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外戚专权的正面例证

历史上外戚专政的例子有很多，为什么明朝时期这种情况基本没有出现？~

历史上外戚专政的历史很多，比如汉朝的卫夫子，卫家的势力很大，成了汉武帝的心头大患，虽然说身为一国之君，天下之地，莫非黄土，可是面对能撼动朝政的卫家，汉武帝也是哀叹不已，有时候汉武帝还要看避让卫夫子三分，全凭她的家族手握大权，朝廷对此也是只能沉默，几乎无人敢与卫家对抗。

外戚专政的影响都一个王朝来说危害很大。一个封建的王朝，哪个君王不想统一专政大权？大小之事全由自己决定，可是君王是人，不像算悟空，会分身乏术，君王忙不过来，必然会找其它人来代替了，那就是自己信任之人，当一个人拥有权势之后，就可能会反扑，就是不甘为臣子，那么谋取皇位也是情理之中的。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说的很对，那些人嘴里说着誓死效忠皇上，而心里却不断想着造反，隐患很大。如何让掌握大全的人誓死效忠皇上，就成为了历代皇帝的烦恼。所以说，外戚专政对君王和整个大国来说，严重到足以推翻君主的，自立为王。

但是明朝时期外戚专政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出现，我认为是因为明君聪慧，有远见，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为了避免皇权削弱，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君王制度，把大权紧握手中，无人有能力与之抗衡，而且后宫的嫔妃几乎都是出身卑微的民间女子，家里无人在朝廷任职，所以，自然就很少出现这种情

外戚亦称外家、戚畹，指东亚封建社会中的君主（中国皇帝、日本天皇、朝鲜、越南、琉球国王）的母族、妻族，即君主母亲或妻妾娘家的人。外戚干政是古代皇帝的外戚利用皇帝年幼或者无能把持朝廷政权的现象。相对的有宦官干政。皇帝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中国尤以汉朝为烈。汉武帝晚年立小儿子刘弗陵做太子，命其母钩弋夫人自尽，就是为防外戚专政。汉哀帝、汉平帝之世，外戚王氏相继把持朝政，酿成王莽代汉的结局。《汉书·外戚传赞》：“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

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皇帝本人能够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进入东汉中期以后，从和帝开始，东汉政权内部，出现了外戚、宦官轮流把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局面。这种情况，贯穿于整个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成为东汉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东汉时期，出现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东汉王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但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刘秀把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

“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西汉中期，武帝刘彻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朝相对应的“内朝”。汉武帝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与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的长官尚书令一起，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内朝”或者“中朝”。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朝廷大臣要参与机要，必须要有“领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的头衔。

东汉建立后，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另设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作为尚书令仆的辅佐官。尚书台下设置“六曹”，各曹的长官为侍郎，六曹分别管理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三公曹”负责监察；“吏部曹”负责任免官吏；“民曹”负责赋役税收；“客曹”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二千石曹”负责刑罚诉讼；“中都曹”负责首都治安。尚书台官员的品位并不高，尚书令秩仅千石，尚书仆射秩仅六百石；各曹的长官“侍郎”仅四百石；而具体管理事务的长官“令史”，秩仅二百石。尚书台各级官员的官阶虽低，但是，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

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据《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窦融的曾孙窦宪，因女弟立为章帝皇后，崇贵日盛，专横跋扈，连皇室成员也惧怕其三分。窦宪曾以低价强买章帝姐姐沁水公主的庄园，而公主竟然不敢与窦宪计较。章帝知道后，大怒，当面严厉斥责窦宪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据《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一般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我们说，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太史公，发明造纸术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宦官虽然不都是坏人，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变态，对社会、对正常人存在着仇视心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素养；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来，阿谀奉承，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东汉时期，宦官在政治上与外戚争夺，在经济上也疯狂地扩张，他们霸占土地，强取民财，略取民女，胡作非为，民愤极大。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大宦官侯览——

“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上升为豪强地主，但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第三个原因是，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继位时的年龄情况是：

和帝，年十岁；
殇帝，百日小儿；
安帝，十三岁；
（前）少帝刘懿，年不详；
顺帝，十一岁；
冲帝，两岁；
质帝，八岁；
桓帝，十五岁；
灵帝，十二岁；
少帝，十七岁，
献帝，九岁。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后汉书*皇后纪》评论说：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老公，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者，莫过于宦官。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写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下）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斗争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即位开始，到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消灭外戚梁氏集团结束，共七十年的时间。

在这一阶段，每一次斗争的开始，都是新君幼年继位，母后临朝，朝廷大政控制在太后与外戚手中。等皇帝年长（或者太后去世）后，不甘心继续充当傀儡，于是，在宦官的帮助下，铲除旧的外戚的势力，夺回政治权力。但是，皇帝铲除掉旧的外戚（太后以及皇帝的外公、舅舅）后，又会重用自己皇后一门，来支持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出现了新的外戚集团。这新的外戚集团的势力在梁冀辅政时期达到了顶峰。

在第一阶段中，共有四次大的斗争。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崩，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垂廉听政，依靠自己的哥哥大将军窦宪掌权，这是东汉外戚专权局面的开始。

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十四岁，依靠宦官郑众，杀掉大将军窦宪，灭窦氏。窦太后被迫将政权归还给和帝，宦官势力开始增长，这是外戚宦官之间的第一次斗争，也是宦官集团对外戚集团的第一次打击。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和帝崩。和帝的皇后邓氏立百日皇子刘隆为帝，是为殇帝。殇帝立不足一年即死，邓太后又立十三岁的长安侯刘祜为帝，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听政，依靠其兄车骑将军邓骘掌权。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安帝利用宦官李闰，乳母王圣，灭掉邓氏，夺回政权。安帝依靠自己皇后的哥哥阎显与宦官李闰，共同掌握政权，这是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第二次斗争。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安帝崩。安帝皇后阎氏废掉太子刘保，立济北王之幼子北乡侯刘懿为帝，（年不详），是为少帝。当年十月，少帝死，阎太后还想再立一个小儿为帝。这时，宦官孙程等人杀掉车骑将军阎显，迎接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这是宦官集团对外戚集团的第三次打击。

顺帝时，皇后兄梁冀为大将军，辅政。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顺帝崩。顺帝皇后梁氏与大将军梁冀立两岁皇子刘炳为帝，是为冲帝。

几个月后，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冲帝崩。皇太后梁氏与大将军梁冀迎立八岁的建平侯刘缵为帝，是为质帝。质帝虽然年幼，但是很聪明，有一次在朝廷之上批评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本初元年（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另立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政权继续控制在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手中。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谋，杀掉梁冀，消灭梁氏势力。这是对外戚集团的第四次打击。

经过这一次斗争，东汉政权落入了宦官手中。东汉时期外戚宦官的争权斗争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开始，到昭宁元年（公元189年）结束，共三十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宦官集团专权的高潮。在铲除外戚梁氏集团的势力后，宦官集团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单超、徐璜等五个大宦官同日封侯，号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单超封侯后不久死去，所余四侯，越发骄横。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徐璜等四人）“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百姓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桓帝崩，无子。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正月，解渎亭侯刘宏被迎立为帝，是为灵帝，年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大名士太傅陈蕃，共同辅政。窦武与陈蕃起用了李膺等一批名士，准备铲除宦官集团。不料消息走漏，宦官集团抢先动手。建宁元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诏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皆夷其族，皇太后窦氏也被幽禁于南宫。以曹节为首的一批宦官照例封侯受赏，宦官的气焰更为嚣张。这样，原来每逢新君继立，也就有新的外戚随之兴起，并且控制朝廷大权的旧例被打破了，外戚集团没有能够乘着新皇帝继立的机会得到复兴。

灵帝统治时期，宦官集团长期控制朝政。在曹节之后，又有段珪、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专权。灵帝对十常侍非常信任，经常说道：“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为帝，年十七岁，是为少帝。尊灵帝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何进联络朝中官员以及各地的州牧刺史，准备彻底消灭宦官集团，但密谋泄露，宦官集团先发制人，将何进骗入宫中杀掉。

何进被杀，名士袁绍与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冲进皇宫后，“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见《后汉书*何进传》）经过这一场屠杀，宦官几乎全部被杀光，从而结束了宦官集团三十年专权的局面。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终于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而东汉政权，也就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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