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诗经 国风>8首,及其翻译和赏析
哈哈~你是8中的哈？！
诗经·国风·桃夭
【原文】
桃之夭夭①，灼灼其华②。
之子于归③，宜其室家④。
桃之夭夭，有⑤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⑥。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译文】
桃树含苞满枝头，
花开灿烂如红霞。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树含苞满枝头，
果实累累坠树丫。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树含苞满枝头，
桃叶茂密色葱绿。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读解】
一首简单朴实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树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来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满。歌中没有浓墨重彩，没有夸张铺垫，平平淡淡，就像我们现在熟悉的、谁都能唱的《一封家书》、《同桌的你》、《小芳》一类的歌。 魅力恰恰就在这里。
它符合天地间一个基本的道理：简单的就是好的。
正如女子化妆，粉黛轻施的淡妆总有无穷的神韵，没有的地方总觉得有，有的地方总觉得没有。浓妆艳抹，厚粉浓膏，不仅艳俗，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让人疑心厚重的脂粉底下有多少真实的货色，或许卸下妆来是半老徐娘一个或满脸雀斑。
简单是质朴，是真实，是实在，是亲切，是萦绕心间不能忘却的情思。刻意修饰是媚俗，是虚伪，是浮泛，是浅薄，是令人生厌，是古人常说的恶俗。
简单质朴既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并且是至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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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诗经·国风·唐风·蟋蟀》
蟋蟀在堂，
岁聿其莫。①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②
无已大康，③
职思其居。④
好乐无荒，⑤
良士瞿瞿。⑥
蟋蟀在堂，
岁聿其逝。⑦
今我不乐，
日月其迈。⑦
无已大康，
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
良士蹶蹶。⑧
蟋蟀在堂，
役车其休。⑨
今我不乐，
日月其慆。⑩
无已大康，
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
良士休休。⑾
【译文】
蟋蟀在堂屋，
一年快要完。
今我不寻乐，
时光去不返。
不可太享福，
本职得承担。
好乐事不误，
贤士当防范。
蟋蟀在堂屋，
一年将到头。
今我不寻乐，
时光去不留。
不可太享福，
其他得兼求。
好乐事不误，
贤士该奋斗。
蟋蟀在堂屋，
役车将收藏。
今我不寻乐，
时光追不上。
不可太享福，
多将忧患想。
好乐事不误，
贤士应善良。
【赏析一】
就诗论诗，本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毛诗序》偏说是“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清方玉润驳得好：“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序》好附会，而又无理，往往如是，断不可从。”(《诗经原始》)对《诗序》说纠正较早的当是宋王质，其《诗总闻》指出“此大夫之相警戒者也”，而“警戒”的内容则是“为乐无害，而不已则过甚。勿至太康，常思其职所主；勿至于荒，常有良士之态，然后为善也”。释语达理通情，符合原诗。较他说为胜。拙著《诗经选注》定本篇为“劝人勤勉的诗”，即是受王质说启发。
本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今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本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本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本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这一感物惜时引出述怀的写法，对汉魏六朝诗影响很大，《古诗十九首》中用得特多，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亦常见，如其第十四首(依《阮籍集校注》次第)：
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准……
开头与下文若即若离，与《蟋蟀》起句写法一脉相承，只是这里点明了“感物”的意思，而《蟋蟀》三、四句则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好好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好好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好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好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本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本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译诗保留原押韵格式。 (蒋立甫)
【赏析二】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瓦位如雪。”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促，早被诗人们领悟透了，写绝了。怎么个活法，在古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享乐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两端。要么是及时行乐，荒淫无度，醉生梦死，要么是立功立名立德。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活法：既要及时行乐，又要有所节制；既要充分享受人生，又要保持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在荒淫和苦行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似乎是一种符合现代意识的活法。日本人信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享受（实际上是工作多于享受），如今被我们拿来当作一种活法的标本。其实，这样的标本早已有我们自己的祖先作了示范，何须从东洋人那里去学。
充满世俗精神和气息的既享乐又干活的“中间”活法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有吸引力的，大概可以算得上一种比较理想的活法。它不要求我们像浮士德那么不断地去进取、开拓、发现，用不着去冒险寻求刺激。不要求我们像西西弗斯那样不断徒劳地推巨石上山，也不要求我们像教徒那样去修道院禁欲苦修，不食人间烟火。
不过，要真的实行起来，中间活法怕是有相当难度的。人是一种不大经得起诱惑的软弱的动物，具有自制力和理性精神的人毕竟很少，不知不觉或有意识放纵自己的人却很多。我们实行起来多半不会偏于苦行和工作狂的一面，而会偏向纵情于声色犬马凤花雪月而不能自拔的一方，时常乐而忘返，乐不思蜀。
尼采曾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来代表人类的狂欢和理性两种精神。或许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把这两个对立面放进我们体内，让我们自己去作选择：或者纵情享受，或者拼命干活，只有不同寻常的人才会把二者结合得很好。选择就是考验，答卷要由我们自己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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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葛
【诗经·国风·王风】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题解：情人相思之词。一说朋友相念。
译文：
那个采葛的姑娘啊。
一日不见她，
好像三个整月长啊。
那个采蒿的姑娘啊。
一日不见她，
好像三个秋季长啊。
那个采艾的姑娘啊。
一日不见她，
好像三个周年长啊。
【赏析】
本篇由于只是表现一种急切的相思情绪而没有具体内容，所以旧说随意性很大，如《毛诗序》以为是“惧谗”，所谓“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朱熹《诗集传》则斥为“淫奔”之诗，说“采葛所以为絺綌，盖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吴懋清《毛诗复古录》则以为采葛(萧、艾)比喻平时蓄养人才，“临时方获其用，若求之太急……一日则如三月之久”；牟庭《诗切》又说是“刺人娶妻……而徒溺其色，一日不见，则思之如三月之久”；姚际恒、方玉润、吴闿生却一致认为是怀友忆远之诗，方氏申述云：“夫良友情亲如夫妇，一朝远别，不胜相思，此正交情深厚处，故有三月、三秋、三岁之感也！”(《诗经原始》)近人则多主恋歌说。就诗论诗，视为怀念情人之作为妥。闻一多指出“采集皆女子事，此所怀者女，则怀之者男”(《风诗类钞》)。译文取闻说作男词。
热恋中情人无不希望朝夕厮守，耳鬓相磨，分离对他们是极大的痛苦，所谓“乐哉新相知，忧哉生别离”，即使是短暂的分别，在他或她的感觉中也似乎时光很漫长，以至于难以忍耐。本诗三章正是抓住这一人人都能理解的最普通而又最折磨人的情感，反覆吟诵，重叠中只换了几个字，就把怀念情人愈来愈强烈的情感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仿佛能触摸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听到他那发自心底的呼唤。全诗既没有卿卿我我一类爱的呓语，更无具体的爱的内容叙述，只是直露地表白自己思念的情绪，然而却能拨动千古之下读者的心弦，并将这一情感浓缩为“一日三秋”的成语，审美价值永不消退，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其艺术感染力的奥妙在哪里？拙作《风诗含蓄美论析》曾剖析本诗“妙在语言悖理”，意思说：从科学时间概念衡量，三个月、三个季节、三个年头怎能与“一日”等同呢？当是悖理的，然而从诗抒情看却是合理的艺术夸张，合理在热恋中情人对时间的心理体验，一日之别，逐渐在他或她的心理上延长为三月、三秋、三岁，这种对自然时间的心理错觉，真实地映照出他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的恋情。这一悖理的“心理时间”由于融进了他们无以复加的恋情，所以看似痴语、疯话，却能妙达离人心曲，唤起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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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译文
南山乔木大又高，
树下不可歇阴凉。
汉江之上有游女，
想去追求不可能。
汉江滔滔宽又广，
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
乘筏渡过不可能。
柴草丛丛错杂生，
用刀割取那荆条。
姑娘就要出嫁了，
赶快喂饱她的马。
汉江滔滔宽又广，
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
乘筏渡过不可能。
柴草丛丛错杂生，
用刀割取那蒌蒿。
姑娘就要出嫁了，
赶快喂饱小马驹。
汉江滔滔宽又广，
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
乘筏渡过不可能。
【赏析】
这是一首恋情诗。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帐的愁绪。
关于本篇的主旨，《毛诗序》所说赞文王“德广所及也”，并不足据，《文选》注引《韩诗序》云： “《汉广》，说(悦)人也。”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进而发挥曰：“夫说(悦)之必求之，然唯可见面不可求，月慕说益至。”对诗旨的阐释和诗境的把握，简明而精当。“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是体现诗旨的中心诗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重叠三唱，反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在水一方的 “游女”，瞻望勿及，企慕难求的感伤之情。鲁齐韩三家诗解“游女”为汉水女神，后颇有从者，这给本诗抹上了一层人神恋爱的色彩。不过一部《诗经》，总体落实在现实人生，“十五国风”，皆为歌唱世俗情感的民间歌谣，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将此诗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
从外部结构看，《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玉润曾写道：“首章先言乔木起兴，为采樵地；次即言刈楚，为题正面；三兼言刈蒌，乃采薪余事”(《诗经原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 “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 “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徽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王士禛认为，《汉广》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发轫。《诗经》中仅有的几篇“刻画山水”的诗章之一(《带经堂诗话》)，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钟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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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豳风·破斧》
【题解】赞颂周公。或曰东征战士,经破斧缺斨的苦战,庆幸自己能得生还。
【原文】
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1。
周公东征，
四国是皇2。
哀我人斯3，
亦孔之将4。
既破我斧，
又缺我锜5。
周公东征，
四国是吪6。
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7。
既破我斧，
又缺我銶8。
周公东征，
四国是遒9。
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10。
【译文】
那些老爷既使我斧破折，
又使我斨缺残。
周公率军东征，
四国君主无不心惊胆战。
周公哀怜我们这些平民，
这是多么的仁贤。
那些老爷既使我斧破折，
又使我錡缺残。
周公率军东征，
四国百姓深受教化感染。
周公哀怜我们这些平民，
这是多么的良善。
那些老爷既使我斧破折，
又使我銶缺残。
周公率军东征，
四国家人重聚生活平安。
周公哀怜我们这些平民，
这是莫大的恩典。
抄吧~大家都同道中人！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篇诗译如下：
桃树长得多麼壮盛，花儿朵朵正鲜美。
这位女子出嫁后，定能使家庭和顺。
桃树长得多麼壮盛，果实累累结满枝。
这位女子出嫁后，定能使家庭美满。
桃树长得多麼壮盛，绿叶茂盛展生机。
这位女子出嫁后，定能使家人幸福。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天，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嘉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树那样年轻，象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原文】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翻译】
你将木瓜投赠我，
我拿琼琚作回报。
不是为了答谢你，
珍重情意永相好。
你将木桃投赠我，
我拿琼瑶作回报。
不是为了答谢你，
珍重情意永相好。
你将木李投赠我，
我拿琼玖作回报。
不是为了答谢你，
珍重情意永相好。
【赏析】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本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我们不妨说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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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桃夭
【原文】
桃之夭夭①，灼灼其华②。
之子于归③，宜其室家④。
桃之夭夭，有⑤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⑥。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译文】
桃树含苞满枝头，
花开灿烂如红霞。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树含苞满枝头，
果实累累坠树丫。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树含苞满枝头，
桃叶茂密色葱绿。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读解】
一首简单朴实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树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来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满。歌中没有浓墨重彩，没有夸张铺垫，平平淡淡，就像我们现在熟悉的、谁都能唱的《一封家书》、《同桌的你》、《小芳》一类的歌。 魅力恰恰就在这里。
它符合天地间一个基本的道理：简单的就是好的。
正如女子化妆，粉黛轻施的淡妆总有无穷的神韵，没有的地方总觉得有，有的地方总觉得没有。浓妆艳抹，厚粉浓膏，不仅艳俗，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让人疑心厚重的脂粉底下有多少真实的货色，或许卸下妆来是半老徐娘一个或满脸雀斑。
简单是质朴，是真实，是实在，是亲切，是萦绕心间不能忘却的情思。刻意修饰是媚俗，是虚伪，是浮泛，是浅薄，是令人生厌，是古人常说的恶俗。
简单质朴既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并且是至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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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诗经·国风·唐风·蟋蟀》
蟋蟀在堂，
岁聿其莫。①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②
无已大康，③
职思其居。④
好乐无荒，⑤
良士瞿瞿。⑥
蟋蟀在堂，
岁聿其逝。⑦
今我不乐，
日月其迈。⑦
无已大康，
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
良士蹶蹶。⑧
蟋蟀在堂，
役车其休。⑨
今我不乐，
日月其慆。⑩
无已大康，
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
良士休休。⑾
【译文】
蟋蟀在堂屋，
一年快要完。
今我不寻乐，
时光去不返。
不可太享福，
本职得承担。
好乐事不误，
贤士当防范。
蟋蟀在堂屋，
一年将到头。
今我不寻乐，
时光去不留。
不可太享福，
其他得兼求。
好乐事不误，
贤士该奋斗。
蟋蟀在堂屋，
役车将收藏。
今我不寻乐，
时光追不上。
不可太享福，
多将忧患想。
好乐事不误，
贤士应善良。
【赏析一】
就诗论诗，本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毛诗序》偏说是“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清方玉润驳得好：“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序》好附会，而又无理，往往如是，断不可从。”(《诗经原始》)对《诗序》说纠正较早的当是宋王质，其《诗总闻》指出“此大夫之相警戒者也”，而“警戒”的内容则是“为乐无害，而不已则过甚。勿至太康，常思其职所主；勿至于荒，常有良士之态，然后为善也”。释语达理通情，符合原诗。较他说为胜。拙著《诗经选注》定本篇为“劝人勤勉的诗”，即是受王质说启发。
本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今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本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本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本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这一感物惜时引出述怀的写法，对汉魏六朝诗影响很大，《古诗十九首》中用得特多，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亦常见，如其第十四首(依《阮籍集校注》次第)：
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准……
开头与下文若即若离，与《蟋蟀》起句写法一脉相承，只是这里点明了“感物”的意思，而《蟋蟀》三、四句则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好好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好好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好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好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本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本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译诗保留原押韵格式。 (蒋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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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伏橘红：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乐山市17715364138： 找 三 首诗 经？
兆伏橘红： <诗经·周南·桃夭> 【原文】 桃之夭夭①, 灼灼其华②. 之子于归③, 宜其室家④. 桃之夭夭, 有蕡⑤其实. 之子于归, 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⑥. 之子于归, 宜其家人. 【注释】 ①夭夭:桃树含苞欲放的样子. ②灼灼...
乐山市17715364138： 团结友爱的诗？
兆伏橘红： 团结友情的名句 1.嘤嘤鸣矣,求其友声------<<诗经.小雅.伐木>> 2.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 3.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卫风.木瓜>> 4.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汉乐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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