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发展

夏商周青铜器发展的历史状况是什么？~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补充：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历史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具有各个时代特征的生活制品及装饰品，这些制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与其构成一体的装饰图案也风格迥异，变化多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不同时代的各自风格。这些作品大多是集体智慧和创作的结晶，它们与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特质深刻联系着，被视为中国文化象征的一部分。了解和研究各时期制品的造型与装饰图案，继承其精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阶段，就出现了青铜器铸造的铜镜。众所周知，商、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奴隶主阶级日常生活的丰富，使得商周时期也成为中国青铜器铸造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对铸造技术和复杂的装饰已经十分精通，并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艺术的代表。青铜器的制作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冶铸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它的艺术价值更是无可限量的，其装饰图案，装饰造型也为世人所瞩目。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青铜的合金成分，视用途与器类之不同而有不同的铜锡比例，这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谓的六齐，即六种不同性能的铜锡配剂表。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分礼器（包括饮煮器、食器、酒器、木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四类。礼器是统治阶级用以区别尊卑等级的器物。礼器之中的炊饮器，有鼎、鬲等；食器有簋、豆、盂等；酒器有觥、爵、尊、壶等；木器有鉴、盘等；乐器有鼓、铙、铃、钟等。 一、商周青铜器造型艺术的演变 商周青铜器的造型随着冶铸技术的提高和历史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时代的差别，主要分为两个朝代来谈。 1、商。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坡盘龙城出土者为代表，器形有鼎、越、觚等；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形丰富，流行装饰各种纹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皆具型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等。 2、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淳化史家塬出土的兽首鋬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6公斤，形制庄重，纹饰清新，堪称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大克鼎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 二、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演变 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以动物为主，但这些动物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它们背离了具体的动物形象，成为怪异的，而又风格化的、幻想的、恐怖的超现实的动物形象。有些动物虽然源于自然生活，但自身的特征已被淡化，形象变得神秘，从而远离了现实生活。这一时期青铜器装饰中，几何图案得到了充分运用，其中有的作为辅助装饰，也有的作为主体装饰，但人物图案较少，植物图案更为少见。这一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装饰图案有：虎纹、鹿纹、牛头纹、凤鸟纹、蝉纹等纹饰，并且通常在云雷的底纹上再加上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是几个字的族徽形象。长篇铭文习见，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区别。在商代流行饕餮纹、云纹、泉纹，而到了西周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夔龙纹和分尾的鸟纹、窃曲纹、波带纹、重环纹及瓦纹。 1、饕餮纹。也称兽面纹，常以左右对称形式的正面形象装饰于器物的腹部。它二目圆睁，嘴巴张着，露出尖利的牙齿，头上两只有力的大角向上或向下弯着，样子显的狰狞恐怖。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由此可见，这种狰狞恐怖的凶狠形象完全符合“食人”这一含义。饕餮这种动物在自然界中无处可寻，就它的形象看来，似乎有些牛的特征，但它决非是世间哪种具体的动物所能够对应的，不然就不会造成如此神奇的感觉。饕餮纹在商代常作为主题纹饰来装点不同的器物，西周后期逐渐失去纹饰的主题地位，而常出现在器耳或器足上。 2、夔龙纹。夔龙造型与近代的龙相似，但形态简练，且独角独足。它目圆瞪，口大张，多以侧面形态构成。它的动态多有变化，如头有向上、回首、下望，龙尾分上卷、下绕，身体有平伏、弓身、回旋等，并在组织上还有单体和连体的区别。这个看似比较简单的形象在不同的运用中，竟然表现出了如此丰富的变化，使这一造型增添了神奇的感受。 3、凤鸟纹。凤鸟纹似禽鸟，常以侧面姿态作前视或回首状，由两形对称或呈带状形装饰于不同器物。这一造型虽有鸟的特征，但在现实中无处可寻，是幻想中的动物，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这一神鸟由首、身、尾、爪及冠羽和尾翎组成，造型内部用不同的纹样充实。冠羽及尾翎长短与形状变化不一，有的较为简单，有的则形态多变，极为丰富，还有上翘或下垂等不同变化，姿态优美，精神十足。同时它的嘴巴如鹰成钩状，十分尖利，而且这一形状贯穿各个不同部位，使得这一形象又产生了一定的强劲感和力度感。 4、象纹。这一造型与以上纹饰不同，它源于自然，体现了原型的基本特征，如庞大的身躯，长长的鼻子，粗壮的四肢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形内、形外辅加纹饰的处理使其特征淡化，形象变得有些神秘。比如，前后肢均伸出一钩状纹饰，不仅腿部有些纹饰，而且在象头前端，脖颈上部，臀部等均有相应的纹饰出现。商周青铜器上的其它动物形象也常采用类似的装饰手法。在商周时期的装饰中，除以上提及的各种纹饰以外，还有许多几何纹样，这些几何纹样分别以主体纹饰或辅助纹饰各自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这些不同的几何纹样与各种神奇的动物共同构成了商周青铜器装饰造型的风格特征。 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表现出凝重、严肃和神秘的色彩，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器物造型和纹样变化所至，纹饰组织构成也起到了十分重的作用。这些大小相间、阴阳共存的密集图案，均以对称的形式构成，这种组织形式无疑加强了青铜器的雄沉神秘之感，也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无论是它的器皿造型还是装饰纹样，都已摆脱了商周时期的那种凝固、宁静、神秘、威严的感觉。从描写“神”转向人，反映现实生活。较典型的青铜如：“宴乐攻战铜壶”，这个铜壶装饰分成三个横带面、上面横带里描写采桑、射箭、狩猎。中间描写宴乐射猎。下面横带描写战争。由于每个横带面的处理手法各不一样，造成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战国在我国历史上是处于激烈的变革时代，即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农奴变为农民加上铁器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由于物质的丰厚，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灿烂文化，造型艺术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战国装饰艺术的特殊风格，冲破了前期神秘、狞历、静止的艺术格局，开创了秦汉以后的整个装饰艺术的新道路。即从崇拜天地祭典鬼神转到面向现实，反映现实。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

商代早期
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中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前段：
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商代晚期后段：
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西周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商代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具体断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可确定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时代有、天亡簋，成王时代有何尊、保卣、保尊、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有盂鼎、宜侯簋、旅鼎、史簋、小臣速簋等,昭王时代有尊，觥、方、厚方鼎、令簋、令方、召尊、召卣、卣、鼎、小臣宅簋、尊、卣等。西周早期常见的青铜礼器、食器有鼎、方鼎、鬲、、簋、；酒器有觚、爵、觯、角、觥、、、尊(包括兽禽形尊)、卣方、、、壶；水器有盘、等；其他器类有陈器用的禁；乐器有钟等。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到本期中后段，鼎、尊、卣、方、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刀、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总之，本期铜器形制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西周中期穆王时期的重器有长、 簋、 丰尊、丰卣、刺鼎、、静簋、伯诸器等，恭、懿之际有裘卫诸器、墙盘、师遽簋、师遽方、永盂、鼎、、效卣、壶等。孝夷之际有钟、师晨簋、克组器群、师兑簋、方、谏簋、师簋等。西周中期的铜器种类有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趋势，酒器的觚、爵、角、、觯、觥等趋于减少和退化,同时出现了自铭“饮壶”的新型饮酒器。食器有很大的发展，列鼎制度最迟在本期形成。鼎的形制出现蹄形足，鼎腹发展成扁长方形的变化趋势，簋的发展也很快，不仅在制度上与列鼎相配，而且形制也出现敛口有盖,圈足下承三短足的新型式、、等新器种开始出现。编钟也在此期普遍形成。花纹趋于简朴,早期流行的花纹或已淘汰,或变形简化。常见的花纹有兽面纹、花冠顾首龙纹、分尾的鸟纹及新出现的直条纹、波曲纹和鳞带纹等铭文记事性质更强,篇目更长，内容亦多格式化，早期族徽铭文已罕见，或有也已与记事铭文相配。字体多古朴、端庄，平齐无波磔。
西周晚期的重器，厉王时期有簋、钟、郑季、簋、攸从鼎、从、散盘、、鄂侯驭方鼎、簋等，宣王时期有、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簋、毛公鼎、南宫乎钟、师簋等。西周晚期的铜礼器，延续了中期形制和纹饰简朴化的变化，淘汰了中期保留的早期因素。常见器种有鼎、簋、鬲、、、壶、尊、盘、等,品种明显减少。鼎除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外,还有圜底鼎,都是兽蹄足。纹饰仅流行波曲纹，重环纹,鳞纹，直线纹，绝少见繁缛的动物纹，即如簋一类的王室重器也是直线纹。铭文多长篇，已知最长的铜器铭文(毛公鼎 497字)即在此期。流于形式的为祖考作器的铭记也很流行。字体笔道圆润，讲究书法之美，但疏放草率的字体也多有发现。

夏代国际上还未承认。并且是否有铜器也就没办法论证。
一般来说，商代重鬼神，贱士民。在此颇具宗教氛围下，多数为兽面纹饰，雷纹，以及饕餮纹等等表现自然神灵形式的纹饰。
周代在继承天命观念的基础下，开始重视士民。纹路也有所表现为缓和的，温柔的曲波纹，瓦纹，风鸟纹饰状。
但具体商代周代各个时期也都有其自身的分段特点，可参阅相关考古方面的书籍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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