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边疆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安全的“国际”环境中？

国家需要具备哪些特征？~

地域性无疑是国家的主要特征。任何国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缘关系基础之上，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和既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内确立自己统治秩序的。所以，国家的地缘条件先天就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环境，影响着人们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认识和判断，并进而对国家的边疆经营战略乃至国防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南是高山大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雄踞西部，北面是茫茫大漠和高原，东面、东南和南面则是浩瀚的大海。广阔的陆地空间的存在，以及四周天然屏障造成的限隔，使得中国既有腹心地带即黄河、长扛等主要河流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以及分布于大河流域的大小不等的河谷地带，又有着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大漠等构成边缘，地形通达性良好，具有极强的内聚性，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地缘结构。同时，气温呈南北递减而降雨量呈东西递减，又造成了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人物繁富，农业发达，而西部和西北、北部则依次为广大的半干旱、干旱、高寒地区，人口稀少。而且，农牧分界线清楚，秦长城以北成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的自然分界线。
这一地缘条件对于中国传统的边疆经营的影响是多重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安全的“国际”环境中经营自己的边疆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早期国家、封建帝国时代还是民族国家时代，外部世界对国家边疆的稳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使本为“内政”的边疆问题，往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反映。人类历史上各个文明中心与帝国均曾因世界范围的民族迁徙的冲击，导致边疆的动荡甚至于政权的更替。而域外帝国的建立与存在，对国家的边疆也会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如强大的阿拉伯文化的大食帝国，就曾使西域从晚唐到宋末的近三百年中几乎与中土隔绝。
但总体而言,地理上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使中华帝国在边疆经营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地理屏障使古代中国的疆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地理空间。比如西部的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等高山大川以及大漠戈壁，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阻断了外部势力的入侵，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屏障作用，成为中国内陆安全的天然屏障。另一方面，地理屏障还构成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自然条件，使古代中国不曾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处在民族迁徙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同时，作为地理上与其他文明中心相对隔绝的东亚唯一的强国，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在经济、政治文明和文化层次上又长期高于周边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周边国家强大到足以威胁到中国的地步。比如，尽管汉朝时西方有罗马帝国，唐朝时西方有大食(阿拉伯帝国)崛起，与东方的中华帝国遥相对立，但因距离遥远，均未构成对汉、唐帝国东亚主导地位的挑战。
于是，在这一地理空间内处理与周边“夷狄”的关系，将其纳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历史上中原王朝将帝国边缘的非汉族一概称之为“夷”，不过其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古人看来，中原之外的“四夷”边疆问题，仍在“四海”之内，属于“内边”的范畴。与之相应，“外边”则是指中国最大疆域之外的周边国家如倭国(日本)、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对“外边”之“夷”，中原王朝虽有义务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将其纳入“天朝礼治体系”，维持由中国主导下的和平“国际秩序”，但这些毕竟不属于中原王朝边疆经营的范围。而“内边”之“四夷”则正是边疆经营的重心所在，是经理“天下”的分内之事，中央政府绝不能允许其分裂割据和游离于大一统之外，以挑战“中华一体”的大一统政治秩序。
边疆的开拓、治理和巩固与农耕文明的推进相辅相成
中国天然的近乎封闭的地缘环境之内，以青藏高原为中心，有几道山脉向东延伸，它们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到辽宁、吉林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东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如由四川西部伸向云南北部的横断山脉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我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而山脉和高地所在的地区，即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的地区，构成了一个“新月形地带”。
这“新月形地带”以内，是一个有着天然疆界的优越空间。一方面，独特的地缘环境使中华文明天地广阔，发展余地大，其中，被称作“天下之中”的“中原”，作为中国地缘的腹心和枢纽，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适宜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古代中国的农业区正是从狭义的“中原”——黄河中下游，缓缓而自然地向四周扩散，不仅华北平原及其北部，而且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也渐次得到开发，然后是珠江流域和东北平原。到了中华帝国的最后两个朝代明、清，则“遍地无闲土，处处有耕作”。所以，和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扩张相比，中华帝国基本上是靠着对天然疆界以内的周边地区的不断开发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广阔的地理空间之内天然疆界和地缘核心的存在，又使中国在地缘上具有极强的整体统一性，也就是内聚性。因为在中国天然疆界之内，既有着整个空间的地缘核心(中原)，又有着与之相连的地区性中心。各地区之间虽有间隔区域，但总体而言地理通达，往来无阻。这不仅利于中原地区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容易产生向心力，而且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还成为一种自然凝聚力，对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产生极大吸引力。毕竟，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部和西南为高山大川阻塞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更为容易，因而形成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之势。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建立于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因此，两千多年来各民族之间尽管有时互相攻伐，兵戎相见，但总的趋势是联系越来越强，越密切，越不可分离，反映在政治上则是一种内向运动，即各民族都以统一中原为政治活动成功的关键。在此过程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得以不断发展。
于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式表现为中心与周边的良性互动。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周边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先进的农耕文明不断辐射并扎根于边疆地区，而边疆各族在向中原凝聚的过程中，既学习到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礼仪，又以自己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丰富着中原文明。所以中华文明的发展并不仅仅限于核心区域向四周的运动，而是同时存在着由四方向核心的凝聚运动，是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
这一发展方式是独具特色的。因为尽管世界文明史上的各大文明中心都产生于大河流域，都遇到过民族移动问题，不过其他几个文明则产生于开放型的大河流域，缺乏地缘条件上的整体统一性，故而其文明运动主要是“平流”，离心力相对突出。比如古代欧洲就缺乏地理条件上的这种优越性，历史上的古希腊因为连绵不断的山脉将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同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虽有“内湖”地中海连接帝国各地，但也因为点状分布的地缘结构而缺乏地缘上的通达性，成为难以维系持久的大一统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发祥于封闭型大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以中原为中心的各种文化的对流和互动，使得中国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发展具有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版图不断扩大，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成为最显著的政治形态，而经营边疆作为内部大一统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直被视为维护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华夷”对举的格局中，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向广阔的边疆地区推进农业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各地的经济形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匈奴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生产方式，是适应匈奴自然条件的。而且，中原农业文明在向边疆各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在适合农耕经济的地带如南方、东北、西北的绿洲地区以及北方的农牧结合地带，农业经济因更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更能满足比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进起来就比较容易，华夏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同化力。同时，伴随着汉末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唐末纷争以及靖康南渡，数次大规模向南方移民，农业经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珠江流域推进，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时的“南蛮”、“西戎”基本上融入华夏而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讲，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适于农业的中原，也往往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游牧的经济方式，转而采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济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如秦汉以后，因为中原战乱，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武力，曾数度大举内迁，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顽固保持游牧固习，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也”。因而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果都没有获得成功。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清朝统治者之不得不废止“圈地为牧”，均是明证。
相比之下，农业经济的向北扩展则比较缓慢。在著名的“新月形地带”，长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农牧分界线，这一地带附近及以南的广大山地高原属于半农半牧的过渡地带，如果说这些地区以何种经济方式为主，主要取决于胡汉力量强弱对比的话，那么中原王朝向传统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推进农业的努力，则往往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地区气候寒冷，降雨量稀少，自然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因为，幅员辽阔的边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区，可供游牧民族纵横驰骋，是从事畜牧业的优越生产环境，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还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地区经营游牧业，是经过自然选择的最合适的生产方式。相反，汉人既不能习惯严寒地带的气候，经营农业生产的效益又十分低，发挥不出农耕经济的优势。即使一些统治者挟军事胜利将中原经济方式一度推行于这些边疆地区，也往往不能持久。迁入这些地区的汉人，不但不能将对方汉化，反而渐染胡风，“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过起游牧生活。历史上秦皇汉武挞伐匈奴、魏武帝征乌桓、唐太宗扫平突厥，虽然是积极防御之举，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观制约因素。对此，葛剑雄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提及的那个范围指的是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以西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在此范围之处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较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这一地区的北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开设了郡县，但当地的部族政权与王朝的政权长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收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秦、汉反击匈奴后，曾在北方和西北的边郡移民屯垦，将农耕经济大幅度推进，一直延伸到阴山脚下，使秦长城以南一度阡陌相连、村落相望，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动撤离。东汉以后，这些地区又复归于游牧，可见，向边疆地区推行农业经济，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法则”，承认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在不同地区并存的客观现实，并对经济形态各异的广大边疆地区，采取因地而异的经营方略。

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早期国家、封建帝国时代还是民族国家时代，外部世界对国家边疆的稳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使本为“内政”的边疆问题，往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反映。人类历史上各个文明中心与帝国均曾因世界范围的民族迁徙的冲击，导致边疆的动荡甚至于政权的更替。而域外帝国的建立与存在，对国家的边疆也会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如强大的阿拉伯文化的大食帝国，就曾使西域从晚唐到宋末的近三百年中几乎与中土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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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县17772357491： 古代关中为何能长期成为封建王朝的立都地 - ？
颛郊丹可： 形势险要,沃野千里.东有崤函之固,中有渭河、郑国渠的灌溉,关中平原的地形.自古有“陆海”之称,即出产如海中之富.唐,李商隐诗中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庐江县17772357491： 关中长期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都地的原因 - ？
颛郊丹可： 关中地区地形险要,周围被大山包围,易守难攻,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出粮食

庐江县17772357491： 中国不管哪个朝代灭亡后,领土基本上都会缩小,甚至有的地方都会独立为什么明清两代会把领土控制住 - ？
颛郊丹可： 并不都是会缩小.一般王朝灭亡后,有的会有别的政权并存,甚至是进入乱世,导致对于边疆地区控制力下降,所以大部分王朝灭亡后感觉领土变小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王朝灭亡后,没有经过太久的征战,就兴起新王朝,并且新王朝很强力的...

庐江县17772357491： 为什么古代中国的边疆政权不算入历史朝代表 - ？
颛郊丹可： 古人眼中一个是核心地带一个是边缘地带,而且中原人书写历史,他们的心中的门第界限很浓厚

庐江县17772357491： 长城是不是用来驻守边疆的 - ？
颛郊丹可：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互相防范以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从秦始皇开始,长城就始终是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中,来自北方外族的威胁对中原帝国来说一直是悬在头上的剑.统治者尝试过以和...

庐江县17772357491： 中国各朝代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及其影响谢谢 ？
颛郊丹可： 你这个问题可能要大家写上几本书才能说完啊,我简单说几句吧 在春秋战国及以前主要是以防御打击边疆民族为主,战国时期各国修建的中国最早的中国长城,只要是抵御外族的骚扰,到秦国统一各国时把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修建了中国长城,派出大将蒙恬出征匈奴,将匈奴驱逐出边境. 到汉朝前期(西汉)汉武帝对匈奴大量用兵,统一西域各国,在西域建立西域督护府. 到三国时期,中原与边疆关系比较缓和. 到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突厥政权建立,对中原有威胁. 太多了,说不过来,我推荐一个网址给你,是各朝代全国地图,你可以看看各国的行政划分图和西域国家的领土变化,

庐江县17772357491： 中国边防建设中国古代边防出现过几次强盛时期,都有那几个时期? ？
颛郊丹可： 中国古代史上统一时期的边防,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秦汉时期,边防的重点是处理与西部匈奴、北部乌桓以及东南沿海和西南...

庐江县17772357491： 中国古代疆土最大的时候是哪个朝代?皇帝是谁?疆土都扩展到那里了?? ？
颛郊丹可： 元朝.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后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元朝为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继承中国历代治国方略成功经验的同时,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