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巴金短篇小说《团圆》

巴金《团圆》的内容简介~

巴金的《团圆》主要讲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五个兄弟姐妹失散流离，天各一方，历尽人事沧桑，最终再次团圆在一起的故事。
《团圆》是巴金上个世纪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60年代初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后来长影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改名为《英雄儿女》。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向我开炮，”影片中的英雄王成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
这是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片，它描写了广大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国土上的流血奋斗，并借助父子、父女、老战友之间的生死离别、劫后重逢来渲染气氛、结构故事，表现了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
影片在巴金原小说的基础上，充实了王成的故事，以细腻的笔触突出了这个英雄战士的成长过程以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人物关系的情感内容和炮火连天的战场气氛的营造，使影片既洋溢着革命激情，又深蕴着亲情与道德力量。

扩展资料
《团圆》创作背景
1950年，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开始了。1952年，曹禺受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
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在朝鲜战场上，巴金与创作人员一同深入到志愿军中采访生活。给巴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二次赴朝期间了解到的志愿军某团六连的事迹。他在志愿军某团六连生活的两个多月。
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
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巴金同创作组成员在朝鲜一待就是半年，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
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在心中形成。他在信中告诉夫人萧珊：“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
1961年，经过七八年的沉淀，巴金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团圆》，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在这部小说中，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团圆》是巴金上个世纪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60年代初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后来长影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改名为《英雄儿女》。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向我开炮！”影片中的英雄王成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
　　巴金一直主张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团圆》就是巴老实践着自己的创作原则。因为他作为志愿军慰问团的成员，在朝鲜战场呆过很长时间，冒着极大的危险，终日在战壕里与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可以这样说，“英雄儿女”是作家用生命写出来的。
　　面对影片的成功，巴金说，小说写得并不好，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谦虚的话语更映衬出这位文学大师的人格魅力。
　　好人走好，这是人们对巴老的深切怀念。巴老除了为世人留下了皇皇巨著，更留下了人们对这位人民作家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谈到改编，现在的影视作品的剧本，许多都来自于小说。进入市场经济后，改编也出现了版权一说，因为二度创作，有了小说一度创作打下的扎实基础，成活率也相当高。按理说，出卖了版权后，改编的成功与否应该是改编者的事情了，与原创者没有什么关系，文责自负，板子也打不到原著身上。但是，现实生活中，为了改编一事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吵上法庭的例子却时有所闻。
　　巴金的《团圆》搬上银幕后改名为《英雄儿女》。巴金不但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反而大加赞赏；现在的一些作家，名气不是很大，脾气却不小。有一位作家，写了许多反腐败的小说，为了一个片名的改动与合作者发生了争执，因为改编者坚持自己的意见，两家不欢而散。现在，这位作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改编自己的作品了。
　　有一种说法，叫小说搭乘影视的快车，意思是说画面语言扩大了文字语言的影响。这倒是一句大实话。热播的《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都是影视带动了小说的阅读。其实，没有哪一个改编者会去做“减法”的，只会发挥影视创作改编的“加法”效应。
　　从对待改编的这一态度上，我们的作家倒是需要向巴金学习的。对巴金这样一位大师来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往往是这些小事才构成了大师的伟大人格。追思巴金，学习大师，首先应该从为人做起。

　　作者·巴金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
　　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
　　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作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
　　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显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向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罢，”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旅行。
　　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监狱制度。她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监狱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是西伯利亚的重要监狱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监狱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严重的处罚。久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
　　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监狱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
　　‘我还记得几首歌，在监狱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
　　‘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好，我叫人给你找一只三角琴来，’典狱接口说，‘你明天到这里来拿好了。’“‘谢谢你，大人，’拉狄焦夫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被带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监狱，禁卒已经找到了一只旧的三角琴。典狱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来。
　　“他现出很疲倦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很觉吃力。可是他看见桌上那只三角琴，眼睛立刻睁大起来，脸上也发了光。他想伸出手去拿，但是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三角琴来了，’典狱说。
　　“‘你大人可以允许我拿它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可以，’典狱说。禁卒就把琴放在拉狄焦夫的手里。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
　　“‘好，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了！’你母亲不能忍耐地说。
　　“‘我既然有了三角琴，又为什么不唱呢？’他快活地说。
　　‘可是这几年来我不曾弄过这个东西了。最好我能够先练习一下，练习三天。……太太，请你允许我练习三天。那时候我一定弹给你们听，唱给你们听。’他的一双暗黑的大眼里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我们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附耳同典狱商量。典狱答应了这个囚人的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虽然依旧拖着脚镣，依旧被人押着。
　　“三天以后，用过了午饭，我们又到监狱去，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典狱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隔壁一间宽大的空屋子里，那里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是特别为你母亲设的。
　　“囚人带进来了。两个带枪的兵押着他。我们让他坐下。
　　一个禁卒坐在门口。
　　“拉狄焦夫把三角琴抱在怀里，向我们行了一个礼，问道：
　　‘我现在可以开始吗？’“‘随你的便，’你母亲回答。
　　“他的面容立刻变得庄严了。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照着他的上半身。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唱的是男高音，非常柔和。初唱的时候，他还有点胆怯，声音还不能够完全听他指挥。但是唱了一节，他似乎受到了鼓舞，好像进到了梦里一样，完全忘掉了自己尽情地唱着。这是西伯利亚流放人的歌，叫做《我的命运》。这首歌在西伯利亚很流行。但是从没有人唱得有他唱的这么好听。
　　“一首歌唱完了，声音还留在我的耳边。我对你的母亲小声说：‘这个人真是天生的音乐家！’她也非常感动，眼睛里包了泪水。
　　“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只旧的三角琴在他的手里居然弹出了很美妙的声音，简直比得上一位意大利名家弹的曼陀林。
　　这样的琴调伴着这样的歌声，……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面！
　　“他的最后一首歌更动人，那就是我方才说过的《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完全沉溺在他的歌中的境地里了，一直到他唱完了，我们才醒过来。我走到他的面前，热烈地跟他握手，感谢他。
　　“‘请你设法叫典狱允许我把这只琴多玩一会儿，’他趁着典狱不注意的时候，忽然偷偷地对我说，‘最好让我多玩两三天。’“我去要求典狱，你母亲也帮忙我请求，可是典狱却板起面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已经为你们破过一次例了，再要违犯狱中禁例，上面知道了，连我也要受处罚。’他一面又对拉狄焦夫说：‘把三角琴给我。’“拉狄焦夫紧紧抱着琴，差不多要跪下地哀求道：‘大人，让我多玩一些时候罢，一天也好，半天也好，……一点钟也好。……大人，你不懂得。……这生活，……开恩罢。’他吻着琴，像母亲吻孩子一样。
　　“‘尼特加，把三角琴给我拿过来！’典狱毫不动心地对禁卒说。
　　“禁卒走到拉狄焦夫面前，这个囚人的面容突然改变了：
　　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无论谁，都把它拿不去！谁来，我就要杀谁！’“我们，你母亲和我，都吓坏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典狱一点也不惊惶，他冷酷地说：‘给他夺下来。’“他这时候明白抵抗也没有用了，便慢慢地让三角琴落在地上，用充满爱怜的眼光望着它，忽然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他哭得异常凄惨，哭声里包含着他那整个凄凉寂寞的生存的悲哀。这只旧的三角琴的失去，使他回忆起他一生中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爱情、自由、音乐、幸福以及万事万物。
　　他的哭声里泄露了他无限的悔恨和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新生的欲望。好像一个人被抛在荒岛上面，过了一些年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忽然有一只船驶到这个荒岛来给了他一线的希望，却又不顾他而驶去了，留下他孤零零地过那种永无终结、永无希望的寂寞生活。
　　“我们听见他的哭声，心里很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夫妇引起来的。我们走到他面前，想安慰他。我除了再三向他道谢外，还允许送他十个卢布。
　　“他止了泪，苦笑地对我说：‘先生，我不是为钱而来的。
　　只请你让我再把三角琴玩一下，——只要一分钟。’“我得到了典狱的同意，把琴递给他。他温柔地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到嘴唇边吻了两下，然后叹了一口气，便把它还给我。他口里喃喃地说：‘完了，完了。’“‘我们不能够再帮忙你什么吗？’你母亲悲声地问，我看见她还在揉眼睛。
　　“‘谢谢你们。我用不着什么帮助了，’他依旧苦笑地说。
　　‘不过你们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走过雅洛斯拉甫省，请你们到布——村的教堂里点一支蜡烛放在圣坛左边的圣母像前，并且做一次弥撒祝安娜·伊凡洛夫娜的灵魂早升天堂。’说到安娜这个名字，他几乎又要哭了出来，但是他马上忍住了。他向我们鞠了一个躬，悲声地说：‘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地回到家里。’“门开了，两个兵把他押了出去；脚镣声愈去愈远。一切回到平静了。刚才的事情好像是一场梦，但是我们夫妇似乎都饮了忧愁之酒。你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这个拉狄焦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凄然地问。
　　“‘谁知道！’禁卒耸了耸肩头说，‘他的性情很和顺，从来不曾犯过狱规。无论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服从，永远不反抗，不吵闹，不诉苦。可是他不爱说话，很少听见他跟谁谈过话。所以我简直没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总之，他跟别的囚犯不同。’“‘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你母亲接着问。
　　“‘事情是很奇怪的。在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里，有一天教堂中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一个有钱的中年商人，新娘是本村中出名漂亮的小家女子。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闯进来，用斧头把站在圣坛前面的新娘、新郎都砍倒了。新娘后来死了，新郎成了残废。凶手并不逃走，却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他永远不肯说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只是闭着嘴不作声。他给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他在这里住了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像今天这样说了这么多的话。他的事情，只有魔鬼知道！’禁卒一面说，一面望着桌上的三角琴，最后又加了一句，‘三角琴也弄坏了。’“你母亲就花了一点钱向禁卒买来了三角琴。她把它带回圣彼得堡。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见拉狄焦夫。我们临去时留在典狱那里的十个卢布，也不知道他究竟收到没有。
　　“说来惭愧，我们所答应他的事并不曾做到。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我们始终没有去过。第二年你母亲生了你，过了两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临终时还记住她允许拉狄焦夫的蜡烛和弥撒，她要我替她办到，她要我好好保存着这只三角琴，以便时时记起那个至今还不曾实践的诺言。可是我不久就离开了俄国，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
　　“现在你母亲睡在圣彼得堡的公墓里，三角琴挂在墙上又被你打碎了，而雅洛斯拉甫省布——村的教堂里圣母像前那支蜡烛还没有人去点过，为安娜做的弥撒也没有人去做。……
　　孩子，你懂得了罢。”
　　父亲说话的时候常常抚摩我的头发。他说到最后露出痛苦的样子，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盖子，不疾不徐地弹着琴，一面唱起歌来。这首歌正是《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父亲的声音里含得有眼泪，同时又含得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要哭了。我不等父亲唱完便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口里不住地唤道：“我的好爸爸！……我的唯一的善良的父亲！”
　　父亲含笑地望着我，问：“孩子，怎样了？”我从模糊的泪眼里看见父亲的眼角也有两颗大的泪珠。“啊，父亲，你哭了！”我悲声叫道。
　　父亲捧起我的头，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地说：“孩子，你也哭了。”
　　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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