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十七年文学不是政治口号，而有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

17年文学中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文学价值低?~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 「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线性时间

新时期以来，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鲜见，①因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被理解为是一个基于市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这就基本堵塞了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价值相联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显而易见，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对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持有完全认同的立场。

然而，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获致社会理论界的普遍认可。②既然如此，以这一特定社会内容为正面表现对象的“十七年”文学就不必然与现代性价值绝缘。当然，现代性概念可以展开多个维度，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

一、线性时间的引入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于个体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这一点首先依赖于历史纪元方式的确立。西历（亦即“公历”）以耶稣诞辰作为纪元起点，本身便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观念。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的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这一纪元方式逐渐脱离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依托与论证，成为塑造个体现代时间感知方式的纯粹观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摆脱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的循环论时间观，形成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开端，当在晚清之际。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亦即公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学很自然地将这一时间意识引入叙事，有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历纪年作为叙事展开的起点，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⑦“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⑧等等。

如果说上述作品因为将线性时间作为给定的意识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从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时间感知方式的建立过程及其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梁斌的《红旗谱》则以独特的时间标示方式开启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的可能。这部旨在展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壮丽史诗”，在纪元方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以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正式出场为界，对于时间的标示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明确的过程。

小说开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具体时间未曾以明确的西历纪年标示：“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⑨；此后，对于朱老忠回乡时间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红鸟事件“发生在”过了麦熟“（11）；大贵被抓为壮丁则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运涛第一次进城的时间是”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总而言之，在农民自发反抗的全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曾标注明确的西历纪年，所以，直到小说的第14章，叙事时间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出场，新的时间话语也同时出场。运涛进城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在贾湘农的第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中，便包含着新的时间概念的引入。贾湘农对运涛说道：“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14）不过此时仍然有所保留：“礼拜”虽然也是西历纪元单位，但是，明确的西历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颇有深意存焉。直到运涛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伐军的见习连长，真正投身于革命运动之时，明确的时间纪元才正式进入叙事体系。在运涛以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组织起来的（“到处看得见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那封热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说叙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现代性时间长轴上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儿运涛谨上1926年7月”（15）。

在线性时间进入历史之前，农民们不甘于受压迫命运的自发反抗永远无法摆脱走向失败的结局，从朱老巩护铜钟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卖地、妻离子散，在混沌的时间之中，年复一年循环上演着穷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剧。然而，随着以西历纪元为标志的线性时间的引入，历史顿时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朱老忠、严志和这些过去在黑暗的时间轮回中重复着悲惨命运的农民们，从此踏上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行程，从“反割头税”到“保二师学潮”，一次次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时间观念的深刻历史意义：进步。

二、基于进步渴望的时间焦虑

事实上，组织在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续，反言之，此一时间观念暗含着对于进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目的论史观，从而使得现代成为“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16）在欧洲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成果的历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直线时间观便逐渐被植入关于进步的信念：因为在时间的每一步进展中，都会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历史成果。这种信念并且成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论述的共同基石。

对于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一旦摆脱循环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建立线性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对于进步观念的认同，便将自身纳入现代性普世性的进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现代化程度的落后而产生深刻的焦虑意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入侵，所以，基于进步渴望的焦虑感尤为强烈。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现代观念的引入和实际影响的发生还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所实现的全民组织与动员，则将整个中国社会导入对于进步的渴望。进步重组了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17）于是，进步因为线性时间观念的建立而成为时代的绝对认知、“霸权话语”。

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流速的限制，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所以，关于进步的焦虑往往又会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并因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具体到社会实践领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历次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口号无不显示出对于时间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焦虑很自然地进入创作主体关于时代的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于时间的焦虑始终支配着叙事的进程。这部小说始终并用西历和中历两套纪元：对于国家话语引导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标明西历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活跃借贷、合作化运动等等；而对于民俗传统生活的时间纪元却都采用中历，如“黄堡镇三六九逢集”（18）、“黄堡二月八过骡马大会”（19）等等，蛤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时悬挂的对联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黄道日”（20）。

两套纪元的并用意味着新时间以及新时间所承载的进步与革命价值尚未实现对于旧世界的完全改造，旧的时间意识所联系的旧观念，旧价值仍然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毫无疑问，旧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观念，它严重地阻滞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情境激发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无限焦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21）到处有人在关切地问：“咱中国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明确回答过。”（22）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宝的焦虑更为本质化：“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革掉这私有财产的命吧！”（23）

峻急的时间意识进而主导了小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尽管《创业史》引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设想：“……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24）但是在实际的叙事展开中，这一时间表注定要成为主体实现时间超越的目标。所以，梁生宝在渭源县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宣布的计划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25）这一超越时间的设想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导致“所有的人对于眼下还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农业社，两三年内就要变成普通的现实这一点，充满了热情和欢乐。”（26）

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无论是《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是《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27）

三、革命：超越时间的途径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时间在叙事中也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种力量而得以实现的呢？

由于线性时间孕育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时间的流程中新质战胜旧质的过程，所以，这一时间意识必然推导出变革、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8）欧洲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基于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进而，由于新中国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主体很自然地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观时间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时间的超越吗？在这一时代意识的主导下，“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了革命强大的动力功能。

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主人公欧阳海所在连队有一次承担修建铁路的任务，当工程进行到最关键阶段之时，突发洪水冲垮了已经修筑好的路基，而战士们也因为水土不适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经非常困难。”（29）当然，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叙事中发生；同样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对于困难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员，也不能靠更新技术设备，唯一可取的路径就是革命行动的展开。所以欧阳海发出成立突击组举行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连首长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抢回了可贵的时间，眼看提前完工不成问题了。”（30）

曾有论者如此评价《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书。”（31）这一论断的洞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小说凡事诉诸革命的强烈冲动，但是，若说它因此“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则是明显的“过誉”之词。事实上，通过革命的途径克服困难是时代性的认知原则，革命确保主体超越时间的想象得以实现。如果说建国以来文学叙事在这一认知原则上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就是愈益强调革命的动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进而已。在《艳阳天》、《风雷》乃至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中，革命的具体方式已由五十年代叙事作品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励或自我反省逐渐发展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动员令正是对于这一时代认知原则的简练表达。

然而，革命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将革命理解为进步道路上的质变，那么，它必须以量变的积累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超越量变积累的限度，这一点恰恰又关乎时间，因此，时间不能无条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清醒的认知。《欧阳海之歌》曾经如此描述一个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欧阳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长啊，班长！你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况下完不成的任务。人民需要我们怎么工作，我们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毅力限度。我过去老是为自己的怕苦怕累，寻找什么‘科学根据’……”（32）

由于中国社会极度强烈的进步渴望，由于暗含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对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能力的坚定信心，使得社会意识逻辑对于革命的执著被推至极端。即便科学在革命之前也必须退让，革命无可阻挡，它可以在一切条件下超越客观时间对于进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和光辉天朝记忆的民族迅速赶超列强，从而摆脱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总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梦想。

线性时间激发了进步渴望，并将之强化为对于时间的极端焦虑，这种渴望和焦虑进一步鼓励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时间的冲动。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这一意识逻辑，既依托于同时期的社会现代话语，同时又是对于这一话语的提纯与强化，并因此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构成了这一批判的美学之维，其历史意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肯定，“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33），由此，它对于社会的现代进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与纠偏”（34）作用，从而有助于建立个体精神和社会整体运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观“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到，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实践缺乏来自于内部的张力，由此，文学之于个体、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都无法达到应有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文化意义上判断“十七年”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当代沉溺于消费狂欢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104.htm?fr=ala0
希望百度百科能给你一些启示
但是要从十七年文学中找到积极的因素 实属不易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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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小说之我见
　　——浅谈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唯独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极端外向的文学是不允许创作者以及被创作者保留个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用来平衡随战争时代消逝反而逐渐积累的焦虑感——因对历史英雄丰功伟绩的反复景仰与重构中产生的"生不逢时"的焦虑感——的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中国这种心理显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态已经成为国名性格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这种心理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两人都是战争英雄，但一个是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另一个是智谋过人且沉着的参谋，而后者的英雄的人性却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废除了与阶级性无多大关系的个人情感内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从"黑白分明"开始的，所以当获知林彪是新中国的美男子之一的时候，那种惊讶是很多学生体验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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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文学
　　更重要的一点是：英雄不死，他们无论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种带有光环的无形神圣力量赐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实质上具有了某种仪式的效果：象征着一种信仰的永存不灭。至此也就表明，中国的英雄在成其为英雄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同时，在这种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文学的永恒主题、为人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之一——爱情，在十七年小说中几成绝响。爱情具有精神与肉体对立统一的复杂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区分得清？这个错误百出的历史阶段对爱情的拒绝非常彻底，甚至还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维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进步；《革命夫妻》中阎新生病态地排斥夫妻间正常的情感，将"儿女情长"视为洪水猛兽；《红岩》中江姐和老彭的爱情充满了革命内容，而没有任何一丝男女间的情与欲；......爱情在英雄身上无一例外的"缺场"，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一种危机，在后代思想相对解禁的读者看来，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载体符号。
　　十七年的小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或者说被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人"在作为"人"的文学里被"人"自身给活活地扼杀了。时代要求大合唱，小说乃至文学就只能是一个被规定了音质、音高、音域的声部而已；时代是个大系统，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引领人民义无反顾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为一颗齿轮与螺丝钉——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然虽人性在接踵而来的众多政治运动中越来越沉默，但也不说明就完全没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尝试。但那个畸形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异样声音的存在的，无论多么隐讳，无论多么微乎其微。无情的批判和诘问带来的灭顶之灾不仅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由空间，也深深的禁锢了今天所谓现代人的脚步。后辈想起"十七年"的严厉至今心有余悸，在被重整重写的历史面前裹足不前。当那些创作成果随沉重的历史流逝变得"不可承受之轻"时，它们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与榜样的力量打着的历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后来的人们：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学本身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认，“十七年文学”有人物形象单薄、叙述语言单调、叙事策略呆滞、价值判断武断的缺陷；其间不具有发现永世不朽的经典之作，和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之流的文学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杂的文本中却蕴含着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这是笔者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第一个认识。下面以绿原的诗歌为例进行分析，绿原的组诗《北京的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诗人抓住走在红墙外的瞬息感觉，写成了这首抒情诗。“我”走在红墙的外面，尽量走得慢一些，轻一些，一方面是倾听红墙里那颗伟大心脏的跳动，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扰红墙里的一切，因为红墙内，“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 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诗人通过对自己炽热情感的铺展，表达了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另外两首则抒发了诗人对新生活由衷赞美和对美好未来无限向往的赤子情怀。这组诗没有公式概念，没有豪言壮语，在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语言中流淌着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昂情感，不失为比较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然而，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上的造诣，而在于它所蕴藏的文学史的内涵：一个对伟人如此崇拜对新生活如此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诗人在此后不久的日子却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体制冷落和冰冻了。一位研究过绿原的专家告诉笔者，绿原的这组诗没有收入他后来的自选诗集。这一诗作的流失，更隐含着一个文本的曲折命运和一个诗人的复杂心理。十七年中，具有这种命运的不只绿原和他的《北京的时间》，胡风和他的《时间开始了》也是类似的范例。试想，对于一个饱受了战乱和饥荒之苦的民族，一缕和平和安宁的曙光的来临，谁不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呢？可是，这些饱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太阳真正升起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其次，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激扬他们的写作情怀，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便成为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所谓叙事，无非是充满激情记忆的铺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说凭着这种记忆时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既充斥着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构出饱含生活质感的叙事话语。短篇小说《董林和小卡》对土地改革时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态就有难能可贵的独特描述，堪称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发表于《湖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号），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河南舞阳某村的一对邻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亩地，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经结婚，人手本来就多，还雇了一个帮工，闹得挺兴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董林的二儿子，日子算是撑着过。舞阳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小卡是村农会委员；董林担心自己是富农，于是开始提防小卡，小卡对董林的疏远也有些头疼。村里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佣人到董林那里去煽风点火：共产党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当作富农。董林吓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儿子看见，早就没命了。地主的造谣更加厉害，村里的几个中农都慌了神。地主又给董林出主意，要董林卖掉耕牛，让麦地荒着。董林于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劳动。土地法颁布后，董林只划一个富裕中农；他喜出望外，不仅开始下地劳动，还和小卡重归于好。小说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却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作者董伯超是一个不出名的业余作者�17�，叙述的对象不是英雄人物或者工农兵，叙述的内容也没有突出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包括正面的或者反面的。但并非声名鼓噪的大家，写出来的就一律是永世不朽的杰作，也并非没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写出来的就一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次品。从文学价值上来看，这篇并不出名的小说就要比那些名噪一时的所谓的“佳作”高出许多。此外还有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邵子南的短篇小说《稀罕的客人》（发表于《群众文艺》1954年创刊号）、廖伯坦的短篇小说《一封信》（发表于《长江文艺》1954年第4期）作品等都是极为有价值的叙事文本。这些文本对战争的书写，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书写；对新的生活的描述，对新生活中人们心理状态的描述，都是非常直观的，具有“原汁原味”的审美趣味，能够给人以内心深处的震撼。
　　再次，十七年文学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联系也是我们今后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方向。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有一个小人物，叫朱三，文本对他的叙述不多，仅出现于《地主》和《在湖边站住脚》两章中，而且还是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现的，但他的存在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铁道游击队》中其他人物的审美形态。朱三这一载体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某些特性，即行侠仗义，行善积德的品质。在中华民族的民间行为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有能力有德行的个体，以牺牲自己的物质，甚至生命为代价，拯救处于弱势的他者，从而使自己的生存价值得以实现。知侠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捕捉到了这一闪烁着民族智慧光芒的亮点，可惜的是，知侠或许是因为某些制约，未能对这一亮点作充分的铺展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一民族特性在新时期的叙事文本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李锐《传说之死》中的六姑婆可以说是朱三的重塑与再现。六姑婆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以牺牲自己的青春为代价，不仅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而且还培养他们读完了大学。妹妹嫁给了国民党的杨团长，弟弟却成为地下党员。弟弟被国民党逮捕将要被枪毙的时候，六姑婆冲进杨团长的家，也就是她妹妹的家，抱起杨团长的儿子，要与之同归于尽。杨团长答应六姑婆，释放了弟弟。革命成功后，弟弟所在的党分了她们家族的大宅院，杀了她们家族包括族长在内的三十余人。族长在临刑前，将他的孙子也托付给六姑婆。六姑婆抚养小孩，培养小孩读书，小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市最负盛名的中学；可是，在一次运动中，小孩却被革命者扔到溪里淹死了，六姑婆在家中也自杀身亡。六姑婆和朱三一样也保存着我们民族立德成仁的秉性，正是这一独特的民族秉性使两个不同时期的叙事文本建构了同一审美价值的人物形态。一个民族的特性，是相对稳定的，也是立体多元的，它包含于政治的、艺术的、伦理的、习俗的等各个方面。稳定的多元的民族秉性保持了十七年文学与不同时期的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关联。

　　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直线流程的集中书写，在这“十七年”中，作家们努力想成就一个提供中国现代化方案的大文本。但由于其中隐匿了“城市”这一现代化的关键词，文本的性质变得暧昧起来。城市的隐匿使“十七年文学”文本未能展现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复杂场景，略去的是人的现代生成。在审美品格上，“十七年文学”表现出对“理想”、“英雄”、“真理”、“规律”的巨大热情，在某种程度上由现实主义滑落到了古典主义。

　　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移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新中国的应用也促进了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从文化形态上来看，工业化带来的必将是向城市文明的转型。
　　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文化变迁的经典模式，文学在城市文明前行中也获得了生存、拓展、繁荣的契机。且不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推动，即就“五四”新文学而言，它就是由“市民阶级”领导的。“五四”文学的现代城市文化性质，是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城市、乡村文明的比照，使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有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乡村相比于城市虽有纯朴、明净的一面，但城市文明的烛照也突显了乡村封建文化的愚昧、落后和非人性，这新的视角在小说文本中具体为知识分子视角。这一视角的存在，使得作品不仅对乡土的风俗人情进行非功利的审美观照，而且文本中流露出对下层农民的深切同情，并同时批判了他们身上的文化滞后性因素。这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乡土文学作品，无论就其艺术审美性还是其文化深厚性来说，都呈现出比较高的水平，并站在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一创作视角，在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被置换了。赵树理自觉放弃了知识分子视角，采用农民视角，他的小说由此表现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今天看来，农民视角的采用使得赵树理作品的文学性受到了损害。不过他也确实由于这一视角的运用，发现了极有意味的“中间人物”，这是以往知识分子视角下的一个盲点。可惜赵树理的作品，在原“解放区”方向性的意义仅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服务性功能方面，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原“国统区”的作家在战争的形势下对农民群体有了新的理解，他们沿着“五四”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地切入了“中间人物”，揭示了这些苦难的人们“被奴役的精神的创伤”。1949年后原“解放区”文学唯一“合法性”地位被以政治化的行政方式确定了下来。原“国统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勉为其难地实现着创作转型，其中绝大部分由此步入创作低谷，不少作家甚至放弃了创作。特别是，60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这表明当时已经不允许表现农民滞后性因素，知识分子在城、乡比照下，对农民的文化批判就更被禁止了。“十七年”乡土文学作品中城、乡比照的视角完全被取消了。离开了“城市”的比照，乡村便失去了其特有的内涵，“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打量乡村的参照物这一角色的丧失。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
　　这两方面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
　　“十七年文学”中，当然也有个别注意呈现“城市空间”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就是“十七年”城市文学中相对较好的一部。不似同类题材的作品将城市“车间”化，这部作品中非常难得地出现了“名车”、“花园洋房”、“舞厅”、“西点”等现代城市意象，作品渲染出城市富有阶层男女的颓废色彩，这是“十七年”同类题材作品中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较像茅盾的《子夜》。茅盾在《子夜》里，对都市里金钱、权力、色相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以及人无力拒绝诱惑而表现出的颓废倾向，作了精彩描绘，这使得该小说虽存在着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局限，却仍不失为一部好的城市小说。在《子夜》中作者强烈的都市文化意识成为小说中诸多城市意象的灵魂。
　　《上海的早晨》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子夜》相似，但作者表现出的仍是乡村文化意识。
　　首先，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乡村阶级斗争的场景简单化地位移到城市。文本中同时展开的是“城市”、“乡村”两条线索，在《子夜》里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四小姐对上海的打量构成审视都市的“他者”视角，它突显的是城市本体，但在《上海的早晨》中“乡村”的设置却不是以文化参照物为目的，而是呈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以对应于“城市”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共同演绎旧中国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的存在物，它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小说中这样的安排，恰恰说明了作者无法突破原有的价值判断体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理解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也就是说，《上海的早晨》虽同时展开了“城”、“乡”场景，但他笔下的“城”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乡”的空间迁移而已。所以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挖掘，只是照搬了以往对地主阶级贪婪、自私、凶残、不择手段等特征的概括，冠之以“贪得无厌”和“唯利是图”，对资本家简单化的读解造成了小说中资本家人物形象的单薄。
　　其次，作者的乡村文化意识，表现在作者对城市所作的“大染缸”这一批判性说明上。
　　苏北干部张科长，在金钱和色相的双重诱惑下，失去了一个干部应有的操守，给国家带来了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无力抵挡来自极富感性色彩的城市的种种诱惑，自甘堕落。更为普遍的是类似于同一时期另一篇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的情况。许多干部进城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物质欲望逐渐增强。建国初期人们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增强普遍地有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来自于想象中对自己阶级成分改变的羞耻和恐惧。《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最终对自己进城后的生活方式作了否定性的反思。像张科长这样走向堕落的干部，理应受到批判甚至法律的惩处，但人们并不能由此简单地否定城市所激发起的物质欲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本能的渴望，只要适当地引导，便可以成为人类“向善”的一种动力。然而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里，人们以实际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判别敌友关系，不恰当地将人的物质欲望视作剥削阶级的标记，要努力地对之加以克服，却忽视了它是人的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对物质世界的排拒，是长期以来生活在小农经济形式中人们的当然选择，自满自足、随遇而安是小农经济形式下的一种文化心态。人们在自己种种欲望面前的罪恶感，还来源于固有的文化心态受到冲击后的不适。1949年后“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其实是远离欲望的一种间接表达，它呈现的是传统的乡村文化结构形态。《上海的早晨》中作者无意于从正面刻画一座极其感性的城市，而只是想宣告城市大染缸的特征，用来警示党的干部要洁身自好。而且在此书写过程中舞厅、饭店、“大世界”、戏院等公共娱乐场所都是腐蚀人的手段，作者对它们的否定不言而喻。

随机应变

这个是没法辩的，反方太吃亏了

. . . . . . 这这这.......摄政了... . . .

你们反方很倒霉啊,抽到了,类似男人不是人的观点,有点难搞,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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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市19197069789： 为什么同情的理解十七年文学？
龚贪舒伊： 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审美艺术,应该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可是十七年文学却被政治紧紧束缚,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这就丧失了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性,文学不再是文学,这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特点.十七年文学在努力靠近政治的同时,也努力寻找自己的独立,这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潜在写作”,比如,京派作家沈从文,陈翔鹤的创作...所以,我认为从“潜在文学”的写作这个角度来说,十七年文学是只得同情的,从当时的大背景来说,十七年文学又是可以被理解的.回答时,注意结合这段时期文学的不得以而为之.

高安市19197069789： 如何评价十七年文艺思潮的得失? - ？
龚贪舒伊： 如何评价17年文艺思潮的得失,17年文艺思潮的思潮的得失,那是从事青年来以来文艺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发展,但是也有很多的不足的一些地方需要再去改进

高安市19197069789： “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 - ？
龚贪舒伊： 在解放前夕,以作家的世界观即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以及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态度,作家划为革命作家即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三类(名下有徐中年、朱光替、梁实秋、沈从文、萧乾等).这种...

高安市19197069789： 如何认识十七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
龚贪舒伊： 文学服务于政治.

高安市19197069789： 如何看十七年的散文 - ？
龚贪舒伊： 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严重受到政治的干预,致使单一的左翼文学控制着整个文化界.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主性,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等被强制纳入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纵观十七年文学,其中虽然在黑暗中曾有过几...

高安市19197069789： 十七年文学啊 - ？
龚贪舒伊： “十七年小说”发生于社会政治制度剧烈变革时期,对此变革的性质人们已有多种概括,比如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等.总之,“十七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翻天覆地、前所未有...

高安市19197069789： 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 - 人生的价值在于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这是一个辩论赛的辩题还请各位网 ？
龚贪舒伊： 社会承认、肯定、尊重个人价值,对于社会来说,没有每个人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 我们从时代发展的眼光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来检点这个口号,就会发现它的...

高安市19197069789： 姐妹们看看我是好孕了么?6.11日YJ,6.30 - 7.1之间的? ？
龚贪舒伊： 我也是11号YJ,这几天试的都是弱阳性,下周也许就会成阳性了.所以你过两天再试一下,用晨尿测试吧.祝好孕.

高安市19197069789： 白兰花和白玉兰 - 白玉兰和光玉兰的最简单的区分方式是?? ？
龚贪舒伊： 白玉兰和广玉兰简单的区分方式是:白玉兰先开花后长叶,广玉兰冬天不落叶,开花时有绿叶衬托.另外,白玉兰开花早,广玉兰开花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