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魏国、楚国的变法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如何?

作者&投稿:浦志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是: [ ] A.魏 &...~

A

魏国李悝变法

魏国在战国初年魏文侯当政时(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其一、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使地主阶级的代表得以牢固地掌握政权。

其二、推行“尽地力之教”。其具体措施是:规定每亩地的标准产量为一石五斗,要求农民“治田勤谨”,达到每亩增产三斗;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并充分利用空闲土地,植树种桑,多种瓜果蔬菜。目的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封建政权的田租收入。

其三、实行“平籴法”。年成好时,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以平衡粮食价格,防止商人垄断粮价,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

其四、李悝作《法经》六篇。这是一部保护封建制度的法典。这部《法经》不仅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而且是秦汉法律的张本,所以李悝被列为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

秦国的商鞅变法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3)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齐国的管仲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 《国语·齐语》)。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 《国语·齐语》)。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管子提出的世界领先的经济理论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与马克思级差地租相同。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韩国的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魏国的国力在头两位君主魏文侯及魏武侯之时达至顶峰。
  魏文侯(?-前396年)中国战国时魏国统治者。姬姓,魏氏,名斯。前445年继魏桓子位,前403年与韩、赵两家一起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前396年卒。
  魏文侯被司马迁归于《史记·儒林列传》,被赞为“好学”。魏文侯经常向孔子的弟子子夏以及再传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请教。又任用法家的李悝为相,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为原则实行变法。魏国经过变法国势强盛,先后以乐羊为将攻灭中山国,以吴起为将攻取秦国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五城。以西门豹为邺令,以北门可为酸枣令,以翟黄为上卿,改革政治,兴修水利,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到第三位君主惠王即位时,主要集中於经济发展,包括在黄河开发灌溉计划。但与此同时,魏国的国力却正慢慢的消退。由于这段时期的魏国不断东侵,其在东方的优势在一系列战争中多次受挫,包括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在西方,秦国夺取了西河地区(一个位于现在陕西山西边界黄河西岸的畜牧和战略要地),此后更是不断受到秦国的侵扰。

  魏国的变法总结一下,就是富不过三代,当国家的经济还没巩固到足够坚固的程度下,强行扩张领土,忽略周围诸侯的剧烈变化,夜郎自大,导致最后一步步衰落。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故旧贵族“皆甚若之”(《史记·吴起列传》),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

  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当时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三晋,随着争夺土地的激烈进行,它们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公元前383年(楚悼王十九年),赵筑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大举攻卫,卫国不支,向魏求援。魏武侯出兵救卫,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赵又围卫,卫又向魏求援,魏于是出兵攻赵,夺得赵地刚平,进而攻至赵邑中牟(今河南灵壁西),取赵河东地。赵国惊恐,只得向楚国求救。楚悼王毫不犹豫,立即出兵救赵,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战国策·齐策五》),兵锋直抵黄河两岸。赵乘机反攻,取魏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楚、赵大胜,楚国声威大振。

  《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变法,“要在强兵”,“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南平百越”,当即指对南方用兵,取得了胜利。“北并陈,蔡”,当指陈、蔡残余势力,并非指楚惠王时已经灭掉的陈、蔡两国。“却三晋”,即指上述援赵败魏之事,三晋相联局面瓦解,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三晋对楚国的威胁。“西伐秦”,不见于古文献具体记载,变法期间,楚、秦相安无事,当秦亦畏楚强,续续结好。“诸侯患楚之强”,楚国一扫过去贫弱局面,击败当时列强之首魏国,饮马黄河,有复重振昔日楚庄王称霸中原之势,故中原各国感到害怕。

  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除了“北并陈、蔡”外,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当指今洞庭湖一带;苍梧,则在今南岭一带,自洞庭以南至此,恰是古百越居住之地,进一步明确了《史记》、《战国策》的说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有的古文献还说吴起被射杀后,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或“车裂”(《史记·吴起列传》等说被旧贵族射死。《战国策·秦策》等说吴起被肢解;《淮南子·缪称》等说吴起被车裂。郭沫若据此认为吴起被射杀后,又遭肢解,而肢解时则用车裂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吕氏春秋·贵卒》说:“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儿子楚肃王即位后,按其法,“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对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被“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吴起虽死,旧贵族旧势力也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吴起变法,切中时弊,完全符合楚国国情。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也就失去了坚强的靠山。旧贵族旧势力在变法中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变法时间毕竟不长,变法的成果并未完全巩固下来,所以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此后,楚国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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