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厚精郭店演讲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
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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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作量与市场IP价值程度,主要的文学五大体裁为:诗歌、散文、剧本、剧小说、小说。
在近代:诗歌与散文是创作量是最多的,当时的创作家有鲁迅、老舍、矛盾等等。
在现代:剧本、剧小说、小说的创作量是最多的。剧本在影视剧的出品中,是最基层的,也是对创作者扶持最高的,所以现代的小说家,大多不但会小说创作,也会剧本的创作,有时也会直接参与剧本的编辑小组里。
有的作家直接写剧小说,既可以出版小说市场,也为了方便以后直接剧本化。但是剧小说很难写,又要有一定质量,还要兼顾到剧本,所以写剧小说的大多是名气作家,不担心没有影视公司买。
而一般作家少有影视公司买,也不想费时费力,就直接写小说来的方便,当然剧情好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而小说,在网络上写的是比较多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它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
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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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古今中外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种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
(二)孔门四科之一,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
邢炳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亦指教贵族子弟的学科。《宋书·雷次宗传》:“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
(三)指辞章修养,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四)官,汉代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太子及诸王以下亦置“文学”。明清废。
(五)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属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在先秦时,含文学与博学二义。现代专指以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一般分其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四类。
(六)文学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和真实性等。文学的发展是受文学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一般说,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美感作用。三种作用同时发生,构成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七)文学,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八)文学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存在着,但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不同之处。例如:外国的小说分类和中国的有所不同。
(九)文艺复兴之后,世界对文学的定义逐步演变成:文学即一种以文字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因为其载体为语言文字,所以区别于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
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
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
《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
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并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传只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却没有明确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是“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原文中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是传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引申和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五行》的传基本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传文”很难与经文直接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而无“传”还可以解释通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理解,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是“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影响不断提高,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大学》是“孔氏之遗书”的看法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有一处曾子的言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有“曾子曰”,故由此推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李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坐实即是曾子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
追问:
谢了,虽然没用了。
求《道德经》简介,200字左右,适合演讲的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
歹研喘咳: 郭店《老子甲》曰:“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终日乎而不忧,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第33-35简)“比于赤子”的德,是柔弱冲和之德.这种德...
九江县18625006376: 《郭店简》认为人类情绪归结为什么 - ?
歹研喘咳: 郭店儒家简的作者肯定了普遍人性的存在:“四海之内,其性一也”(20) ,并指出这种普遍的人性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漠然视之:“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莫(漠)也.”(21) 至于这种普遍人性是什么,则有不同说法.《语...
九江县18625006376: 世界上最早的书是什么书?最早的文字是什么?大概成书与什么时间?文字最先出现的时间 - ?
歹研喘咳:[答案] 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于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这是一次轰动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共804枚,其中有字简726枚,简上字数13000余个.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郭店楚简全...
九江县18625006376: 郭店的道德经和马王堆的道德经的区别 - ?
歹研喘咳: 郭店版的道德经是竹简的,分甲乙丙三种版本,字数与章节较少,两千多字,时间是战国初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道德经版本.马王堆汉墓帛书版,字数与章节与通行版相似,时间是西汉.
九江县18625006376: 郭店《老子》的文字考释工作主要是由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进行的,其成果《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已成为各科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充分证明其工作是 - -----的.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对该书有所补充,有所----- - .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选项是( ). - ?
歹研喘咳: 正确答案:D 解析:由原文“其成果《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已成为各学科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可知,成果已经产生,所以第一空应选择“卓有成效”或“有目共睹”,排除A、C.第二空根据前面的“有所补充”可知应选“增益”,形成递进的关系,所以本题选择D
九江县18625006376: 中国古文字的发展现状是什么 ?
歹研喘咳: 汉字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古老文字.长期以来,汉字不仅是汉民族的重要交际... 第一次是在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以后,在国内和美国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学术...
九江县18625006376: 何谓荆门郭店竹简《老子》? - ?
歹研喘咳: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竹简本《老子》,它的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00年左右),比帛书《老子》大约提前一个世纪左右,为目前所见《老子》最古的本子.简本甲、乙、丙三组文句包含今本81章中31章的内容,共2046字,与今本和帛书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节选本,不但其章次与今本全不相应,且缺帛书和通行本中关于“道”的理论阐述.同时,也大异于与它相连接的《韩非》与《庄子》.它不是原始抄本,也不是善本,存在大量的脱文、衍文等现象,应审慎对待.
九江县18625006376: 《老子》最适合研究的是哪个版本 ?
歹研喘咳: 现在流行的有王弼和河上公两个版本,王弼是魏朝玄学家,而河上公是一位隐士,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推荐你看王弼版本的,可以选择中华书局或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至于郭店楚墓和马王堆出土的版本因为出土才几十年,研究的人很少,而且和王弼本有很多不同,所以不推荐.
九江县18625006376: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书? - ?
歹研喘咳: 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于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这是一次轰动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共804枚,其中有字简726枚,简上字数13000余个.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郭店楚简全部为先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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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研喘咳:[答案] 世界上最早的书—郭店楚简 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于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这是一次轰动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共804枚,其中有字简726枚,简上字数13000余个.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