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庄王时代到楚悼王时代，人们对礼乐文化的态度有了什么变化

成为历史是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了历史，即为过去的事实。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
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

扩展资料
历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观主要是研究“社会”和“人”这个两个核心的要素。地理环境，人口以及生产方式构成社会运动的基础物质要素，这些要素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生活条件。
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协调发展，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
1、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必要条件；
2、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努力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社会发展必须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将发展科技与生产力与生态环境有机的统一起来，将人类社会的内在尺度和生态环境的外在尺度有机结合起来。
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本质就是实践。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 经济结构是最基础的结构，决定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指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考试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方法。通过考试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其它能力，为了保证结果的公平，考场必须要求有很强的纪律约束，并且专门设有主考、监考等监督考试过程，绝对禁止任何作弊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和刑事责任。
考试萌发于南北朝时期，考试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源有二：
一是「生徒」，即当时在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上学的在校生。只要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便可以直接参加朝廷尚书省主持的考试，也称为省试。
二是「乡贡」，即不在学校上学的社会知识青年欲参加科举考试的，可以向所在州、县官府报考。
报考办法是:
每年仲冬(农历十一月)，中央官学和州县学馆把通过校内考试合格的「生徒」名单报送至尚书省。「乡贡」则由各人带自己的身分材料、履历证书向所在州、县报名。
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者由地方官长史举行乡饮酒之礼饯行，然后送至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无论「生徒」或「乡贡」，送至尚书省报到后，均须填写姓名履历及具保结(有担保人)，由户部审查后，送考功员外郎考试，自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起移试于礼部。
礼部命题考试的时间，大约是每年暮春(农历三月)，省试发榜后，合格者再参加吏部复试，吏部发榜后，合格者方可授官。
唐朝廷规定，触犯过大唐法令的人、工商之子以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如将上述不合格的士人推举到尚书省应试的，无论是学校的祭酒还是地方官长史，都要受罚。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管理天下由天子、诸侯、卿、士。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有客卿、食客等。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
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京和地方担任高官。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科举制度
百度百科——考试

礼乐的产生

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礼乐本于神说：《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神者品“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如礼本天地人的统一和秩序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上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还有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延续的欲望说：“孝，礼之始也”[1]“夫礼，始于冠，本于昏”[2]。楚简《性自命出》提出了“礼作于情，或兴之也”[3]。这一提法在先秦及后儒中是罕见的，而在楚简中却屡见，如《语丛一》上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4]，《语丛二》上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礼乐生于人情这一命题颇具人文精神，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无疑是一曲人性解放的欢歌。类似的说法在别处还可以见到，如《礼记·坊记》上有“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史记·礼书》上有“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议，……礼者，人道之极也。”

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左传·僖公十一年》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说：“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管子·五辅》上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楚简也不例外。《五行》上有“安而敬之，礼也”，“行而敬之，礼也”，“恭而博交，礼也，”[5]；《性自命出》中有“宾客之礼必有夫斋斋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斋斋之敬，居丧之礼必有夫恋恋之哀”[6]；《语丛一》上有“礼生于庄”[7]。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礼的恭敬、庄敬的特征。

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这说明，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如《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人与神灵的沟通、和谐。《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和成，上下不罢。”——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乐记》上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即观乐之精义——作者注）其深矣。’”——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楚简中也有类似的话，如《五行》有“和则乐”，“和则同，同则善”[8]。《尊德义》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往矣。”[9]由这里可以看出，和谐乃同，同则一致。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使人际关系融洽，使人在行为上向善。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

礼乐的教化功能

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礼乐之教就是和谐人的情性，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姑妇）均能和睦相处。孔子也十分重视礼乐之教。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他“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0]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1]，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荀子在《乐论》中更明确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报口腹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总之，先秦儒家是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教育功能的，这在楚简儒家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尊德义》上说：“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13]《性自命出》在论证了礼乐生于情的基础上，强调了用《诗》、《书》、礼乐进行教化，“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14]这就是说，通过论会、逆顺、节度、出入等手段，养性理情，使德生于心中。“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安焉”[15]，这里要求统治者以人情为美，以仁义为贵，修善节文，整齐仪容，乐顺天道，悦于教化，便可形成恭敬安详、礼乐融融的人间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性自命出》特别注重探讨乐教功能发挥及其规模性。“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16]这是讲音乐对人的感动作用。孟子在《尽心上》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此外，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人有不同的作用，“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舀如也斯奋。闻琴瑟之声，则讠季 如也斯叹。观《赉》、《武》，则斋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咏思而动心，胄如也，其居次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 [17]这里作者显然是推崇健康向上，能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的高雅纯正的音乐、舞蹈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音乐队教化功能。在本篇中，作者反复论说音乐与哀乐的联系，对哀乐十分重视，“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其至情也。” [18]在《尊德义》中讲得似乎更明白：“由礼知乐，由乐知哀” [19]为什么能“由乐知哀”呢？因为“至乐必悲”，故“由乐知哀”就如同“由乐知至乐”，“至乐”是表达了“至情”的，作为音乐极点的“至乐”和情感极点的“至情”的统一谐和，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作者对这种“至情”表达的过程还进行了描述，因“至乐”最能激发人崇高悲壮的情感，并通过“戚然以终”，通过“游哀”，通过忧、戚、叹、辟、踊，最后使得内在情感得以渲泄，进入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境界。这既不会抑制人，也不会失礼，可以使人情绪平衡，身心和谐，达到以乐养性，以乐怡情的目的，最终使礼乐之教落到实处。

注释：

1、 《左传·文公二年》

2、 《礼记·昏义》

3、 《郭店楚墓竹简》第17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以下引文出于该书者，只写页码，不再详注）

4、 第194页。

5、 第150页。

6、 第181页。

7、 第194页。

8、 第150页。

9、 第174页。

10、 《史记·孔子世家》。

11、 《论语·雍也》。

12、 《论语·泰伯》。

13、 第174页。

14、 第179页。

15、 第179——180页。

16、 第180页。

17、 第180页。

18、 第180页。

19、《尊德义》，第173页。

礼乐的产生

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礼乐本于神说：《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神者品“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如礼本天地人的统一和秩序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上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还有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延续的欲望说：“孝，礼之始也”[1]“夫礼，始于冠，本于昏”[2]。楚简《性自命出》提出了“礼作于情，或兴之也”[3]。这一提法在先秦及后儒中是罕见的，而在楚简中却屡见，如《语丛一》上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4]，《语丛二》上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礼乐生于人情这一命题颇具人文精神，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无疑是一曲人性解放的欢歌。类似的说法在别处还可以见到，如《礼记·坊记》上有“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史记·礼书》上有“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议，……礼者，人道之极也。”

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左传·僖公十一年》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说：“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管子·五辅》上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楚简也不例外。《五行》上有“安而敬之，礼也”，“行而敬之，礼也”，“恭而博交，礼也，”[5]；《性自命出》中有“宾客之礼必有夫斋斋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斋斋之敬，居丧之礼必有夫恋恋之哀”[6]；《语丛一》上有“礼生于庄”[7]。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礼的恭敬、庄敬的特征。

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这说明，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如《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人与神灵的沟通、和谐。《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和成，上下不罢。”——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乐记》上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即观乐之精义——作者注）其深矣。’”——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楚简中也有类似的话，如《五行》有“和则乐”，“和则同，同则善”[8]。《尊德义》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往矣。”[9]由这里可以看出，和谐乃同，同则一致。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使人际关系融洽，使人在行为上向善。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

礼乐的教化功能

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礼乐之教就是和谐人的情性，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姑妇）均能和睦相处。孔子也十分重视礼乐之教。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他“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0]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1]，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荀子在《乐论》中更明确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报口腹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总之，先秦儒家是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教育功能的，这在楚简儒家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尊德义》上说：“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13]《性自命出》在论证了礼乐生于情的基础上，强调了用《诗》、《书》、礼乐进行教化，“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14]这就是说，通过论会、逆顺、节度、出入等手段，养性理情，使德生于心中。“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安焉”[15]，这里要求统治者以人情为美，以仁义为贵，修善节文，整齐仪容，乐顺天道，悦于教化，便可形成恭敬安详、礼乐融融的人间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性自命出》特别注重探讨乐教功能发挥及其规模性。“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16]这是讲音乐对人的感动作用。孟子在《尽心上》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此外，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人有不同的作用，“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舀如也斯奋。闻琴瑟之声，则讠季 如也斯叹。观《赉》、《武》，则斋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咏思而动心，胄如也，其居次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 [17]这里作者显然是推崇健康向上，能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的高雅纯正的音乐、舞蹈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音乐队教化功能。在本篇中，作者反复论说音乐与哀乐的联系，对哀乐十分重视，“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其至情也。” [18]在《尊德义》中讲得似乎更明白：“由礼知乐，由乐知哀” [19]为什么能“由乐知哀”呢？因为“至乐必悲”，故“由乐知哀”就如同“由乐知至乐”，“至乐”是表达了“至情”的，作为音乐极点的“至乐”和情感极点的“至情”的统一谐和，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作者对这种“至情”表达的过程还进行了描述，因“至乐”最能激发人崇高悲壮的情感，并通过“戚然以终”，通过“游哀”，通过忧、戚、叹、辟、踊，最后使得内在情感得以渲泄，进入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境界。这既不会抑制人，也不会失礼，可以使人情绪平衡，身心和谐，达到以乐养性，以乐怡情的目的，最终使礼乐之教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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