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德经》和宇宙观是什么？

道德经的宇宙观~

《道德经》的宇宙观：北极轴心说

　　　　　　　　　　　　风行九天　　中华九鼎

　　主 题 词：道德经 宇宙观 帝 太一 北极星 轴心说
　　内容摘要：宇宙观，尤其是自然科学，是影响一个思想体系及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离开了表征自然规律的宇宙观背景，人类就会因误入错误观念的陷阱，而使人类社会遭受不应有的灾难和伤害。《道德经》是建立在中华古文明的宇宙观——北极轴心说之上的，一个和谐的自然哲学理论体系；它在21世纪必然会放射出无与伦比的光芒，照耀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

　　梯利、伍德在《西方哲学史•序论》中声称：“每一种思想体系或多或少地有赖于其所由兴起的文明、以前各种思想体系的性质、及其创始者的个性；它反过来对当代和后代的思想和制度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哲学史必须力求把每一种宇宙观放在它适当的背景中，把它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把它同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化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因素联系起来。”
　　但是，我们在“西方哲学史”希腊哲学中看到的却是，不管是对元素论、原子论、物活论；还是对于心灵论。“智者对所有这些理论都抱否定态度，断定解决宇宙问题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其理由是，在这个领域里不可能取得确实的知识。”⑴
　　于是，苏格拉底“以对话的形式引申出真理的艺术”⑵、柏拉图的“理念论”遂成为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而“宇宙观”则被交给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上帝去掌握。因此，也就出现了近现代科学上牛顿的皈依之举和霍金、温伯格面对“大爆炸之前”问题追问的精神“颤抖”。
　　同样，在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绪论——“三皇”传说提供的文化意蕴中载：“中国古史又有伏羲氏的传说。大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易•系辞下》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这表明，伏羲氏的故事，与有巢氏、隧人氏、神农氏的故事一样，透露出的主要是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先秦时期的观念走向与西方和印度传统不同的、浓重的‘人间性’。”⑶
　　在这里我们无意辨析中国哲学史中所表现出的概念随意性、名词混淆性和学术内在规范的缺失。我们所要指出的是通过上面两段引述，所证明的自先秦之后、古希腊开始，中、西哲学的一个共同的认识论转向：从对自然的探索转向了对社会统治理念的寻求。以至20世纪末，在东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加深和加剧的历史现实中，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明冲突论”。
　　从而，我们发现，西方宗教观念产生的来源不是人类对于自然原理的追索，而是对社会统治的期待。更为可悲的是由此带来的思想混乱，即统治者对“宇宙观”的漠视和宗教对上帝、真主、神的固守。至此，我们也将更加清楚伽利略被监禁前嘟嚷“反正地球在那儿转呢”时的内心痛苦，以及布鲁诺在火堆上依然坚贞不屈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所坚持的是：无论上帝交给宗教裁判所什么样的权力，虽然人身可灭，但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却是永世长存的。
　　与此相反，我们本土的道教，其宗教观念，却一直未有对“宇宙观”的离异和屏弃。甚至，紫阳真人对那些游离了“宇宙观”本象而误求金丹大道的方术学者直斥为：“迷迷相引，无有出期。”⑷
　　而其承继的正是天台真人张伯端悟真诗篇《西江月》：不辨五行四象，哪分朱汞铅银。抽添火候未曾闻，早便称呼居隐。不解自思己错，更将错路教人。误他永世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⑸
　　并论曰：“惟于有形质之中，而得其无形质之用。则自粗造精，超凡入圣，始得铅汞之秘矣。”⑷
　　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深深感到一直被众多注家忽略和轻视，被沈善增先生特别关注而又错解的，关于《道德经》第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⑹一句中的“帝”字的解释，日益紧迫地被提高到《道德经》注释的规范确认上来。
　　因为这一“帝”字，在《道德经》中虽然只出现一次，但是，它却不仅关系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道德经》之宇宙观的背景，而且更直接涉及到《道德经》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证明。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我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完整地建立起北斗极星、四象、九宫、二十八宿体系。四象即指春天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看到的星象。（古人）形象地命之曰苍龙、朱雀、白虎、玄武。每一象又分七舍，月亮大约每天经过一舍。这四象又分别称为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再加上北斗极星所居之中宫，共为五宫。中宫以北极星（太一星）为中央，包括北斗七星所在的拱极区。北极星有帝星之称，居中不动，众星拱卫，形成巍峨的紫微宫。北极星是紫微垣中最明亮的一颗星，位于天极之中，成为定向的中心坐标。⑺
　　“《灵枢•卫气行》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昂为纬，虚张为经。’以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古人已经有了‘天球’概念。就是说，以观测者为圆心，以无限长为半径，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以周天二十八宿为标记。这个天球，以北极星（又称太一、天心）为轴心，北斗七星为枢机，自东向西不停地旋转着。⑻
　　“古人以春天的天象为观察起点，《说卦》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即为佐证。每年春，‘龙星’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为春耕之始。”⑼
　　谭结实在其《千古绝唱璇玑图》中则解释为：“古人把‘北斗七星’称为‘璇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旋转的机械。据《星经•北斗》的解释，北斗七星俗称‘七星杓’，七颗星的名称分别是：一曰天枢；二曰天璇；三曰天玑；四曰天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从天璇、天枢间的距离，延长约五倍远的天空，有一颗亮度为二级的星就是‘北极星’。
　　古人认为：在茫茫宇宙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摇动把柄，使力天权，推动机械，转动天枢，从而使满天星斗都围绕天心（即北极）旋转不停。
　　正如孔颖达为《书经•舜典》作疏时所说：‘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王者正天文之器’。因为在浑天仪（璇玑）上有一个圆盘，安在一个光滑的玉轴上，可透明的圆盘上刻有360度，可以观察天象。同样地把360度划分为每15度一格，就定出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和二十八宿在星空的位置及七十二候象。”⑽
　　为了简化称呼，同时也为了与“地心说”、“日心说”宇宙观通约，我们将中华古文明的宇宙观定义为：北极轴心说。
　　其次，在道教方面。
　　北京白云观三清阁、四御殿内供奉的4位大帝，其中之一就是执掌天经地纬和日月星辰四时气候运行的中天紫微北极大帝。
　　其三，关于郭店考古文献《太一生水》与《道德经》的内在关联。
　　安乐哲、郝大维在《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著作中阐述道：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说《太一生水》在其演化这一方面不属于《道德经》的一部分，那么，它起码也应该是第64章修订改进本的一个诠释性评著。
　　文本问题之外，更大范围来看，《太一生水》的重要性在于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道家宇宙观给予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说明。该文献简直就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宇宙论的最早记录。这不仅非常重要地使我们看到了《道德经》其他篇章中那些简约、隐含的宇宙论意向（比如25、38、42、51和52章），而且还相当明确地与这些章节的语言相呼应。”⑾
　　其四，更为惊奇的是：北极星是“一颗”聚星。
　　W•C•丹皮尔在当代学术研究绕不过去的科学史经典名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论及‘变星’时，曾举例说：“我们熟悉的‘北极星’，由分光测量，知其含有每四日互相绕转一周的两星，还有一个以12年为周期的第三星，以及一个大约20000年为周期的第四星。”⑿
　　“双星绕转彻底澄清了直观上静止不动而又独一而尊的‘太一’‘帝’星观念，它使阴阳原理在宇宙观的层面上又得到了更深刻地确证。”⒀
　　综而观之，在“象帝之先”一句中，无论是单字“帝”，还是单词“象帝”，其准确的所指无疑应该是“帝星”之帝，也就是被称为‘太一’的北极星，而非其它。
　　何况，作为史官，又精通百家的大学问家老子，对“帝”的思考和运用，除了“帝星”的含义之外，是形成不了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体系的。
　　正因为如此，才有尹志华的下述观点“邵雍认为，‘老子知《易》之体者也’。王安石认为，‘老子之言可谓协于《易》矣！’”⒁
　　我们之所以提出“北极轴心说”，并不是要复古倒退到两千年前的认识水平。而是试图说明像大爆炸理论的形成，并不能抹杀“地心说”、“日心说”的历史一样，只为着确切地描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轴心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科学成就和破解《道德经》的大门。
　　尤其是意在表明，由于现象世界的误导和欺骗性，使得人们一旦离开了科学发展的观念，一意固守习惯的成见给人带来的灾难和不良后果。很显然，如果周文王和周公旦若是清楚“太一”“帝星”是“聚星”，又有着双星环绕的事实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以“乾”为首的《周易》思想体系和“周礼”的确立。孔子、司马迁对待老子的态度，也势将更加清楚和明确，而不会再做“犹龙”和“隐士”之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论也就不会神乎其神地“独尊儒术”，而能够进入科学的领域，为中华民族造福了。

（一）应天顺民,无为而治：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这正如柳宗元《种树郭橐传》一文中所说；".顺其性,使根舒展,故土培实,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移栽时,谨细珍视若子,植后听之任之若弃,全其天姓而不害其长而已.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则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官府治理也似后者,好烦其令,摧种摧收,若甚怜焉,而卒以祸."
 柳宗元记传其事,嘱为官者戒.事自躬亲者尚且如此,如果上令频示,有因层层宣告,以至事成三豕涉河变其实质者；有因中间滑吏,借此拉大旗作虎皮,任意发挥,装神弄鬼,残民自肥者；有因政令烦苛,动多忌讳,民无所措手足者：结果百姓得到的是福焉?祸焉?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用来表述滥施政令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结果往往与其本意大相径庭是颇为贴切的.
 上失无为,下多妄作.老子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问道："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并嘱曰："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但是,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私意妄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就是说圣人治天下,也应效法"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营造了宜于万物生长的环境,而任万物自由生发,不替万物做主宰的作法：尽量不用繁杂的关卡衙门、苛刻的政刑法令来滋扰百姓,不给奸胥猾吏留有可乘之机；不用一己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百姓的意志,不以救世主、百姓代言人自居来强奸民意；而是用宏观调控来营造适宜的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使百姓各安其居,各乐其业,任意自便,休养生息.做到这样可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二）见素抱朴,淳朴民风：
 老子崇尚本真,真诚,反对最高境界的道德含义.本真状态就是超出一切世俗羁绊,依天性自然而为.它是超道德的,是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黄帝内经》中所谓："天之在我者,德也".老子认为道不涉及伦理性,仁义礼智是把人为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天性,扭曲损害了人本性的自然.只有人返本归真,民抱质朴,方能达到长治久安.
 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于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智）之". 这意思都是说,善以道治国者,可听任人民依其淳朴的天性随由自便,而不可让其薰染得智诈奸滑.用智治国,则下亦以智应,惟务穿凿,不循自然,以致奸诈斯生,上下相欺,国将无宁日.明晓这道理,便应"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营造一憨厚淳朴的大环境,不以机智陷害民心,非以察察为明,与智故反,然德性博化,使智诈不作,祸乱不起,使复至于大顺,此真可谓是崇本息未之道,.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因为"有无相生",立一美善之名在此,必有百伪美善者杂糅其间,长此以往,将使人离质尚文,渐至逐末忘本.巨奸大滑便运用手段、利用权势、操纵舆论、炮制出各种"当然对"和"可恶罪"来蒙蔽人民.鲁迅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严复评论老子之道曰："其所为若与物反,而其实以至大顺.而世之读老者,尚以愚民訾老子,真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三）官清法正,国泰民安：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谓至德之时,人皆仁义,故仁义不见,及人君失道,世风危殆,乃倡仁义礼之名甚至用法律"冲气以为和"作为救济.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柳宗元说："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这都是说,仁义礼法乃是权宜之计,救济之策,以此来保持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安定.但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是什么原因使得大道颓废,以致把人民薰染得智诈奸滑了呢?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因为人君欲多则费大,费大则税重,税重则民饥.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轻死而求利不厌.
 当政者以权谋私,用暴力压迫人民,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上行下效,民众则以巧伪谋利,各种左道旁门便丛生滋起.上下都在谋私利,不管公益,国家就要穷苦纷乱了.在上者不能无为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严刑法以诛之,明号令以禁之,而贪官猾吏舞文弄法鱼肉百姓,穷民则相率而为盗.故"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矣."
 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既然淳朴的大道颓废了,饰伪萌生,仁义礼法乃为救济的无奈之举,为人君者,亟应知止勿进也.知止之道奈何?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为法治者,应止于公正严明.
 老子说："我无欲,而民自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当政者抱其质朴以示下,将"浊以静之徐清","复归于朴".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社会将弊绝风清,国泰民安.
全面理解老子哲学思想,修身处事治国平天下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老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以及流经几千年形成的道家学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永不泯灭.
人们常常要求哲学不要在"形而上学"的迷雾中周旋,而应向现实生活奉献确切的知识,或提出可立即遵循的行为准则.其实老子早就对世人明确指出了安身立命与处世治国的正确策略,只是因为中国历代都是君王专制,而老子政治的基点却是以民为主,若公开倡扬老子之学,实在难以名正言顺,然而治国富民却又离不开老子之道,所以就形成这么一种现象：凡是拨乱反正的时代,必定以道家学术为师法,到了太平时期,便"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了.
老子对自然和社会作了高度的概括,把规律从浑沌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使之如此清晰化和秩序化,由宇宙论延伸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社会政治论,都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东西.它有着完整的逻辑体系作为基础,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老子哲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为后人认识事物,处理与事物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提供了明智的方法.
老子指出的道的三大法则,我们若能理解,则将智周万物,微妙玄通；为人处事的三要点,我们若能厉行,则将身安事遂,事半功倍；安邦治国的三原则,我们若能实践,社会则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所以,我们若能对老子之道"活学活用"便可如庄子所谓："明此以南面,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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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即《老子》的后称。因《老子》分上下两篇，共81章，上篇又名“道经”，下篇又名“德经”，故《老子》全书又有《道德经》之称。它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哲理诗，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

“道德”二字，在儒家那里，谈的是善恶问题；在道家这里，谈的则是宇宙的本原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老子认为是“道”。何谓“道”呢？就汉语上说，“道”从首、从走，其本义为人走的道路，有四通八达之意。甲骨文中虽未见有道字，但有途字，其本义是道途。道字首先见于殷周的金文，指道路。后来，《说文》称：“道，所行道也。”在春秋时期已指天象运行规律，有时也包括人生吉凶祸福的规律。这就是哲学上的“天道”与“人道”的含义了。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认为“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宗”。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二章，以下引《老子》只注篇名）这里的“一”指元气，“二”指阴阳，“三”指阴阳相交，产生冲气而成和，形成天、地、人，就化生了万物。

何谓“德”呢？“德者，得也。”老子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第五一章）也就是说，道是德之体，德是道之用。由于道的作用，使万物生长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万物的自生自成，这就是德。所以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原因就是道德不发号施令使万物生成，而是万物按其固有的规律自然而然地自生自成。故曰：“以辅（顺）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四章）。这样，老子从自然哲学回到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立身处世，都要顺乎自然，不应强求，不要锋芒毕露，这就是“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成，做好。由此看来，道家哲学是重“自然”的。

那么，“道”本身究竟是什么呢？它怎么成为天地之“根”、“万物之宗”呢？

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这道理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说得明白的。正如苏东坡在《日喻》中所说的，就像明眼人无法跟瞎子解释太阳一样。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因为你称它白，它就不是黑；你称它有，它就不是无了。其实，“道”是“无”和“有”的对立统一，只能靠心灵去领悟。宇宙的本体是“无”。由“无”而生天地，由天地而生万物，终于形成了万象纷纭的世界。“道”是创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无”是道的本体，“有”是道的作用。当“道”一产生创生的作用时，万物就随之而生，这就称之为“有”。世人往往只知道“有”的利益，而不知道“无”的用处。事实上，“无”的用处比“有”要大得多。天地之间就好像风箱一样，中间是空虚的，亦可称“无”，但正因为空虚，所以才能够产生万物。好比一个空杯子才能盛物，一间空房才能产生居住的作用一样。由此可见，无形无象无声的大“道”的妙用之无穷了。用老子自己的话说，“道”就像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生在天地之先，无声又无形，岿然独立，永不改变，循环运动，永不疲劳。它可以成为天下万物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把它叫做“道”。

这里，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道”没有人格，决不是上帝的别称。老子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五章）这就是说，“道”仍然是“域中”（自然界）的四大之一，它没有超出自然而成为自然的主宰，它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灵。以“道”来治天下，则传统观念中的“鬼”就不起作用了（“其鬼不神”）。“道”无欲无意无志，可以算是渺小，它又是万物之总归，可以算是伟大。这样，传统文化中的“天”“帝”“鬼”“神”在这里统统失去了主宰的地位，不再有什么权威性了。

“道”占据着主宰地位，但“道”却不以主宰自居。“道”的主宰作用只是让万物顺其自然而无为。所以，“道”这个主宰，实际只是某种普遍存在的自然无为的法则而已。这也说明老子哲学是敬人为本，敬神为末的哲学，是有明显的无神论的倾向的。这也说明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老子还反对天道有知论，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他说：“天地不仁。”（第五章）即天地无所谓仁与不仁，万物皆自生自灭，人与自然环境没有神秘的感应关系。所以，老子的“天论”具有比较彻底的无神论倾向，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老子的哲学思维是十分辨证的。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概念、判断、价值等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产生的。例如牙齿最硬，舌头最软，但随时间的推移，人老牙脱，舌头却完好；高和下是互相比较而存在；兵器是锐利的，但却是不祥的东西；人类好用智巧，但天下却大乱了。所以，圣人应以无为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之教，“不争”之德。例如对金银珠宝的有无、多少，看得过重而不知足，就会自寻大祸。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砍得”（第四六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不知足是最大的灾祸，个人想得到很多东西是最大的罪过。”因为“名位”会引起人的争斗，“财货”会激起人的贪。因而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治理国家要做到“无为”则无不治。人人知足，天下也就太平了。

老子的这种思想与西方颇有知名度的伊壁鸠鲁十分相似。伊壁鸠鲁说过，“知足是一种大善”。因为面对财富、荣誉、爱情等外物的挑战，只要内心知足，以面包和水之类的东西为奢侈，也就会感到灵魂的安宁，从中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快乐。反之，如不“知足”，追求外物的享受，则欲望将有增无减，最后必然是不幸的。

老子的转化论思想更是十分深刻的。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二章）这就是说，委曲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充盈，破旧反而能生新，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会迷惑。这就是事物转化的辩证法。在老子看来，正因为圣人谦下，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正因为大树比小草刚强，而台风刮来时，小草完好无损，大树却连根拔起；正因为自然界的风无形无体，它却能拔屋倒树；正因为自然界的水可方可圆，是最柔弱不过的了，它却能穿山透地。柔弱的滴水可以穿凿（záo）坚硬的岩石，洪水还会冲垮坚硬的城池桥梁，淹没田园村舍。所以坚强的东西反而不能战胜柔弱的水。当然，老子所讲的水的柔弱，并不是说水软弱无力，而是赞美它的谦下的品格和坚韧的内在力，赞美它具有一种任何力量都不可替代的能克制最坚硬东西的能量。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下之至柔，驰骋（chíchěng）天下之至坚。”（第四三章）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够在天下最坚强的东西里穿来穿去。这些都说明了弱胜强、柔胜刚、曲则全的辩证哲理。如果人们能克服刚强好斗，效法水的不争、柔弱、自然之性，就能产生无坚不摧、无强不克的利国利民的转化之效，这样就接近“道”了。

老子不仅看到了事物转化的辩证规律，而且还初步意识到矛盾转化要有量变积累的过程。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四章）又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六三章）这里，难和易，大和细，是质的区别，但在老子看来，多寓于少，大寓于小，难藏于易，所以有“道”的人处理事务，总是从细易着手，从而完成大难的。因此，只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再大的困难也可克服。合抱的大树，不是从细小的萌芽长成的吗？九层的高台，不是从一堆堆泥土建筑起来的吗？千里的远行，不正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吗？反之，“多易必多难”，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大难临头。这就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老子的这些思想都接触到了质量互变过程的辩证法。

最重要的是老子有着一定的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还比较丰富、深刻。他根据人们的常识，看到江海“善下之”，是为“百谷王”的转化条件。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六章）因为水往低处流，千条江河归大海。正因为大海善于自处于一切小河的下游，所以才一统“百谷”，成为一切小河流的王。所以“圣人”要作为人民的领导，必须对人民谦下。只有对黎民百姓谦恭和顺，才能真正为百姓所信服。老子又说：“躁胜寒，静胜热。”（第四五章）意思是疾走能战胜严寒，安静能克服暑热。这里，“躁”就成了“寒”转化到“不寒”的条件；“静”就成了“热”转化到“不热”的条件。这说明老子看到了自然界矛盾转化的条件。同样，对社会现象，老子也觉察到转化的条件。他说：“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意思是说：富贵并且骄傲，等于自寻灾祸，必失“富贵”。这里“骄”就是福转化为祸的条件。同样，老子还看到了“居功”是功之“得”向“失”的转化条件。他说：圣人“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就是说，“圣人”功成而不自居，这样功绩就不会失去。反之，则失。如战争中骄兵必败。“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第六九章）又如学习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惜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第二七章）这里“资”是借鉴之意；“要妙”是微妙之意。意思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否则“不贵其师，不爱惜其资。”那么自以为明智，也会变得非常糊涂。所以“不贵”、“不惜”是从“智”向“迷”转化的条件。

老子不仅初步看到矛盾转化的条件，而且还注意研究转化的方法，他的方法主要是“善”法。他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其意思是说，“圣人”经常善于挽救人，所以没有根本无用的人；“圣人”经常善于挽救物，所以没有根本无用之物。这就叫做内藏聪明。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八章）“士，卒之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于作“士”“帅”的人，并非得逞于他的勇武；善于打仗的人，不依靠他的忿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用对斗；善于用人的人，要对人谦虚。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德”，这叫做利用别人的力量，这叫做与天道配合，这是自古以来的准则。当然，这种“善”法是建立在“用人之力”的基础上，又为着“治人”的目的。他的不争之“德”，体现了他的“无为”，也不过是达到“治人”的手段而已。然而，这种“善”却是“用人之力”的转化之法。它既包含着注重客观实际的唯物论因素，又体现着善士、善战、善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思维方法。我们取其之长，“善”法应该说是一大贡献。

最后，老子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例如在《老子》最后的第八一章中，他对一些哲学范畴，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出些实质，这是很了不起的辩证思维。俗话说，芳香的花不一定好看，会说话的人不一定能干。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就是说，在老子看来，真实的话不好听，好听的话不真实；行为良善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良善；真正晓得宇宙间大道就在自己心中的人，不必广心博骛，知识广博的人，未必对大道有真知。这里包含着真假、美丑、善恶等矛盾对立的辩证法。他看出了某些社会现象与其实质不相一致，因而教人不能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这是十分可取的。当然，老子的辩证法，还只有朴素的性质，还不很科学，因为社会十分复杂。科学的辩证法，既讲对立，又讲统一。如果认定：凡“信言”均“不美”，凡“美言”均“不信”；凡“辩者”都“不善”，凡“善者”都“不辩”；凡“知者”必“不博”，凡“博者”必“不知”，那就过于片面了。只看到矛盾范畴的对立，没看到它们的统一，这是形而上学的缺陷，没有转化的彻底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老子有着较为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认为辩证规律都根源于“道”，即“反者道之动。”（第四○章）这在古代哲学中是十分了不起的贡献，因为它说明了“道”的运动变化是相反相成、循环往复的。这个理论说明：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像黑格尔说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儒家和道家共同支持的理论。儒家解释《易经》的主要点也正是这一点。这是哲人们受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而得出的结论。《周易》讲“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下》）老子讲“反者道之动。”（第四。章）。儒道同一见解，对中华民族影响很深，贡献很大。中国人往往在繁荣昌盛时保持谨慎；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这正是“反者道之动”的哲理武装了中国人的心理。

老子在哲学上的辩证思维，是和他思想上的“贵柔”有关。老子十分强调“柔”字。他断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六章），并以“贵柔”为旗帜，提出“寡欲”、“无欲”、“不欲盈”、“知足”、“知止”、“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不为天下先”、“不争”、“无为”、“无事”、“无私”等等，使“贵柔”成了一个内容广泛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但由于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他后来作为周王朝的史官，已目睹列国兼并、大国争霸、民不聊生、群起反抗的局面，使他一方面厌弃旧奴隶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不满新兴封建势力实行的“法治”。他主张“无为而治”，只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行了。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消极和保守的一面。所以他讲转化，但又绝对化地防止物极而反；他主张不争之“德”是最高明的策略，是“善”法。其实，老子的不争是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不争之争。他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一种不强调斗争的争。正因为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和他争，这不是不战而胜了吗？这点正是老子的高明的一面。

毛泽东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想这与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很有理论渊源的联系。在老子看来，了解别人只能算是聪慧；了解自己才可算是清明；能胜过别人者算是有力；能战胜自己者才算是坚强。人有各种欲望，有自私的思想，要想克服这些自身的弱点，必先反省检查自己，做到自知、自明、自胜，这才符合“道”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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