘汰了众多的续书流传至今。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了人们审美心理的需求,补全了《红楼梦》,而且因为它以个别情节的精彩描写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越剧《红楼梦》的成功又大大强化了人们对高续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改编者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尽可能吸收高续合理的部分,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曹雪芹的美学理想,并将故事尽量敷演得合乎事理人情。电视剧虽然以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的提示、红学研究成果为强有力的改编依据,但终于未能补续出超过高鹗水平的结尾。
伴随着批评,流言四起:87版《红楼梦》之所以对后四十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是因为在当时的红学阵营中,周汝昌一派较冯其庸、李希凡一派占明显上风;而冯其庸、李希凡之所以不当87版《红楼梦》的顾问,是因为他们对后四十回的改编相当不满……
而事实上,《红楼梦》剧组在北京饭店举行成立仪式,同时发布顾问委员会名单,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都曾发表。当时的顾问名单中并没有冯、李两位。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剧本,剧本是半年之后才写好的。李希凡曾公开表示,《红楼梦》不可改编,曹雪芹之所以用小说这个体裁来写《红楼梦》,不是用绘画,不是用诗歌,不是用戏曲,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小说这个最佳载体,《红楼梦》剧组不可能找一个公开反对改编的学者做学术顾问。红学大家、当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要求顾问人选须经他同意,亦被剧组认为是一个不可能满足的要求。至于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也不可能为后40回如何改拿主意,当时他在美国。
今人很难想象,在当时,后40集究竟如何拍是一个有高度风险的政治难题。为了规避风险,剧组曾经想过A版、B版的方案:A版对后40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B版严格遵照广为流传的120回本;A版先拍,B版后拍。但到了拍摄后期,运转了几年的剧组已将散场。670万的拍摄经费,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但其中,中央电视台投资的七八十万,主要用于建大观园一期,大观园所在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投资近100万,余下由一位山东农民企业家投资,但钱迟迟不能到齐。剧组在北京西山租了一个部队厂房搭景,每搭一个景之前,一定要考虑的因素是这个景可以拍多少场戏。像太虚幻境一类,只能用一次景而且花费不菲的情节,只好忍痛舍掉。三位主角——欧阳奋强、陈晓旭和邓婕拍一集的报酬是300元,剧组经常出外景,一个考虑就是为了给演员们争取到额外的外景补贴。拍到后期,三位主角还是嫌片酬太少,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把报酬从一集三百元提高到一集八百元……A、B版计划很难执行下去。
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当众决断:就按A版拍,出了事,我担着。 态度坚决,语出铿锵。此前,他大胆启用了年轻的编剧周岭,创造性地进行改编,恰当地处理了原续作的情节衔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确需要勇气。戴临风的表态无疑是对年轻探索者的保护,为此,周岭和戴临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岭后来回忆说,认识戴临风以来,戴身边的人就从来没有叫过他“戴台长”或者“戴老,大家全都叫他“老戴”,包括《红楼梦》剧组当年那些小妮子和小男孩们。其中可见戴临风在整个红剧工作人员心中的亲和力。可以说,没有戴临风,就不会取得87版《红楼梦》播出的成功。
1987年,当《红楼梦》播出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可谓是一炮而红。紧接着海内外购片者纷至沓来,这对于当初那些说三道四、自命不凡的专家们,无疑是开了个玩笑。正如戴临风所写得那样:“众口同声皆道好,虽存瑕点玉尤真,但愿微解其中味,不负雪芹一片心。”然而,戴临风并不居功,在片中只以“总监制”冠名,其高风亮节,堪为后世楷模!
1990年,戴临风再拍《三国演义》,于十年后的1994年播出同样取得成功,和红剧一样至今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不仅影响了几代人,也改变近百演员的人生命运。2003年《红楼梦》剧组20年后在《艺术人生》再聚首,83岁的戴临风就作为特别嘉宾来到了“大观园”,大家见面唏嘘不已,激动不已,对于参与红剧的拍摄无不感到自豪。 1982年,62岁的戴临风被免去副台长的职务,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的顾问。1985年,他正式从顾问的位置离休。戴临风晚年不幸罹患老年痴呆症,一向风趣、诙谐的老人,只能呆呆地坐在椅子上。2009年春节刚过初七晚上(1月30号),89负的戴临风悄然去世,享年89岁。纵观戴临风的一生,有人感慨说:“一个在延安保卫战中立功授大奖的八路军老战士,却没有军衔;一个在党中央宣传部门工作敢说真话的老干部,却被打成了右派;一个使近百名演员火起来的老领导,最终自己却站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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