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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下午3时，北京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扩展资料：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他们通电认为，中共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陆续离开香港和南方大城市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的故事：
1、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他们通电认为，中共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陆续离开香港和南方大城市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2、国庆日的决定
1949年10月9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由许广平代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提出的以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建议。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作出正式决定。
3、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有23个单位，134人参加。筹备会选举了它的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
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头开展工作。9月17日，召开了筹备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4、抗美援朝的战争
1950年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充分估计了各方面的困难，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
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一起反击美国侵略者。“中央军委决定先着东北边防军四个军十二个师出动参战，尔后再抽调七个军二十四个师作为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逐步投入作战。”
5、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不仅使广大贫雇农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也严重地束缚农村生产力的解放。
为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了使广大贫雇农从地主阶级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进行土改。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那时我国已有一亿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从当年冬开始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到1952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大约4 600万公顷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这就使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获得了解放；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扩展资料：伟大时刻：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下午3时，北京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新中国成立

创立新中国的故事
——制定国号、国歌、国旗、国徽的前前后后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34人，济济一堂，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筹备会主任由毛泽东担任。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新中国建国大纲（后称《共同纲领》）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政策，并提出制定新中国象征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筹委会分设六个筹备小组。与会代表分别参与这几个小组的筹备工作。时任民进中央常务理事的马叙伦被推为制定新中国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小组负责人。

　　筹备会议开幕后，大家对新中国的国号，特别重视，因为国号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身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亲自主持“国号”问题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发言，最终于9月27日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

　　国号确定后，国都设在哪里，是代表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这项工作，也由马叙伦小组负责。马叙伦小组组织专家讨论，很快取得共识。9月27全体会议时，审议小组提出关于国都地点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并自当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国号”、“国都”有了基本方案后，马叙伦更抓紧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马叙伦立即开展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等工作，组织评选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在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9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34位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欢聚一堂，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责，对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进行审议，经过十天的热烈讨论，修订并通过了各项决议，包括共同纲领、国号、国旗、国歌、国都等等决议。

　　马叙伦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十天，心身疲惫，此时他已64岁，在开国大典后，在家中休息，没有出席一些会议，但他还惦记着国徽的设计工作，同时还想着新中国成立后，应有自己的国庆纪念日，可是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和政协大会上，都没有提过并作出此项决议，而自己作为这方面工作的筹备小组负责人，心有内疚，认为新中国不能没有国庆日。他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有三个日子可选择：一、9月21日，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开幕，政协筹委会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因此9月21日可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二、9月30日，全国政协对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议程全部审议通过，新中国诞生有了法律依据，这个日期也可以考虑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三、10月1日，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是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很有国际意义。他认为这三个日期都很好，再分析比较后，认为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国际上影响更大，因此他亲自提笔写好新中国的国庆日的建议书，并委托许广平带去参加10月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大会即将结束时，许广平即席请求发言，得到主席的同意后，许广平读了马叙伦常委的建议，提出将10月1日定为新中国的国庆日的议案，毛泽东即席让大家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的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新中国已走过60年的辉煌历程，想起当年为新中国献身的人们，想起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贡献的人们，在他们中间，有共产党人，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有不少不曾相识的人，甚至有的还是国共谈判的对手，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呢，那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法宝——统一战线的强大凝聚力，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把自己的赤诚的心献给新中国的事业。今天，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已经建成了一个繁荣富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奋斗，开拓创新，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则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法律量刑主观随意，加上杀人定指标，错杀、滥杀在所难免。

　　群情激奋，镇反扩大化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舆论向着“不要宽大，该杀就杀”的一面引导。1951年3月23日《天津新生晚报》）发表文章，认为应该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决不会因宽大无边而感激涕零，悔过自新，恰恰相反，他们却钻了宽大无边的空子，以为人民可欺，阴谋复辟，出卖祖国，这样死心塌地自绝于人民的坏蛋，再对他讲宽大，不坚决镇压，其结果，就是人民批评政府“有天无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讲宽大”。

　　正是由于这样的舆论导向，“镇反运动”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为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旗号的阶级报复运动，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从具体实施来看，采取的是“先镇压、后进行法律补充”的倒置式办法，补充法律依据也只是为了更快、更多、更严厉的镇压这种阶级异己分子，而不是为了宽宥这些人。在运动中夸大、渲染和制造仇恨，以“革命”的名义大开杀戒。1951年5月《上海大公报》有一篇署名丁浩川的文章《无情地憎恨敌人》，文章称：在镇压反革命中间，有时我们还听到这一类的论调：“改造不就行了么，何必杀呢？”说这些话的人很天真。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既然也都是人，在这些人的胸腔里就总应该长着一颗人心。文章提醒那些对反革命分子有恻隐之心的人去想想自己的儿女后代，再想一想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派遣来的那些特务，他们正在伸着两双血手，爬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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