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开凿于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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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位于今天什么地方,开凿于哪个时代~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

迁都后开凿的云冈石窟与云冈石窟有什么特点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遗产遴选标准:龙门石窟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十三公里处,它同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三大宝库。龙门石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直至北宋,现存佛像十万余尊,窟龛二千三百多个。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魏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北魏宣武帝、北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北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孝文帝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共用了四年时间。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其中,武则天曾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助建。 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另一品在慈香窑内。 [编辑本段]【简介】 2000年11月30日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龙门石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和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我国三大石窟之一。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2680余品,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大家会看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那样子生动极了.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的,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那样子你看了也会害怕三分,可能是金刚力士在怒视着偷盗他的贼人,这一尊尊佛像惟妙惟肖.龙门石窟中的洞也很著名. 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祥,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一幅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可惜被美国人勾结中国奸商盗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而洞口初唐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古阳洞也很出名。这里有丰富造像题记,为人称道的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不仅仅是佛像雕刻技艺精湛,而石窟中造像题记也不乏艺术精品。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2600多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很广泛的影响。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集中于古阳洞,另有一品在西山中部偏南老龙洞崖壁的慈香窟里。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一年。洞内小佛龛琳琅满目,雕刻精巧。 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编辑本段]【地理位置】 龙门风景秀丽,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龙门石窟的形成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七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龙门石窟是中原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它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艺术宝库,被誉为世界人类文化的遗产。 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有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释迦多宝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的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才转移到了东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二。龙门唐代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大像龛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 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及太子诸王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大监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传说,唐高宗上元年除夕,时值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亲自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大势至、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世界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年间,先后营造400多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魏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先后用了四年时间,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 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辑本段]【文化遗产】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年间,先后营造400多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魏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于公元675年建成完工,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 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万佛洞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传说卢舍那大佛的脸是根据武则天的面容建造的。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的称号始自清代,所谓“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字体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又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编辑本段]【文物珍藏】 龙门博物馆藏有造像36座、题记8块、雕像48件、器物32件、瓷器64件、青铜器32件、砖雕64块、石刻16件、书画碑刻160件、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编辑本段]【雕刻风格】 主要以佛像造像为主,延习北魏、唐代雕刻风格。

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由于北魏距今久远,文献记述不详细,或后世文献记述有误,导致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 (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 《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 (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这要在和平时期 (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高潮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 (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北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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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奖铝镁: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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