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的走南闯北
道路网络拓扑结构有几种：
1．总线型道路结构
2．网格型道路结构。
3．树型的道路结构。
4．复合型道路结构。
复合型道路结构这种居住模式可称得上是几种类型中最具有活力的一种居住形态，广泛的存在于巨型城市的中心区域。它的特点是处于城市发展的“爆炸中心”，反复的改造更新使几种拓扑结构在在多种维度上交织重叠，居住形态往往空间极其丰富并带有戏剧化的效果，典型实例存在于西方的大都会的中心区域如纽约的曼哈顿区，上海的某些旧城中心区域也具有这种交通结构。（在某些新建的住宅小区中，人为的规定“人车分行”，生硬的制造两种不同拓扑结构的道路系统，这种住宅不能列为复合型道路结构的住宅类型。）
综合交通网络，也称为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水运）航道、（航空）航线和管道构成的网络以及保证网络互联互通的设施设备。综合交通网络是各种运输工具运行及相互连接的基础设施。
1918年暑假结束时，赵纫兰带着葆华、星华跟随李大钊迁居北京，这是她有生以来第—落足她朝思暮想的北京。
赵纫兰跟随李大钊到北京居住，惊动了李大钊在北京的许多新朋旧友。在天津上学时与李大钊共同主编《言治》月刊的郁嶷这时已在北京定居有年，特派夫人到车站迎接赵纫兰。友人帮助李大钊在宣武门附近的回回营3号找了一处相当不错的住宅。赵纫兰和一家人在北京落居以后，很快就结识了一大批教授、学者的夫人。她待人诚恳，处世随和，颇得诸位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
赵纫兰带领孩子迁居北京正是时候。李大钊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很快就对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郁兴趣。这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机特意到家乡北边的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潜心研究十月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全家人到北京两个月后，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举城庆祝协约国的胜利。李大钊先是在中山公园发表演说《庶民的胜利》，后是撰文《BoIshevism的胜利》，公开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亮出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之后，他不仅和陈独秀等人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还一起创办了周报《每周评论》。在那些日子里，找他的学生也很多，他很少吃上一顿应时饭，夜里出去回来得也很晚。到这时，赵纫兰才觉得自己早该带孩子到北京照料李大钊的生活，不然李大钊食宿不定，很可能积劳成疾。
1919年初，北京城流行瘟疫，赵纫兰和两个孩子都染上了副伤寒。李大钊急忙到处找药，终于使她和孩子很快痊愈，没发生任何意外。到5月4日，北京城爆发了反对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大示威。李大钊为领导史无前例的“五四”运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到陈独秀被捕，他更是不要命地东奔西跑，冒着危险设法营救陈独秀出狱。赵纫兰很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忧，整天提心吊胆，恰在这时她怀上了二女儿炎华，身子越来越不便。快放暑假时，李大钊权衡再三，决定送她和孩子们暂回老家，待局势稳定再返回北京。一家人回到大黑坨后，李大钊带着葆华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居有一个来月，在深山古祠里寄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并大体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计划。9月上旬，李大钊由五峰山归来后，把葆华和星华送到乐亭城里读书。待一切安排妥当，他只身回到了北京。一两个月后，赵纫兰在大黑坨生下炎华。当时，她身在家乡，心仍在北京，牵挂着李大钊的一切。生下炎华后，她就一直盼望李大钊快点回一趟家，但直等到1920年2月快过旧历年时，李大钊才风尘仆仆从天津赶回。原来，陈独秀被释放后仍受监视，待他悄悄到南方一行返回北京时，因在武汉等地发表演讲，军阀政府欲将其再次逮捕。李大钊见义勇为，亲自化装成商人，雇骡车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独秀平安转行上海后，他才由天津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
炎华命中有难，1920年春天染上“天花”，赵纫兰急忙写信告知李大钊，使得李大钊返回北京不久又回家乡一趟。幸好“天花”生过，孩子就无事了，李大钊在家住了几日，赶在清明节前回了北京。当时，他说有重要事情赶着要办。后来，赵纫兰才知道，李大钊在送陈独秀脱险时，两人相约南呼北应，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急着返回北京，是准备迎接俄国来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赵纫兰见李大钊忙得难以脱身，决定再带孩子去北京居住，以后不管怎样，都和李大钊在一起，再也不让他为家人分神。这一年夏天，李大钊在北京要办的事情太多，无暇归家度假，直待暑假快结束时才匆匆回乡一行，接赵纫兰和孩子到北京定居。1920年初秋时分，赵纫兰再次来到北京。到这时，她与李大钊结婚已有20余载，已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变成了日显憔悴的中年妇女。一年之间，旧房已易新主。在她回乡期间，李大钊见同乡挚交白眉初教授常从天津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便劝他把回回营3号的住宅买了下来。为接赵纫兰和儿女回北京，李大钊在附近的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新租了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也比较宽敞，独门独居，赵纫兰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她也十分愿意李大钊把原来租的住宅让给白眉初一家。白眉初是在永平府首城卢龙久居的满人，长李大钊13岁，自两人在天津结为“忘年交”后亲如手足。白夫人是离乐亭不远的滦州倴城人，性格开朗，热情和善。亲不亲，家乡人，赵纫兰与白夫人交往甚笃，比较贴心。而且，两家的儿女也相互有了伴，令赵纫兰异常宽心。
赵纫兰重返京城，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个从庄稼院出来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家妇女，竟成了堂堂的大学教授夫人。就在她到京前两个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将图书馆主任改聘为教授，并给李大钊颁发了教授聘书。李大钊当教授后，除负责图书馆工作外，还在本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开授了一些课程。这样，李大钊在校内外的声望越来越高，薪金也挣得多了。按说，家中的生活该富足宽裕一些，然而赵纫兰没有想到她这个家庭主妇依然难当。李大钊的月薪在200元左右，但每月开支都拿不回多少，只能勉强撑起家中的日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一段时间连家中日常花销都入不敷出，愁得她双眉紧锁。原来，李大钊时常周济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兜里没钱就写条子让人到会计科预支，开支时扣除借款所剩无几。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经费无从筹集，李大钊便从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一些钱作组织活动经费，从而使家中的日子更加窘迫。赵纫兰得知李大钊把钱都花在正经地方后，没有任何怨言，开始精心地筹划家中的日常费用，一切开销从简，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来应付城市生活，处处勤俭持家，不让李大钊为家庭生活分神。李家过紧迫日子的情况，不知怎么传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耳中，他直接出面进行“于涉”，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赵纫兰为李大钊的义举默默承担沉重的家庭生活压力，蔡元培破例“干涉”李大钊家庭生活的开支，一时均传为佳话。
1921年春天，北洋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俸，李大钊率先参加北京8所院校教职员工向政府要回教育经费和清偿积欠薪俸的斗争，赵纫兰予以全力支持，为维持家中生计想尽办法，甚至典当家中的衣物。到这时，赵纫兰在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教育和影响下，已经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安于也乐于过李大钊曾倡导的“简易生活”，以求谋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早日获得翻身解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从此，赵纫兰也过上了时时为李大钊的安危担掠受怕的日子。再度来到北京，3年间，赵纫兰又接连生下两个孩子，一是三女儿钟华，二是二儿子光华，这使她心中充满了喜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美中不足的是，李大钊自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再也无暇安心教书，频频南下，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到处奔波，使她时常牵挂。1922年夏天，李大钊赴杭州参加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接受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会谈的特殊使命，在上海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1923年2月初，他赴武汉讲学，恰赶上“二七惨案”发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不得不转赴上海避居两个多月。
他返回北京一个多月后，再度南行，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夏去秋来，李大钊又请两个星期事假，赶赴上海参加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参与改组国民党，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国共合作要事，超假足有一个多月。1924年1月初，李大钊又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李大钊频频南行期间，李家不断受到惊扰。先是李葆华在门口玩耍时，遭到一伙流氓暴打，那伙流氓还趁机闯进院子，在李大钊的书房乱翻；后是一天夜里，一条疯狗不知怎么闯进院子，照料光华的奶母被疯狗咬伤。1923年冬天，在李大钊去上海期间，李家四周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转悠，赵纫兰不得不请弟弟赵小峰帮她守家。当时，她既怕家里再生意外，又担心李大钊出门在外也遭不测。1924年1、2月间，李大钊到广州开会，家里更加无法安定。李大钊刚离京几日，院里就潜进一个盗贼；又隔几日，她和家里人发现，天一擦黑房顶就有人走动，只好找人守夜。一天晚上，全家人发现房顶又有响动，并有人跳下房的声音，急忙冲到院子里捉贼，贼虽被吓跑，却扔下一块石头，砸碎屋檐下一个绿釉大瓦洗衣盆。很明显，这是与警察有“默契”关系的“盗贼”，不是为了行窃，而是为了闹得李家人坐卧不宁，是有“政治”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赵纫兰不得不赶在春节前四处找房，搬离了那所院子。新找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住宿条件并不理想，但她已无法过多考虑，只求李大钊和全家人平安无事。1924年春天，李大钊从广州开会归来，顾不得休息，就忙着找人开会，秘密商量一些国、共两党的组织、活动等重要事项，赵纫兰又开始为他的身体担忧。不想，光挂记丈夫，小女儿钟华不道什么时候染上重病。钟华患的是白喉，却被误诊成肺炎，因医治失效而夭折。赵纫兰见心爱的小女儿离开人世，伤心得几乎发疯，但她没有责怪一心为干革命昼夜奔忙的李大钊，只是深深责怪自己没有守好儿女。祸不单行，就在钟华死去不久，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带着葆华匆匆离京，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就在他和葆华离京的当晚，李家遭到军警搜查。赵纫兰庆幸李大钊及时脱险，见北京再也无法留居，就带着星华、炎华、光华返回了大黑坨。
1924年5月下旬，赵纫兰带着孩子回到了大黑坨后，军警又尾随而来，幸得被乡亲们支应过去。过了20多天，党组织派人到大黑坨寻找李大钊，通知他赶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她告知了李大钊的避难地点，又托来人给李大钊带去一封信。在信中，她主要想同李大钊商量，由她出面给李大钊昔日的同窗好友、如今成为军阀吴佩孚的总参议的白坚武写信，请白坚武设法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她知道“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已同白坚武绝交，但她太为李大钊的安全担心，不得不出此下策。李大钊不同意她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写给她的一封长信里，讲了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并捎来了一首哀悼爱女钟华的长诗。在信中，李大钊对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在信的结尾处，他又对她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读着葆华从五峰山带回的这封信和哀悼钟华的长诗，她热泪盈眶。她知道，自己这个属牛的丈夫太倔强了，认准一条道一定走到底，是生是死都不在乎。作这样一个男人的妻子，她没有任何理由怯弱，只有坚强起来，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孩子，让为革命走南闯北的丈夫没有丝毫后顾之忧。
到这时，历经数载风风雨雨，赵纫兰觉得自己思想成熟多了，一心想作的是一个革命者的好妻子，孩子们的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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