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不但会打仗还是伯乐，一道折子如何推出两个总督和一个巡抚？

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才具稍欠展开~

本文摘自《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五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然而他却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六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原因如下：
历史记载，左宗棠出生于公元1812年，亡于公元1885年，享年74岁，而李鸿章出生于公元1823年，亡于公元1901年，享年79岁，左宗棠年长李鸿章12岁。虽然二人都出生于湘军，但是按照年龄而言，左宗棠似乎更应该资历老于李鸿章。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李鸿章与左宗棠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年长的左宗棠出名更早。在1861年的时候，左宗棠已经是浙江巡抚了，而到了1862年，左宗棠已经升任闽浙总督，算是一方重臣了。此时的李鸿章却只是湘军头子曾国藩的幕僚而已，地位上与左宗棠差距十万八千里。
而在之后的战争中，李鸿章逐渐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1867年的时候已经升任湖广总督了，在地位上与此时左宗棠的陕甘总督平起平坐了。可能到了这里，左宗棠就觉得李鸿章不是池中之物，早晚会超越自己，但造成二人不和的，却不仅仅是如此。
众所周知，左宗棠收复新疆、平定回乱，为晚清江山的安定立下了汉马功劳，但这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却不是那么顺利。左宗棠决意收复新疆的时候曾经详细给当时的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上疏，告知收复新疆对于“边塞防守”的重要性，左宗棠是主张“塞防”的代表人物。而当时朝中的李鸿章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当时东部沿海才是重点防守的地方，坚持“海防”战略。
李鸿章与左宗棠为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最终还是慈禧太后出马，慈禧认为左宗棠更有道理，因此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而左宗棠最后也不辱使命，成功平复了新疆。
此时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也因为政治上的见解不和而形同陌路，再加上左宗棠此人自视甚高（《清史稿》评价左宗棠自视甚高、傲物，所以门下不怎么出人才），对于李鸿章这样的“晚辈”更是不放在眼里，因此，之后二人更是越走越远。

扩展资料：

1、关于李鸿章的轶事典故
1896年李访英（实为访美），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这说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无高下之分。李鸿章作为一个中国使臣，在桀骜不驯的日不落帝国人面前，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不得不说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
2、关于左宗棠的轶事典故
自比诸葛
左宗棠自负，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老亮”（与被称为“新亮”的郭昆焘相对）等自称，时人也常以诸葛亮比之 。《清稗类钞》记载，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藩司为林寿图，能诗善饮，性极诙谐，二人常饮酒谈论。某日，林与宗棠正笑谈间，前方捷报至，林盛称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宗棠拍案自夸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
随即二人又谈论人物，宗棠痛责时人自称诸葛者之多，林拍案道：“此葛亮之所以为诸(猪)也。”左宗棠以为林是在讽刺自己，二人由此结怨。虽好自夸，左宗棠也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曾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参考资料：人民网-湘骡子与徽骆驼：左宗棠和李鸿章30年恩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左宗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鸿章

众所周知，左宗棠是一个军事天才，还担任过大清朝的军机大臣。在他当上军机大臣没多久，朝廷就下诏，希望朝廷官员能推荐有才能的人到朝中做官，左宗棠便上了一道《遵旨保荐人才折》，一块儿举荐了四个人，还向朝廷保证，如果这几个人犯有过失，可以一同受罚。虽然在举荐的过程中也遭到别人的弹劾，但慈禧太后选择相信了他，而他这推荐的这几个人并没有让他失望，都有不错的表现。

左宗棠举荐的这四个人分别是，一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二是江西布政使德馨，第三个是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最后一个是是江宁布政使梁肇煌。在历史上记载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并不好，但左宗棠还是在曾国藩时候举荐了他的长子，可以看出左宗棠确实是一个不计前嫌，有家国情怀的忠臣。而梁肇煌则是左宗棠的属下，对他非常熟悉，所谓举贤不避亲，左宗棠向朝廷对他做了重点推荐。

左宗棠为了清朝的发展，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为朝廷推荐人才的同时，还是遭到了别人的弹劾，说左宗棠奏章内所写与事实不符，要求将左宗棠对曾纪泽的推荐取消，还好慈禧太后没有听取他们的话，选择相信了左宗棠。

左宗棠推荐的这四个人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还出现了曾纪泽这样一个著名的优秀外交官，而左宗棠一道折子推出两个总督和一个巡抚，也成了一段佳话。

左宗棠打仗比章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左宗棠还是一个知人识人的伯乐。

1884年6月，左宗棠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这已是他第二次担任军机大臣了。没过多久，朝廷下诏，请朝廷重臣推荐贤良之士。当年7月10日，左宗棠便上了一道折子《遵旨保荐人才折》，一口气推荐了4个人。

左宗棠信誓旦旦地说：“四员皆堪备督抚之选，倘任用不效，或有过失，臣愿一同受罚。”

左宗棠推荐了哪4个人呢？

一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纪泽，二是江西布政使德馨，三是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四是江宁布政使梁肇煌。

在这4个人中间，曾纪泽大家很熟悉，他是曾国藩的长子。曾国藩在生前与左宗棠关系不大好，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却向朝廷力荐他的长子。

左宗棠在《遵旨保荐人才折》中夸曾纪泽：“博通经史，体用兼赅，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奉旨出使，于交涉事件随时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外交之义，志殷补衮。”又说：“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肃海防而戢群族嚣凌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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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布政使梁肇煌曾经在左宗棠的手下办事，左宗棠对他很熟悉，因此向朝廷作了重点推荐：“头品顶戴江宁布政使梁肇煌内鹰京尹，外绾藩条，才长心细，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自随同臣办事以来，深悉其才智堪当一面，查该员本有任候升之案，应否调其陛见，听候简放。”

左宗棠殚精竭虑地为朝廷推荐人才，却遭到御史弹劾。7月11日，御史赵尔巽弹劾：“亲信大臣，非臣下所应论荐。昨左宗棠保荐曾纪泽，实与体制不合。清江左宗棠申儆，并将曾纪泽存记撤销。”

还好，这一次慈禧太后支持了左宗棠，没有理会尔巽的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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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没有走眼，曾纪泽、德馨、魏光焘、梁肇煌都有不错的表现。


曾纪泽继续活跃在外交领域。1885年7月，曾纪泽奉命与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尔斯伯利侯爵谈判时，尽力维护中国利益。在7月18日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里，议定了洋药（鸦片）关税和厘金。通过此举，每年为清朝增加税收600多万两银子。后来，曾纪泽历任户部管理三库大臣、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

德馨在左宗棠的推荐下，出任江西巡抚，后又调任浙江巡抚。德馨是一个勤勉踏实的官员，在官场上颇有清誉之声。顺便说一句，德馨有两个女儿，出落得极为漂亮，差点被光绪皇帝看选为妃子。

魏光焘长期在左宗棠军队中做事，深得左宗棠信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打响后，魏光焘奉命出征辽东半岛，与日军血战。战后，魏光焘历任江西布政使、云南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

梁肇煌在江宁布政使任上时，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积极协调东南七省的财力，全力支撑主战派，一度署理两江总督。然而，当左宗棠忧愤而死后，梁肇煌就成了主和派李鸿章等人的打击排挤对象。1886年5月，梁肇煌陈请入京，奉旨留京候简。7月时，不幸患病，不得不请假回广东老家养病。当年11月，因病去世。

左宗棠一道奏折推出了两个总督一个巡抚，再加上曾纪泽这个著名的外交官，也算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了。

【参考资料：《左宗棠全集·奏稿》《清史稿》等】

很多人都知道，左宗棠在行军打仗方面是一个天才，比曾国藩、李鸿章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左宗棠还是一个知人识人的伯乐。

1884年6月，左宗棠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这已是他第二次担任军机大臣了。没过多久，朝廷下诏，请朝廷重臣推荐贤良之士。当年7月10日，左宗棠便上了一道折子《遵旨保荐人才折》，一口气推荐了4个人。

左宗棠信誓旦旦地说：“四员皆堪备督抚之选，倘任用不效，或有过失，臣愿一同受罚。”

左宗棠推荐了哪4个人呢？

一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纪泽，二是江西布政使德馨，三是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四是江宁布政使梁肇煌。

在这4个人中间，曾纪泽大家很熟悉，他是曾国藩的长子。曾国藩在生前与左宗棠关系不大好，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却向朝廷力荐他的长子。

左宗棠在《遵旨保荐人才折》中夸曾纪泽：“博通经史，体用兼赅，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奉旨出使，于交涉事件随时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外交之义，志殷补衮。”又说：“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肃海防而戢群族嚣凌之气。”

江宁布政使梁肇煌曾经在左宗棠的手下办事，左宗棠对他很熟悉，因此向朝廷作了重点推荐：“头品顶戴江宁布政使梁肇煌内鹰京尹，外绾藩条，才长心细，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自随同臣办事以来，深悉其才智堪当一面，查该员本有任候升之案，应否调其陛见，听候简放。”

左宗棠殚精竭虑地为朝廷推荐人才，却遭到御史弹劾。7月11日，御史赵尔巽弹劾：“亲信大臣，非臣下所应论荐。昨左宗棠保荐曾纪泽，实与体制不合。清江左宗棠申儆，并将曾纪泽存记撤销。”

还好，这一次慈禧太后支持了左宗棠，没有理会尔巽的弹劾。

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没有走眼，曾纪泽、德馨、魏光焘、梁肇煌都有不错的表现。

曾纪泽继续活跃在外交领域。1885年7月，曾纪泽奉命与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尔斯伯利侯爵谈判时，尽力维护中国利益。在7月18日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里，议定了洋药（鸦片）关税和厘金。通过此举，每年为清朝增加税收600多万两银子。后来，曾纪泽历任户部管理三库大臣、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

德馨在左宗棠的推荐下，出任江西巡抚，后又调任浙江巡抚。德馨是一个勤勉踏实的官员，在官场上颇有清誉之声。顺便说一句，德馨有两个女儿，出落得极为漂亮，差点被光绪皇帝看选为妃子。

魏光焘长期在左宗棠军队中做事，深得左宗棠信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打响后，魏光焘奉命出征辽东半岛，与日军血战。战后，魏光焘历任江西布政使、云南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

梁肇煌在江宁布政使任上时，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积极协调东南七省的财力，全力支撑主战派，一度署理两江总督。然而，当左宗棠忧愤而死后，梁肇煌就成了主和派李鸿章等人的打击排挤对象。1886年5月，梁肇煌陈请入京，奉旨留京候简。7月时，不幸患病，不得不请假回广东老家养病。当年11月，因病去世。

左宗棠一道奏折推出了两个总督一个巡抚，再加上曾纪泽这个著名的外交官，也算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了。

很多人都知道，左宗棠在行军打仗方面是一个天才，比曾国藩、李鸿章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左宗棠还是一个知人识人的伯乐。

左宗棠非常有计谋，有一双识人的慧眼，是他人的伯乐，他所选的人都是比较有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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