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离开井冈山后，就出了一件事，导致根据地就此沦陷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世人皆知。如今的井冈山市，经济上几乎全部仰仗革命圣地光环带来的红色旅游、红色培训热潮。当地人谈起1927年10月至1930年3月的光辉历史颇为自豪。不过，对1930年3月至全国解放前这段18年历史，却是避而不谈。只因在那段岁月里，曾经的全国首块革命根据地，竟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顽固 *** 堡垒，个中缘由颇为复杂，但反转的根本原因在于毛主席离开了井冈山，导火索是为了争取一座小小的兵工厂。

袁文才

1926年，袁文才率宁冈县保卫团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把持的宁冈县公署，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自卫军手里共有60支枪，其中有不少是坏的。袁文才便请其妻叔谢凡经帮助修理坏枪。谢凡经是井冈地区小有名气的手工业者，有不少绝活在当地无人出其右。他试修几日后，居然无师自通地修好了2支枪。大喜过望的袁文人便让谢凡经带了几个人，搬进步云山的白云寺，办起了一个小小的修械所。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上井冈山。经过一番接触、交流，性格桀骜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被毛主席的真诚感动。不仅打消了疑惑，而且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谓言听计从。他们帮秋收起义余部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而且将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悉数交给党指挥。

毛主席听说袁文才有个修械所，甚为赞赏。此时工农革命军中正有不少坏枪，毛主席便与袁文才商定，从工农革命军中找了几位懂修枪的战士（其中1人还会做步枪的击针簧和退弹钩），将修械所扩增至8、9人，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修械所”。人民兵工事业由此起步。

井冈山会师后，毛主席、朱德、陈毅商议，从上山队伍中抽调了一批湖南水口山铅锡矿矿工出身的战士，充实到修械所，并把“工农革命军第1师修械所”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械处”。由水口山工人出身的军部特务营营长宋乔生任军械处处长。1928年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械处”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械处”。

茨坪店上村的红4军军械处旧址

军械处成立后，工人增至20余人，设备也有所改善。工人们忘我劳动，源源不断地把修好的枪送往部队。他们还开始试造土硝、土炮。虽然连续几次试验均造失败，但宋乔生、谢凡经等人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终于造成了第1门土炮。毛主席、朱德等闻讯很高兴，指示部队每打下一个地方，都要注意收集台钳、钻头送往军械处，并布置地方 *** 组织人员广收废铁，充作制造土炮的原料。

1928年6月23日，红4军取得龙源口大捷，粉碎了赣敌第4次“进剿”，缴获了7、8百支枪，内有不少坏枪。为了武装地方赤卫队，军械处再次扩大规模。经毛主席提议，1928年7月间，军械处从步云山白云寺迁至茨坪店上村，并将王佐部铁匠出身的参谋长刁飞林调入军械处任副职。在宋乔生、刁飞林等人的领导下，军械处的工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单响枪。

在1928年8月31日的黄洋界保卫战中，红4军留守部队以1个营的兵力迎战4个团的敌军。战至下午4时，31团1连将军械处刚刚修好的1门迫击炮和仅有的3发炮弹安放在团指挥所附近。3发炮弹悉数打出，其中最后一发正好命中敌指挥所驻地——腰子坑。此前敌人侦知红4军中，只有主力28团拥有迫击炮，因此误判红4军主力已回师井冈，遂吓得魂飞魄散，仓皇而逃。

1929年1月14日，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军械所在毛主席、朱德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2月下旬，当红4军主力与江西红2、红4团在东固胜利会师时，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偶然看到了 *** 六大决议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后，非常害怕，便擅自离队，返回井冈，由此埋下了日后冤案的祸根。其实袁文才并不知道，毛主席此前接到这份文件后，对此颇有异议。而且生怕袁文才、王佐误会，因此将文件压下来不传达，更不打算执行，甚至把袁文才带走保护起来。

一般史书里只提到随袁文才一同返回的，还有时任红4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但实际上，红4军军械处副处长刁飞林也在擅自离队的人员之列。

对于此事，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及时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考虑到袁文才等人擅自离队确有苦衷，又值用人之际，于是便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安排他当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其他人员也都妥善安置，其中刁飞林返回了已经改编为红5军独立1团的原王佐部。袁文才对于处分倒是很高兴的接受了。

不过，因为土、客籍的矛盾，加上袁文才、王佐只服毛主席一人，看不起知识分子出身的当地县委、边界特委领导人。后来因为宛希先的死使得矛盾更加激烈。边界特委一些人遂决定公报私仇，杀掉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和王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在考虑如何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当时富有兵工修造经验的刁飞林虽回来了，但那些兵工修造人员和器械却随红4军军部去了赣南。自红4军主力远去，井冈山核心区沦陷于敌手后，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难度很大，缺枪少弹问题首当其冲。这时，袁文才、王佐便盯上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的小兵工厂。这个小兵工厂有30余人，每天可造1支79单响枪。罗克绍利用兼任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的便利，有稳定的渠道可从长沙弄来钢铁、洋硝等兵工原料。

1930年2月2日，茶陵游击队长吴光涛送来了一条重要情报：罗克绍住在离茶陵江15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里。袁文才、王佐闻讯立即兵分3路，从新城出发直扑江口。结果在蕉坪顺利擒获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造枪工人。

该如何处置罗克绍呢？袁文才、王佐不但想把茶陵县靖卫团给拉过来，还想让罗克绍把小兵工厂的机器、原料及成品、半成品枪械全都交出来，并且希望罗克绍继续利用既有渠道从长沙购入一批兵工原料，解决生产急需。因此回到新城后，袁文才对罗克绍颇为礼遇，又是亲自松绑，又是摆酒压惊，还陪他一起打麻将。

不过，这些在袁文才、王佐视为斗争策略的举动，引起了继任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强烈不满。他要求立即处决罗克绍，却遭到了袁、王的断然拒绝。由于此时毛主席远在赣南根据地，既不知情，更无法调解，因此此事闹大后只能依程序上报边界特委。边界特委认为袁、王此举是“勾结罗克绍，扰害永修县赤色 *** ”。在井冈山地区由来已仅的土客藉矛盾借着这次“争取兵工厂”事件集中爆发，于是便发生了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冤案。

冤案的后果极其严重。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错杀后，袁文才的妻子谢香梅听到丈夫死讯，当场哭昏过去。醒来后，她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的。于是袁文才妻子的叔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拢旧部，“通电 *** ”，投靠敌人。由于袁文才、王佐在当地群众中有巨大威信，群众对他们的死非常同情，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为白区。由于井冈山地区易守难攻，红军几次试图重建根据地均无功而返，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王佐

毛主席获悉袁文才、王佐被杀后，曾大呼可惜。但在战争年代，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此案又牵扯颇广，因此不便推翻边界特委当年作出的结论。不过，1949年百万雄师过长江后，4野和2野一部迅速解放江西，毛主席特意吩咐有关人员一定要找到袁文才、王佐的后人，并着手为这起冤案 *** 。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这个殊荣，足以表明毛主席的惋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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