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历史与文化形成性考核册答案

巴蜀历史与文化形成性考核册答案~

几千年来，勤劳的巴蜀人民在创造农业科技文化的同时，还发明了养蚕抽丝，使巴蜀成为我国的丝绸之源。相传在上古时代，诞生于巴蜀盐亭的黄帝元妃嫘祖首先教民养蚕、造丝、织绸，因其功盖千秋，历代将他视作“蚕神”、“丝圣”，祀为“先蚕”。堪称上古伟大的科学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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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丝绸声名远播，自秦汉至唐宋的千余年间，成都丝织业十分繁荣，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西南丝绸的贸易中心。而今栽桑养蚕遍及省内160多个县，年产茧量居全国之首，生丝出口量为全国之冠。从蜀锦的发展史看，便知丝绸始于蜀，正如《蜀中名胜记》所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古蜀国的蚕桑十分兴盛，早在汉前，已有蜀锦织造；东汉末，蜀锦已冠绝一时；汉武帝时，文翁治蜀，他竭力提倡栽桑养蚕，为织造蜀锦提供了丰富的丝源，从赵蕤撰写的碑序中可知其对先蚕嫘祖故乡原嫘轩宫进行扩建修葺的史实，直至六朝时才北传至中原，称冠天下。 到三国时，诸葛丞相也自述家有桑树八百株，这反映出当时蜀国的蚕桑业十分普及，于是出现了“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山谦《丹阳记》)的局面，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源，所以诸葛亮亦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不仅是蜀国的专利产品，而且独具特色，技压群芳。晋代左思对四川织锦赞不绝口：“百里离房，机柿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都赋》)锦属帛类丝织物，质地光滑，图案精美，色彩瑰丽，需经缫、纺、织等多道工序而成，其使用的织造工具也较复杂。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可以见到较为先进的斜织机，它至少早于欧洲700年之久。可见，巴蜀人民早就能将蚕丝织成精美绝伦的蜀锦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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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蚕桑源头的嫘祖故里盐亭，历代所产丝绸也驰名全国，如唐朝时，该县的特产“鹅溪绢”就因其纹样结构紧密匀称，层次分明，工艺精湛，深受赞许，被列为朝延贡品；到宋代，文人墨客更视其为写诗作画的精品，文学家、画家文同称赞道：“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大文豪苏东坡亦有诗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嫘祖圣地不少场镇已变成丝绸的集散地，将所产的“西里绸”(即“西陵绸”的乡音)销往南充、成都等地，一时传为佳话；清乾隆直至民国时期，更是“缫丝织绢，比户机声轧轧……”(《盐亭县志》)，如今，仍有足可与蜀锦相媲美的盐亭鹅溪绢、川北绸等丝绸产品名扬四海。蚕丝业在盐亭的持续发展显示了先蚕嫘祖的深刻影响。由此看来，丝绸之源确非巴蜀莫属。随着盐亭丝绸文化研究的开展，还会给丝绸之源在蜀说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崛起成因提供更多的实物佐证。

3、清代四川境内产生的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

对农业生产技术作科学总结的综合性农书，在唐代大多散失，仅存留下一部月令式的《四时纂要》。

到了元代，编写农书蔚然成风，清代四川境内一共产生了4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著作：《农书》可概括为5个部分：一是选种，养种与播种；二是耕作之法，强调初耕欲深，转耕欲浅；三是粪壤之法，强调耕农之事，“粪壤为急”；四是水利事，强调水利诸 事，人事第一；五是牧牛之法，强调对耕牛要喂养得法。该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专业著作。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而且结合四川农事生产特点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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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是乾隆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全书共分3部分：一曰“因天之时”；二曰“尽地之力”；三曰’尽人之力”。该书是一本具有重要科学技术价值的农业著作。书中提出的如秋科蓄水，要增加肥力等，都是结合四川农业气候、耕作特点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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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是乾隆四川什邡布衣张宗法的《三农记》。这是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书，全书30余万字，对治田育秧，稻田管理、收获留种、免耕播种等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书中大量内容确为张宗法实地考察，是对四川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有的流传至今，还不失为一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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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是乾隆罗江知县沈潜的《蚕桑说》。这是一部专论种桑养蚕的科学著作。该书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价值，不仅对推动当时四川蚕桑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参考意义。

4、天文学与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天文学在所有科学中占有独特位置，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其中尤以巴蜀天文学家落下闳的贡献非常突出。�

落下闳(大约公元前156～前87年)，中国西汉著名的民间天文学家。字长公，巴蜀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全国文学家。落下闳经同乡谯隆推荐，由故乡来到京城长安。改革历法的工作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采用落下闳、邓平的改革方案，并由落下闳进行运算工作，于公元前104年制定出一部新历，新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

它首次提出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和135个朔塑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并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方法，为后世历法的树立了范例。新历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汉武帝决定采用新历于地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

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落下宏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由于落下闳的突出贡献，汉武帝请他出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重新回到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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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是古代巴蜀的一位杰出全才，既是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在古典文献中，他最先在《法言》中提到“浑天”并驳斥陈旧的盖天说，阐述比较科学的浑天理论，在古代天文学发展中上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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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地区的天文学研究也居于前列，其中以张思训和黄裳二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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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训，宋初巴中人，北宋著名的天文学家。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将他设计的浑天仪图献给宋太宗，太宗命工匠造于宫中，逾年而成，被任为司天浑仪丞。他对天文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浑天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在动力方面，过去是“运转以水”，以致到了冬天“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暑无准”，他改用“水银代之，则无差失”。因为水银的内聚力很强，在一般气温条件下，既不易凝固，更不会挥 发，能保持稳定的液体状态，用它代替水作浑天仪的动力，保证了浑天仪一年四季都能正常运转，为报时、定节气、制历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他还改革了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由擒纵器指挥自动报时，把击钟鼓的木人由2个增为12个，并把报时和击钟鼓分离为两个系统，即：“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口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因而同此前的计时器相比，“尤为精妙”。这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浑仪“苏颂浑仪”的制造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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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于绍熙元年(1190年)绘制了《天文图》、《地理图》等8幅图。在1247年，由王致远经手，将《天文图》、《地理图》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今存苏州市博物馆)。黄裳的《天文图》是现今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总高267厘米、宽116厘米。图分两个部分，上半部绘星图，有1440颗星。它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图的下半部为说明文字，计41行，行51字，对宋代天文知识作了简单叙述。此图为世界科学家们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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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学方面，黄裳还作有《地理图》(今存苏州市博物馆)，宽约100厘米、长约200厘米，1247年刻制，王致远为之作跋。图上山脉、森林用形象画法，颇具立体感和艺术性，地名用阴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清晰易辨，是宋代一幅较好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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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幅著名的地图《九域守令图》，是宣和三年(1121年)刻在碑上立于四川省荣县文庙正殿的(原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图长宽各1米多，绘宋全境疆域州府。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黄裳图更为准确，于四川地区水系的绘制比较详细。其作者不详。图的石碑下部刻有文字，已大部风化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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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幅地图和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都是保存至今的宋代地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学具有重要价值。�

5、医药学的主要成就

古代四川地区在医学方面贡献较大，相继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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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著名的医家有东汉涪翁、程高、郭玉、李助等。涪翁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长于用针石治病，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郭玉，字通直，广汉雒县(今广汉)人(《华阳国志》说是新都人)。师事涪翁弟子程高，精通脉理，“技妙用针，著《经方颂说》。和帝时，任太医丞。和帝曾令劈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然后使郭玉切脉。郭玉回答说：“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很佩服他高明的诊脉技术。郭玉“仁爱不矜，虽贫赋厮养，必尽其心力”，而不愿给贵人治病，说贵人骄恣任性，将身不谨，骨节不强，好逸恶劳，给医生治疗疾病带来很大困难。李助，字翁君，广汉涪县(今绵阳)人，精通医术，名齐郭玉，也著有《经方颂说》一书。�

隋唐五代期间巴蜀医药学方面以昝殷、韩保贞、陈士良等人成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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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殷，蜀人，是唐末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因在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家治病奏效，听白敏之建议将行医经验写成《经效产宝》3卷，分40门，载276方，前两卷论妊娠及分娩，言初孕期要用安胎止血药，在临产时，要注意保养母体的精力，难产时“内宜用药，外宜用法”。下卷论产后虚劳、咳嗽、痢疾等症处方。其《产后血晕闷绝方论》所载的“醋铁熏法”，是急救休克的有效方法，历来医家都在临床上普遍应用。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为唐以后医学家著书立说所采用，并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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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苏敬等20余人修订了《新修本草》54卷，此书收载药品844种，对于药物的形态和性能，作了适当的叙述和描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其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新药品又有增加，为了适应医药上的需要，后蜀韩保贞、陈士良、相继对《新修本草》作了增补。

韩保升，后蜀翰林学士，受蜀主孟昶之命，与诸医生撰成《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世简称《蜀本草》，此书对每项药品的名称、产地、形状、特征、功能，作了比较准确的解释和叙述，并别为图经，以便识别，又载若干处方，可供医疗上的参考，是后来北宋政府修订的《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蓝本之一，惜已失传，仅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保留了部分内容，计释药275条，处方25个。陈士良，剑州人，南唐陪戎副都尉，医学助教，专门掌调饮食，了解各类药用食物的性味、功能，写成《食性本草》10卷。此书载有各类食用药物及制品，同时配上食疗诸方及四时调养脏腑之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说此书是在总结《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吸收了陶隐居、苏恭、孟铣、陈藏用等人有关饮食养生的经验，参考了淮南王、崔浩、竺暄《食经》及《食医心鉴》等有关膳馐养疗的论述而写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此书在明代以前曾广泛流传，后来散佚，但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中尚录有其部分内容。

文学家李王旬还是一位药物学家，他的祖先是波斯人，经营蕃药贸易，所以他熟悉外国药物，写成《海药本草》(又名《南药本草》)6卷。此书也已亡佚，现散见于唐慎微《证类本草》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尚存121味，来自欧、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现存这些逸文中尚可窥见，《海药本草》对这些海外药物的产地、形状、药性、功能及览别真伪、加工炮制之法都作了明确解释，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促进了古代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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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地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医药学方面也不例外。杏林高手不胜枚举，医药著述汗牛充栋。其中尤以苏轼、唐慎微、杨天惠、杨退修、史谌、史崧等人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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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精通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所著的《存中良方》合并，是为《苏沈良方》(一名《苏沈内翰良方》)。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医学专著。清朝人评价说：“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对养生学也有研究，写了不少文章。清康熙时王如锡把苏轼著作中有关养生论述1140余条辑出，分作12卷，编为《东坡养生集》。其养生的主要论点是“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强调人要健康长寿，就要能劳能逸，劳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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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北宋时的名医。他精通医理，精通于药物研究，以多年的功夫，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至六年(1082—1083年)间编写了药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22卷。北宋政府一版再版。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组织专家修订，定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32卷，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年)再经修订，定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官版刊行。现存《政和本草》分30卷，共60余万字。《证类本草》载药总数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达1588种，其中新增者有476种。它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唐慎微编此书时，还创立了“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将历代名医方论、医家和民间习用的单方、验方以及他本人临床验证行之有效的处方共3000余条，分别载入有关药物项上，使学者能一览药物的用途用法。自此而下的药书，多沿此种体例。《证类本草》是我国宋朝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明代李时珍评价说：《证类本草》“使诸 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李时珍撰《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证类本草》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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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惠，字佑父，号回光，亦名杨集，北宋妻县(今四川三台)人。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在四川地区作小官。徽宗时上书言事，后入“元佑党籍”。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免官后便寄居郫县。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任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令时，他对当地附子生产进行了了实地考察，撰写了《彰明附子记》，评载了彰明特产药物附子的栽种面积、产量、栽培方法、生长采收情况、品种及质地区别等，是研究川产药材的一篇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药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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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退修，字康侯，一字子建，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他精研医技，著有《十产论》、《杨子护命方》、《通神论》等书。《十产论》成书于元符年间(1098—1100年)，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同时也讲述了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外科手法，讨论了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11个问题。在妇产科医学史上，《十产论》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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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谌，字载之，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精医术，著有《指南方》(又名《史载之方》)2卷。方论共列31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年。该书对于瘀血、痰饮诸学说殊多发挥，今之研究者尤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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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崧，北宋末南宋初成都人。他著有《黄帝素问灵枢集注》24卷，对《内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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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性科技著作的内容和影响�

古时巴蜀人杰地灵，科学家层出不穷，涉猎面广，杂家甚多。隋唐五代时期的段成左、马鉴以及宋代苏易简、李石等人就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对促进古代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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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字柯古，在其父段文昌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待父入蜀，著《段氏游蜀记》、《锦里新闻》，今佚。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20集，一直流传下来。此书涉及大量有关天文、物理、机械、工程建筑、矿物学、医学、动植物学、农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前同类的专著，相当于一部粗具规模的百科全书，“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识者”。直到今天，仍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被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常备资料。�

马鉴，后蜀梓州射洪县令，公元960年编成《续事始》一书，它记载了358项内容，除记生产、生活、科学仪器外，还大量记载军事武器的发明创造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生产上涉及农业、水利、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生活上记述吃、穿、用、玩都比较完备。对军事工业记载尤为详细，陆战有刀、枪、箭、戟、土山、发石车；水战有舟、楫；设伏有铁菱角和转关桥；攻城有云梯、冲车、井栏、尖头木、垂墙、地道；守城有火箭、雉尾炬、绳连石磨。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苏易简(958——996年)，北宋梓州铜山(治今四川中江广福)人，著有《文房四谱》(又作《文房四宝谱》)5卷，包括笔谱2卷，砚谱、墨谱、纸谱各1卷。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体例，而创一物一谱的写法。搜采颇为详博，较完整而系统地汇集整理了此前我国有关笔、砚、墨、纸生产发展的历史和制造技术的经验，并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科学专著。它对推动我国笔、砚、墨、纸生产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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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生于1108年，资州(今四川资中)人，南宋初期编著《续博物志》10卷。此书在于弥补张华《博物志》之所缺，并总结和整理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介绍了自上古至北宋年间的科学技术436项，包括了地理、农学、动物、植物、矿物、化学、建筑、机械、冶炼、数学、度量衡、货币、酿酒、煮盐、造纸制笺、制茶、食品加工、手工工艺、造粉制胭脂、医药卫生、人体生理、文具用品、科学专著等方面。并对文字、文物、考古、音乐、围棋、体育、典故等各方面都有介绍。它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博物志》，是我国古代内容丰富的科技知识汇编之一。�

7、现代四川科技发展的四个阶段�

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经历了萌芽、奠基、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
抗战爆发后，四川本省除有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省政府成立的四川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和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川大和重大的理工学院校外，还有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的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也先后迁入四川。科研机构和工矿企业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四川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工业技术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给科技事业提供了动力和创造条件，四川科技事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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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5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的时期。�
四川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收了为数极少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科研机构，并根据恢复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在接收的科研机构中合并或分出几所独立的科研机构，从此四川省的科研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在这一时期中，陆续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7年初，全省有独立科学研究机构37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门的16个。1950～1957年，四川的科技工作主要是结合农业生产、资源普查以及工业交通的改革和建设进行。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成性考核册参考答案
作业1
一、单项选择题
1、C 2、A 3、C 4、B 5、B6、B 7、C 8、A 9、C 10、B11、A 12、B 13、C 14、B 15、A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 2、ABCD 3、AD 4、BCD 5、AB
三、简答题
1、⑴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
⑵明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2、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一个表达严谨的科学命题。其中，“新阶段”是历史定位，说明邓小平理论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国”是地域定位，说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3、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且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
4、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是，要求人们将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置于时空变化的背景之下，力求突破，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的核心是创新。
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5、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概括告诉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应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首要任务，根本原则等方面着手。首先，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必须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因而社会主义，尤其是我们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次，社会主义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形态，因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则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那种把计划经济附加在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的错误认识必须澄清。
四、论述题
1、⑴因为旗帜是方向。党的十六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旗帜，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就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⑵因为旗帜是形象。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就要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保持国内稳定，维护世界和平，树立一种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迈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鲜明形象；
⑶邓小平理论既是方向，又是形象。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才能把邓小平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因为邓小平理论为实现我们的事业提供着理论的指南，精神的动力和智慧的启迪，提供着最重要的思想保证。
2、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产生极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⑴它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⑵它是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南；
⑶它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
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因而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3、⑴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执政党只有致力于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有效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⑵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和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讲，就是看其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比先前的经济制度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⑶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矛盾的解决有待生产力的发展。
⑷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建设被确立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恢复。目前，我们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摆在首要位置，才能真正实现“三个代表”，体现出党的先进性。
答案补充

　　应该是下面这些

　　几千年来，勤劳的巴蜀人民在创造农业科技文化的同时，还发明了养蚕抽丝，使巴蜀成为我国的丝绸之源。相传在上古时代，诞生于巴蜀盐亭的黄帝元妃嫘祖首先教民养蚕、造丝、织绸，因其功盖千秋，历代将他视作“蚕神”、“丝圣”，祀为“先蚕”。堪称上古伟大的科学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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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丝绸声名远播，自秦汉至唐宋的千余年间，成都丝织业十分繁荣，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西南丝绸的贸易中心。而今栽桑养蚕遍及省内160多个县，年产茧量居全国之首，生丝出口量为全国之冠。从蜀锦的发展史看，便知丝绸始于蜀，正如《蜀中名胜记》所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古蜀国的蚕桑十分兴盛，早在汉前，已有蜀锦织造；东汉末，蜀锦已冠绝一时；汉武帝时，文翁治蜀，他竭力提倡栽桑养蚕，为织造蜀锦提供了丰富的丝源，从赵蕤撰写的碑序中可知其对先蚕嫘祖故乡原嫘轩宫进行扩建修葺的史实，直至六朝时才北传至中原，称冠天下。 到三国时，诸葛丞相也自述家有桑树八百株，这反映出当时蜀国的蚕桑业十分普及，于是出现了“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山谦《丹阳记》)的局面，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源，所以诸葛亮亦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不仅是蜀国的专利产品，而且独具特色，技压群芳。晋代左思对四川织锦赞不绝口：“百里离房，机柿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都赋》)锦属帛类丝织物，质地光滑，图案精美，色彩瑰丽，需经缫、纺、织等多道工序而成，其使用的织造工具也较复杂。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可以见到较为先进的斜织机，它至少早于欧洲700年之久。可见，巴蜀人民早就能将蚕丝织成精美绝伦的蜀锦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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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蚕桑源头的嫘祖故里盐亭，历代所产丝绸也驰名全国，如唐朝时，该县的特产“鹅溪绢”就因其纹样结构紧密匀称，层次分明，工艺精湛，深受赞许，被列为朝延贡品；到宋代，文人墨客更视其为写诗作画的精品，文学家、画家文同称赞道：“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大文豪苏东坡亦有诗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嫘祖圣地不少场镇已变成丝绸的集散地，将所产的“西里绸”(即“西陵绸”的乡音)销往南充、成都等地，一时传为佳话；清乾隆直至民国时期，更是“缫丝织绢，比户机声轧轧……”(《盐亭县志》)，如今，仍有足可与蜀锦相媲美的盐亭鹅溪绢、川北绸等丝绸产品名扬四海。蚕丝业在盐亭的持续发展显示了先蚕嫘祖的深刻影响。由此看来，丝绸之源确非巴蜀莫属。随着盐亭丝绸文化研究的开展，还会给丝绸之源在蜀说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崛起成因提供更多的实物佐证。

　　3、清代四川境内产生的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

　　对农业生产技术作科学总结的综合性农书，在唐代大多散失，仅存留下一部月令式的《四时纂要》。

　　到了元代，编写农书蔚然成风，清代四川境内一共产生了4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著作：《农书》可概括为5个部分：一是选种，养种与播种；二是耕作之法，强调初耕欲深，转耕欲浅；三是粪壤之法，强调耕农之事，“粪壤为急”；四是水利事，强调水利诸 事，人事第一；五是牧牛之法，强调对耕牛要喂养得法。该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专业著作。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而且结合四川农事生产特点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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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是乾隆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全书共分3部分：一曰“因天之时”；二曰“尽地之力”；三曰’尽人之力”。该书是一本具有重要科学技术价值的农业著作。书中提出的如秋科蓄水，要增加肥力等，都是结合四川农业气候、耕作特点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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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是乾隆四川什邡布衣张宗法的《三农记》。这是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书，全书30余万字，对治田育秧，稻田管理、收获留种、免耕播种等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书中大量内容确为张宗法实地考察，是对四川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有的流传至今，还不失为一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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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是乾隆罗江知县沈潜的《蚕桑说》。这是一部专论种桑养蚕的科学著作。该书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价值，不仅对推动当时四川蚕桑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参考意义。

　　4、天文学与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天文学在所有科学中占有独特位置，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其中尤以巴蜀天文学家落下闳的贡献非常突出。�

　　落下闳(大约公元前156～前87年)，中国西汉著名的民间天文学家。字长公，巴蜀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全国文学家。落下闳经同乡谯隆推荐，由故乡来到京城长安。改革历法的工作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采用落下闳、邓平的改革方案，并由落下闳进行运算工作，于公元前104年制定出一部新历，新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

　　它首次提出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和135个朔塑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并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方法，为后世历法的树立了范例。新历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汉武帝决定采用新历于地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

　　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落下宏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由于落下闳的突出贡献，汉武帝请他出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重新回到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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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雄是古代巴蜀的一位杰出全才，既是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在古典文献中，他最先在《法言》中提到“浑天”并驳斥陈旧的盖天说，阐述比较科学的浑天理论，在古代天文学发展中上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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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四川地区的天文学研究也居于前列，其中以张思训和黄裳二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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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思训，宋初巴中人，北宋著名的天文学家。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将他设计的浑天仪图献给宋太宗，太宗命工匠造于宫中，逾年而成，被任为司天浑仪丞。他对天文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浑天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在动力方面，过去是“运转以水”，以致到了冬天“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暑无准”，他改用“水银代之，则无差失”。因为水银的内聚力很强，在一般气温条件下，既不易凝固，更不会挥 发，能保持稳定的液体状态，用它代替水作浑天仪的动力，保证了浑天仪一年四季都能正常运转，为报时、定节气、制历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他还改革了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由擒纵器指挥自动报时，把击钟鼓的木人由2个增为12个，并把报时和击钟鼓分离为两个系统，即：“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口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因而同此前的计时器相比，“尤为精妙”。这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浑仪“苏颂浑仪”的制造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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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于绍熙元年(1190年)绘制了《天文图》、《地理图》等8幅图。在1247年，由王致远经手，将《天文图》、《地理图》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今存苏州市博物馆)。黄裳的《天文图》是现今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总高267厘米、宽116厘米。图分两个部分，上半部绘星图，有1440颗星。它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图的下半部为说明文字，计41行，行51字，对宋代天文知识作了简单叙述。此图为世界科学家们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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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学方面，黄裳还作有《地理图》(今存苏州市博物馆)，宽约100厘米、长约200厘米，1247年刻制，王致远为之作跋。图上山脉、森林用形象画法，颇具立体感和艺术性，地名用阴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清晰易辨，是宋代一幅较好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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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幅著名的地图《九域守令图》，是宣和三年(1121年)刻在碑上立于四川省荣县文庙正殿的(原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图长宽各1米多，绘宋全境疆域州府。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黄裳图更为准确，于四川地区水系的绘制比较详细。其作者不详。图的石碑下部刻有文字，已大部风化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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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幅地图和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都是保存至今的宋代地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学具有重要价值。�

　　5、医药学的主要成就

　　古代四川地区在医学方面贡献较大，相继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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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著名的医家有东汉涪翁、程高、郭玉、李助等。涪翁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长于用针石治病，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郭玉，字通直，广汉雒县(今广汉)人(《华阳国志》说是新都人)。师事涪翁弟子程高，精通脉理，“技妙用针，著《经方颂说》。和帝时，任太医丞。和帝曾令劈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然后使郭玉切脉。郭玉回答说：“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很佩服他高明的诊脉技术。郭玉“仁爱不矜，虽贫赋厮养，必尽其心力”，而不愿给贵人治病，说贵人骄恣任性，将身不谨，骨节不强，好逸恶劳，给医生治疗疾病带来很大困难。李助，字翁君，广汉涪县(今绵阳)人，精通医术，名齐郭玉，也著有《经方颂说》一书。�

　　隋唐五代期间巴蜀医药学方面以昝殷、韩保贞、陈士良等人成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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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昝殷，蜀人，是唐末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因在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家治病奏效，听白敏之建议将行医经验写成《经效产宝》3卷，分40门，载276方，前两卷论妊娠及分娩，言初孕期要用安胎止血药，在临产时，要注意保养母体的精力，难产时“内宜用药，外宜用法”。下卷论产后虚劳、咳嗽、痢疾等症处方。其《产后血晕闷绝方论》所载的“醋铁熏法”，是急救休克的有效方法，历来医家都在临床上普遍应用。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为唐以后医学家著书立说所采用，并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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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苏敬等20余人修订了《新修本草》54卷，此书收载药品844种，对于药物的形态和性能，作了适当的叙述和描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其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新药品又有增加，为了适应医药上的需要，后蜀韩保贞、陈士良、相继对《新修本草》作了增补。

　　韩保升，后蜀翰林学士，受蜀主孟昶之命，与诸医生撰成《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世简称《蜀本草》，此书对每项药品的名称、产地、形状、特征、功能，作了比较准确的解释和叙述，并别为图经，以便识别，又载若干处方，可供医疗上的参考，是后来北宋政府修订的《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蓝本之一，惜已失传，仅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保留了部分内容，计释药275条，处方25个。陈士良，剑州人，南唐陪戎副都尉，医学助教，专门掌调饮食，了解各类药用食物的性味、功能，写成《食性本草》10卷。此书载有各类食用药物及制品，同时配上食疗诸方及四时调养脏腑之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说此书是在总结《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吸收了陶隐居、苏恭、孟铣、陈藏用等人有关饮食养生的经验，参考了淮南王、崔浩、竺暄《食经》及《食医心鉴》等有关膳馐养疗的论述而写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此书在明代以前曾广泛流传，后来散佚，但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中尚录有其部分内容。

　　文学家李王旬还是一位药物学家，他的祖先是波斯人，经营蕃药贸易，所以他熟悉外国药物，写成《海药本草》(又名《南药本草》)6卷。此书也已亡佚，现散见于唐慎微《证类本草》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尚存121味，来自欧、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现存这些逸文中尚可窥见，《海药本草》对这些海外药物的产地、形状、药性、功能及览别真伪、加工炮制之法都作了明确解释，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促进了古代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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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四川地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医药学方面也不例外。杏林高手不胜枚举，医药著述汗牛充栋。其中尤以苏轼、唐慎微、杨天惠、杨退修、史谌、史崧等人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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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精通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所著的《存中良方》合并，是为《苏沈良方》(一名《苏沈内翰良方》)。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医学专著。清朝人评价说：“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对养生学也有研究，写了不少文章。清康熙时王如锡把苏轼著作中有关养生论述1140余条辑出，分作12卷，编为《东坡养生集》。其养生的主要论点是“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强调人要健康长寿，就要能劳能逸，劳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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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北宋时的名医。他精通医理，精通于药物研究，以多年的功夫，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至六年(1082—1083年)间编写了药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22卷。北宋政府一版再版。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组织专家修订，定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32卷，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年)再经修订，定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官版刊行。现存《政和本草》分30卷，共60余万字。《证类本草》载药总数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达1588种，其中新增者有476种。它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唐慎微编此书时，还创立了“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将历代名医方论、医家和民间习用的单方、验方以及他本人临床验证行之有效的处方共3000余条，分别载入有关药物项上，使学者能一览药物的用途用法。自此而下的药书，多沿此种体例。《证类本草》是我国宋朝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明代李时珍评价说：《证类本草》“使诸 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李时珍撰《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证类本草》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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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惠，字佑父，号回光，亦名杨集，北宋妻县(今四川三台)人。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在四川地区作小官。徽宗时上书言事，后入“元佑党籍”。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免官后便寄居郫县。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任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令时，他对当地附子生产进行了了实地考察，撰写了《彰明附子记》，评载了彰明特产药物附子的栽种面积、产量、栽培方法、生长采收情况、品种及质地区别等，是研究川产药材的一篇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药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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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退修，字康侯，一字子建，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他精研医技，著有《十产论》、《杨子护命方》、《通神论》等书。《十产论》成书于元符年间(1098—1100年)，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同时也讲述了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外科手法，讨论了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11个问题。在妇产科医学史上，《十产论》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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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谌，字载之，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精医术，著有《指南方》(又名《史载之方》)2卷。方论共列31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年。该书对于瘀血、痰饮诸学说殊多发挥，今之研究者尤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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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崧，北宋末南宋初成都人。他著有《黄帝素问灵枢集注》24卷，对《内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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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综合性科技著作的内容和影响�

　　古时巴蜀人杰地灵，科学家层出不穷，涉猎面广，杂家甚多。隋唐五代时期的段成左、马鉴以及宋代苏易简、李石等人就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对促进古代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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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成式，字柯古，在其父段文昌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待父入蜀，著《段氏游蜀记》、《锦里新闻》，今佚。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20集，一直流传下来。此书涉及大量有关天文、物理、机械、工程建筑、矿物学、医学、动植物学、农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前同类的专著，相当于一部粗具规模的百科全书，“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识者”。直到今天，仍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被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常备资料。�

　　马鉴，后蜀梓州射洪县令，公元960年编成《续事始》一书，它记载了358项内容，除记生产、生活、科学仪器外，还大量记载军事武器的发明创造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生产上涉及农业、水利、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生活上记述吃、穿、用、玩都比较完备。对军事工业记载尤为详细，陆战有刀、枪、箭、戟、土山、发石车；水战有舟、楫；设伏有铁菱角和转关桥；攻城有云梯、冲车、井栏、尖头木、垂墙、地道；守城有火箭、雉尾炬、绳连石磨。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苏易简(958——996年)，北宋梓州铜山(治今四川中江广福)人，著有《文房四谱》(又作《文房四宝谱》)5卷，包括笔谱2卷，砚谱、墨谱、纸谱各1卷。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体例，而创一物一谱的写法。搜采颇为详博，较完整而系统地汇集整理了此前我国有关笔、砚、墨、纸生产发展的历史和制造技术的经验，并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科学专著。它对推动我国笔、砚、墨、纸生产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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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石，生于1108年，资州(今四川资中)人，南宋初期编著《续博物志》10卷。此书在于弥补张华《博物志》之所缺，并总结和整理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介绍了自上古至北宋年间的科学技术436项，包括了地理、农学、动物、植物、矿物、化学、建筑、机械、冶炼、数学、度量衡、货币、酿酒、煮盐、造纸制笺、制茶、食品加工、手工工艺、造粉制胭脂、医药卫生、人体生理、文具用品、科学专著等方面。并对文字、文物、考古、音乐、围棋、体育、典故等各方面都有介绍。它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博物志》，是我国古代内容丰富的科技知识汇编之一。�

　　7、现代四川科技发展的四个阶段�

　　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经历了萌芽、奠基、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
　　抗战爆发后，四川本省除有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省政府成立的四川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和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川大和重大的理工学院校外，还有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的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也先后迁入四川。科研机构和工矿企业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四川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工业技术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给科技事业提供了动力和创造条件，四川科技事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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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世纪5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的时期。�
　　四川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收了为数极少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科研机构，并根据恢复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在接收的科研机构中合并或分出几所独立的科研机构，从此四川省的科研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在这一时期中，陆续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7年初，全省有独立科学研究机构37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门的16个。1950～1957年，四川的科技工作主要是结合农业生产、资源普查以及工业交通的改革和建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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