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的老师们 》原文

作者&投稿:隗孙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求《我的中学时代》季羡林 原文~

  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十二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所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我“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我被录取为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半级,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破正谊确实有点“破”,首先是教员水平不高。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u
kuai,可见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布衣粗食,不改其乐。他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爱国爱乡的大道理,从不间断。我认为,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会有良好的影响。
  教员中间有饱学之土。有一个姓杜的国文教员,年纪相当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杜大肚子”,名字反隐而不彰了。他很有学问,对古文,甚至“选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曾胆大妄为,写过一篇类似骈体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给的批语是:“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可怜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读书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记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员,名叫郑又桥,是江浙一带的人,英文水平极高。他改学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据学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写一篇。这情况只出现在英文水平高的学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给他们以简练揣摩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读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泰西五十轶事》、《纳氏文法》等等。
  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游乐的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杨垂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元数枚,作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猝食之,然后飞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升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管他娘”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正谊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叫徐(或许)什么斋,对古文很有造诣。他在课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每月收几块钱的学费,学习时间是在下午4点下课以后。叔父要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上面说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究竟学习了多长的时间,好像时间不是太长。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老家广东,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个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两进院的大房子里,学社就设在前院几间屋子里,另外还请了两位教员,一位是陈鹤巢先生,一位是纽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7时~9时来学社上课。当时正流行diagram(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学社每月收学费大洋三元,学生有几十人之多。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相信是有的。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正谊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9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这样对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篇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有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我告别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颇为值得怀念的阶段,更上一层楼,走上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学问人生》,季羡林著,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附:季羡林 《留德十年》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
  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活到了将近耄耋之年,古稀之年早已甩在背后了,而且经历了几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我这样的经历,过去知识分子经历者恐怕不是太多。我对世事沧桑的阅历,人情世态的体会,恐怕有很多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体会。有时候同他们谈一点过去的情况,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因此,他们的意见是,我应当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不要过于“自私自利”,只留在自己脑海中,供自己品味玩赏。这应该说是我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容推卸。
  我考虑他们的意见,觉得是正确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离10月10日,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当过大清皇帝的臣民,大概也算是一个"遗少"吧。我在极小的时候,就听到"朝廷"这个词儿,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个非人非神非龙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龙是蛇的东西。最后一个"朝廷"一退位,立刻来了袁世凯,紧跟着是军阀混战。赤县神州,群魔乱舞。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对此毫无所知。对于五四运动,所知也不多,只对文言改白话觉得新鲜而已。在小学和初中时期,跟着大孩子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和英货,情绪如疯如狂。高中时期,国民党统治开始,是另一种群魔乱舞,是国民党内部的群魔。大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留学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于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我漂泊异乡,无从听到杜鹃鸣声,我听到的是天空中轰炸机的鸣声,伴随着肚中的饥肠辘辘声。有时候听到广播中希特勒疯狗似的狂吠声。如此度过了八年。"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抵亿金的家书一封也没能收到。大战终于结束。我在瑞士待了将近半年,费了千辛万苦,经法国、越南回到祖国。在狂欢之余,灾星未退,又在通货疯狂膨胀中度过了三年,终于迎来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欢之余,知道道路并不是总有玫瑰花铺地,有时难免也有狂风恶浪。就这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
  如此丰富复杂的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经历也是十分可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中都可以吸取,对人对己都会有点好处的。我自己如果秘而不宣,确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我决心听从别人的建议,改变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字,因为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让自己的幻想纵横驰骋。我写自传,只写事实。这是否也能写成文学作品,我在这里存而不论。古今中外颇有大文学家把自传写成文学创作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Dichtung
und
Wahrheit(《诗与真》)可以为证。我个人认为,大文学家可以,我则不可。我这里只有Wahrheit,而无Dichtung。
  但是,如此复杂的工作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太多的余闲,我只能分段解决。我把我七十多年的生命分成八个阶段:
  一、故乡时期
  二、在济南上中学时期
  三、清华大学、中学教员时期
  四、留德十年
  五、解放前夕
  六、五六十年代
  七、牛棚杂忆
  八、1978年以后
  在1988年,我断断续续写成了四和七两部草稿。现在先把四“留德十年”整理出来,让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世界吧!扯雪芹作一绝:
  毫无荒唐言
  半把辛酸泪
  作者并不痴
  人解其中味
  以上算是楔子。
  
《留德十年》,季羡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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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前言钱文忠距今二十五年前的1983年,当时我还是就读于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主要是受历史教师郝陵生先生的影响,开始和季羡林先生通信。次年,我如愿考进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正式开始向季先生以及他的老一代弟子问学受教。屈指算来,已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在这无论如何不能算短的时间里,也无论我身在何方,也无论我境遇如何,我都不敢稍忘师恩,一直和恩师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我对恩师的人生经历和论著文字是熟悉的,也写过不少关于恩师的文章,有的还长达几万字。后来从中选择了“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教授学述”、“陈寅恪与季羡林”等四篇,汇成一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书名援“程门立雪”之典,题作《季门立雪》。然而,我原先从来没有动过为恩师写传的念头,道理并不算复杂。首先,恩师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新作层出不穷,新见泉涌叠现,远远未到可以……以上

  我的老师们1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的老师们2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的老师们3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 G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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