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

聂豹的理学成就~

聂豹不但精于吏事，更为人们称颂的是他对理学的贡献。 聂豹是王阳明的重要弟子之一，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与罗念庵（罗洪先）同列为阳明后学的归寂派，在中国理学界占有重要位子。明代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王守仁之学按照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八派。其中，江右王门学派，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壬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徐阶等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黄宗羲文中的双江指的是聂豹，聂豹等人代表的江右王学被黄宗羲视为得王守仁真传之派。近代学者将王守仁弟子们的分化视为研究的重点。近代学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把王畿和王艮称为“王门左派”（意指激进），聂豹和罗洪先为“王门右派”（意指保守），邹守益和钱德洪为中派。近代学者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将王门后学分为两派，聂豹为其中的 “工夫以悟本体派”。近代学者牟宗三则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派、江右派、泰州派三派，其中江右派又分为邹守益和聂豹两派。近代学者钱明将王门分为“现成”与“工夫”两派，聂豹为“工夫”派。近代学者陈来把王门分为四派，其中聂豹为主静派。日本冈田武彦所分大体同嵇文甫，但是三派名称分别为现成派、修正派、和归寂派，其中聂豹为归寂派。无论是明朝王畿和黄宗羲，还是近当代学者对王守仁弟子们分化的研究和王学分派的划分，聂豹都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在王学中占有重要一席。罗洪先是最坚定支持他的理论者，邹守益是同意他的理论者。他们所代表的江右王学被现代王学研究者认定为王学的正宗代表。聂豹为王阳明弟子。王阳明曾两次亲自面授。王阳明《年谱》在后文提到：“豹初见称晚生，后六年出守苏州……”， 嘉靖五年（1526年）聂豹巡按应天府时特前往越谒拜王阳明, 称晚生。王阳明很高兴，他在写给欧阳德的信中称聂豹“开口便能相信”良知之说，并称赞聂豹资质异于常人。同年夏天巡按福建时，聂豹渡钱塘江又拜见王阳明。两次问学于阳明，两人都一见如故，聊至深夜，依依不舍。以后都是以书信来往，与王阳明请教研讨良知之学。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王守仁病逝，消息传至福建，聂豹悲痛万分，设牌位祭奠，行弟子礼，并作诗《哭阳明先生两首》。王阳明仙世后，聂豹决定拜于王阳明门下，为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仙世四年，聂豹对王守仁门下的著名弟子，被称为王门弟子中的“教授师”，可以代王阳明教授弟子的钱德洪、王畿说：‘我学诚得诸先生，尚冀再见称贽，今不及矣。兹以二君为证，具香案拜先生。’遂称门人。”意思是，我的学问得之于王阳明先生，本来想再见王阳明后拜其为师，今天没有办法见先生了，只有在你们的见证下，摆香炉正式行拜师之礼，拜王阳明为师，为其门下。从此聂豹被正式列为王阳明弟子，成为了王阳明重要弟子。《明儒学案》除将此事记载，还特别加了一句“刻两书于石以识之”。王阳明心学在吉安的传播主要依靠他的弟子们，特别是将王学推至鼎盛的四大名徒——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他们言传身教德化乡里，使吉安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之邦，成为全国推广王守仁思想的中心，这也就是庐陵文化底蕴的厚重所在。聂豹早年学易，后问学于王阳明，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自丁亥以来，致书阳明，论致知功夫。他认为知与行，行更重要。徐阶在家乡华亭遇到聂豹，在聂豹的引导下，他拜在王学门下。临别时，聂豹送给他四个字，就是“知行合一”。徐阶为之终生受益。徐阶也因此成了王门忠实拥护者。聂豹从致良知下手，他认为诚与不诚，有爱心没有爱心，孝不孝，必须养性，养心。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还写道：“德性者，良知也；道问学着，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问学者，必非学……”。聂豹在翠微山养病几个月，后又身陷朝廷锦衣狱，这些为他的“归寂”提供了实践基础。聂豹以自己的为官亲身经历，把王阳明之学，融合《易》与儒家经典，加以发明而糅合己说。在领悟王守仁之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静修体悟，以良知本寂为核心概念，未发之中诠释良知的内涵。以主静修养和戒慎戒惧作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他认为良知本寂，虚寂是心之体，良知本然状态是寂而不动的，当良知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影响之后，就会产生知觉。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本源，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主宰，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状态，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他认为，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未发之中人们的现实情感是善恶相混。如果一个人的感官追逐物欲，则情感不得其正，行为就会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发之中，则行为就是合乎道德。他主张主静修养。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主张致虚守静的工夫论。他在道德修养方法中，除致虚守静外，还主张戒慎戒惧。虚寂之体虽然是不睹不闻者，但同时也的能知能觉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离，需要戒慎戒惧存养虚寂之体。戒慎戒惧不是脱离虚寂之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修养，而是存养良知的方法。良知为体，知觉为用，通过功夫修养后本所呈现的自然而然，无私心遮蔽。在身心践履方面，他主张知行合一，认为两者在良知的统摄下，互相包含，互相融合，知不离行，行不离知。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知其发也”才能体现在它的价值。聂豹感悟出本体虚寂道理时，罗洪先从不认同，到感到倏然心惊，与自己不谋而合，到最后，坚定地和聂豹站在一起。他认为:““双江公真是霹雳手段，千百年事，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真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 刘文敏晚年也说：“双江之言是也，并有临终遗言与门人。聂豹和王阳明都是明代思想史上的改革者，所不同的是，王阳明改革的是朱学，而聂豹改革的则主要是王学。聂豹深识以“知觉 为良知之弊，反对“现在良知，认为必须就本体处着工夫，才能够避免逐物义袭之病痛。聂豹的“归寂”学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王阳明之学发展出了以主静为特色的思想体系。现代学者对此评论道：“给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王学因去除弊痛而加固，扩大了王学的影响；……推动了王学的发展与创新。” 聂豹的理论应该是既继承了王阳明之学，又发展了王阳明之学。黄宗羲对此也有过精到的评价：“(王畿)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传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在黄宗羲的心目中聂豹与罗洪先的“归寂”一脉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为了传播王学，聂豹每到一地，都要亲自讲学，弟子遍布吉安、姑苏、八闽、三晋。当时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聂豹先后与王学主要人物：季彭生、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陈九川、黄弘纲、钱德洪、王君畿、唐顺之、郭应奎、李罗山、曾前川、陈两湖、胡仰斋、王龙溪等学者论学辩究。永丰老乡宋仪望自称跟从聂豹三十年，从没有间断过聆听聂豹的讲学。聂豹的弟子郭汝霖非常追捧聂豹，在出使琉球之前，还专程登门拜访了聂豹，并将聂豹的《致知议略》刋刻发行。就连反对他学说的王龙溪(王畿 )，嘉靖四十四年再次来永丰，展拜双江墓。 明朝任内阁首辅10年的张居正当朝时大力整饬学政，严禁聚徒讲学，诏毁天下书院，规定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不许别标门户。张居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耍嘴皮子，搞虚无的心性的人，尤其对泰州后学中有明显异端思想倾向的何心隐反感，曾通缉何心隐，并致他惨死。但是张居正却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对聂豹、罗洪先一派最感兴趣。在他的《张太岳集》卷三五《启聂双江司马》）里，除了强调心学的自信自悟外，更对归寂以致虚、致虚以通感的心学思路有着深切体悟。不过，张居正接受心学思想影响，并非是为了追求个体愉悦，而是为解决人生进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聂豹是王学的忠实传播和推行者，全国著名的王学讲会聂豹都是以重要成员参加，几乎都有王学讲会聂豹都到场进行讲学。永丰三都的云邱书院，是聂豹讲学之所，聂豹经常讲学于其中。聂豹任福建巡抚期间，建立了养正院，用王学教育学子。以期从实践层面推广王守仁的学术思想。还在福建刊刻了《传习学》、《大学古本》、《二业合一论》、《道一编》等著作，扩大王学在福建的影响。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吉安府士人举行了第一次青原讲会。当时聂豹的父亲刚去世，重孝之身不能参加，但是他作为重要成员提供了讲会内容。据邹守益的《青原的嘉会语》记载，讲会讨论了六个问题，聂豹的“忘与助者，其意为何”被列入其中一个问题。次年（1534年），青原讲会召开第二次讲会。这次讲会与会者多达二百余人。成为了吉安府九县士人参加的大型讲会。在家丁忧（守丧）的聂豹参加了讲会，并在《永宁重修儒学记》中记述了这次讲会的经过。邹守益在《录青原再晤》中记录了这次讲会热议的四个问题，聂豹占了两个问题，即分辨儒学与佛老区别和提倡“主静无欲” 的道德修养方法问题。明嘉靖十五年（1536），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共建安福复古书院，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经常讲学于复古书院，探讨王学宗旨。复古书院创建时，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邀请聂豹题名作记。聂豹作《复古书院记》称：“阳明先生悼俗学之涂炭生民也，毅然倡道东南，而以良知为家”。“有志之士闻风而兴者江西为盛，江西盛者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书院之建惟安福有三。题曰复古者期有事于古人之学，而学焉者也” 。聂豹称，书院题名“复古”，其意在于以古人问学精神为榜样，追求良知之学的真谛。在复古书院，聂豹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进行了寂感之意辩论。特别是聂豹同王几进行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影响深远。罗洪先评价聂豹辩论发言，说《致知议略》可以与论语相媲美。明朝嘉靖年间，吉安知府何其高重修白鹭洲书院。书院建成后，何其成又集吉安九县学者举办讲会，史称白鹭洲九邑讲会。又邀请庐陵文化名人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等人撰文纪念。受知府何其高之托，聂豹作《道心堂记》。“道心”一词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椎精唯一，允执阙中”。聂豹在白鹭洲书院积极推行“道心”，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尔后，聂豹积极参加白鹭洲书院的各次讲会，推动他的这一学说，嘉靖十七年（1538年）正是王学遭禁之时，聂豹等人在庐陵县祭祀王守仁，继续讲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聂豹从山西平阳归江西故里，聂豹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等人举办了青原九邑大会，当时江西王学的代表人物齐聚吉安，吉安府九县青年学子纷纷参加，故亦称就九邑大会，是整个江西地区推广王学的主要讲会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十三，聂豹六十大寿，吉安府各界名流聚会于青原。王学学者为给聂豹祝寿而举办了青原大会，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也参加了此会。在青原大会上，邹守益作《双江聂子寿言》，高度评价了聂豹的政治和思想成就。邹守益等吉安府士人不仅为聂豹大张旗鼓地祝寿，而且在“寿言”中将聂豹的政绩和归寂说并称为其一生的两大成就，可见对他是极为支持的。罗洪先自称与双江的思想达到了一致。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聂豹获释后归吉安故里。同年秋与邹守益等人在龙虎山的冲玄观举办了冲玄大会（亦称冲元大会），积极宣传王学。聂豹组织了冲玄大会，这次讲会是明朝王学学者举办的诸多讲会中最具影响力的讲会之一。讲会使得聂豹的归寂说与其批判的对象王畿的良知现成说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而且这次讲会的资料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使得我们可以一窥王学讲会的内容和过程。此次讲会不同于区域性的讲会，是集合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王门同志，如王畿、钱德洪、皆浙江、江苏、徽州、宣城等地的学者，还有王臣、陈九川、洪垣等人共襄盛举，是跨区域性的盛会。嘉靖三十二年会试，徐阶联合在京的深居高位的聂豹、欧阳德、程文德趁会试天下学子齐聚北京之际，利用朝庭的力量推广王学，讲会于北京道观灵济宫，聂豹、欧阳德等人分别主持了灵济宫讲会。来自不同阶层听讲者多达千人，时间长达两个月。这次讲会的组织者多是当朝官员。讲会还通知与会者次年参加永丰的讲会。罗汝芳有一份著名的《柬合省同志》，文中明确通知“缙绅 士夫及高尚隐逸”于次年二月赴江西永丰参加会讲，上述讲会的参加者远远超出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已经大大扩大到社会各界人士。据《明史》记载，赴会者多达五千余人，盛极一时。虽然王守仁的弟子们有不少为朝中重臣，但是在军事上有所建功的唯有聂豹。可以说，聂豹一生的军工有助于后人重新评价阳明王学的社会价值，聂豹还继承和发杨了讲学化民，他的讲学，到会者有社会各层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实践了王学的经世致用。《聂贞襄公本传》曰：“聂豹身长玉立，操履峻洁，而风采凝拨，如孤风屹峙，超特不群，望之令人叹服。而神思静逸，有飘然巌壑，高举物外之气。”当他因诬陷被逮时，从容出见差使，换上囚服。慷慨上路时，屋内大声悲号，他好像没有听到。门生父老相送，无不潸然流泪，聂豹却神色不动，只是拱手作别。邹守益、罗洪先送至江边，聂豹如同平日一样，与他们论学不辍。人们大为敬服，认为他的言行与他的“未发之说”深相符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忠实执行者。聂豹的举止打动了许多人，前来送行和看热闹的人都称赞不已，认为聂豹实学实行，绝不是那种只流于言说之徒，以至于前来抓捕聂豹的锦衣卫百户戴经敬佩不已，从此都是行弟子之礼。

一、南宋中后期
二、孝宗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各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同时涌现，理学思想获得空前发展，学理上的建构日臻完善。随着张拭、吕祖谦的去世，“湖湘学派”与“婺州学派”后继乏人，相继凋零。此后，“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其中尤以朱学为盛。朱、陆在世之时，理学便成为社会上的“显学”，影响在逐步扩大。南宋中期尽管爆发了“庆元党禁”，理学家在仕途上受到很大排挤，但这并未对理学的传播产生太大阻力。党禁中对理学的打击并未完全奏效。如庆元三年(1197)二月，朝廷曾下诏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为“伪学之党”，并在科举考试时“策问伪学”。考生张泳有志于濂洛之学，对策“诋排异端，力主朱子正学”。党禁期间，士人对理学的学习、对理学家的倾慕也未被遏止。如张渭在《宋元学案》中分别被列入“慈湖学案”和“东莱学案”。根据杨简《铭张渭叔墓》的记载，张渭接受陆氏心学正是在“党禁”方炙之时，而且“不远数百里”来从学。党禁之后，理学传播风起云涌，其势更加不可阻挡。嘉定时期，宁宗在理学家的一再请求下，先后赐予理学宗师谥号，加以追认旌扬。理宗更是公开嘉奖理学，在淳佑元年(1241)的诏书中，对程朱之学作了公开认可，最终促成了理学对朝野思想之流贯。
但理学的广布并没有带来学术繁荣，相反理学的学理建构已趋于停滞。朱熹弟子众多，南宋中后期影响较著者有黄榦、陈淳、魏了翁、真德秀、“金华四先生”及黄震等。但这些朱门后人在学术上光大之功有余，开拓之力不足。王夫之指出：“朱子没，而嗣其传者无一人，是可为长太息者也!”陆学曾兴盛一时，成为南宋中后期唯一能够与朱学相抗衡的学派。由陈淳《与陈寺丞师复》、陈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可知，兴起于江右的象山之学，嘉定时期已经在江左十分兴盛。陆学的继承者，无论是“槐堂诸儒”，还是“甬上四先生”，同样没有在心性之学上有所创获。而且陆学在取得短暂“辉煌”之后，很快便被朱学“消解”，故黄震说：“今未百年，其说(陆学)已泯然无闻。”南宋中后期理学家虽未能在学理建构上有所建树，但他们却全面展开了“躬行”，将理学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对此明人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三、南宋中后期理学家多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如李燔因史弥远废皇子竑事罢归。此后，“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他所荐举的这些人，除叶宰的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一人的理学渊源均很清晰。此期众多理学家官居高位，这为理学向政治辐射提供了保障。如真德秀曾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其在朝之日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政事管理之中。又如曾任左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等职的郑寀，他对义理的体认“每于谏书、讲卷发之”，皇帝对他的讲解也甚为满意，认为他“议论忠实切至”。又，此时不少理学家能将政治理想融贯到学术著述之中。如理宗“端平更化”之时，将真德秀召入朝，希望他能扭转国家的衰退之势。而真德秀入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大学衍义》。这看似迂腐的作为，恰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大学衍义》乃有为而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一旨趣在真氏《西山读书记》、《政经》等书中也有体现。
此时理学家的“躬行”还表现为，将学术思想向日常生活和道德人生推进。欧阳守道说：“某杜门穷居，常深有感于当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类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类所依以生者圣贤。而圣贤所以生人类、立天地，依于人心之理义。”既然理义是立天地、生人类的依据，则躬行理义就可以通古今、知来者。如此，士人可以通过研习理义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并实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因而，理义和科举相比，前者的意义更为远大。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专心于理学而放弃科举的士人，如南康府的周谟、余宗杰、李辉、刘贲，“四人同学于文公门，并有时名，不慕仕进”。又如詹廷坚：“从诸老游，根源伊洛……每曰：‘正心诚意，吾性所当尽也。修身齐家，吾身所当践也。科举可为吾累乎?’”又有徐子仪，将理学的要义用之于现实，不以“穷达易其志”，能够“事亲孝，为兄友，处族义，与乡和”，使“乡里称善人”。徐氏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理学深入民间、深入人心的表现。这种将理学落实到现实生活，自然迎合了下层社会的需要。如“乡先生”周允成在家乡从事教学活动，极大促进了理学在当地的传播。其生徒达数百人之多，其中“成人者不可胜计”。其授徒讲学实为理学思想向生活、向人生落实的重要方式。除了教学之外，周氏还整理天文地理、阴阳杂技、医学卜筮、稗官小说等书籍，这类书籍虽属民间日用，但周氏认为它们“有合于道”。理学家在乡里的学术活动无疑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步骤。其讲学、授徒、著述和道德示范，无不使理学思想深入民间，取得了“化俗乡里”的效果。众多理学家以身作则，对民间盛行的佛事加以抵制。如陈淳“顺亲有道，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谕父以理，屏去不用”；周允成临终之时告诫子孙说：“吾平生圣经贤传，心体躬行，自觉超逾释老。归尽之日，谨勿信地狱之说而作佛事，丧礼一从古制。”
为了更有效地将理学向现实生活推进，必然要设立特定的形式。其实早在朱熹生前，理学便出现了形式化倾向。朱熹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高度程式化。朱熹之后，理学的形式化越来越严重。如王柏“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黄灏“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李燔“被服布素，虽贵不易”；李方子“危坐竟日，未始倾侧”，这些理学家都以特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对民间社会施加影响。

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鲜有开山宗师。自宋至明，除了宋代杨万里、元代吴澄、明代吴与弼等人之外，有创见的并不多。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在抚州的南丰县、赣州的宁都县、九江的星子县三地，竟然崛起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江右学者方阵。三地学人各有所长，思想相互碰撞，精彩纷呈。其中，谢文洊的“程山学派”以东西方文化交融后逐渐形成的独到创见，成为江右理学中的一抹亮色。
　　从专心应举到潜心学禅，再从心学转向理学，历经学术三变之后，谢文洊创造了“畏天命”学说，由此奠定其江右理学一派宗师的地位
　　谢文洊，字秋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生于南丰县城西的一座普通民居。少年时期的谢文洊并没有显露出太多的天赋，唯一能够为他日后的成就做铺垫的细节，就是一次在舅父家借宿时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晚年的论著，几天几夜细读精研。
　　相比平淡的少年时光，谢文洊的学术经历却着实有几分周折，甚至跌宕起伏。
　　明崇祯十年（1637年），谢文洊的父亲谢天锡为了能够让几个儿子考取功名，特意在相邻的广昌县香山找了一处安静所在，盖起房舍，供他们研习应举学业。可惜，谢文洊辜负了父亲的苦心。两年后，他应试乡举未中，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之后，谢文洊重新研习备考，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到了香山一座寺院，开启为期五年的“禅意人生”。
　　清顺治二年（1645年），谢文洊受到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王文公集》、王畿《龙溪集》两本著作影响，开始研究心学，并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前后皆备于今”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清顺治六年（1649年），应友人之邀，谢文洊前往新城（今天的黎川）参加学术辩论。其间，受友人王圣瑞影响，读到另一位理学大家罗钦顺的《困知记》后，突然开悟，转而全心投身理学研究。
　　几年后，谢文洊回到阔别多年的南丰县城西老家，建立“程山学舍”对外讲学。由此，世间多了一位“程山先生”。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43岁的谢文洊对于古今中外的“天命”之说进行了重释。在收录到《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谢程山集十八卷附录三卷年谱一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凡人心慑殚处，必有所著。如小儿怕严师，这怕是著在师身上；如吏胥怕官长，这怕是著在官长身上；临深渊履薄冰，这怕是著在冰渊上。此独知之地，非严师、非官长、非冰渊，如何不恣？须要知此一念灵明，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便是天命我的性；一念私欲，便陨越此天命。所以夫子说‘畏天命’，便是畏此独知也。”
　　从史料可知，谢文洊以“畏天命”为宗旨，以诚信为本，以识仁为体，以经世为要，其理学思想广为传播，在当时的江右理学影响深远。同乡士子、友人甘京、黄熙、封睿、曾日都、危龙光、汤其仁等均拜谢文洊为师，时号“程山六子”。甚至其祖父辈的谢退思、老辈名士李淑旦、大司马汤来贺都视谢文洊为师。即便在谢文洊坚辞之后，还将儿子送至谢文洊门下求学。以至于当时的南丰县令张黼鉴感慨道：“但得见秋水先生幸耳。”
　　由举业转为好禅，由好禅转为心学，由心学转向理学。十余年间，谢文洊的学术生涯历经三变，最终创新构筑了“畏天命”学说。并借助以“畏天命”的思想根基，聚集众多理学学者形成的“程山学派”，俨然成为“江右理学之宗”。
　　与一位天主教徒的数度论辩，谢文洊在东西方信仰的异同交锋之间，找到了文化融合的节点，“程山之学”成为江右理学的代表思想
　　“畏天命”语出孔子《论语·季氏》，后代儒学诠释甚多。但谢文洊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却隐含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成分，从而使其对“畏天命”的重释成为一种思想创新。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机？
　　国内从事谢文洊以及“程山学派”研究的权威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刘耘华经过多年研究，找到了一位影响谢文洊理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天主教徒刘凝。并据此揭开了一段谢文洊与刘凝之间东西方文化交锋与融汇的往事。
　　明清间以传教士为主要介质的中外文化互动大约持续了250年。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拓宽了中西文化各自的视域，并在不同层面上展开了思想与知识的重构，泽及后世，影响深远。而刘凝就是这样的介质。刘凝，南丰人，清初有名的天主教徒，曾任崇义县训导。著述丰赡，其中《说文解字韵原》被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还能查到其参与编撰的《南丰县志》（《民国南丰县志》）。
　　在谢文洊所著的《日录三卷》以及后人编撰的《谢程山年谱》中，都能找到谢文洊与刘凝多次辩论西学的内容。《日录》记载了他们之间围绕“上帝属性”的争论。谢文洊认同刘凝借给他阅读的耶稣会士庞迪我所著《七克》一书观点，认同“上帝”（天命）的存在，认同道德践履离不开“他者”的监督。同时，却又坚决否定“上帝降生”等“启示真理”。
　　刘凝告诉谢文洊，在马厩降生的耶稣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化，以言行为万世典范，为了救赎万民而主动献身，用以引导人性中天赋之善而敬仰上帝。倘若不明了耶稣亲临人世的教诲与救赎，则“其道无由”。谢文洊则认为，西方人以“上帝”为“肉身之人（耶稣）”，“名为尊上帝,其实是亵侮上帝”。他与当时多数中国儒士的态度一样，不相信降生在马槽、身份卑微、且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会是天地万物之创造者和主宰者!
　　所以，谢文洊驳回刘凝，这不是尊崇上帝，而是亵侮上帝。在他的理解中，上帝是有赏罚权能的“上天”。得罪“上天”，必有灾祸的后果。因此对“上天”才必须“敬畏”；相信这样的“上天”，“畏”“怕”的行为才能产生实效并促成精神的纯化和人格的提升。这也是他异于以往性理之学的创新点。
　　刘耘华教授认为，谢文洊确立“畏天命”为学术宗旨，明显受到天主教的反向推动。正是在不断的认识交锋过程中，谢文洊所代表的东方儒家文化与刘凝的西方文化逐渐形成思想交融，并为程山之学注入了某种独特的内涵与表现方式：在以“中学”为体的名目之下，接纳一些“西学”的“工夫”之“用”，却又否认此“用”之来源。最终形成“程山之学”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次程山论学成就了江西三山学派，但在谢文洊传播过理学思想的故乡南丰，所有的历史留痕都已随风散去，竟然找不到任何踪迹
　　不仅是与西学的交流，谢文洊创立的“程山学派”和同一时期声名鹊起的江右两个文化团体宁都的“易堂学派”和星子的“髻山学派”来往甚密，其推行的“畏天命”学说得到他们的热烈回应。他在《宁都魏季子五十一序》中称自己与以魏禧为代表的“易堂九子”交往“为兄弟交三十余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还专程前往翠微峰拜访。
　　康熙乙巳年（1665年）农历四月初九，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日子。当天，“髻山学派”核心人物宋之盛专程来到南丰与谢文洊会面，这次会面不仅圆了两人书信论学10年的神交梦，还促成了一段江右学术史上堪称巅峰的交流往事。
　　经宋之盛邀约，正在新城讲学的魏禧、彭任也赶往南丰。于是，有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在谢文洊的《乙巳会语》、魏禧的《复谢约斋书》及宋之盛的《程山问答》中都有着较为翔实的记录。由此，以谢文洊的理学、魏禧的经术文章、宋之盛的气节共同构成的清初“江西三山学派”正式成型，并以学术方阵的形式，成为中国清初学术史上一道耀眼的光环。
　　这次聚会，自初九至二十五日，历时17天。其间，谢文洊、魏禧、宋之盛在程山学舍大举讲会，广论程朱理学，听者甚众。史料记载：“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宋之盛亦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 依依惜别之际，大家约定择年再聚首。
　　没想到的是，宋之盛返回星子3年后就去世了。自此，“江西三山”程山论学成为绝响。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谢文洊在南丰逝世，享年66岁。
　　谢文洊深受客观唯心主义影响，认为治学、创作都要替天行道，必须诚心诚意。在文论上，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为人正直，认为“为学之本，畏天命一言尽之矣。学者以此为心法，注目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责，无犯帝天之怒”。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明学遗书》56卷、《谢程山文集》18卷均收入《四库全书总目》。
　　令人遗憾的是，在谢文洊倾其一生传播理学文化的故乡南丰，已经找不到任何关于谢文洊的痕迹。无论是谢文洊故居、程山学舍所在地等旧址，还是关于谢文洊以及“程山学派”的所有史料，在南丰县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知之甚少。
　　幸好，历史不会失忆。

---

襄城县18839566562： 程朱理学中的“道在气先”是什么意思? - ？
徵仲二乙： 程朱理学中“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襄城县18839566562： 程朱理学中的气和理指什么,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有什么 - ？
徵仲二乙： 相同点: 1.思想来源:同属儒学范畴,都是对儒学的发展; 2.思想主张:都强调意识(理,心)第一物质第二,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 3.根本目的:都要求人们克服私欲,以“仁”的思想规范行为,从而维护封建 统治的社会秩序; 4.地位和影...

襄城县18839566562： 中国古代理学主张什么? - ？
徵仲二乙： 理学,是由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延传下来,昔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的推出,导致除儒家外的百家失传,但也少有保留.至后期历史学者研究,逐步形成我国古代理学.例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宋明理学》等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 朱熹 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襄城县18839566562： 智育一般指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训练技能,发展能力的教育.智育主要是指包括各门学科的知识教育,各种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统一发展,各种智力培养的教育活动.在实施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智育可以为其他各育提供一个科学文化知识基础和智力基础,可以促进其他各育的发展.根据上述定义,下列不属于 - ？
徵仲二乙： 正确答案:D 解析:A选项中提出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知识的泛智教育,属于智育;B选项中六艺之教、汉武帝“独尊儒术”、朱理学都属于智育教育;C选项中古希腊的学校教学内容也属于智育;D选项中分别属于德育、体育、美育、劳育,与智育属于平行关系.它们都属于教学内容,教学既要完成智育的任务,也要完成德、体、美、劳诸育的任务,而智育则主要是指包括各门学科的知识教育.

襄城县18839566562： 中国理学开山鼻祖是谁 - ？
徵仲二乙： 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 周敦颐(1017.5.5~1073),字茂叔,号濂溪,汉族,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

襄城县18839566562： 中国古代理学的开山祖师是谁? ？
徵仲二乙： 周敦颐,汉族人,字茂叔,号濂溪,宋营道楼田堡(今属湖南)人,在学术界是公认的理学派开山祖师,是北宋著名哲学家. 周敦颐的主要思想记载于《周子全书》一书....

襄城县18839566562： 朱熹在理学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徵仲二乙：[选项] A. 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 B. 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C. 他将理学发展到“心学”阶段 D. 他主张要注重”内心反省”

襄城县18839566562： 宋明理学有哪些主要的流派及其理论形态 - ？
徵仲二乙：[答案]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称为“理学三先生”. 理学的产生原因 1....