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装形式与插图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插图的特点是什么？~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 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餖钉，又称“餖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五代即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印刷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地区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伴随着刻书业的发展，书籍插图技术也逐步走向成熟。
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扩大，体现在刻书地点的增多。当时以开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最为有名。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个时期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五代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932年，唐代后期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五代监本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冯道让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的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过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用端正的楷体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
这样，从932年至953年，历经22年时间，《五代监本九经》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
在《五代监本九经》刻成后两年，即955年，儒学大师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这次唐代晚期刻印的《五代监本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五代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五代监本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朝廷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朝廷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
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他命人刻印了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还有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毋昭裔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五代监本九经》，镌刻《后蜀石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的优点，也在909年至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真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
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收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
吴越国的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2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
后来，吴越王王妃黄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倒塌，考古工作者发现塔砖之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吴越国所刻印卷首有较简略的扉画。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塔砖内另藏有木刻雕版画，刻有人物故事，较《宝箧印陀罗尼经》卷扉画还要精细。
五代时期，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了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南唐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也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刻工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
其中，制作于947年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时制作的另一幅木刻雕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除了画面质朴简洁、刻线流畅外，其最大的特点，此画标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当是古代版画插图史上刻上刻工名的第一人。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古代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3位国君李昪、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
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刻书业的发达。五代十国时期的木刻插图也是一大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实际上也是木刻版画艺术的初创期，当时木刻主要服务于宗教的宣传，宗教的大发展使印刷业得以兴盛。至于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中的木刻插图，直至稍后的五代时期才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木刻版画原本属于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下，木刻版画作品被印刷在书籍之中，从而扩展了书的内容和形式，成为我国古籍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五代时期，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它对于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恰恰反映在书籍木刻插图艺术之中。
事实上，木刻佛画是五代时期图书方面的重要作品。通过图书中的佛画，将佛教的轮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达，并把佛和菩萨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化，达到普及民众的目的。
图书的插图会给人带来更直观的感受，也便于理解书的文字内容。在当时，一般宗教信徒，即所谓“信女”、“善男”，他们之中不识字的就很多，虽然口里念着“经”或“忏”，但是都看不懂经书中写的是什么意义。但是，有了插图，至少可以使一般信徒能了解经卷中的大概意思，所以当插图本的经书一出现时，它那崭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广大信徒们的欢迎。

元代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代朝廷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朝廷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3种，印量达300多万册。

京城元大都，即北京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当时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首都元大都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最初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朝廷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楷书，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在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了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元代包背装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色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页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是正折书页，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书页，依顺序排好，而后以朝左的折边为准戳齐，压稳。然后在右边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再裁齐右边余幅边沿，再用一整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做成封皮，用糨糊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天头地脚及封皮左边。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由于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包背装在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

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元大都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藿香、白面、硬柴、木炭。

焦庆安的配方中，包括了黏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时期，盛行于元代，直至清代末期，也流行了几百年。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开卷就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是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因此也还只是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是经常翻阅，仍然很容易散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装订办法又慢慢出现在明清时期并逐渐盛行起来，那就是线装。元代的书籍插图也是十分精美的。元代的绘画很发达，突出的是文人画，而插图版画，则在宋金时期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元代的南方刻书业当以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的建宁为发达，当时如《文献考通》，宋、辽、金时期三部史书，西夏文的《大藏经》等，都在杭州刻印。这时期还出现了朱墨套印的雕版图书。

元代的经书、子书如《周礼》、《札记》、《乐书》、《论语》、《孝经》、《荀子》、《道德经》、《南华经》等，或以宋代版重印，或重行刊印，在当时相当可观。有一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为上图下文式插图本。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有的刊本已流传日本。其结尾题有“时至大改元梦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自叙”，这题记非常重要。一是说明该书刊于至大元年，即1308年；二是说明刻书主人为维吾尔族人贯云石；三是说明该书刊于湖广的永州。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18章15页，插图也是15幅，内容全部讲解行孝之事，说庶民百姓要有孝德，天子要行孝治。绘工精致，线条却有拙味，图意与文相合，虽然是元刻但绘的全是汉人服饰。

《事林广记》刊于1340年，共10集，陈元靓撰，为福建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原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事林广记》内容丰富，其中有《耕获图》，写农夫耕种，妇女携孩子送茶水。又如《武艺图》绘卖艺者的精彩表演。还有一幅《双陆图》，画两个官人正举双陆之戏，旁有侍者两人，画中堂后有一黑犬翘尾出来，增添了画面活跃的气氛。

元代英宗年间刊印建安虞氏“全相平话五种”。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讲史道古的话本。这五种平话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和《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刻工可知的有吴俊甫、黄叔安等。

这套平话上图下文，一面之中，文近三分之二，图占三分之一稍多，图中有小标题，图中人物多注出名字。这是一种大众化的普及本，我国后来的“小人书”即有源于此种方式者。

这套平话，由于插图多，可谓是一种插图集，5种平话计228幅图，绘的场面较大，能突出主要人物。情节概括，清清楚楚，而且偏重于“说明性”。

如《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赤壁之战”，这幅插图，对页展示，做横条幅，分三段。前段是孔明借东风，手持宝剑。为了说明风至，不仅人物衣带飘举，两棵大树，树叶都“呼呼”向西；中间一段黄盖带兵在船上进行火攻，风大，火势猛，吹向西边；最后一段是画曹操，因为不堪被火所烧，狼狈逃窜。三段三个主要人物，如孔明、黄盖、曹操都一一注出，令人一目了然。

又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绘孙子说乐毅，画中两人正在对话，而且表情也是一目了然。这样的图式，与文字统一、相配、整齐、明了，这些特点，正给后来的版画插图以很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我国古本讲史小说的鼻祖”。

元代佛教依然兴盛。当时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且还信奉基督教。这一时期所刻的杭州雕版《普宁藏》，还有《河西字大藏》和《梁皇宝忏》等都相当工整，而1340年所刻的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居然有了朱墨的套印。它们无论从雕版印刷技术还是从插图绘制的要求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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