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学思想特点 本人在线求答案

韩愈和王安石的学术思想特点~

一、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在各种社会问题中，最为集中和突出的是社会的积贫、积弱及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又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及民族关系的恶化。面对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其变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属财政经济方面的，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属军事政治方面的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属文化教育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三经新义》的编纂与颁行。王安石的变法活动是具有进步社会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安石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故他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1、论人的性情
关于人的性情问题，王安石颇有独到见解，并分别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行善恶混说和韩愈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批评。
何为“性”？何为“情”？王安石认为，所谓性，就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因此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当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受到外物的刺激时，便表现出来，见诸人的行为，这就是“情”。所以，性和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在存乎内而不可见的状态下称为“性”，在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于外而可见，就称为“情”的。所以，性与情史本与用的关系，而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均是人之属性的表现。他指出，社会上有论者曰“性善恶情”，是用于他们“徒识性情之名，而不识性情之实”的缘故。

2、论人的性情
关于人的性情问题，王安石颇有独到见解，并分别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行善恶混说和韩愈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批评。
何为“性”？何为“情”？王安石认为，所谓性，就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因此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当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受到外物的刺激时，便表现出来，见诸人的行为，这就是“情”。所以，性和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在存乎内而不可见的状态下称为“性”，在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于外而可见，就称为“情”的。所以，性与情史本与用的关系，而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均是人之属性的表现。他指出，社会上有论者曰“性善恶情”，是用于他们“徒识性情之名，而不识性情之实”的缘故。

二、韩愈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中唐五朝皇帝，这一时期的背景和韩愈自己的人生经历感觉到要结合现实社会，真正求圣人之志为己任，“冀行道以拯生灵”关心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用“先王之道”来拯救当时混乱的政治和颓废的民风．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新振兴儒学，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拒斥魏晋以来流传于广的佛道思潮，必须给人道仁义“定名”赋予儒家圣教内容，韩愈首创“道统”学说，倡导古文运动。而这一切他是为了解决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保证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避免政治政局的动荡。韩愈敏锐的察觉到佛道的思想有着不事君父、不担赋税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而这些消极面在藩镇割据和动乱中已经充分暴露。韩愈认为应该要大大调整儒释道三者关系，必须大大提高儒学的正统地位。
　　1、韩愈在人道仁义方面，认为儒家道德乃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着重以仁义规定道德，以仁义充实道德，注重“定名”。他明确了儒家道德的涵义和重要标志，并把道德赋予了儒家社会规范的性质，以用来拯救颓废的民风，恢复社会“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信仰。
　 2、在人性情欲方面，韩愈提出了“性情之品有三”的学说，从人性分析出发，通过分析人性，来解决对人民教化问题，从人性上寻找拯救社会的本质依据。以因此来反对佛道二教的性情之论，弘扬儒家行为规范。
　　3、在人伦社会方面，韩愈最关心的是如何改变社会的现状，解决佛道二教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他认为首先要正位纲纪，整合社会。他在批判佛教的清静寂灭的同时也构造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在这社会模式注重“正位”，从人生人文人伦等方面赋予儒家憧憬“大同小康”的模式。
　　韩愈的人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延续、继承和拓展，也是针对当时儒释道的争斗和社会危机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的人道仁义思想以及人性理论的提出，都是力图解决社会当时的危机和政治昏朽，试图维护自己所处的朝代的政治制度的集权和复兴儒学思想中的社会规范。可以说在他的人学思想也是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内涵：以伦理价值为中心、以社会国家为本位、以义务至上为准则、以民本主义为依据、以完美人格为理想以及以世界大同为归宿。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学思想呈现出三重性，表现出对人道的追求、对人性的透析和对人伦的关注。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老人，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是中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021年12月20日)，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之新淦县(今江西新十县)。宝元二年(1039年)任江宁府通判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王安石在江宁守丧。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入京应礼部的考试，第二年三月终于以第四名进士及第。中进士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八月至扬州赴任。其间，他至南丰与久欲结识的曾巩相见，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安石个性倔强，大至处理国事，小至与宾朋交往，都不屈服于威势。王安石个人品格正派，他不爱财，不好女色，生活不太讲排场，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也不喜欢摆架子，是个封建社会中能坚持儒家传统的操守，行为检点的人。
扬州任满后，赴京听候调选。王安石不愿求京官职，而愿意继续在地方任官，以进一步了解民情和增长从政才干。于是他被调任为浙江鄞县县令。
作为一县百姓的“父母官”，王安石在鄞县督促乡民兴修水利，构筑堤堰，疏浚渠川，开挖塘陂，以解除干旱的威胁。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把政府存粮借贷给他们，秋收后让农民加少许利息归还。他这种措施在鄞县收到实效，使他更加自信，对他执政以后在全国推行青苗法大有影响。
皇枯三年(1051年)，王安石以殿中丞升任舒州通判，更丰富了他从政的经验。舒州通判任满后，王安石赴京听候调选，并乞外任。后被改任为群牧判官，群牧司是主管国家养马事务的机关。在群牧判官任上并不能施展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他仍然请求外任。于嘉枯二年(1057年)知常州。
不久，他被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提点刑狱是掌管一路(宋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司法、刑狱，审问罪囚，复查案件，并监察地方官吏大员的官职。在任满回京后，他对国事必须实施改革的思考与建议，写进了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
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仍以兴利除弊为己任。江东路是北宋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当时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称为榷茶制。嘉枯三年(1058年)九月，废除了榷茶制，改为由政府收税而允许百姓贩卖茶叶。但一些官员要求恢复旧茶法，王安石著《茶商十二说》，坚决反对复旧，终于在江东路坚持了新茶法。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十余年的作为，使他声誉日隆。朝廷于嘉枯五年(1060年)五月，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任命他兼任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每天言行的工作，官居清要，但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曾到厕所里去躲任命的敕书，但朝廷强行敕令，他只好就职。嘉枯六年，王安石改任为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第二年冬天，王安石又被加上了同勾当三班的职务。英宗继位后不久，王安石母亲去世，他辞掉一切职务，回江宁守丧。
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任职达20余年，长久的从政历练，使他对宋王朝的国势民情有具体的了解。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第二年又写了《上时政书》，集中地发表了他的政见。
神宗即位后，常与左右大臣商议变法图强。他对王安石的才干早有所闻，即位后即委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没几个月，又召为翰林学士。神宗向王安石询问治天下的办法，王安石指出“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是曾公亮与富弼，参知政事有唐介、王安石等。这五位宰执大臣乃“生、老、病、死、苦”。王安石49岁，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但苦于初上任便碰上这样的局面，他逐渐意识到不设置新机构恐怕无法实行改革，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总机关。神宗让枢密院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又选吕惠卿、苏辙等人为属官。三司条例司为变法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具体制定一些新法的条例，熙宁二年，这个机构并入中书。
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在王安石主持下，自熙宁二年七月至七年九月，陆续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变法的主措施，并改革学校和科举。
王安石的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虽然由于变法本身的局限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许多弊端，实际执行情况与王安石原意也有不小的差距，效果自然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某些新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之家。其次，新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收入。再次，新法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但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新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因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反对派的强大，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变法进程过急等。
王安石变革“祖宗田制”，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一些元老重臣反对最为激烈，反对变法的首要人物是司马光。同时，韩琦、程颢、苏轼等人均一再上疏言新法不便。神宗为之动摇。十二月，王安石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变法在王安石主持下加快了进程。熙宁七年四月，天灾频频，反对派人物借此中伤王安石，于是他被第一次罢相，吕惠卿、韩绛当政，新法又恢复施行。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恢复相位，但变法停滞不前。第二年六月，其子逝去，王安石极为伤痛，十月，第二次罢相，再也没有回到京师。
任人不当也是新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仍用旧有的各级官僚执行新法，于是新法都走了样。变法派内部的纷争使王安石逐渐灰心。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0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后，直到元枯元年(1086年)四月逝世，都居住在江宁。起先，他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头衔判江宁府，后来，他干脆辞掉了这个职务，只以使相的资格任集禧观使，这是一个清贵的闲职。元丰元年(1078年)，他被封为舒国公，三年，又改封荆国公。这些都是爵位，并无实职。在江宁的十年时间，他始终不再过问国家政事。
王安石在江宁修筑了一个简单的居所，取名“半山园”，他自号“半山老人”。他经常携书卷往来于钟山各胜迹之间。王安石常骑驴外出，但似乎并无一定目的地，如果仆人牵驴在前走，则听凭仆人的意向，如果仆人走在驴后，则听凭驴自己奔走。王安石隐退期间，苏轼路过江宁，曾去拜访王安石。他们同游钟山，论诗谈禅，生活过得很惬意。
王安石闲居10年，除读书赋诗外，仍用功著述。他将过去完成的三经(《周礼》、《诗经》、《书经》)“新义”加以修订，纠正其中错误。他还花费许多功夫写成《字说》二十四卷。对文字的含义加以探究，以成一家之言。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荆公新学”。他的学术思想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变法的实践又促使王安石进一步完善他的学术思想。新学的标志是《三经新义》的修定颁行。《三经新义》是根据王安石的经说立论的，最后又经过王安石修定。
王安石主撰《三经新义》，是要统一思想，其现实意义是反驳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为变法服务。王安石的新学著作除《三经新义》外，还有《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论语解》十卷、《备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淮南杂说》十卷。以上著作，除《洪范传》今存于他的文集中之外，其余均已佚。
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王安石无论在诗歌或散文方面，都以自己超卓的见识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为诗文革新作了巨大的贡献。
王安石强调文必须“有补于世”，即以实用为主。同时，他还强调文章要“言志”、“贯道”，不离开圣人之径。他反对西昆体的浮艳，也批评韩柳偏于辞。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也居于突出地位。他的政论文联系北宋的政治形势，为变法论战。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他用三百字就把司马光引经据典，冗长不堪，最长一封有三千三百宇的三封信驳得支离破碎，显得劲悍凌厉。他的随笔、杂感式小品论证方法各异，最后都能持论公平、深中肯綮、精辟透彻地说明问题。他的游记散文往往夹叙夹议，多议论的成分。王安石形成自己独特的豪悍峻迈、流转畅达的风格，成为蜚声文坛的散文能手，是继韩愈之后，以笔力雄健见长的散文名家。
王安石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古体近体无所不工。他的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较强的思想性的政治诗；另一部分诗是写景抒情的闲适诗。多用律体、绝句，玲珑工致，十分注意艺术上的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陈师道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工、新、奇这三个字正道出了这三位诗人的特色。王安石的小诗的确以工取胜。其绝句最受人推崇，最富有理趣。
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是诗歌成就仅次于苏轼的诗人。是承前启后的诗人。

所谓“荆公新学”是指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为配合其政治改革而提出的学术思想及文化教育政策。王安石（1021一1086年）出身于地方官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甲科，后长期担任地方宫吏，间或担任暂短的京官。他自熙宁二年（1069年）起任参知政事，前后执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积极变法，推行新政，成为中国十一世纪著名的政革家。
尽管其一生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但王安石从未因之稍懈于学。朱熹曾以称道的口吻讲过有关他勤苦读书治学的故事：
介甫每得新文字，穷日夜阅之。喜食羊皮饴，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之入口，不暇用筋；过食亦不觉，至于生患。……不读书时，常入书院。有外甥懒学，怕他入书院，多方讨新文字；得之，只顾看文字，不暇入书院矣。（1）
正因为他治学极为刻苦，故而著述亦颇丰，计有：《三经义》（包括《周易义》、《诗义》和《书义》），今佚；《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今佚；《洪范传》，一卷，存于《文集》中；《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四卷，今佚（《论语解》和《孟子解》在当时均曾行于场屋，为举子所宗）；《老子注》，二卷，今佚；《王氏杂说》（即《淮南杂说》），十卷，今佚；《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楞严经解》，十卷。
对于王安石的学术，后人评价不一。作为其政敌的理学诸儒多极力排斥王学在I需学中的正统地位，如程颐评道：“介甫之学，大抵支离。”（2）清初全祖望认为“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3），目之为杂学，而不按发生年代的先后顺序，仅将王氏之学附于《宋元学案》的书尾。其贬抑之意显而易见。那么，王安石的学术的特点？其在儒学发展史究竟应具有怎样的地位呢？这实在是很值得论究的。
第一，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学”，反对章句注疏之学，捉倡义理之学。嘉佑年间，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
讲说章句固非古人教人之道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材异等”、“贤良方正”。……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厂白知也。 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4）
在见之于《文集》卷九的《取材篇》中，他也一再指出只知记诵章句传注，则鄙蒙者皆能为之，而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则只能唯唯诺诺，无所用事：“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鄙蒙者能之。……类此之类，而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国家有大议论……彼恶能以详平欧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王安石反对章句之学，提倡义理为学，是为其政治纹革的目的服务的。在他积极推动下，宋廷在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下令改革科举制度，其理由与王氏所述完全一致： 自诗赋取士以来，学士凋敞聪明，及其中选，施于有政，无所用之。其弊所从来矣，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议者不深维其意，群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故也。
这次科举改革的目的是“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5）然而，反对者不少，新、旧斗争十分激烈。十一月，朝廷罢撤了一批太学直讲官，换上了认同“荆公新学”、热心改革的一批人，才使得这次以革新科举和学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基本上推行了下去。
第二，王安石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自先秦以来，儒学就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理想主义，二是经世传统。理想主义的儒学重视伦理，经世传统的儒学注重实用。理想主义使儒学两千余年来保持了自身的本质，而经世传统则使儒学依随时代的变化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在理想与经世之间，王安石更注重实用，最明显的是他打起“周公遗法”的旗号，进行“托古改制”，如其把“青苗法”与“旅师”的职守相比附，演绎《周礼》“旅师，掌聚野之助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刑，而均其政令”之言道：
方春兴作，则粟宜贵之时，因其不足而出粟以资之。方秋收成，则粟宜贱之时，因其有余而敛之。如此，则为农者不为兼并者之所夺，其生计可积而厚矣。先王之民，所以无贫困之患者，亦以有此术故也。（6）
他又把“免役法”说成是《周礼》中本就有的：“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7）“市易法”源于《周官》“司市”之职，“保甲法”则是《周礼》中的“司徒乡遂之制”；此外，“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等等均与《周礼》大司徒之职有所关联。其实，《周礼》所述与王安石的改革有着明显差异，王安石打着《周礼》的旗号意左实行其“国有化”的幻想，使其推行的改革具有经典依据。因此，他声称：“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经世。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8）
王安石认为儒学的本质在于其能够经世，他在与神宗的一段对话中明确阐述道：
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9）
王安石的观点不失为对某些儒生的绝好批评，同时也是对儒学经世传统的发扬。值得注意的是，伦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正是理学与王学的分歧点。王安石与理学诸儒均有志于天下，但在究意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一问题上，王学主张直接实施一些畜国强兵的措施，而理学诸儒却沿着“修、齐、治、平”的路线坚持首先要正人心。我们从程颢某次在神宗面前攻击王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两者耐寺点及其差异：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10）
周初的昌兴是由于周公的盛德，而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其学能够治国以图天下之兴吗？
第三，王安石的学术具有以儒学为根基，博采百家之长，进而断以己意，发挥创见的特点。王安石非常强调获得广博知识的重要性，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杨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取，故其学不能乱也。（11）
他还严厉批评那些只死抱着圣贤之书而将其他载籍摒弃一旁的陋儒做法，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理应广泛学习诸子百家之学：“所谓士者，又非持彼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以圣人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莫敢习者焉。”（12）
王安石吸取百家思想是以儒学为指导的，所谓“异学不能乱”是也。但他认为，儒家圣人所处的时代与现实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墨守先王之法是不行的，必须吸取百家之长，发展儒学，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的需要。王安石死后，在由苏轼执笔的制辞中，对王氏之学有这样的评价：“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此可视为对王安石学术思想上包融和创新精神的高度赞扬。不独安石本人具有这种精神，其弟子们也足如此。这可以说是“荆公新学”的一贯学风。如陆佃是王安万的重要弟子和助手，他的儿子陆宰为乃父的《埤雅》作序，其中言道：“先公作此书，自初迄终，仅（？）四七年。不独博极群书，而岩父牧夫、百工技艺，下至舆台皂隶，莫不诹询。苟有所闻，必加试验，然后记录。则其深微渊懿，宜穷天下之理矣。”
王安石博采百家之长，其中尤以援法入儒最为明显，这也是由其变法改革的目的所决定的。他非常强调“法”的作用：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次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13）
在这里，王安石从“礼”推演到“法”，把两者有机联系了起来，从而强调了“法”的作用。这与荀子吸取法家思想而“礼”、“法”并重的观念大有相似之处，虽然在一些是体问题上如关于“礼”的本质问题等等，王安石和荀子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由此而言，章太炎先生所谓“两千年之学，荀学也；两千年之政，荀政也”（14）颇有道理。在王权主义政冶体制下，大凡强调“国有化”、维护“大一统”的儒者，多少都会带有点法家色彩。
王安石不仅强调礼法，而且更主张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革新礼法。他借诠解《周易》来阐述此一主张，谓：
天下事物之变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则吾之行有时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变而时有损益而后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损》、《益》。……然则其行尤贵于达事之宜而适时之变也。故其辨义行权，然后能以穷通。而《井》者，所以辨义；《巽》者，所以行权也。故君子之学至乎《井》、《巽》而大备，而后足以通乎《困》之时。（15）
王安石还做过一篇《夫子贤于尧舜》，文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在他看来，孔子之所以贤于尧、舜，是因为孔子的时代“天下之变至焉”，而孔子能够“因其变而制之法”，并且能“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就是说，孔子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综言上古圣人之法，进而发挥创见，为万世立法。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王安石打着“周公遗法”的幌子推行改革变法，但在必要时，他甚至不惜抛弃这旗帜，如其曾扬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很明显地表露出法家特色，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
杂于禅是荆公新学的又一特色，这在王安石晚年著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愣严经解》外，世传王氏价注佛经甚多，故而全祖望叹曰：“甚矣，西竺之张其罪也！”（16）
王安石曾与程颢论道不合，因谓明通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盖言其坚持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难以在现实虫活中实行。程颢则反唇相讥道：“参政之学如捉风。”谓其以实用主义的灵活态度远用儒学，背离了儒学根本原则，亦讥其学驳杂不纯。此正生动反映荆公新学与理学的分野。
第四，王安石之学具有鲜明的维护“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倾向。王安石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害国强兵，从而解除民族和社会所遭遇到的现实危机。他为之提倡义理之学，进而撰写《三经新义》，为其攻革变法举指从“周公遗法”和儒家经典那里寻找出合法依据。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理想，这就使其学不能不带有专制主义的特点。
为了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王安石认为以贵冶贱、以贤治不肖、以君子治小人的阶级统治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是圣古之道。而在统治阶级中，皇帝更具有超乎一切的绝对权威：
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作福、作威、玉食）者，君道也，……以其俾于补天也。……三德者，君之所独任，而臣民不待僭焉者也。（17）
在王安石看来，君主一旦失去生杀予夺、开阖敛散的“独任”之权，臣民们就必然会以一己私义自恣，富国强兵的理想势必化为泡影：“盖上失其柄，则人以私义自高，而爵不足以贵之；以专利自厚，而禄不足以富之；取予自恣也，则不待王幸之而后予；生杀自恣也，则不待王福之而后生；有行，或以忤贵势而废诛；有罪有过，或以朋比奸邪而置。则当何以驭其臣哉！”（18）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贯彻他的改革变法措施，王安石强调统一思想的必要性，说：
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19）
正因为如此，他在学术、思想领城就未免带有思想专制的色彩。如果说他“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屈”（20），还多少有点学术争论的性质（当然，王氏学问博大精深，有些问题虽“傅经义，出己意”，一般儒生文士也难以驳难）那末，他将不肯附会己意者排挤出朝廷，使用政治手段来处置学术对手，这就太过分了。王安石还把他的学术观点强制推展到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之中，“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准”（21），而若有士子在考试中仍使用唐儒旧注疏，则尽皆罢黜不录，这就更是一种思想专制、文化独断主义了。
通过以上对荆公新学特点的简略分析，我们当可看出其在儒学义理化转化过程中、乃至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一）荆公新学是宋代官方第一个被认可并推行的儒家义理之学，亦可说是有宋一代的第一个官学。荆公新学继承了“庆历新学”的传统，但又比范仲淹、欧阳修的学求更成理论系统，故其堪称弟一个被官方认可并具有理论体系的义理之学。如从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推行教育改革算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朝廷恢复诗赋考试、严禁引用《字说》为止，荆公新学的思想统治几近六十年，而在此后的南宋时期，王学仍有很大势力。因此，荆公新学使义理之学深入人心（姑且不论是何种义理之学），从而奠定了义理之学在儒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反对义理之学的赵秉文在《淦水文集•性道教说》中曰：“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弊至于以世教为‘俗学’。”虽为贬辞，却大体反映了历史事实。
（二）荆公新学发扬光大了儒学经世传统。自孔子起，儒家就有十分显明的经世倾向。为了以其学而经世，孔子曾提出继承前一代礼法传统，而又有所“损益”的主张。王安石在其“托古改制”的道路上大大跨越了一步，是孔子以来的儒者难以比拟的。他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儒者。每当民族和社会遭遇危机之时，总肖一些敢于为天下先的儒者挺身而出，进行“托古改制”，这似可视为对荆公新学精神的发扬；从近世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不正可看班安石的影子吗？
（三）荆公新学以其博采留家之长的宏阔气魄展露了儒学固有的包容精神。儒学义<来就不是闭锁的思想体系。自先秦起，儒家学者就自觉成不自觉地吸纳老、庄、墨、申、韩、阴阳五行家之学，以使儒学不断丰富和发展。魏晋以来，又侧重吸取释、老二氏之学，以提高儒学的哲学思辨能力。宋代儒者面临建立性理之学的重任，如何重新认识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怎样借鉴佛教和道教的心性之学？这是其时儒者直面并必须应对的突出问题。荆公新学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吸取各家之学、尤其是释老二氏过程中发展自身的新的潮流。在荆公新学之后，蜀学、理学也加入了这个潮流。然而，荆公新学在如何吸取佛、道二教问题上还不够成熟，它的理论体系还比较粗糙，对佛、道理论的吸纳显得过于生硬、太着痕迹，并没有能够将佛、道二教的心性之学有机地融化到儒家精神的血液之中。尽管如此，荆公新学毕竟使稍后的理学诸儒得到了一个极宝贵的教训，使得理学能够更好地处理这问题，而儒学亦因之圆熟地丰富发展了起来。

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学”，反对章句注疏之学，捉倡义理之学

---

丰顺县18537486294： 王安石的新学思想特点 本人在线求答案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学”,反对章句注疏之学,捉倡义理之学

丰顺县18537486294： 关于宋代王安石的资料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

丰顺县18537486294： 我眼中的王安石二百字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

丰顺县18537486294： 王安石的资料,简短些,别太长.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方面.词作不多,但其特点是能够“一洗五代旧习”...

丰顺县18537486294： 王安石变法的特点,我只知道一个是:重视变法人才的培养.还有是什么 - ？
巨娴双克：[答案] 1、＂三不足＂的变法理论.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万物的根源来自脱离人们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界.他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处在矛盾对立之中,这是万物得以发展变化的本因.这些构成了...

丰顺县18537486294： 王安石的资料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

丰顺县18537486294： 如何理解王安石的求思王安石对于求思的看法 - ？
巨娴双克： 依王安石的看法,“求思”应具备的条件是有志向、有能力和有外力相助.并且王安石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有志向. 因为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了思考探究的源头,没有能力也就无法探究深入,而探究的道路上阻挠重重,没有外力相助也许就没有...

丰顺县18537486294： 王安石的事迹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

丰顺县18537486294： 孟子 王安石 赏析 - ？
巨娴双克：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王安石出身北宋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亲王益都是宋朝的进士,受家庭熏陶,他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所走的科举之路,学的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而儒家的孟子...

丰顺县18537486294： 王安石的资料 - ？
巨娴双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方面.词作不多,但其特点是能够“一洗五代旧习”,不受当时绮靡风气的影响.今传《临川先生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