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代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大发展时期

为何说汉代四神瓦当是古代建筑艺术中瓦当文化的代表？~

为什么汉代四大神兽瓦当是文化中代表？我们先来讲一下‘四神’瓦当。
‘四神’瓦当就是古代封建迷信中传说四大神兽，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
瓦当是建筑里用陶做成瓦片，在古代时期这样瓦片被称成瓦当。
‘四神瓦当’其实是分别用来代表天上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为什么说汉代瓦当才是代表？根据我国记载，在1956年中国西安市汉长城遗址出土一批文物。
里面就有直径16厘米，边轮宽2厘米‘四神瓦当’。其实在战国时期就有关于‘四神’记载。
因为在远古时期，人们知识有限，对大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无法理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这一切寄托给动物。
在人们心中开始出现寄托和崇拜，他们认为动物是可以呼风唤雨，主宰当时世界。
于是渐渐人类开始出现心理寄托，出现封建迷信，部落们开始用动物作为图腾。

慢慢人们开始创作神兽和神话传说，就有了四大神兽，用来记录四大方位。
东方青龙，西方白额虎，南方火朱雀，北方玄武，这样记录就很容易辨别。
封建迷信开始风靡，人们对动物崇拜不会只是百姓们之中，开始过渡到皇室。
皇室开始在建筑里出现‘四神瓦当’，后来连装饰上也有关于‘四神’物品。
因为在汉代皇室，他们觉着‘四神’能力可以主宰一切，拥有他们等于拥有一切。

皇室带头引发用‘四神瓦当’风靡，百姓们也开始用各种动物来装饰自己家。
他们认为动物不论是什么，都有驱邪除恶，镇宅吉祥功效，于是匠人们开始创造各种各样物品。
同时也开启一个关于动物被神话传说时代，不是简单出现在文化里，更多变成实物。

汉承秦制，在建筑方面也有继承，且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个高峰。在秦代已有承重用砖，汉代建筑已广泛使用砖，木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秦汉时期的建筑有何成就。
秦汉建筑成就
一、秦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业绩，却是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以及通行全国的驰道和远达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伟，予后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汉代兴建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伟壮丽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在施工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必定十分复杂艰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顺利解决，古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二、中国的木框架建筑，特别是以抬梁式为主流的结构形式，到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并产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阳离宫一号宫殿主厅的斜梁水平跨度已达10米。可以想象，雄伟的阿房宫前殿的主梁，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过这一限度。这表明至少在秦代，对木结构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高层建筑的木结构问题，到汉代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西汉武帝时所建的井干楼结构是用大木套叠的井干）。抬梁式木构施于高层建筑的形象，可见于画像砖及陶楼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结构与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这类建筑的出现，不应迟于东汉中期。它们的产生和运用，使得中国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时的高台建筑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陶质砖、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汉时亦有了新的发展。陶砖不但用于铺砌室内地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还被用于贴砌墙的内表面。砖瓦的表面上，还要模印成纹样。汉代则大量用砖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汉长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许多空心砖墓和砖券墓的地下结构。它们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见实物。但从少量陶楼明器中看到墙面有划为纵横砖缝的表示，而且至少还有两例陶楼下部已施用半圆拱券。此外，前述画像石中多次表现之弧状拱桥的形象，应非当时人所臆造。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的建筑台基，似乎也是以条砖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类似的砖砌现象。
四、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方式是柱梁或墙梁式，但从西汉初已开始使用正规的拱券结构了。这时以筒拱为主要结构形式，大量用于下水道及墓葬。为了加强拱券的承载力，使用刀形或楔形砖加，叠用多层拱券，及在券上浇注石灰浆等措施。到东汉时才出现覆盖于方形或矩形平面上的穹窿。
五、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这些刻画在门楣、柱、墙、门扉等表面的形象，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墓主事迹、装饰图案等，表现了生者对神鬼的崇敬，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雕刻手法上，既有线刻，也有浅浮雕和深浮雕，甚至还有圆体的透刻。大概是为了造成似壁画的多彩效果，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上还涂上了红、绿、黑、黄、紫等各种颜色。这些都使我们得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世俗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反映面，以及传统雕刻艺术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此外，画像砖、画像石除了表现自身的艺术风格，还和其他墓中建筑构件如柱、梁、斗拱上的艺术处理（浮刻、圆雕、壁画等）相配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如山东沂南和安丘石墓及洛阳空心砖墓中所示。
秦汉建筑特色
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高台建筑减少，多屋楼阁大量增加，庭院式的布局已基本定型,并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法、礼制等制度密切结合,足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中国建筑体系已大致形成。
此时的建筑已具有庑殿、歇山、悬山和攒尖4种屋顶形式。庑殿正脊短，屋面、屋脊和檐口平直，屋顶正脊中央常饰有凤凰。由以上这些，便形成了汉代建筑古朴简洁，但又不乏朝气的形象。汉代歇山顶不多见，从广东出土的一件明器中可见当时的歇山形状是由中央悬山顶和四周单庇顶组合而成的，并且檐口微微起翘，可能是当时南方的建筑风格。
通过大量东汉壁画、画像石、陶屋、石祠等可知，当时北方及四川等地建筑多用台梁式构架,间或用承重的土墙;南方则用穿斗架,斗拱已成为大型建筑挑檐常用的构件。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常用的抬梁、穿斗、井干3种基本构架形式此时已经成型。
斗拱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的种类十分之多，可谓达到了千奇百怪的程度。在各种阙，墓葬及画像砖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它的形象。此时的斗拱虽已能做的比较复杂，但没有往前出跳的，且各地做法很不统一，有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工匠们个人的摸索。后世中成熟的斗拱，便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从这些斗拱中脱颖而出的。
汉代的栏杆有卧棂栏杆，斗子蜀柱栏杆，柱础的础质难辨，式样简单；台基用砖或砖石混和的方法砌成；门为版门、还有石木门；窗的纹样有直棂窗、斜格窗和锁纹窗，还有天窗；天花有覆斗形天花和斗四天花；柱有圆柱、八角柱、方柱和等，有的柱身表面刻竹纹或凹凸槽。方柱柱身肥而短，有收分，上置栌斗；方形双柱指房屋转角常每面用方柱一个，各承受一方面的梁架，这种做法后代逐渐减少。
砖的发明是建筑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 至迟在秦代已有承重用砖，秦始皇陵东侧的俑坑中有砖墙，砖质坚硬。汉代建筑已广泛使用砖，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砖石拱券结构日益发达,用于墓室、下水道,除并列纵联的砖砌筒壳外,还有穹窿顶和双曲扁壳。秦咸阳秦宫殿遗址发现有大量瓦当、花砖、石雕和青铜构件。但在秦的建筑遗址内使用石构件均不多,加工精度也不高,说明青铜工具加工石材不易。晚到西汉前中期,砖石拱壳才出现,初步具备造砖石房屋的技术条件，但这时木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社会经济、文化首次得到极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汉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建筑科学上，我国传统建筑的抬梁、穿斗和井干三种主要大木构架体系都己出现并趋于成熟，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平面布局和外部造型亦基本完备，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在汉朝己基本形成和台基。台基是承受房屋整个荷载的基础，也是构成房屋比例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台基的产生最初是由于房屋建筑功能结构的需要，并逐渐渗入了人们一定量的审美及思想观念，进而甚至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等级身份及进行精神统治的一个重要标示。 一、夯筑技术及瓦的使用是台基的出现成为可能和必然。 据考古发掘材料显示，我国早期的宫殿建筑出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尽管当时还处于“茅茨土阶”阶段，建筑装饰也仅“蜃灰垩壁”而己，却是我国原始建筑向传统建筑转变的一个关键时代。《世本·作篇》：“桀作瓦屋”。《淮南子·说山训》：“桀有得事”。高诱注：“谓若作瓦以盖屋遗后也”。但目前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尚末发现商代的用瓦实例。1976年，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一带发现了两处西周建筑遗址，在其中较早的一处房屋堆积中发现了少量的瓦、瓦型较大，可能仅用于茅草屋顶的脊部及天沟。春秋时期，瓦的使用逐渐得到普及。 夯土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历史上的又一件大事。1977年，在河南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东西骈列的两个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据对夯土中出土的木炭的年代进行测定，其结果为距今4010±85年（树轮校正为4415±140年），约相当或稍早于夏朝开国的年代。其实用夯技术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在房屋的基槽及居住面上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房屋建筑结构较为原始、材料较为简单，使这一技术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瓦的发明及使用，建筑结构及功能的进一步扩大，使建筑物的自重大大增加，借助于夯筑技术，利用便利的粘土来做房屋的台基和墙身就成为一种必须。 二、汉代及其以前的台基、基础和地面处理 《周礼·考工记》：“殷人重屋，堂侑七寻，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筵，《说文·竹部》：“筵，竹席也”，是铺于下层垫底之竹席。筵不但是当时最重要的家具之一，还是宫室建筑的基本度量单位，其尺寸通常较大）。在陕西周原一带发现的两处西周宫殿建筑遗址也证实，其中心殿堂台基比庭院高出0.75米以上，比商代有了很大的提升。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的统治秩序得以确立，宫室的“规矩制度”也已有了明确的规定。《礼记》：“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使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创造物首次融入了等级的概念，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营造实践，成为两千多年传统建筑活动等级制度的滥觞。 汉代的建筑，从现存画像砖石建筑图形和建筑遗址来看，大部分厅堂和楼阁都有较高的台基，单体建筑台基面积较小，宫殿区或多层连片建筑台基面积较大且分多个层次。在古代传统建筑技术条件下，大面积的基础连片同时夯筑，使之成为“一块玉儿”，其效果同今天的“箱形”或“片筏”基础相类似。 商周以后，特别是自春秋时期，在宫殿群中“殿基高巨之风”日盛的同时，又开始兴盛一种高台建筑。其实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建有“广三里，高千尺”的鹿台。春秋时期，在卿大夫的府宅中也建有高台，供平时游娱、战时避险。战国时，诸候竞相夸耀国力，纷纷建起规模宏伟的高台建筑，现齐都临淄故城内的“桓公台”仍保留有14米残高。到了汉代，高台建筑达到了其历史的高峰。元李好问曾述其所见曰：“予至长安，亲见汉魏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 长乐宫内的酒池鸿台（据传为秦始皇所造），“高四十丈，上起观宇”。（按汉尺一尺等于24厘米计算，四十丈约为96米高）。 武帝时，在建章宫内造有神明台以求仙者，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其上又有承露盘，高二十七丈，大七围。 东汉末年，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和十八年先后在邺城修筑铜雀、金虎和冰井三台。“铜爵台高十一丈，有屋一百二十间……金虎台有屋一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今邺城北遗址中铜雀台残高4-6米，金虎台残高12米。 从对秦汉高台建筑基址的解剖来看，当时的台基主要为土筑夯实成基。《考工记》中曾对这一技术有简约描述：“凡任索约，大汲其版，谓之无任。……囷窌仓城，逆墙六分。”后世的大建筑学家李诫总结道：“筑基之制每方一尺，用土二担，隔层用碎砖瓦及石札等亦二担，每次布土厚五寸，先打六杵，次打四杵，次打两杵……”。其实这种方法早在十四世纪以前的商代建筑台基上就已使用了。 与宫殿高台建筑相比，一般的单体及居住建筑基础的处理则没有那么恢宏。一般建筑其基础多为平地挖槽，槽的深浅不一，根据房屋荷载而定，宽同墙垣式略宽，槽底夯实后再在槽内夯筑墙基。最近，在福州新店古城的考古发掘中，清理汉初城墙一千余米，在其城墙的基础下还发现了一层厚约40厘米的纯砂层，砂层内有铁渣和陶粒，砂层直接铺在坚硬的鹅卵石自然地层上。 西汉时，我国传统建筑的抬梁和穿斗两大结构体系日趋于成熟，梁架结构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室内空间，增强了室内采光，这也是建筑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两汉砖石画像及部分画像石墓的结构来看，独立承重结构的支柱在当时已被广泛采用，墙内柱及半附墙壁的附壁柱仍是支承屋顶整个荷载的主体。无论是独立柱、附壁柱、还是墙内柱，柱下都有圆形、方形或不规则形状的柱础石。柱础石有大有小，大者长宽分别在90及60厘米左右，小者长宽约30-50厘米不等。柱础石的埋深一般与槽基同深。 古代的地面处理，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主要有夯筑、方砖墁地和彩绘地坪。自原始社会时起，人们就很重视室内地面的处理，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普遍使用黄土或料礓筑成基层，以“白灰”抹面来处理居住面。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居住遗址中，人们除用近似膏泥的灰白色土筑基外，还普遍采用火烧技术使地面硬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1974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发掘了秦咸阳宫的一部分宫观建筑，“其一至七室的地面为光滑、平整、坚硬表面施朱红色的‘丹池’，其他室的地面则是用方砖铺成”。汉长安城未央宫铺地的方砖还饰有回纹、小方格纹等几何纹样。在长安城的桂宫二号建筑基址中，考古工作者还清理出了原来的草泥地面，作者推测这也应该是所谓的“土被朱紫”地面。 三、汉代建筑科学在基础处理上的成就 综上所述，到两汉时期止，我国的传统建筑在基础的处理上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主要表现在： 1、基础的处理方式根据建筑物的功能需要和形态差别分别采取相应的形式。 2、基础墙体的处理已有了收分的概念，增强了建筑物本身的稳定性。 3、基础夯土直接打破生土，说明汉代人们对地层耐力及土的物理性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4、砂垫层的使用，是古人对长期建筑实践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地层土壤性质尤其是砂的性质进一步认识的结果，进而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地层应力及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开始有所研究。 5、柱和墙结合使用，是对原始木骨泥墙建筑结构的发展，也是后代砖木混合——“墙倒屋不塌”结构的基础。柱础的使用进一步增强了承重柱在结构上的稳定性，同时也减轻了地下土壤中的水分对柱根部的侵蚀。 但是，由于受时代发展及建筑实践活动的制约，汉代及其以前的建筑活动还存在着重外部形态、轻内部结构的观念，对建筑活动本身还未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且缺乏灵活多变的具体措施，带有一种模式化的倾向。如砖的应用早在西周时就已开始，秦汉时期砖瓦的烧制技术及质量已相当成熟，“秦砖汉瓦”享誉中外。西汉中期以后，在墓葬建筑中砖被大量地使用，但在居住遗迹中，当瓦被大量发现的同时，砖的大规模使用却严重滞后，这一现象应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由于受文献及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古人对浅层地下水及桩基础的处理，我们尚未找到详实的材料。但从汉代画像砖（石）图像来看，在桥的中央已有独立桩基的存在。随着以后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在建筑基础处理方面成就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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